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辛格
天鹰座里那颗最明亮的恒星被称作牵牛星，它距离地球有16.7光年，亮度是我们的太阳的8万倍。牵牛星是“夏季大三角”三颗星中的一颗——在GPS出现之前，大三角星一直都是空军用来夜间导航的标志。但在牵牛星的一颗很小、很不起眼的卫星上，潜伏着一只看不见的怪物，它在等待着它的猎物。
当然，这颗卫星和这只怪物都是虚构的，但那颗恒星是真实的——这一细节的加入为1956年的科幻电影《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增加了逼真感，该片由一家好莱坞大制片厂出品，是最早的太空史诗电影之一。这只怪物是被宇宙飞船C57D发现的，这艘飞船抵达牵牛星4号卫星是为了搜寻一支早年被派出的、已经失联的探险队的消息。这颗星球上仅有的居民是爱德华·莫比亚斯博士（沃尔特·皮金饰）和他的女儿阿尔泰拉（安妮·弗朗西丝饰），尽管他们热情好客，但飞船的指挥官约翰·亚当斯（莱斯利·尼尔森饰）和他的船员们却频繁遭到一种充满敌意的、看不见的力量的攻击。最后，谜团终于被解开：牵牛星4号卫星上以前的文明留下了一台机器，莫比亚斯博士把自己的大脑连入这台强大的机器里，无意中释放出了一种“来自本我的怪物”。下面是亚当斯如何向满腹狐疑的莫比亚斯解释怪物的秘密：
怪物是来自潜意识，这毫无疑问！……那台巨大的机器，配以12千米长的调速管继电器，它所产生的能量足以实现全人类的天才创意……这台终极机器可以随时将人们想象出的任意形状、任何颜色的形象即时投射为实体，出现在这颗星球的任意地方。任何想法都可以实现，莫比亚斯！这纯粹是由思想创造出的。
剔除亚当斯的这番演讲中的伪科学部分，人们会突然发现他谈的并不仅仅是这只特别的怪物，他谈的是所有电影中的怪物。莫比亚斯的怪物是一个世纪以来，在大银幕上出现过的各种怪物的一个完美的隐喻。正像莫比亚斯的怪物一样，电影中的怪物都是来自它们的造主的潜意识。这些造物以造主能够想象到的任意形状和颜色出现。电影中的每一只电影怪物都纯粹是思想的产物；都是来自本我的怪物。
拿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来举个例子。这个原创自1818年玛丽·雪莱的作品《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的怪物，要算是电影中最知名的怪物了，他第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是在1910年，但直到那部由詹姆斯·惠尔导演、鲍里斯·卡洛夫主演，环球制片厂于1931年出品的电影《弗兰肯斯坦》上映之后，才奠定了他最具标志性的形象。杰克·皮尔斯（Jack Pierce）所设计的妆容，把卡洛夫这位英国演员的正常相貌变成了一幅恐怖的景象——苍白的皮肤，超大的前额，扁平的头顶，还有穿透了他脖子的那根巨大的金属螺栓。赋予他生命的人是疯狂的亨利·弗兰肯斯坦博士（科林·克利夫饰），此人对扮演上帝一直心怀执念，为实现自己这种疯狂的梦想，他不惜去盗墓、去医学院偷尸体，从他所找到的每一具尸体中挑出最好的器官，只为拼凑出一具全新的身体。不幸的是，弗兰肯斯坦的助手弗里茨（德怀特·弗莱伊饰）弄坏了专门给这怪物用的健康大脑；由于手头没有可用的备用品，他偷偷地换上了一颗不正常的大脑。不知情的弗兰肯斯坦博士把那颗劣质大脑装进了他的造物的身体里，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企鹅经典丛书版的封面。
1931年版电影《弗兰肯斯坦》再次发行时的电影海报，这部令人难忘的电影由詹姆斯·惠尔导演，鲍里斯·卡洛夫扮演电影中的那个怪物。
Frankenstein © Universal Pictures.
《原子怪兽》（The Beast from 20,000 Fathoms，1953）的电影海报，该片以定格动画传奇人物雷·哈里豪森（Ray Harryhausen）所塑造的怪兽效果为特色。
The Beast from 20,000 Fathoms ©Warner Bro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与大多数怪物电影一样，惠尔的这部《弗兰肯斯坦》是遵循了怪物电影核心宗旨之一的一个警世故事，借用喜剧演员帕顿·奥斯瓦尔特（Patton Oswalt）在他的脱口秀专辑《狼人和棒棒糖》（Werewolves and Lollipops）中的精辟描述：科学说，我们只讲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肆意妄为的科学成为绝大多数经典怪物电影的核心，唯一可变的部分是怪物的种类和它们所各自代表的具体的科学方面的恐怖。实际上，梳理一下怪物电影这种类型片的全部历史，会让你对整个20世纪人类对最伟大技术的关注产生一种相当不错的印象。站在全局角度看，怪物电影的经典全集就像是一部庞大的纪录片，反映了社会最严重的恐惧的进化过程。
《弗兰肯斯坦》问世后没几年，当人们还对它从医学专业角度呈现的恐怖心有余悸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持续五年多的战争消耗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的人力财力，最终在广岛被投放了原子弹的第九天后战争结束。对核武器的担忧——以及对人们如果哪天再使用核武器时可能会导致的毁灭的焦虑，在此之后的几十年贯穿于所有怪物电影之中，并在太平洋两岸传播开来，甚至会延伸到未来几十年。潘多拉的盒子已被打开，内有口喷火焰的怪物。
在美国电影中，假想的核试验开始释放出各种各样的巨型怪兽。在1953年的电影《原子怪兽》（The Beast from 20,000 Fathoms）中，一次在北极的核试验唤醒了一头被困于冰块中的恐龙；它逃出来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遍布了整个加拿大，并殃及美国北部。第二年，戈登·道格拉斯（Gordon Douglas）的《X放射线》（Them!）中释放的是一群巨型蚂蚁，它们是暴露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地区的核辐射中后发生了变异，这个地方是真实世界中的首个核试验场。与此同时，日本也推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也是系列作品最多的怪兽之一：哥斯拉（Godzilla）。
《原子怪兽》和《怪兽王哥斯拉》（1954）中的主角怪兽都是史前时期的恐龙，它们都是被当今时代的那些欠考虑的核试验给唤醒的。《原子怪兽》和其他几部类似的美国电影或许算得上是首创，但《怪兽王哥斯拉》统统超越了它们，变成了原子时代怪物的一个范例——其部分原因是创作了《怪兽王哥斯拉》的日本人与之前那几部怪兽电影背后的美国电影人不同，他们是亲历过真正的核恐怖的，他们把他们亲身经历融入了作品之中。
回想那部早期电影里的场景，一艘渔船被一波神秘的冲击炸成了碎片，原来是蛰伏于水底的哥斯拉在觉醒。这个片段源自一场真实的海上事故，事故就发生在电影出品的几个月之前，当时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的全体船员都受到了辐射毒害，来源就是美国氢弹试验无意中释放出来的核微粒。就在那艘虚构的渔船被未知的力量攻击的刹那，演员们痛苦挣扎的表演是那样触目惊心，令你完全无法把这部电影归为一部空想的灾难片。这部《怪兽王哥斯拉》不只是一个套上橡皮衣的家伙在毁掉一些硬纸片搭出来的建筑，它是一群艺术家竭力表现他们感受到的民族创伤。
导演本多猪四郎（Ishiro Honda）探讨了原子弹攻击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他让影片中的主人公们装备了自己的超级武器，一种近似于原子弹的“氧气毁灭者”（oxygen destroyer），那似乎是阻止哥斯拉肆虐的唯一有效的东西。但氧气毁灭者的威力很强大，一旦落入了坏人的手中，它给人和动物所造成的杀戮伤害可能比哥斯拉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哥斯拉搏斗的主人公们面临的决断——眼前能解救生命的可怕武器在未来有可能会使更多的生命陷入危险的境地——和当年给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策者所面临的如出一辙。
最后，发明氧气毁灭者的科学家用它打败了哥斯拉，并在这过程中故意使自己与之同归于尽，这样就再没有人能使用他的发明了。他的这种高尚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多少为后来的事实所冲淡：哥斯拉变成了一个电影系列，它一再地复活并威胁着日本（后来又保护日本免受其他巨型怪物的攻击）。不过哥斯拉不断的死而复生也恰好成为一个完美隐喻，映射了这个时代阴魂不散的核恐慌。正如那些远古时代的恐龙带给人类的恐慌一样，忧虑是不可能被轻而易举消除的。
不同种类的恐龙——以及科学上的新关注点——是另一部传奇的怪物电影的重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1993）。（以下剧透警告）这部改编自迈克尔·克莱顿同名小说的电影想象出了这样一个世界，灭绝的恐龙在这里被重新复活了，它们被安置在了哥斯达黎加附近的一座小岛上，那里变成了一个观光胜地。在这座独一无二的主题公园尚未向公众开放之前，想要确保它足够安全的投资者们邀请了一支由古生物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团队，以确认一切正常。然而必有一失，技术故障、糟糕天气，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连锁反应，让这座小岛陷入一片混乱。
《侏罗纪公园》中的霸王龙和迅猛龙不是核能驱动——它们是基因工程的产物，这部电影反映新一代人们对克隆技术的焦虑，这在整个90年代中期都是新闻和流行文化中的热门话题。摒弃了疯狂科学家的原型，斯皮尔伯格把科学家们塑造成了电影中的英雄。《侏罗纪公园》中的问题并非源于科学家，而是出自商人约翰·哈蒙德（理查德·阿滕伯勒饰），他天真地妄图创建一座恐龙主题公园。哈蒙德的鲁莽行为突显的正是我们文化中对神气十足的企业家与日俱增的不信任，他们四处鼓吹技术乌托邦会给社会带来益处，却忽略了其破坏性。
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约翰·哈蒙德（左）给艾伦·格兰特博士（萨姆·尼尔饰）和埃莉·萨特勒博士（劳拉·邓恩饰）介绍侏罗纪公园。
Jurassic Park © Universal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异形》中的领衔太空怪兽，由瑞士艺术家H. R.吉格尔设计。
Alien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哈蒙德尽管心存些许崇高的理想，但他的动机却掺入了贪婪性——这是贯穿这个时代众多怪兽电影的一个关键主题。有两个绝佳的例子就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异形》（1979）和与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续作《异形2》（1986）。尽管这两部电影都有同样的女主角（足智多谋的埃伦·蕾普莉都是西格妮·韦弗所扮演）和怪物（H. R.吉格尔所设计的抱脸虫和破胸虫异形生物），斯科特与卡梅隆的这两部作品却迥然相异。斯科特展现的是一个太空里的鬼屋故事，而卡梅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电影。然而，在不同中又都有一个共同的次要威胁，就是使异形生物的危害成为可能：强大的魏兰德-尤坦尼公司（Weyland-Yutani Corporation）的冷血商业行为。
就是这个“公司”安排了《异形》中神经错乱的人造人阿什（伊恩·霍尔姆饰）不惜一切代价要保留异形生物的样本，就算会导致蕾普莉和她的同事死亡。在《异形2》中，从上一部电影的废墟里捡回一条命的蕾普莉又被他们派回到了那颗星球上，因为他们在那里再次发现了异形生物。一位令人厌恶的“马屁精”公司法人（他的丑恶嘴脸被扮演者保罗·雷瑟演绎得淋漓尽致）坚持说这第二次探险是为了营救一群身陷绝境的殖民地居民。他与上次一样在撒谎，公司的目的还是要取回一份异形生物标本，为的是他们能用它来制造生物武器。
《异形》中本来没有明确是一位“弗兰肯斯坦”还是一位“哈蒙德”创造出了怪物——但几乎过了40年以后，雷德利·斯科特又重拾这个系列并给了异形一个创造者，他在前传电影《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中揭示，设计异形生物的是一个名叫大卫的人造人，大卫的扮演者是迈克尔·法斯宾德。回溯一部怪物电影的前因后果，并将它变成一则寓言，揭示盲目无度地追求科学进步的危险，这么做永远都不晚。
约翰·卡朋特执导的影片《怪形》（1982）的电影海报。
The Thing © Universal Pictures.
《禁忌星球》（1956）的电影海报。
Forbidden Planet © Universal Pictures.
电影中的怪物很少有能与异形奇异的生命周期、多层结构的嘴巴和酸性的血液相提并论的。唯一一个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生物比较相似的，是约翰·卡朋特的《怪形》（1982）中那个令人恐怖的主角。没有哪种描述能准确地形容怪形，它的变身能力能让它适应任何不利的环境。一旦被发现，它能从躯体上生出疯狂乱舞的触手或如剃刀般锋利的尖牙，这些都是前奏，它最后会变形成一只人体大小的蜘蛛。砍掉它的头，那离开了身体的脑袋会用它的舌头当套索，拖着自己逃往安全的地方，然后又会生出几只蜘蛛腿，托着脑袋爬行。而这些全都是在一个场景中发生的！更可怕的是，这个怪形能完美地复制任何活物的形态。起先它伪装成一只雪橇犬，后来又变成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一路上它杀死一个取代一个。
《怪形》中的怪物，是由备受好评的特效化妆师罗伯·博汀（Rob Bottin）所设计，它仍是迄今为止电影中曾做过的最可怕的特效之一。但怪形能看起来像任何人、甚至是你了解的某个人的这种事实才更可怕，比它那长满触手的样子还可怕——如此一来，南极科考站迅速沦为一个妄想和暴力之地。《怪形》与所有这里提到过的电影，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怪物电影还有另一个共同之处：真正的怪物一直都是人类。弗兰肯斯坦的造物是一个暴力的不稳定因素，但变成一帮滥用私刑的暴民的是弗兰肯斯坦的那个小村庄的居民们。哥斯拉或许会把任何挡它路的人踩扁，但它之所以现身于1954年，是因为人类用核弹把它给释放了出来。同样的道理放到《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人身上也适用，你几乎无法怪罪恐龙吃人的行为，它们只是在依照本能行事。那个贪婪的企业家本该想到这一点。
在与吉尔莫·德尔·托罗的谈话中，詹姆斯·卡梅隆把怪物电影描述为“一场安全的噩梦”。这场噩梦中有不安全的部分，让我们彻夜难眠的部分，就是怪物背后的人类。如今我们可以把恐龙和流着强酸血液的异形当作是幻想作品而不予理会；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比人类还要凶残的怪物并不存在。再次提及，《禁忌星球》与它里面“来自本我的怪物”为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隐喻。这些电影在迫使我们直面这样一种观念，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潜伏着一只怪物，它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届时一种迷途的思想可能会创造出某种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