【题注】
在宋代书序三大家中，欧阳修以诗文序见长，王安石以经义序著称，曾巩则是以目录序受到世人的推重。清人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
曾巩的目录序之所以为人推重，不只是因它辨章学术、推究源流、考订缺失，写得清醇明洁，更在于它无论长篇短制，每一篇都是一个专论，且都不乏远见卓识。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在开头介绍了《战国策》的考订缺失之后，即针对该书的内容，拎出刘向所认为的战国游士的纵横之风是“不得不然”的看法，并逐一加以驳斥，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驳斥时并非剑拔弩张，而是“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古文关键》卷二），“平平说去，亹亹不断，最淡而古”（见《文章精义》）而力避平衍板滞，颇具纡徐圆转之妙，若春蚕抽丝，如春云出岫，耐人精读。
原文
刘向①所定《战国策》②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③。臣（校书均进呈皇帝，故自称“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点评：叙述校对《战国策》的情况。交代简洁，一目了然。
叙曰：向（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沛郡丰邑人。汉朝宗室大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之玄孙，中国目录学鼻祖。《战国策》由他整理成书，后面所引是他在《战国策·叙录》中的话）叙此书，言“周之先，明④教化，修⑤法度⑥，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前言“谋诈用”，后言“不得不然”，故曾巩谓其“不笃于自信者也”）。
点评：开头用“叙曰”领起对刘向《战国策序》的评论，接着分两层论述：“其说既美矣”肯定了刘向对战国时代特点的分析，此为欲抑先扬，暗含其后欲申论之观点，显得公允得体；“卒以谓”后则是批评的重点，也是本段主旨所在，直接指出了刘向的自相矛盾，“不笃于自信”，言意温淳而又切中肯綮。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强调了“道”的根本，不因旧时习俗的消亡而变更），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阐说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时适变）二帝三王⑦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受韩愈道统说影响甚深）。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末句用反诘语气，呵斥之情溢在其表）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点评：自荀子始，儒家内部已经有“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分歧，荀子等人的着眼点在于制度与时势的契合度，他们认为，越是靠近的时代，社会状况越是近似，那个时代的制度也就与当下的时势契合度更高，所以应当“法后王”；而曾巩从另一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将“法”的对象分为道和法两方面，法固然是随时而变，“不必尽同”的，而道则是“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宋史·曾巩传》说他作文“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于此可见一斑。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直接批判战国游士的危害，与上段所述孔、孟相反）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即“苟且”，与上段“勿苟”相反）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从利害、得失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其结局并不见佳）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⑧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⑨也（举例说明战国游士之邪说害人害己）。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点评：“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是本段纲领，后文以游士之说对比反衬出先王之道的治国作用。
曾巩是正统的儒家学者，此篇卫道的气息非常浓厚，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但他并不食古不化，而是一个知权达变的圆通之儒，承认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主张因时适变：只要合乎“先王之意”的变革都是合理的，从而对“先王之意”作了比较圆通的解释，这样就不会使人感到“先王之道”可望而不可及。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⑩而绝⑪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曾巩校录此书，又斥此书为“邪说”，恐人言其自相抵牾，故于此作一解释，方使自身跟脚立于不败之地）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点评：本段主要说明《战国策》“不可得而废”的原因。先以“或曰”提出问题，再以“对曰”阐明态度，不是“灭其籍”而是分析批判它的危害，使人知不可信从，然后又举孟子的书为证。不仅从道理上说“放而绝之，莫善于是”，还从史料价值上说“固不可得而废也”，说明自己校订的必要性。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点评：首尾呼应，说明本书注本的存佚问题。
【注释】
①刘向(前77？一前6)：字子政，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撰成最早的目录《别录》。
②战国策：成书于战国末年，后来经过刘向整理成为三十三篇。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的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和活动。
③阙：通“缺”，缺少。
④明：明确。
⑤修：整治。
⑥法度：法令制度。
⑦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与周文王（或周武王）。
⑧“卒至”句：苏秦为战国时纵横家，曾说六国合纵以抗秦；商鞅为法家，曾说秦孝公变法图强；孙膑为兵家，曾为齐谋击破魏军；吴起为兵家，曾为魏文侯将攻秦，任西河守；李斯为法家，曾助秦始皇统一六国。
⑨寤：通“悟”，醒悟。
⑩放：放弃。
⑪绝：断绝。
参考译文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访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并且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对不可考据的文章则存疑，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又完整了。
叙曰：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朝开国之初，明确了政教风化，整治了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得到安定。到后来，盛行阴谋欺骗，仁义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天下出现了大乱。”这个说法很高明了。但最后却说“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揣摩当时的君主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才不得不这样说。”可以说是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缺少坚定的自信了。
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他们二位却独独宣扬先王的政治，告诉我们（仁义）是不可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遭遇的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固然很大，他们的法制固然相异，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愿望，处理事务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则，哪里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见解呢？只是不肯无原则地附和，取悦他人罢了。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能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不懂得王道的可信，只是为他们的说法容易迎合国君的心意而欢喜，他们的居心用意，只不过是侥幸谋划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他们）讨论欺诈的好处而对弊端避讳不谈，强调战争的好处而不谈论其中的忧患，那些一个接一个这样做的人，都拥有一点小利却不能承受它的大害，个个有所得却抵不上它的损失。最后像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诸侯和秦国因为施行了他们的政策而遭遇灭国之灾，很明显这是天下的一大祸害，但是俗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遵循先王正确的法度，积极适应时代做出改变，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有人问：“战国游士之说会损害正道，应该废弃禁绝。这本书不销毁也是可以的吗？”回答说：“德才兼备的人禁绝战国游士之说，是通过向天下人解释明白这些理论，使当代世人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可行的，然后就能禁绝邪说，达到思想划一的目的了；使后世的人都明白战国游士之说是行不通的，然后就能消戒邪说，达到明世的效果；哪里需要把书籍销毁呢？废弃禁绝它，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讲到神农的理论，有讲到墨子的理论，都是批判的话语。就这本书而言，上承春秋，下达秦汉之间，二百四五十年之间的行事都记载在上面，万万不可以废弃。”
这本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有的人说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保存的有八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