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利·斯科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业片导演。1979年，仅有过一部故事长片（《决斗的人》，1977）拍摄经历的他，就用那部令人难忘的太空恐怖片《异形》掀起了科幻片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斯科特那画家一般的眼睛以微妙的精确度捕捉到那艘平凡的太空船，“诺斯特罗莫号”（Nostromo）上的各个平面和角度，他先是营造出一种真实的幽闭空间感，然后释放出那头噩梦般的猎食者，让它向那些毫无察觉的船员们悄悄逼近。当这只乌黑发亮的异形怪物夺走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生命后，西格妮·韦弗扮演的埃伦·蕾普莉鼓足最后的一丝勇气，最终降服了这个威胁——并且幸存了下来。斯科特随后的一部电影——1982年的《银翼杀手》，主演哈里森·福特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未来的警探，瑞克·戴克——又一次把银幕上的科幻电影提高了一个水准，这部电影中的理念远远超前于它所处在的那个时代，以至于多年以后它的天才之处才得到人们的赞赏。尽管如此，斯科特还是成了好莱坞的一个偶像——一位多才多艺到令人吃惊的、多产的电影创作者。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他把自己过人的天赋输送到了有史以来最美丽的一些银幕画面中。斯科特最近又重返了科幻片领域，带来了《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异形：契约》，这两部续集电影的背景设在他所开创的异形宇宙中，然后是还有获奥斯卡奖提名的《火星救援》，这部改编自安迪·威尔（Andy Weir）热门科学小说的电影讲述一个被困于火星上的宇航员自救的故事。
在本次对话中，斯科特与卡梅隆谈到了人工智能的诸多危险，回顾了他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工艺中最伟大、最经久不衰的怪物，以及《银翼杀手》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复制人罗伊·巴蒂的“雨中泪”独白的忧郁之美。
詹姆斯·卡梅隆：以前我总是在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你。甚至到今天，还要说，我长大后要变成你。我想保持住那份对电影的激情和活力。你一直在不停地拍啊拍啊拍，而且你总是有惊人的好品位。
雷德利·斯科特：计划总是不如变化。
卡梅隆：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俩都热爱科幻片这种类型。你可能跟我类似，年轻时把那些东西都看遍了。你开始时是个设计师，你读的是皇家艺术学院，是吧？
斯科特：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视机，这是个很分神的东西。在1954年黑白电视出现在英国之前，我家里没有电视机。所以我那时常看很多书，科幻小说把我给迷住了。H. G.威尔斯，他是第一个真正把我领入科幻的家伙。那些关于太空的东西我不太喜欢看。像艾萨克·阿西莫夫我就不太能接受。
卡梅隆：阿西莫夫在机器人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机器人学定律。有意思的是，你早先拍过电影《银翼杀手》，如今你又刚拍完你的第三部异形电影《异形：契约》，这些电影中都有人造人的角色。你已经拍了四部有人造人的电影。
斯科特：《银翼杀手》中的罗伊·巴蒂是一个人工智能，洲际弹道导弹同样也是人工智能，人们常常忘了那是一个拥有智能的炸弹。一台电脑的好处就在于它没有情感，它只是做出判断，否定或肯定。在最早的那部《异形》中，人造人阿什的脑袋被放在桌子上，他那番毫无悔意的话说得非常好。完美的人工智能，没有任何情感方面的东西能妨碍你的判断和选择。
卡梅隆：但你在《银翼杀手》中却塑造了一个瑞秋（Rachael）那样有同理心的人工智能。为了让那段成为一个爱情故事——并且最终以一个爱情故事形式出现——她身上必须拥有某样东西。
雷德利·斯科特在电视系列片《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中。图片来源：迈克尔·莫里亚蒂斯/AMC
迈克尔·法斯宾德在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普罗米修斯》（2012）中扮演人造人大卫。
Prometheus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雷德利：按照他们的说法，她是一款完美的诺克希斯6型（Nexus-6）产品，是泰瑞（生产被称为复制人的人造人产品的公司的头儿）的主要项目。看着她如何运转是泰瑞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卡梅隆：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她始终都在学习和领悟成为人类的意义。戴克花了好长的时间——我记得是5倍于他平常所花的时间——才判断出她是一个合成人。但我认为你是在规避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一台机器已经变得足够复杂、足够像人类，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分辨不出机器与人类的区别了？
斯科特：如果你们是一群正在制造人工智能的、非常聪明的人类，你们千万要排除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情感。你一定不要把情感写进方程式里。因为一旦你有了情感，情感会导致很多方面的问题：欺骗、生气、愤怒、仇恨，当然还有爱。
卡梅隆：我们之所以喜欢机器，是因为它们做起事来更有效率。它们不需要假期，它们不需要休病假，诸如此类的事情。
斯科特：听起来就像我们一样。
卡梅隆：说得太对了。我们就是机器……前不久我在加拿大参加了一个机密会议，与会的一群顶尖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能深度学习的强人工智能，他们称其为通用型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更加仿人类的东西。一位专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正在尝试制造出一个人。”我说：“那么你所说的一个人，是不是就等于有某种人格意识的人呢？它们是不是有自我意识？它们是不是有认同感？”他说：“是的，这些东西都有。”
斯科特：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卡梅隆：如果它是一个人，那么它有自由权利吗？它有自由意志吗？你如何才能阻止它对这些东西的诉求？他说，“你给它一个目标，这样你就把它约束住了”。我说，“那么，你正在制造一个在智力上等同于我们，甚至有可能更高于我们的人，但你从根源上又把它束缚住了，你给它套上了一副枷锁。我们对此有一个称呼：奴隶制。你认为它们处于那种状况将能持续多久？”
斯科特：对，你瞧它已经走上歧途了，你也明白。我认为，他们做这个是出于盲目的激情。对路子的激情——例如为一种病症探寻疗法，才是具有建设性的。但人工智能又是另一回事，必须得小心又小心。
卡梅隆：你在《异形》中安排了一个阿什，在《银翼杀手》中有几个诺克希斯6型复制人，然后在《普罗米修斯》和《异形：契约》中设计了大卫，再后来是沃尔特（Walter）和大卫（均由迈克尔·法斯宾德扮演）。大卫和沃尔特——他俩需要氧气吗？
斯科特：正如阿什在《异形》中所说的：“呵，我之所以被制造成这个样子，是为了让你们人类感觉起来舒服。但如果我不想的话，我实际上可以不呼吸。把我扔进水里，我将会走着出来。”大卫明显受之前已有的阿什的影响。它的整个逻辑进程是这样的，一个大型公司把一个伪装成人类的人造人派上船，目的是让它照管公司的利益。
卡梅隆：西格妮扮演的角色马上就明白了。你明白她那种被出卖的感觉有多强烈。观众也感觉被欺骗或出卖了，所以他们站在了她那一边。
斯科特：这全是剧本里写的，不是我的功劳。我拿到剧本后就按着剧本走，然后大功告成。在我前面曾选过四位导演，他们之前把它交给了鲍勃·奥特曼。
卡梅隆：那将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这部电影。首映之夜我就在现场。我当时住在奥兰治县，那时我以开卡车为生。那天与我一起去电影院的有我的妻子，还有她最好的朋友，那位朋友又带了一个她的约会对象，他们还是初次见面。当破胸的那一幕开始出现时，那位朋友和她的约会对象就坐在我的右边。我听见全场观众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尖叫，然后我听见我右边的尖叫声尤其刺耳。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我说：“嘿，南希，我原以为你挺坚强的。叫那么大声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她回答：“那不是我，是他。”于是，约会告吹了。
这部电影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认为它简直精彩绝伦。在我一生中，像这样的瞬间屈指可数，那一刻是如此的真切，以至于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我进的是哪家电影院，我坐的是电影院里的哪个座位。《2001：太空漫游》和《异形》中的场景是其中的两个瞬间。它把我们引向了一个与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话题，那就是外星人——地球之外的生命。
有趣的是以前处理这些东西的方式——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天使和魔鬼如今已经变成了黑暗的外星人和光明的外星人。在一部像《第三类接触》这样的电影中，你会遇到天使般的外星人从那艘巨大的母船中下来，使我们沐浴在几道光柱之中，然后带领我们进入某种启蒙状态。还有另一种黑暗版本的外星人，就是你通过《普罗米修斯》和《异形：契约》所探讨过的，尤其是后一部。你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在电影《异形》这扣人心弦的一幕中，凶恶的人造人阿什（伊恩·霍尔姆饰）在攻击同伴船员蕾普莉（西格妮·韦弗饰）。
Alien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斯科特：我正在努力。我受过《阿凡达》的影响，你把它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而且到《阿凡达》这部电影时，你已经发展得很得心应手了，我对此非常钦佩。这不是在互相吹捧。我不得不说。
卡梅隆：我记得你当初来过片场。我记得你站在那里说，“我必须得回去拍我的科幻片了”。也许有些片面，这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电影人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使你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东西是一前一后两部最伟大的经典科幻电影：《异形》和《银翼杀手》。你瞧，前不久你又完成了3部顶级之作：《普罗米修斯》、非常与众不同的《火星救援》，以及后来的《异形：契约》。没有比你回来拍科幻片更让我高兴的事了。
斯科特：《火星救援》比较实际。它不是一个幻想，它就是现实。我认为《火星救援》中最大的看点是它很滑稽。
卡梅隆：没错。那种苦中作乐的幽默，那种你身上就有的黑色幽默。这是你在《火星救援》中捕捉到的东西。但我恐怕不能同意说《火星救援》不是一部科幻片，毕竟它以科学为导向，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如果你回想一下早期的科幻——20世纪30年代充斥廉价读物的年代——基本上都是一帮真正爱科学的书呆子在说，“哎呀，老天，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太空，你必须有一个气闸你才能离开太空船。而且你必须得有一扇内门和一扇外门”。在太空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故事，在脑子里把一切都设想出了。
斯科特：他们当时正在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我非常喜欢黑泽明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我看过他们拍的每一部作品。在科幻方面，让我不忍释卷的往往是一些社会学科幻。我看过最好的一本书叫《海滩上》。
在雷德利·斯科特的《火星救援》中，马特·达蒙被滞留在了那个红色星球上。
The Martian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海滩上》，这书非常精彩。内尔·舒特在书中描绘了一群竭力在核战争后的余波中生存下来的人们。这本书也很黑暗……很多的社会焦虑都通过科幻小说显露出来。我们之前谈话时你提到过乔治·奥威尔，这让我想起了你的那个备受赞誉的一个姑娘手持锤子的苹果公司广告《1984》，它彻底改变了电视广告的形式。那真是一部出色的电影短片，但放到今天它可能就行不通了，因为如今太多的科幻迷只热衷于那些来自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中的科幻，以及电子游戏等一些内容。他们并不知道科幻的文学根源。
斯科特：他们也不读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今天的小说家，因为我们拍电影。我们创作的内容正在替换书本，但这是获取信息的一个懒办法。你就坐在那里，你闻不到书香也看不到封面，信息就那样喂到你嘴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
卡梅隆：你的许多电影都有文学根源。《银翼杀手》是来自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菲利普·K.迪克是20世纪60年代一位非常多产、非常深刻的作家，他探讨的是现实的本质和人工智能的本质，以及何谓人类；如今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科幻电影中所问的那些问题，他全都讨论过。我认为你真正抓到了精髓——而不是情节，这部电影与原作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你找到了他的那些长篇大论中的真正内涵。
斯科特：这本书在前面的20页里就有19个故事。我与迪克见面时……我说：“老天，这本书我看不懂啊。”他当时火冒三丈。所以，作为补偿，某天早晨我邀请他去视效先锋道格·特朗布尔（Doug Trumbull）那里，我说：“这样吧。先过来看几个镜头。”我把电影放给他看了，他完全被打动了，人也平静下来了。从此他的态度就友好多了。
卡梅隆：我很高兴你对小说做了修正。但你是真的喜欢以文学作为源头。你曾琢磨过《沙丘》差不多有一年时间。
斯科特：是啊。那时我哥哥去世了，而我也快崩溃了，我必须工作。就在我剪辑《异形》时的那段时间，有人拿着一个小剧本来找我，名字是《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作者是汉普顿·范彻（Hampton Fancher），是改编本。制作人迈克尔·迪利（Michael Deeley）挺欣赏它的，我当时正在混音，我说：“我刚刚完成一部科幻电影。我不想再拍一部科幻片了。不过还是要非常感谢你，因为剧本读起来很有趣。”我便把这事抛在了脑后，然后就开始着手准备《沙丘》了。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名叫鲁迪·沃利策（RudyWurlitzer），他写过《双车道柏油路》（Two-Lane Blacktop）和《比利小子》（Pat Garrett and Billy the Kid）的剧本，我俩还合作写了一个非常棒的剧本。这时候我哥哥过世了，我的世界也陷入了混乱之中。我打电话给迪利说：“你知道那件事吗？我能再看看那个剧本吗？”然后我们就去了好莱坞，这是我第一次在好莱坞拍电影，我们开始一页一页地改写剧本。电影是从剧本发展而来的，剧本是创意的核心，它最后与汉普顿的创意一起变成了后来的样子。
卡梅隆：《银翼杀手》是一部对我有重大影响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激励我走上电影制作的道路，还有《星球大战》，我想这两部对我俩都有影响。《银翼杀手》出来时我正好在写《终结者》的剧本，一下子冒出这么一部出色的电影。我想，天哪，一部电影可以这么具有美感。我在拍《终结者》的时候，我不敢奢望能把它拍出和你在《银翼杀手》中呈现出的一样的美感，但我一直将它作为目标。还有那些机器质疑人类的创意和他们的冷酷无情。开始做导演时，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怎样与演员进行交谈。我没有舞台、戏院或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但作为一个编剧，我一直都知道角色应该正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我发现那些都是我自己的语言，跟演员们只谈关于角色的事。一旦你克服了最初的恐惧，这项工作实际上就变得相当轻松了。
雷德利·斯科特极具影响力的科幻电影里程碑，《银翼杀手》（1982）中的一个城市场景。
Blade Runner © The Blade Runner Partnership.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科特：我给任何一位导演的忠告都是，把你的同事变成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我的第一部电影是我与我的弟弟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花了65英镑一起拍成的。
卡梅隆：你们两位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有40年吧？
斯科特：40年。他和我做出的东西总是非常不一样。我一直都认为，凭托尼的眼光，一定会拍出了不起的科幻片。但他并不真正想拍。
卡梅隆：嗯，他拍过《时空线索》（Déjà Vu），是一部时间旅行电影，在我看来，相当不错。电影围绕的是时间旅行中的悖论，但它有一个情感核心。
斯科特：托尼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卡梅隆：在我看来，科幻好像接替了过去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的角色，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你创作的《异形》是史上最好的怪物电影。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创造出这只最伟大的怪物的。
斯科特：我必须要感谢编剧丹·欧班农和罗恩·舒塞特。最初的剧本是被一家名叫布兰迪万制片的公司采纳的，这家公司由电影人大卫·吉莱尔和沃尔特·希尔共同创建。制片人戈登·卡罗尔和我一直都待在那里。我读了剧本。我想，我一定要拍这个，接到它我真是太走运了。他们问，“要改一下吗”？我转身回答：“不用。已经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提出一些意见，你就把一部可以开拍的电影变成了一个开发中的项目。所以先同意了再说。
卡梅隆：这可真是个妙招。
斯科特：我说：“只有一件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事”——除了伟大的剧本，强大的张力，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如果你不要这只怪兽，你就拍不成这电影。”我告诉自己，“而大部分的怪兽要么不是特别理想，要么是从其他那些我们已经见过的怪物身上抄袭来的”。很多电影都毁在怪兽的亮相上。
卡梅隆：但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与那艘飞船融为一体的闪光、阴影和仿生机械设计，人们分辨不出那头怪物和那艘飞船之间的分界。
斯科特：一天，丹·欧班农把我叫到一旁……他给了我一些像是脏兮兮的明信片的东西。他说：“看看这个。”我看了一眼，老天。那是H. R.吉格尔在《死灵之书》（Necronomicon）里设计的图片。那些图片让人很感觉不舒服，因为它们看起来性暗示色彩过于强烈。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对了。压抑、阴郁、性暗示，非常好。长话短说，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吉格尔，并劝说他来伦敦。他一直不断地在说：“我做得还不够好。”我告诉他：“有另一些东西要你来设计。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能让它行得通，因为……它需要由真人穿上道具来扮演。”
卡梅隆：你不能说它行不通。你把欧班农的一个了不起的概念与你的眼光和品味结合在了一起，你还认可了H. R.吉格尔的性心理仿生机械的价值。
斯科特：我让他设计了那个星球，我还让他设计了那个走廊。但接下来你还必须把它交给一个制作设计师，因为你定稿了的设计，在画上或做成模型是一个样子，而当它搭建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走样了，变得像伦敦苏活区一间糟糕的咖啡馆那样。所以你必须把它交给一位出色的制作设计师，他会说：“我会用某某材料来建这面墙，这样它看起来会有光泽。”
约翰·阿尔文为《异形》再发行所创作的电影海报。
Alien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卡梅隆：然后你用上了雾气和激光，它们在那些蛋的上空形成了某种能量膜。我想说，那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可以说它激发了整整一代的电影创作者前去求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又陷入了新的泥潭之中，在接下来的20年里，要在怪物的塑造方面实现突破，可是相当困难的。
斯科特：但那个剧本是一个好剧本。它是一个没有一点累赘的了不起的“发动机”。那些演员们，上帝保佑他们，总是一个劲地问我：“可是我的背景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我说：“你的动机就是，如果他抓住了你，你的脑袋就会被他扯掉。准备好了？开始表演吧。”
卡梅隆：诠释恐惧。
斯科特：诠释恐惧。这部电影就是恐惧的进化。
卡梅隆：是什么驱使你想到蕾普莉这个名字的？她连个姓都没有——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姓——还有，是什么让你将其塑造成一个女性？
斯科特：我想应该归功于20世纪福克斯当时的总裁，艾伦·拉德。他说：“如果蕾普莉是女孩会怎样？”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这没问题”。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妇女实际上是受排斥的，因为我是被一位非常坚强的母亲带大的。所以我早就接受了那个观点，不管我们怎么做，妇女最终无论如何都会统治我们。所以我说“好啊”，就应该给蕾普莉一点冲击力和力量。
卡梅隆：然后选角时你选了西格妮，她是一个杰出的演员。
斯科特：是啊。她与亚菲特·卡托的对手戏处理得不错。亚菲特也非常出色。我那时常让他去惹恼西格妮。在一个非常棒的场景中，她说：“他妈的闭嘴。”那是真的生气了。然后亚菲特说：“好吧。”那一刻她已经开始掌控了。
卡梅隆：她的角色讲的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她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女权主义者的国际形象了。科幻片一直都是一种在打破性别边界的类型片，并紧跟各种各样的话题。
斯科特：它是一个任何事都可能上演的舞台。
卡梅隆：你还干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你打造出了一个蓝领太空。他们不是那种精英中的精英，更不是万里挑一的家伙。
卡梅隆：你说的是亚菲特和哈利·戴恩·斯坦通？
卡梅隆：正是。他俩就是一对钻进轮机舱里抱怨管理层的家伙。这比《星球大战》又更进了一步。《星球大战》第一次做出了“二手未来”的效果。在那之前，未来总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然后《星球大战》告诉人们，这些机器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每样东西都有些年头了，它们看起来都锈迹斑斑的。你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们别把那些人搞得都像是《星球大战》中的帝国冲锋队，或精英宇航员，或《星际迷航》里像柯克船长和史巴克那样的星际联邦军人。不如让这两个家伙穿上夏威夷花衬衫，戴上棒球帽。
作为观众中的一员，使我留下那种整体印象的，正是你以这些东西为铺垫的那种纯粹的电影艺术。当哈利·戴恩·斯坦通站在那里，抬头看着那些冷凝管，水滴淅淅沥沥地落在他的帽舌上，那一幕一下子把我带入了电影中。你只是让他坐在那里，让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滴着。他摘下了帽子，突然间，我能感觉到那冰冷的水就落在我的脸上，我就身处那间蒸汽轮机舱或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地方。然后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啊，他们这是在欲擒故纵，你就准备着被吓一跳吧，对吗？”
斯科特：你要被盯上了。
卡梅隆：然后同样吓人的事情你在《银翼杀手》中又做了一遍。把我们带入了那样一个世界，能感觉到那种粗糙，能感觉到街道上的雨水，能感觉到拥挤的人群。
斯科特：这些全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还没开始拍电影之前，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广告。就在那个时期，工作原因使我去了香港，第一座摩天大楼还不曾建起来的香港。我工作的地点就在舢板簇拥的码头边上。香港银行的塔楼当时正在筹建，那种震撼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时人们刚发明聚乙烯塑料，海港中飘满了乱七八糟的泡沫塑料。那就是未来，那就是反乌托邦世界。
香港，对我来说，留下一种噩梦一般的质感，还有混乱。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纽约，那还是在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把纽约收拾干净的很多年以前。那个时期的纽约臭气熏天，成了一种衰败和残破的混合体。究竟有什么办法才能把那些建筑给收拾干净？没有办法。
卡梅隆：没错。所以你用上了这些旧建筑，在外面盖上了一层技术的外表。
斯科特：那是著名未来派画家席德·米德（Syd Mead）的功劳。因为我请席德·米德来……同样，由于拉里·波尔（Larry Paull）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制作设计师。而席德·米德确实是这个概念的幕后功臣。我们绕着华纳兄弟的外景场地一边走一边拍各个角度的照片。席德拿到这些照片后，他用一把尺子和一杆细排笔十分具体地把所有场景都画了出来，就构思了不到十分钟。这样你就拿到了所有的场景，而且就是它了。然后拉里接手搭建它的繁重任务。
卡梅隆：在我拍《异形2》的时候，我也请过席德。与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灵感的机会。咱们就不避讳了，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新颖的创意。一天，席德给了我一张图，是他为我电影中的太空船完成的设计图。他都已经标注好了——这里是生活区，这里是通信系统。有个地方写着“PFM推进器”，所指的地方是那个巨大的引擎，背后有各种散热管道从里面伸出来。我问：“什么是PFM推进器？”他回答：“纯属扯淡的魔法（Pure Fucking Magic）。因为没人明白你将来怎么会有一艘跑得比光速还快的太空船。”他的东西在工艺上非常出色，又带着某种强烈的超现实感。
斯科特：使我震惊的是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
卡梅隆：然而，由他设计的场景一般都很难搭建，特别是难以把握好那些流线型设计。当然了，今天我们可以用CG动画做出那些流线型设计，连同所有那些倒影把它完美地做出来……《银翼杀手》中有一个场景非常有诗意，就是罗伊·巴蒂死的那一幕。那简直是鲁特格尔·豪尔（Rutger Hauer）表演得最气势磅礴的镜头。拍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斯科特：我是在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中看见鲁特格尔这家伙的，电影名叫《青葱岁月》（Soldier of Orange），导演是保罗·范霍文。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的外形了。我给他打电话，开口就说：“喂，你会说英语吗？啊，谢天谢地，你会说英语。我是从好莱坞给你打的电话。”接着我又问：“你想来这儿演一部电影吗？”他知道我的那两部电影。他知道《决斗的人》和《异形》，所以他说他会来。我还没见他面就选用他了。结果发现这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原来是一个甜心，一个非常可爱的好心人，突然来到好莱坞让他很紧张，同时他对扮演罗伊·巴蒂也心里没底。一个很棒的名字：罗伊·巴蒂。名字有点像爱尔兰语——有点思想的军团军士长，非常残忍的家伙。当然了，在那些镜头中他心狠手辣，有着和马龙·白兰度一样的帅气面孔。
卡梅隆：但他也有那种厚实的雅利安人的，所谓超人的体魄。粗壮的小腿，你知道的。他穿巴伐利亚服装的样子挺不错。在我看来电影最后是一种转换，因为哈里森·福特并没有打败罗伊·巴蒂。罗伊·巴蒂是被时间打败的，那是唯一能阻止他的东西。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临死时刻以及他说的那番话，“我所见过的事情……”
斯科特：“你们人类从未见过。”那是他写的。
卡梅隆：那是鲁特格尔写的？
斯科特：当时是在凌晨1点钟。我将在黎明前拔掉每样东西上的插头。那将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在我拍电影的经历中，这次是最艰难的一次了。有人对我说，“鲁特格尔就在他的房车里，他想见你”。我来到他的房车里。鲁特格尔说：“我写了点东西。”因为剧本里他的台词是：“死亡时间到了。”这是这段戏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处理方式。
卡梅隆：一种选择。一种不同的选择，那是一种机器式的死亡方式。
斯科特：接着他又说：“我写了这个。”我说：“我想让你读给我听。”“行。那就开始吧。”他读道，“我所见过的事情……”到今天我几乎都忍不住落泪。他问：“你觉得怎样？”“就这么办吧。”说完，我们俩走出来，然后没用了一小时之就拍完了这个镜头。到最后，他亮出那无比最美丽的微笑，说：“死亡时间到了”，他就这样死了。他手里有一只鸽子，也飞走了。
卡梅隆：所以这里想表达的是，罗伊·巴蒂是有灵魂的。罗伊·巴蒂是一个富有情感的生命体。当普里斯（Pris）死的时候，他是有情感的。他有情绪上的反应。
斯科特：完全正确。
卡梅隆：他对他自己，对他死亡的那种可能性也有一种情绪上的反应。他与泰瑞的那个场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拍这一幕的时候原本用的是这样一句台词“我想要活得更久，浑蛋”。
斯科特：是的。但是制片厂说，“不能用”。
卡梅隆：后来它就被改成了：“我想要活得更久，父亲。”两种台词仅是稍有不同，两种都挺出色的。
斯科特：滑稽的是电影拍完后我就被解雇了。
鲁特格尔·豪尔在《银翼杀手》中扮演的复制人罗伊·巴蒂。在他右方的是“人皮鬼”伙伴里昂·科瓦尔斯基，由布里翁·詹姆斯扮演。
Blade Runner © Warner Bro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名叫哈尔的邪恶人工智能那一眨不眨的眼睛。
2001:A Space Odyssey © MGM.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但时间是伟大的证明者。时间已证明你所做的那些创新性选择都是对的。想想在《2001：太空漫游》盈利之前，科幻电影B级低成本电影已经走过了25个不赚钱的年头。对于这部电影，历史做出了多么大的修正。当它第一次公映的时候，它曾被视为一部糟糕的电影，一部烂片。然后过了一年，它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它是怎样的一部杰作。它就是对你有过重大影响的电影之一，《2001：太空漫游》。我一想起这部电影，总觉得它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涉及人工智能的电影。当然，较早的《禁忌星球》中的机器人罗比，他也是个拥有智能的角色，他能说话。
斯科特：但那个是它的种子。我敢打赌斯坦利·库布里克把这些东西都看过，然后说：“我打算给这家伙起个名字叫哈尔。”他显然受过某些东西的影响。
卡梅隆：就像我们受他的影响一样，他也受着他之前的那些作品的影响。你看过《禁忌星球》（1956）之后，你就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你跳到——我猜斯坦利是从1965年起，花了三年时间制作，然后这部电影在1968年问世。然后你就见到了哈尔，他是第一个有着那种恶毒思想，但又比你聪明，也比我聪明的那种超级电脑。
斯科特：他能读唇语。这真是了不起。
卡梅隆：这一幕的出现让你猝不及防。“我能看见你的嘴唇在动，大卫。”而他杀人时的样子是那么的平心静气，一下子就把那些船员的生命支持给切断了。你会想起那些生动而又有震撼力的经典谋杀镜头……但我们都被打动了，不是吗？
斯科特：完全正确。
卡梅隆：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我的父母以及我的爷爷奶奶跟前去闹，要他们带我去看这部电影。电影已经差不多上映有一个礼拜了，我记得，我最后是在多伦多的奥迪安电影院看的它，而且巨大的电影院里就我一个观众。那是一个下午场，而且是在夏季的一个工作日里，所以电影院里空空荡荡的。但它是70毫米宽银幕电影，我就坐在楼上包厢的正当中的座位上，这样前面就没任何东西挡着了。
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我之前并没看过书，我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当电影到最后演到路易十六的套间时，我被搞糊涂了。这个地方我没理解，但我也并不在意。我真的理解了结尾时的那个星际婴儿，我认为这里隐喻某种转化。有某种超然的东西来了，他已经以某种超级生命体的形式出现，但他又还只是一个初生的超级生命体。
《银翼杀手》的电影海报。
Blade Runner © Warner Bros.
《火星救援》的电影海报。
The Martian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斯科特：对斯坦利来说，拍这部电影可能有一种类似宗教上的意义，他相信有某种更加强大的实体存在。我们不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偶然。那都是胡说八道。
卡梅隆：如果你审视一下科幻，它总是拥有两种视角，一种看到了社会中的乐观，另一种聚焦了社会中的焦虑。
斯科特：它是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反思，或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测。
卡梅隆：预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例如《奇幻核子战》（Fail-Safe）、《奇爱博士》，像这样的电影，都是真正在讲核战争的。你本来打算拍《我是传奇》来着，在这个故事中世界是被一种病原体毁灭的。同样的恐惧是，我们活在其中的这种扬扬自得的泡沫迟早有破裂的一天。
斯科特：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的边缘上。今天我们对此已经认识得很充分了，因为各种渠道已真正能做到覆盖全球了。30年前，我们连这里一半的东西都没听说过。但当你看见了真实发生的事时，它带给你的却是一种焦虑的明证。
卡梅隆：看看所有那些有可能让我们完蛋的事情——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也许逐渐积累的紧张情绪会引发一场核大战，也许人工智能只会被用来当作一种对付我们的武器。这是科幻如今要面对的问题。这个世界发生的很多事就要追赶上伟大的科幻作品所预测的了。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科幻世界里了。这是科幻总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各式各样黑暗未来的原因吗？还有末日灾难。
斯科特：为什么是僵尸？痴迷僵尸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态，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僵尸。
卡梅隆：你曾打算拍《我是传奇》，那就是一部僵尸电影。
斯科特：这倒没错……那差不多是20年以前了。我当时对瀑布效应、退化的多米诺效应和迅速陷入的混乱局面非常感兴趣。这种情况下你会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开始寻找其他人。因为事情总是会朝着人群聚集的方向发展。到最后都会是这样。
卡梅隆：在你写的故事中，那是一种疾病。这绝对是一种可能。未来有很多可能降临的噩梦，它们有可能是技术引起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这个星球的所作所为引起的，新武器、网络战、人工智能、核战争、泄露了的病原体，或变异了的病原体。这些都是黑暗未来，但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如此着迷呢？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什么会对它如此感兴趣呢？
斯科特：实际上，我并不是。我更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没有着眼黑暗未来方向的倾向。我倾向于展望一个不断发展的未来，我认为在我们当作娱乐来做的内容里面，黑暗未来已经出现得稍显频繁了。
卡梅隆：所以在《火星救援》中，主人公总是说：“我要通过科学‘屎’其成为可能”——为了能活下去。在这里你要表达什么意蕴？
斯科特：他说的意思就是，“要么我会死在这里，要么我能想出点什么办法”，他想要活下去。他全靠这种我称之为黑色幽默的东西来支撑——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这种处境。我要通过每一天、每一小时逐步来接受它。我要通过科学使其成为可能，好让我能继续活下去。
卡梅隆：你知道我从中领悟到了什么吗？我们全都与那个家伙一样。此刻我们在地球上的事态就是这样，为了要生存下去，除了通过科学使其成为可能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前方的威胁是终将要被化解掉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技术所造成的，它们也必须用科学来解决。
斯科特：对。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