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是在一个冬天。天空阴郁得如同濒死之鱼的肚皮，惨兮兮地铺在视野里。西风肃杀，吹得枯枝颤抖，几只麻雀在树枝间扑腾，没个着落处。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拖着行李箱，缩着脖子，回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
父亲在路边接我，帮我提箱子，一路都沉默。自打我小学毕业，就被姨妈带离家乡，只回来过一次，那次也是行色匆匆。这么多年，沉默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时，腰杆都挺直了许多。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舟舟？变了好多！好些年没回来了吧，听说现在在北京坐办公室，干得少、挣得多，出息哩！
父亲连忙摆手说，干得也不少，干得也不少。
这样的寒暄发生了四五次，可见我沉默的父亲平时是怎么跟乡亲们夸我的。但如果他知道我撞见女友劈腿，随后因心不在焉而被公司辞退，生活崩溃，回来之前退掉租房，并且删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不知是否还会保持这份骄傲。
现在，面对这些粗粝的面孔，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每张脸我都记得——我是在他们的笑声、吼声、骂声和窃窃私语声中长大的，但现在却已叫不出名字，像是有一面被时光磨花的玻璃挡在了我们中间。我只能对每一个人笑笑点头。
父亲把我带回了家0记忆中的小平房已经消失了，一栋两层小楼立在我面前，但已经不新了，毕竟在寒风中挺立了几年，墙皮都有些剥落了。楼房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青灰色的，倒映着此时暗淡的天空。这块平地用来晒稻谷和棉花，夏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会把饭桌搬出来，在渐晚的暮色中吃晚饭。父亲照例会喝上二两黄酒。
厨房就在水泥平地的对面，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系着饱经烟熏火燎而显得焦黑的围裙，搓着手，看着我。我已经离开母亲多年，此时有些哽咽。
回来了。她说。来来来，先吃饭。
吃饭时，父亲一直沉默着，就着一筷子菜，扒几口饭，然后抿一下酒。倒是母亲一直在说话，絮絮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伯的儿子退伍后跟几个混混一起在街上游手好闲，抢别人脖子上的项链，被抓了；隔壁家老来得女，但孩子脑子有问题，五岁多了还坐在门前，冲路过的人傻笑，一笑就流口水；老唐家嫁了女儿，结果在喜宴上，新郎嫌老唐给的茶钱少，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老唐家？我放下筷子，抬头问道，是住在村口路旁的那家吗？
母亲说，对，对，是那家，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对了，你以前跟老唐家的丫头经常一起玩，还记得吗？
我默然，扒了一口饭。
人家现在都结婚三四年了，唉，就是她男人不省心，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吵架，吵架还爱砸东西。电视机砸坏了好几台，前几天把摩托车给踹了，两三千块就这么一脚给蹬没了。母亲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低头拨着煤火。
母亲接下来的絮叨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变远了。我匆忙把饭吃完，想去洗碗，母亲拦住了我。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就开始暗下来。我从北京回来，奔波了一天，在飞机、火车、大巴和拖拉机上辗转，已经很累了，于是洗漱完就在床上躺下了。
我睡得很早，但入睡之后，一场噩梦袭击了我。
梦中，我悬在一条河流之上，河面有一个旋涡，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疯狂地向旋涡涌过去。一切都被吞噬。我也缓缓下沉，不管怎么挣扎，也无法阻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腿沉浸在旋涡里，被绞碎，接着是腰、腹、胸膛，最后轮到脑袋……
我猛然惊醒，瞪着黑暗喘息。这个噩梦太过熟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过程，总是在午夜潜入脑中。这是故乡给我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摸出手机一看，才十二点。夜晚风大，窗子呼呼震响，我左右翻转都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按开了灯。
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告诉我，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我起了兴致，翻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生活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它顶部是浑圆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合。可能是我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如何得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箱，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已经褪色但依稀看得出的清秀字迹，写着“哆啦A梦”。
长夜漫漫。正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于是我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VCD擦干净，插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时，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音量。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把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VCD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清冷的空气里清晰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满脑子都涌出了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荡荡地穿过盛夏沸腾的阳光，在湖边钓虾，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如一只在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恰似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稻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荡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麦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鬼气森森的游荡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玩儿。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荡一直持续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在杨方伟家里，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家电。
每天傍晚，附近的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想跟媳妇儿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VCD碟，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子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VCD。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子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童稚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从未来跋涉而至，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陪着大雄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蚊子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儿，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有点儿远，回去要小心点。”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并不全然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我四处游荡那会儿，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划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很白皙，还有着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了——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冷清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听得到一缕缕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水声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在河面上走动。
这个女孩独自穿行，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短，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了刚才的动画片片头曲，便轻轻哼唱起来：“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儿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走出稻场，踏上村口大路，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
“谢谢。”
我似乎听到女孩的声音，但又怀疑听错了，因为这两个字太轻，像羽毛落在水面泛起的波纹。风有点儿大，我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低着头转到一条小路上。小路不远处是一栋房子，我记得父亲路过这家时，打招呼喊的是“老唐，老唐”——村里出名的酒鬼和赌鬼。
她转弯进了屋。
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在木箱子里翻找着，但里面只有书和光碟，没有那张照片。
我跑下楼，把母亲叫醒。她正在熟睡，醒来后过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她怔怔地看着我。
妈，我的照片呢？
照片……什么照片？
就是小学毕业时候拍的合照，我记得跟课本放在一起的。你把它放哪儿了？
灯光有点儿刺眼，母亲的眼睛眯着。过了好久她才说，我不记得了，十多年了吧。你找它干吗？
我也从冲动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深夜打扰母亲，便摇摇头，回到了房间。窗外依然是铁一样坚硬的黑暗，风在铁中间切割着，声音凄厉。我准备合上箱子时，心里一动，把破旧的语文书拿出来，卷了卷，有异物感，一翻开，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照片。
因为一直藏在书中，这张照片躲过了岁月的洇染，没怎么泛黄，只有质地显得有些脆，摸上去有一种粗粝感。
我在照片上仔细寻找。第一排坐着三位教师，居中的是一个脸色阴沉的年老女人，她那比面色更阴沉的目光，透过照片，穿越十数年光阴，落在我身上。
我掠过她，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而我的身边，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终于看清了她，五官精致、秀气。她扎着辫子，嘴角有一丝扬起，不知道是在微笑还是因照片失真而引起的。她身后是一片杨树林，叶子被风托起。她的发梢轻扬。
唐露……在被回忆的潮水汹涌吞没前，我念出了她的名字。
那个炎热的盛夏，我停止游荡，每天吃过早饭，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守在杨方伟家里。他也够意思，碟放完了就让他爸去镇上带新的回来。
杨方伟的家境很优渥，是村里第一个铺上瓷砖地板的。我们坐在地砖上，凉丝丝的，在夏天特别舒服。
经常有来他家买酒的人，看到我们一大群人老老实实坐在杨方伟家里看电视，都会啧啧称奇。有一次，一个又瘦又黑的男人过来买酒，看到我们，冲角落里说道：“露露，去，给我打一斤酒。”
一个女孩站起来，低着头，接过了他手里的酒瓶，走向杨家院子的酒窖。
我正好尿急，也出去上厕所，看到唐露走到杨瘸子身前，怯生生地说：“杨叔叔，我给我爸打一斤酒。”
杨瘸子叼着烟，斜睨她一眼，说：“你爸爸给你钱没有？”
唐露摇摇头。
“嘿嘿，这老唐，赊了我那么多酒，自己不好意思，让个小丫头来打酒——回去告诉你爸爸，不给酒钱，我这小本生意也做不下去。”
但是唐露没有走，而是低下头，声音带着些抽泣，“买不到酒，我爸爸会打我的。”
“这狠心老唐，迟早他妈遭报应！”杨瘸子把烟扔下，踩灭了，“跟你爸说，最后一次了啊！”
我怕错过电视，匆匆上完厕所就回到房间。孩子们都在看电视，老唐也坐在一旁，呲着满口黑牙说：“这动画片有什么意思？听人说，杨瘸子藏了几部外国电影，自己一个人偷着看。哎，杨方伟，你知道你爸爸把碟子藏在哪儿吗？找出来放，我老唐带你们早点儿见到真正的女人，比这个动画有意思多了！”
杨方伟皱着眉头，没有理他。其他人也露出嫌恶的表情，但老唐浑不在意，继续满口胡言。
幸好唐露很快提着酒进来了。她把酒递给老唐，老唐乐呵呵接过，转身就走了。唐露坐回之前的角落，但周围的人都挪了挪屁股，离她远了一些。
她低着头，好长时间都没有抬起来。我看到一滴眼泪落下来，很快洇入她的棉布裙角。十多分钟后，电视里放到大雄被胖虎和小夫欺负，夸张地哇哇乱叫时，她才忍不住抬起头。她的脸颊尚有隐约的泪痕，却被大雄倒霉的画面逗得笑起来。
这个表情又美丽又哀婉，让我印象很深，此后每次看到雨中的花，我都会想起她边流泪边笑的脸。
“《哆啦A梦》有多少集啊？”流鼻涕的王小磊没注意到我们，一边看一边问，“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可别给看完了。”
杨方伟一摆手，说：“放心吧，我去租碟子的时候，看到好厚一摞呢。老板跟我说，这个动画片有几百集、几千集呢，而且还一直在画，永远不会结束的。”
杨方伟跟我同年级，但比我们都要高大一些，说起话来，有一种在村庄里少见的意气飞扬。他让我们在他家看动画片，俨然已经是孩子头了。大家纷纷点头。
我也被他的话吸引了——“永远不会结束的”。这世上，鲜花常凋，红颜易朽，没有什么是天长地久。时间会将所有我们心爱的人和事终结。但哆啦A梦不会，杨方伟说，它永远不会结束，它会一直陪在大雄身边。那一瞬间，我有点儿热泪盈眶。
“那我们也能一直看到老了？”我情不自禁地问。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也冒了出来：“我要一直看下去。”
话音刚落，我和说话的人互看了一眼。她有些怯生生的，白皙的脸上染着微红。她的五官太精致，我不敢直视，于是低下了头。
“你脸怎么这么红？”杨方伟纳闷地看着我，然后对女生说，“露露，你放心，你在我家里能一直看下去。”
但是杨方伟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很快，杨瘸子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那可是最高级的玩意儿，连上电视，插一张卡，就能用手柄操纵比尔·雷泽在二维画面里冒险。所有的男孩子都被吸引了，聚集在杨方伟家里。杨方伟固定用一个手柄，另一个给其他人轮流玩，轮不上的就算是看也看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只有我和唐露非常失落：《哆啦A梦》的VCD光碟被杨方伟退了，换成了一张张游戏卡。我们站在满屋子围观打游戏的孩子们的身后，看了一会儿，默默转身走开。
我往家走，唐露跟在我身后，但直到过了她家，她还是跟着我。
“你怎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指指自己的家，低声说：“我爸爸……”
我于是明白了，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周起了风，吹起她淡淡的刘海。我们站在风中。那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郁，我和她都无处可去。
回忆把我推进了睡眠里，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故乡的冬天特别阴冷，没有暖气，我缩在被子里不愿意起来。但母亲过来叫了几次，我只能挣扎起床。
春节将近，家里要办年货了，往常本是父亲搭别人的机动三轮车去镇上买，但他年纪已大，腿脚不好，爬上三轮车后车架时脚滑了几下。我上前拦住了他，说，我去吧。
父亲没说什么，进屋给我找了件棉衣。风大，车开的时候，要裹住脑袋和手。他叮嘱我说。
这棉衣又破又旧，我拿在手里都有点儿嫌弃，不愿意裹住手。但三轮车一开，冷风就瞬间变成了刀子，划过每一处裸露的皮肤。我连忙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转过身，背对风口，同时裹住了手。
三轮车在崎岖坎坷的乡间路上行驶，路两旁掠过枯瘦的小杨树，枝丫孤零零的，在冷风中晃啊晃。冬日的村庄，全被一种“灰”笼罩了——灰色的天、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道路和人家。仿佛所有鲜活的颜彩，全都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褪色了。
村子离镇上远，办年货不易，通常都是一辆三轮车载好几家人过去，每家收十块钱路费。我搭的这辆三轮车，在村里七拐八弯，接了四五个人上来，都蹲在车架上。
其中一个年轻人我看着眼熟，正思索着，他先开口了，胡舟？
这张脸迅速跟记忆里那个意气飞扬的孩子王重合了。我笑了笑，杨方伟，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多年了。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
的确，自从小学毕业，我跟姨妈去了山西，从此确实没有联系过。但他说的也不对，我回来过一次，村子毕竟这么小，还是见过的，只是我跟他的关系有些尴尬，远远见到对方，都不会打招呼。现在，我们都缩在一辆顶着寒风前行的三轮车后架上，不说话尴尬，开了口却不知如何往下接。
耳边呼啸着冷风，沉默了几分钟，我问，对了，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本来是在重庆当老师，但是当老师吧……他咧开嘴笑了笑，嘴唇被冻得苍白，因此让他的笑容显得有些苦涩……挣不到钱，所以年后应该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里？
准备去深圳看看，找份工作吧。
深圳压力会很大吧……
他看了我一眼，哪里压力不大呢？
我点了点头，是啊，哪里压力都大。
不过跟你不能比啊，他又笑了笑，听人说你在北京，做……是做动画片吗？
我做的其实是漫画，刚想解释，但觉得没有必要，便点了点头。
我老婆也快生了，有了孩子就更花钱，我爸的酒厂欠了一屁股债……他缩了缩肩膀，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听你爸说，你一个月一万多呢，顶我四五个月工资。你看，你是过日子，我是熬日子。你是文化人，你说对不对？
谁不是熬呢？我过得也很不好。
但他显然不太信我这句话。他笑了笑，就没说话了。
接下来，我们一直沉默着。三轮车在冷风中呼啸，许多枯树从我们身旁掠退。四周逐渐由零星的房屋变成了街道，人越来越多，摆满了货物的店铺排得看不到尽头。
到了，你们下车去买年货吧，我买点儿药。开车的赵叔叼着烟，吼道。十二点在这里集合。
我们蹲得腿脚发麻，下车后活动了好久。杨方伟一边抽烟一边跺脚，几大口就抽完一根。他碾碎烟头准备走，我叫住了他。
你知道……唐露过得怎么样吗？
他站住了，转头看着我。
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窘迫，解释道，我听我妈说她过得不好，是真的吗？
杨方伟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一口抽掉大半根。是的，她过得不好。在朦胧的烟雾中，他的表情有些看不清。过得很不好。
没了哆啦A梦，我又恢复了闲荡的状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唐露一直跟着我，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尾巴上游弋。
我们这两个小小的人影穿梭在田野里，在一株株将要绽开的棉花间，也穿行在村庄纵横复杂的小路上。大人们看见我俩，总会大声调笑说：“舟舟，你都有跟班啦？！”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气呼呼地昂头走过去，而身后的唐露则红脸低着头，羞怯地跟上我的步伐。
在那些漫无目的游荡的日子里，我把我在村子里发现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唐露：杨方伟的父亲之所以瘸，是因为卖假酒被人打的；还有村尾的赵老鬼，总是悄悄把别人系好的牛牵走，在田里藏一夜，第二天再给人牵回去，以此换得一声感谢和十块钱。
唐露听得十分入神，这个村子以另外一张面孔出现在她眼中。她说：“原来你知道这么多秘密啊。”
她清亮的眼睛中闪着光，这光让我豪气干云。我拍了拍胸脯，说：“这些秘密算什么，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没告诉你呢！”
我把她带到河边。这条河是村子的命脉，听说是长江的二级支流，灌溉用水都从河里面抽取。它也流经稻场，绕着坟茔而过。关于靠近坟茔的这个河流段，有许多恐怖的传说，隔壁王三傻曾经赌咒说夜里他路过这里时，听到地下传来嗡嗡嗡的声响。“不知道是河水在流啊流，还是棺材里有人翻身……”这个傻子一边吸着鼻涕，一边用阴森森的语气说。
这种鬼故事，村里还流传着很多——一头水牛在吃草，吃着吃着头就不见了，血喷了十来米：解放前，有人掉进河里，十多年后才回来，却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样貌……大人们就是拿这种故事来警告我们不要乱跑，但我向来不信，唐露也不信，却还是有些害怕。
我们小心沿着河边走。左侧是一座座土坟，唐露颤巍巍地跟着我，同时小声地对墓碑说着“对不起”。
走没多久，我们来到一处河畔前。这里非常隐秘，藏在两座荒坟后，鲜少人至。河畔长着一棵歪脖子树，都快平行于水面了。我扶着树干站稳，指着水面，对唐露说：“你看这水有什么奇怪吗？”
唐露战战兢兢，看了半天，摇摇头。
“看好了。”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扔在河面上。枯枝顺水缓缓向下流，但快到我的面前这一块儿水面时，水里像是有什么拉住它，迅速下沉，连“咚”的一声都没发出。
“咦？”唐露满脸疑惑，又捡起树枝，但接下来几次都如出一辙——树枝在水面漂得好好的，流到某一处水面时，便会立刻下沉。
我说：“别说树枝，就算用泡沫盒、书包、皮球，流到这里都会沉下去。我都试过的！怎么样？我说这是村子里最大的秘密吧！”
“你是怎么发现的啊？”
“前阵子我做了艘小木船，放在河上，它顺着水漂，我就在岸边跟着它，看它最后是不是能飘到海里去。但是我走到这里时，它就突然沉下去了，所以我就发现了这里。”
“你告诉过别人吗？”唐露昂着头问我，斜阳下她的脸被染上了橘红色泽。
我摇摇头，“我本来跟我爸爸说过，非要拉他来看看，但他给了我一巴掌。我现在只告诉了你，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啊！”
“我不会的！”唐露郑重地抬起手起誓，然后又问，“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水面上的东西到这里就下沉吗？”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唐露却转了转眼珠，看了看水面，又看了看我，说：“我猜这就是哆啦A梦的口袋，可以装进无穷无尽的东西。说不定水面下，就有一只机器猫呢！”
她转眼珠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我一时有些兴起，压低声音说：“也可能水下都是死人哦，就像王三傻说的一样，谁在水面上，就把谁拉下去！”
唐露像受惊的兔子，眼圈顿时红了，紧紧攥住我的袖子。我有些后悔，便由她拉着袖子，慢慢走上河边，穿过坟茔，回到稻场。夕阳垂在天边，金色斜晖铺满整个村庄，尤其是河面上，一片片金鳞泛动着。
我们正要走出稻场，突然吱呀一声，那间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的门打开了，一个面目阴沉的老女人走出来，看着我们。她脸上生满了皱纹和褐斑，看上去五十多岁，但那目光却像是在寒冰中被冻住了几千年一样，只一眼便让我遍体生寒。
我赶紧拉着唐露向家跑，但背上依然一阵发毛。
后来，我无数次在噩梦中看到这种眼神。
办完年货已经十一点半了。风大得有点儿邪门，我把包裹放在脚边，缩起来，瞪着苍灰色的天。
赵叔慢吞吞地从药店里出来，把几盒药扔到车上，嘴里骂骂咧咧。我低头扫了一眼，都是些风湿药或肠溶片，就问，赵叔，给你家老人用的？
呸！不是我家里！是那个姓陈的老不死，一大把年纪了不安生入土，每次都是央我给她买药。赵叔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嘴里和鼻孔里都冒出烟来。
姓陈的？我心里一动。
赵叔又喷一口烟，说，就是陈老师啊，我记得小学时她还教过你吧……
我沉默了。那双噩梦中的眼睛再次浮现，我往后缩了缩。
十二点，人来齐了，三轮车吭哧吭哧地往回走。到了村口，路稍微跟之前有些不同，绕到了稻场边。我看到满地都是枯黄的细草，冬风凛冽，草在风中簌簌发抖。一座一座的坟头像丘陵般蔓延，有些修葺得如碑石般整齐，大多数无人打理，草木乱生，一派萧索。
而坟山与稻场的中间，那间屋子依然突兀地立着。它比我记忆中更破旧，原本由红砖垒砌的墙已经变成了土黄色，屋顶瓦片遗落，有些地方是用稻草盖住的。难以想象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冬。
赵叔把车开到路边，并不下车，喊了声“药来了”，然后抓起那几盒药扔在了屋门口，就准备开车离开。
我疑惑道，这就走了？
不然还怎么？赵叔头都没回，踩着生锈的离合。这屋子里晦气得很，难道我还要进去？你都不知道，她一个人住在这坟边，也不知在干什么。上次县里有个开烟厂的老板来买这块地，想给家里修祖坟，开价十多万啊，多少人眼红！结果这姓陈的，怎么都不卖，人家过来劝，连门都不让人进——嘿，你跳下去干吗？！
我在地上站稳，冲赵叔喊，帮我把年货带到家。然后转身，走到破屋子前，风吹得屋顶的稻草上下翻动，除此之外，我没听到一点儿人声，似乎屋里比外面还荒凉。
我把药捡起来，叫了一声，见没人应，就推开了那两扇腐朽的木门。吱呀吱呀，令人牙酸。我走了进去。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屋里很暗，摆设很少，但一桌一椅都干净整齐。最里面是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老人，只露出头，但依然看得出满头白发，额角皱纹如一群蚯蚓般弓起。
她睡得很浅，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我正准备说话，她却先开口了。她的脸在暗处模糊不定。她说，胡舟，是你吗？胡舟，我眼睛不好，你走近一点儿。胡舟，你长大了。
我一下子颤抖起来，药盒掉在地上。
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团被岁月揉得发霉又褶皱的抹布。我厌恶这个女人，无数次想象过怎么报复她，现在进门来送药，也存了想看看她过得多么惨的心。但看了一眼这样的老态，看到岁月擅自将她摧毁，我只感到一种荒诞和无力。
她挣扎着坐起来，冲我笑笑。
你还记得我？我把药盒捡起来，放在床边柜上。她扫了一眼，又继续看着我，我怎么会忘了你？你和唐露，是我印象最深的学生，而且，你是唯一一个发现了我秘密的人。
秘密？我有些诧异，随即醒悟过来，跺了跺脚下的地板，你是说这里面吗？
她却不再说话了，重新躺下，似乎刚才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她躺着，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屋子里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从窗外渗进来的风掠起了她花白杂乱的头发。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进入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潮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
那时，一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守在村口，拦着每一个带着孩子上车的大人，说：“你自己去就去吧，别把孩子带走了！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读书，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人们都很不耐烦，推开老师。老师又紧紧攥住他们的衣袖，近乎固执地说：“别把孩子带走，孩子是未来，要读书。”
“读书能挣钱吗？”大人们反问。这让老师无法回答。于是大人们把衣袖从老师手中抽出来，牵着孩子的手，上了车。孩子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那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六年级的学生就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三十多个，老师也跑了不少。于是，原本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由三个老师来教。教政治的是一个姓丁的老头儿，每天干完农活来教室，给我们把课本念一遍，然后匆匆回去种菜；教语文的是个年轻人，经常因为打牌忘了来上课，或者正上课时有人叫他去茶馆，他就放下课本跑了出去。
其余科目都是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教。她姓陈，独居，据说就是她站在村口拦着上车的人。
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我就心里一寒——暑假里，她站在坟场上看着我的阴沉眼神让我无比难忘。但这种害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唐露。
唐露也和我合到一个班上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胆怯孤单的小姑娘，之前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列。现在唯一成绩比她好的男生，已经到广东某个城市的某个地下黑屋子里去穿线了。所以她现在是年级第一，被陈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坐着，与我隔着大半间教室。
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跑到教室前面，但靠近她时又慢下来了。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特有羞涩蒙上心头，明明没有人注意我，我却觉得自己处于所有异样目光的中心。
她一直埋头做题，没有抬头，我慢吞吞地从她身边走过，也沉默。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做题了。
两个月没怎么说话，暑假形影相随的日子已不真切，或许她也忘了吧。
其他男生也注意到了唐露。刘鼻涕有一次被分到她旁边坐，高兴得连鼻涕也不流了，就是上课看着唐露傻笑。陈老师揪了几次他的耳朵，都没用，只能皱着眉把他换走了。还有一向以欺负人为乐趣的张胖子，看到唐露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踢格子后，居然一反往常的鄙夷，上去要求和她们一起玩，还让唐露辅导他。唐露细声细气地告诉张胖子踢格子的要诀，他边听边点头，俨然好学生的模样。陈老师看到后把他赶开，说：“怎么不见你把这股认真的劲儿放在学习上？！”
陈老师对唐露严加保护，导致没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唐露，我们所有人在她眼中都不学无术，都游手好闲，都是愚昧父辈的延续，都注定了要在这泥土翻飞的村庄里度过一辈子。
陈老师严格按照成绩排座位，成绩差的都坐到了后面。杨瘸子提着两刀肉去陈老师家，希望她把杨方伟安排到前面坐，结果被陈老师轰了出来。第二天，她专门点杨方伟回答问题，杨方伟回答不出，于是她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轻蔑地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拉不出屎来就别想占茅坑。”我们哄堂大笑，杨方伟在笑声中脸红如滴血。
陈老师一度对我也寄予厚望。她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好好学习，但当她知道我只对语文有兴趣，对数学和自然课全然无感之后，非常惊异，“为什么你会对语文感兴趣呢？这是最没有用处的学问啊！真正可以拿来改变世界的，是科学，是对量子领域的了解，是对空间物理的掌握。一天到晚背几遍‘床前明月光’能有什么出息？！”
她还说了一些什么，但那些词我都没听说过，只能低着头。她见我不开窍，叹了口气，就把我轰走了。
走之前，我突然愣住了——在陈老师的桌子上，摆放着一艘小木船，槐木雕琢，模样稚拙。我看了几眼，觉得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暑假我丢失在河面上的木船跟这个东西很像，连船篷的形状和上面的刻痕都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又不对，因为眼前这艘木船的色泽很沉郁，有些地方还腐朽了，像是已经摆放了七八年的样子，而我的木船沉进水里还不到两个月。
“怎么还不走？”陈老师埋头批改作业，笔尖在本子上拖曳出一个个勾和叉。
我指着小木船，问：“陈老师，这艘船……”
陈老师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怎么了？”
“您放这里多久了啊？”
“十多年了吧。”
我“哦”了一声，准备低头出去，陈老师叫住我，问：“你知道这艘船吗？”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连忙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
后来我的成绩越来越跟不上，而且整天和杨方伟他们一起玩，上课丢纸条，下课后在学校后面的橘林偷橘子。陈老师也就把我归在了他们一类，平常视而不见，闹得凶了，就抓住我们，要么罚站，要么用藤条打。我们都对她恨得牙痒痒。
我跟唐露也一直没有说过话，一间小小的教室里隔开了太远的距离。我继续跟我的小伙伴们玩耍，座位越来越靠后，直至倒数第一排。
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道算术题，让我们上去写答案，算不出来就打手心。第一批的五个人没有一个答对，她气得嘴唇乱抖，竹板都打断了一根。张胖子挨了三四下就哭了。我们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祈祷陈老师不要点到自己。
“胡舟、杨方伟、彭浩、刘鼻涕、张麻，你们五个上来，要是写不出，我把你们手打断！”陈老师直接指着最后排，想了想，然后说，“算了，张麻你回去，唐露上来。我让你们看看，这题目是有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愁眉苦脸地从座位上起来，慢吞吞地走上讲台。张麻则拍着心口，一脸庆幸，冲我们做鬼脸。
这是五道应用题，唐露做第四题，我做最后一题，她的左边还站了一个流着鼻涕的刘鼻涕。
我至今都记得这道题目：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1/9，第二天看了24页，两天看了的页数与剩下页数的比是1：4，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我站在黑板前，对着这些文字苦思冥想，脑子里一团糨糊。
陈老师提着竹板，站在我身后，让我背上生寒。我举着粉笔停在黑板前，却久久不能下笔，大腿开始发抖。
其他人也都不会做，只有唐露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解题步骤。她的侧脸被从窗子透进来的光勾染，成了一些柔软的线条，像是初春里挣出来的柳枝。很久以后，我学习绘画时，总是习惯性地画一个人的侧脸，用简单的线条，用明显的光影差。我一度疑惑这奇怪的习惯从何而来，原来是记忆埋下的种子，当我拿起画笔时，它就开始萌发，在画板上绽放出唐露的脸。
“看什么看！”陈老师的呵斥打断了我的走神，她用竹板敲了一下我的头，“好好做题，做不到就下来领打。”
我摇摇头，准备丢笔放弃，这时，我听到身旁传来了轻轻的话语：“设整本书为x页。”
我一愣，唐露旁边的刘鼻涕也愣住了，同时侧过头看向她。唐露拿着粉笔做题，一丝不苟，嘴唇轻不可察地颤动着，“别看我，老师会发现的。”
我俩连忙各自转回头。刘鼻涕看了眼自己的题目，小声说：“我这道题是求面粉和糖，没有书啊……”
“不是你，是胡舟。”
刘鼻涕僵了一下，两条鼻涕趁主人不注意，迅速垂下。
我反应过来，连忙在黑板上写了假设，又小声问：“然后呢？”
这时，陈老师在身后呵斥道：“说什么？！”
顿了十几秒，唐露又小声说：“九分之一X加上24，然后等于X除以括号1加4括过来，算出来X就行了。”
我把方程式列出来，在黑板上打了下草稿，很快写出了答案。这个过程中，刘鼻涕一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唐露，眼泪和鼻涕都快流下来了。唐露却没有理他，把粉笔放下，转身对陈老师说：“老师，我做完了。”
陈老师点了点头，“完全正确。你们看，这题目一点儿都不难，你们四个好意思吗？！过来领——咦，胡舟，你让开。”
我连忙往右挪，让陈老师看到黑板。她扫了一眼，扶了一下眼镜，又看了看我，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下去吧。”又指着另外三个人，“你们过来！”
我迷迷糊糊地从讲台走向教室后面，唐露已经在她的座位上坐好了，坐姿端正。我看向她，她的一缕发丝垂下，贴着脸颊，侧脸依然美丽，神情认真，似乎专注在课本上，但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右眼悄悄眨了一下。
办完年货，小年一过，村子里也渐渐热闹起来。茶馆里挤满了打工回乡的年轻人，在狭窄的砖屋里扎堆打牌。我闲得无聊，偶尔也过去打一阵儿，茶馆里满是脏话、汗臭和烟味，待久了有一种眩晕感。摸牌、出牌、递钱和收钱，时间在这四个动作的重复中飞快溜走。
春节前一天，我去茶馆有些晚了，里面只有一桌是空的，就坐了过去。随后陆陆续续来了三个年轻人，有两个是认识的，另一个比较陌生。
陌生的青年又矮又瘦，坐我对面，刚坐下就掏出烟，发了一圈。我皱皱眉，没接。
嫌次？他自顾自地点上，嘴里和鼻孔都冒出烟雾。这位兄弟没怎么见过啊，哪家的外地亲戚？
旁边有人接了话茬，说，大路，你这五块钱一包的红河还好意思发给人家？他可是大老板，在北京工作，拍动画片，挣大钱呢，一个月万把块！
动画片？嘿，我媳妇儿以前还挺喜欢看动画片呢。这个名叫大路的青年把烟叼在嘴边，伸手摸牌，来来来，打牌。
打了半个多小时，我有些心烦，出了好几把臭牌。大路捡了空子，连赢几把，嘴都笑得都合不拢了。他的笑容让我更加心烦——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的褐色牙齿，而是他的笑容里有明显的嘲弄。
大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空气混浊，我有好几次感到呼吸困难。又输了一把后，我把钱往桌子上一推，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路往地上吐了口痰，用袖子抹了抹嘴，一边把钱扒过去，一边说，还这么早，没过中午呢。别扫兴啊，才输了几百。你这种大城市里的人，几百还不是肉上一根毛？来，来，坐下来继续打。
我不想理他，站起来，向外走。但这时屋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径自走到大路身旁，说，明天就要过年了，跟我回去收拾一下房子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大路看了一眼这个女人，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你怎么来了？没看到我在忙吗？找你爸去！
我爸腿不好。女人的声音低了下来。
也是，你爸只剩下一条腿了，大路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说，反正我不管！你自己去弄吧，不就是洗几床被褥，擦点儿墙上的灰吗？你一天忙得完。我现在手气好得不得了，是在给家里挣钱呢。
女人劝不动他，也不愿走，就站在旁边。
你别在这里，晦气！刚刚手气好赢了，现在你一来他就不打了。大路斜眼瞪了一下女人，又看向我，说，你还打不打啊？不打我再去找别人。
我的视线这才从女人的脸上收回来，讷讷地说，那就……那就再打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更加心不在焉了，眼睛甚至不能认清麻将上的图案。我输得更多了，不停地掏钱，大路赢钱赢得喜笑颜开。他肯定把我当一个傻子了吧。
而这个傻子正透过烟雾窥视大路身旁的女人。
女人一直低头站着，垂下的头发在烟气中显得有些发白。她穿着红色羽绒服，蓬松地裹住身体，衣服面料上有很多褶皱，随着她身体的弯曲，这些褶皱像一张张细小的嘴巴一样闭紧。我注意到，羽绒服的胸口处印着滑稽的“波可登”。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是认错人了。但眼前这张侧脸，以及垂到脸颊的头发，都丝毫不差地跟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重合了。
关于与唐露的久别重逢，我幻想过很多次，却没料到再相遇，会是在这样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的鬼地方。
我的喉咙有些干涩，不知是烟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唐露站了一会儿，见大路实在无动于衷，便转身走了。她出茶馆的同时，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我去上个厕所。
我追到唐露身边时，她已经走出十来米远了。唐露。我喊出这个久违的名字。
她停下来，看着我，脸上憔悴，眼中迷惑。
你还记得我吗？
没见过吧……她犹疑地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你还有那本画着哆啦A梦的练习册吗？
什么哆啦A梦？
我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摇摇头，没什么……唐露看了我一会儿，见我不再说话，便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冷风中有些轻微的佝偻。
我回到茶馆，机械地打牌。周围的咒骂、碰牌和拍桌声混在一起，这些嘈杂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远的时候让我一阵空虚，近的时候让我耳膜欲裂。每个人都在喷吐烟雾，越来越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跑出这个乌烟瘴气的屋子，在路边弯着腰，发出一阵干呕。
自从那次黑板做题后，我和唐露就恢复到了暑假时的那种关系，似乎这半年的隔阂冰消雪融。每天放学后，她独自走到一个路口，等我慢吞吞赶过去，与她汇合，然后一起走回去。
那时我家里已经硝烟弥漫。我父亲跟隔壁程叔媳妇儿的事被发现，程叔来我家闹了一次，母亲痛恨欲绝。争吵过后，两个大人在屋子里走动，却形如未见。姨妈专门回乡来劝，但是没用，只能摸着我的头叹气。
我每天晚上回去，屋子里都冷冷清清的，连吃饭都是在碗橱里找些剩饭菜热一热，就勉强对付了。
而唐露父亲酗酒的毛病更严重了，大白天都喝得醉醺醺，有时候还无缘无故地打她。
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背着书包，在路上慢吞吞地走着。我记得我们会说一些话，但时光久远，大多已遗忘，也可能是那一阵子天气寒冷，声音一从嘴边出来，就冻结在冰冷的空气中，刷刷地往下掉，就像雪花一样。
我们通常会走很久，把黄昏走成夜色，看到黑暗笼罩村庄，灯火沿着河亮起来，丝带般缠绕在远处的大地上。然后，她回她的家，我背着书包走向我的家。
关于我们那些遥远飘忽的对话，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提到了哆啦A梦。她依然记得在上一个夏天看过的几十集《哆啦A梦》，并且遗憾地说：“要是能继续看就好了。”她小小的脸蛋在冷风中发抖，说完，还叹了口气。
我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拍着胸口说：“没关系，我给你画！”
于是，在寒假来临前，我把之前辛苦攒下来的四块钱拿出来，去买了彩笔和练习册。练习册选的不是五角钱一本的那种防近视的黄色本，而是三块钱的那种，很厚，纸页的边缘还有淡雅的水墨画。这种高档货，村里小卖部没有卖的，我顶着寒风，骑车到镇上的文具店才买到。我的钱不够，死活不走，求了老板很久，最后他才卖给我。
整个寒假，我都窝在家里，认真地用彩笔画画。我幻想着一头远古的巨龙抢走了静香，大雄在哆啦A梦的帮助下，穿梭时间，回到恐龙纪元，历经千辛万苦把静香救了回来。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特别干冷，画到后来，我的手都裂开了。但我没有停，把脑海里的那些画面倾泻到纸上，越画越起劲儿，到最后仿佛不是我在画，而是笔拖着我的手在游走。平生第一次，我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我记得最后画到大雄面对三头恐龙的血盆大口，却紧紧把静香挡在身后时，我的眼角都湿了；而画到静香得救后，快速地吻了一下大雄的脸时，我也忍不住嘿嘿傻笑。
画完后，我在练习册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两行字：
每一个孤单童年，都有一只哆啦A梦在守护。
献给唐露——我的静香
开学后，我把这本厚厚的练习册拿出来，打算送给唐露。但刚一拿出来，就被张胖子一把抢了过去。他大声说：“这么厚的本子，你不会真做了寒假作业吧？”说完就准备打开看。
平常我没少被他欺负，通常都很怕他，但当时我眼睛都充血了，一把扑上去，扯住练习册的书脊，另一手按住陈胖子的胸口。陈胖子毕竟壮硕太多，一伸手就把我推开了。我撞倒了一张课桌，但立刻爬起来，啊呀号叫着，又扑了过去。
陈胖子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反应这么激烈，有些吓到了，但同学们都看着，他不能把本子还给我。于是我们扭打成一团。
我当然是吃亏的一方，很快就被他压在身下。他气喘吁吁地坐在我身上，按着我的胸口，然后把练习册捡起来，说：“我还非要看看里面是什——啊！你松开！”
我咬着他的手，死活不松口，嘴里都感觉到一丝腥咸了。陈胖子痛得眼角迸泪，连忙把练习册丢在我脑袋旁边。我刚松开，他却又把本子抢回去，同时狠狠一拳打在我头上。
这一拳让我有些懵，陈胖子起身之后，我还站不起来。他拿着本子，洋洋得意地说：“妈的，敢跟我横！我撕了你这破本子……”他说完，却发现同学们的目光有些躲闪，连忙回头。
果然，陈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
她了解事情经过后，先是把我扶起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我只是有点儿头晕，就摇了摇头。然后她打了张胖子十下手板，非常重，张胖子眼角又迸出泪来。张胖子下去后，她拿起练习册，翻了几下，看到扉页上的话后嗤一声笑起来，对我说：“小小年纪，就想这个？真是跟你爸一样，臭不要脸！今天我不打你，但这个本子没收了，免得你祸害同学。”
我对陈老师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拿着练习册走出教室。我沮丧地走回座位，路过唐露身边时，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我只轻轻摇头，错身而过。
我在不安和悔恨中度过了这一天，实在不甘心整个寒假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了。放学时，唐露照例慢吞吞往小路上走，我一咬牙，对她快速说了一句：“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然后转身朝学校跑。我溜进办公室，在陈老师的办公桌上搜了搜，没有练习册，想了想，又往稻场跑过去。
那一天，憋了整个冬季的天空终于开始下雪，雪粒在黄昏时稀稀拉拉地飘下来。我跑得很快，冷风夹着雪，嗖嗖地灌进衣领。我却丝毫不感觉冷，也不畏惧坟茔的阴森，直接跑到陈老师的屋子前。
我的运气很好，看到陈老师门前那把挂着的黄铜大锁，就知道陈老师回家后又出去了。我绕着她家转了一圈，见大门锁牢，窗子紧闭，只有烟囱是唯一的入口。于是我爬上屋顶，顺着烟囱进了里屋。里面很暗，我不敢开灯，只能努力睁大眼睛，用手摸索。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是有人在我胸口敲着急促的鼓点。我的害怕并非来源于屋子外面的坟墓，事实上，我宁愿死尸们全部从坟墓里爬出来，围着这间屋子厉号，也不想陈老师突然推门而归。我实在无法想象陈老师要是看到我偷偷跑进她家之后暴怒的样子。
我找了一遍，没发现那本练习册，心里不甘，又哆哆嗦嗦地摸索。当我摸到床前时，脚下感觉有些不对劲——床头前的一块木板是松动的。我轻轻一扳，木板就翘起来了。
木板下面不是泥土地，而是一个幽深的地洞，有一排斜斜的台阶通向地洞的黑暗里。
我用脚探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以为里面会很暗，但完全进入地下之后，反而看到了通道尽头的光。
这通道不长，只有三四米，我小心翼翼走过去，发现尽头是一道门，光就是从门缝里渗出来的。我贴在门上听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把门推开。橙黄色的光哗啦啦涌了出来，将我淹没。
里面空无一人，但我来不及庆幸，就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之后有很多次，我回忆起这一幕时，都会怀疑是不是记忆欺骗了我。因为我之所见，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贫穷村庄的认知，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而梦里的场景侵蚀了记忆，让我混淆。
因为我看到了一排排机器。我叫不出名的机器。
这个地下室有二十几平方米，墙壁连同地底都是由一种灰褐色的金属铸成，非常平滑。墙顶镶满了灯，光线令整个房间没有死角。而这整间屋子都摆满了方形仪器，红、绿、黄这三种颜色的灯不断闪烁，地上全是电线。屋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由三根支柱撑着，桌面上是一个玻璃罩子，正方形，大概有我两手张开那么宽。玻璃罩里什么都没有，但不知是不是我眼花——我看到玻璃罩中间的空气里，不时闪现着蚯蚓一样的电火花，很暗，一闪即没。
这些巨大而精密的仪器让我不知所措。幸好，我很快看到了练习册就放在桌子边缘，连忙拿起来，塞进衣服里，然后准备出去。
但是在出去之前，我的眼角余光一闪，发现有些物件很是眼熟。果然，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几根树枝、破书包，还有褪了色的瘪皮球。这些东西各色杂乱摆放着，但对我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属于我，且都在半年前的夏天，被我放进那片神秘的水面后沉入水中消失了。
我翻了一下，发现每个物件上都贴了纸，纸条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稀可见。
“1982年7月13日；净重243g；来历：未知”，这是皮球上贴纸的字迹，而几根树枝上分别被标记着1985年和1992年。每一个标签上的时间都相差很多。
我逐一翻看着这些纸条，百思不解，索性不管了，跑出地下室，爬上烟囱，满身灰黑地离开了稻场。刚跑不远，我就远远看见一个踽踽独行的人影，在昏暗的天色里走进坟茔与稻场之间，走进那间神秘的屋子。
这个人影正是陈老师，我心里感到一阵侥幸，幸亏跑得及时。
我顺着小路快速奔跑，雪越下越大，这些小白点从黛蓝的天幕中飘落，在我身边打着旋儿。我有点儿着急，害怕时间太晚，唐露已经回家了。
但她并没有走。她一直等在路口，渺小的身影若隐若现，似乎随时会融化在漫天细雪的背景中。
“喏，这本书送给你。”我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把练习册从衣服里拿出来。我浑身都是烟囱里的灰，但没让练习册沾染一点儿。
“你今天跟陈胖子打架，就是因为这个吗？”唐露接过练习册，她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但洋溢着笑容。
“是啊，这是我为你画的最新一集《哆啦A梦》，花了一个寒假呢！除了你，谁都不能看。”
她翻开扉页，看到我写给她的两行字，然后仰头看着夜空，过了很久，才说：“你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哆啦A梦吗？”
“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肯定有！”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呢？”
我想了想，脑子一热，说：“因为我就是你的哆啦A梦啊！”
唐露看着我窘迫的脸，轻轻地一笑，说：“你到底是我的大雄，还是我的哆啦A梦呢？”
“我……我既是你的哆啦A梦，也是你的大雄！你放心，你是我们的静香，我们会一直保护你，不让你受伤。”
“你真好！”她突然踮起脚，在我右边脸上轻轻一吻，然后闪电般缩回去。
我被这道闪电击中了，浑身僵直。
我试着回味刚才这一刹那的感觉，但发现她的嘴唇太轻，有些冰凉，跟四周漫天的雪花一模一样。我摸着脸颊，那里有些微的湿润，但我分不清是因为她的唇，还是因为落雪轻吻。
在我发愣的时候，唐露合上了练习册，把它抱在胸口，转身往回走。我反应过来，连忙跟上她。那个晚上的路尤其长，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我们周围都是飘舞的雪花。
我们走啊走，走啊走，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大年三十，天气特别干冷，这艰难的一年终于在这一天走到了尾声。中午吃完团年饭，母亲把全家人的旧衣物都洗了，晾好，然后带着我去坟头拜祖宗。
刚走到小路口，就发现那里围着四五个人，有议论，也有劝阻，看样子像是这户人家在吵架。我看了看房子，觉得有些眼熟，仔细回想了一下，记起来这是唐露的家。
果然，我和母亲刚挤进人群，就看到了正坐在地上的唐露。她披散着头发，身上还是那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只是好几块面料已经被撕开了，在冷风中抖动着。她一只脚上歪歪斜斜地套着拖鞋，另一只脚赤着，被冻得乌青，沾满了尘土。
她的神情有些呆滞，眼角垂泪，脸上红肿，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周围太吵，我听不清，但从嘴型可以看出来她说的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母亲看到这场景，说，作孽啊，刚和好没几天，又吵起来了。这还是大年三十啊……
旁边有人搭腔，这次可不得了，听说昨天大路把八万块钱全输了！啧啧，玩得可大哩，输到最后他眼睛都红了。
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解释道，露露是想用这笔钱来盖房子的。
我点了点头，看着坐在地上的唐露。她就这么哭着、念叨着，我的目光却只汇聚到她赤着的脚上。它在冷风中显得很凄凉。
这时，一身酒味的大路从屋子里冲出来，对着唐露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太狠了，声响像是干树枝被折断，听得人心惊。唐露的鼻子登时冒出血来。这个矮瘦的男青年像是一头发狂的豹子，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嘴里喊叫着，去你妈的，老子输了点儿钱，你就把老子的脸都丢完了！你爸爸是个死瘸子，你也是个他妈的扫把星！
我才发现，老唐正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口。他只剩下一条腿了，拄着拐杖，他似乎想阻止大路，但抖着嘴唇，眼神飘忽，始终没有动。
围观人群里也没有人上前劝阻。我看到杨方伟站在一旁，抽着烟，脸上满是漠然。我刚想上前一步，就被母亲拉住了。她摇了摇头。
大路又打了几下，然后要把唐露拉回家里去，但拉了几下，没拉得她站起来，索性直接抓住羽绒服的衣领，把她拖回了屋子里。
唐露的头发和脸都在尘土里拖动。一滴血落下来，转瞬被尘土遮住了。
在去拜坟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大家不是不想上去劝，以前劝过，结果更惨。母亲说，大路这人啊，手黑心也黑，坐过牢的。现在劝了，倒是也能拦住，但大伙儿不能守在他家一辈子啊，一有空子，他就把唐露往死里打。
唐露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我的语气闷闷的。
母亲眉头蹙起，似在仔细回忆，然后说，你是小学毕业那年离开村子的，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在母亲的述说里，我渐渐知晓了唐露后来的经历。小学结束的那个夏天，老唐的一条腿断了，为了治病，家里的钱都花完了。唐露也因此在读完初一上学期后辍了学，早早地跟了一个裁缝师傅学做衣服。学了一年后，她就到隔壁县城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一天十个小时，全坐在封闭的地下车间里，佝偻着腰，踩着缝纫机，在幽暗的光线里拼接一块块质量堪忧的布片。下班了后跟同龄的女孩们一起回到宿舍，挤着休息一夜。但那家厂很快因为雇佣童工被举报，唐露被送回家。这件事上了报纸，也成了当地派出所的业绩，但对唐露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来说，无疑是雨中墙塌。
那时唐露在家里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受不了老唐躺在床上看她的冰冷眼神，跑去央求准备到外地打工的沈阿姨。沈阿姨本来嫌麻烦，但唐露跪在她家门口，凌晨时才离去。沈阿姨离乡的那一天，都上车坐好了，看着路边杨树掠过，突然骂了一声，然后叫司机停车，步行回到老唐家，把唐露拽起来就走，临出门时又扭头朝老唐骂了一句：早死早超生，别祸害孩子！
此后，唐露一直跟着沈阿姨，在广东一带打工。她们先是当缝纫工，但自动化普及之后，这一行迅速没落，当时广东约有几十万缝纫工无路可走。于是那年春节，沈阿姨给唐露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把年龄增加了两岁，能合法打工。春节过后，唐露没有留在家里，独自去往上海，碰壁之后再去深圳，然后到了北京。而她在北京的那阵子，我也刚刚毕业，进入那家动漫公司。
是的，那一年多里，我们这两个漂流异乡的人，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过——地铁、街道或者便利店里。然而北京太过拥挤，充斥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即使我们擦肩而过，也认不出彼此。
当我在北京立稳脚跟的时候，唐露却厌倦了这样漫无目的的飘荡，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故乡。对农村女孩来说，二十三岁已经是亟待结婚的年龄了，但村里没人敢上门——娶了唐露，还得捎上一个嗜酒的残废老唐。据说杨方伟曾经跟家里商量过，认为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得起，但杨家酒厂的突然倒闭，让这件事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唐露一生中唯一接触到幸福的机会，但这扇门在她还未抬起脚准备跨进时，就发出一声无情的“咣当”，关闭了。
最后，媒婆领着邻村的大路来到了唐露家。唐露刚开始对他并没有好感，但吃完饭后，唐露去看电视，大路走过来，看到唐露心烦意乱地拿着遥控器换台，最后换到了儿童频道。大路问，你喜欢动画片吗？唐露点了点头。大路又说，我也喜欢啊。唐露问，你喜欢什么动画片呢？大路挠着头想了很久，最后说，哆……哆啦A梦。唐露这才抬起头，看着这个矮且瘦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粗鲁和暴躁。
但结婚之后，大路的秉性才表现出来。唐露住进了大路家，跟几个婆嫂一起，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喝醉了的大路毒打，婆嫂们都只是冷眼看着。大路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吵架时喜欢砸东西，家具、电视、摩托……在一次次争吵中、一次次破碎声中，这个原本就拮据的家，更加贫寒。
平时唐露在镇上开店，音像店、面馆、劣质服装，什么挣钱就做什么，都做不长。大路隔三差五还过来要钱去打牌或喝酒。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省下钱来，想自己再盖一间房，离开那几个阴嘲冷讽的婆嫂。
但现在，四五年攒下来的八万块钱又被大路悄悄输掉了。
这番叙述漫长而絮叨，我在冷风中听着，思绪时常抽离。天很快暗了下来，坟场里许多坟墓上都插了蜡烛，火光在冷风中飘摇成星星点点。这一年的最后时光，竟然如此寒冷荒凉。
路过陈老师的家时，我问到她的来历。母亲摇了摇头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但应该不是本地人，听说很久以前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这里，后来撤走了，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了。因为懂得多，就成了小学老师。后来小学人不够，学校解散了，她也没走。
天空暗如锅底，破旧的屋子像是锈迹一样。我看了看，也没再多问。
晚上我陪着父亲，一边打哈欠，一边看着无聊的春节晚会。时间就这样缓缓流逝，快到凌晨时，我把鞭炮拿出来，准备等午夜倒计时就去点燃。这是老家的习俗，以爆竹声来宣告新旧年交替。
这时，一直沉寂的夜幕里突然传来嘈杂声，有人在呼喊。我听了一下，立刻从屋里窜出去，跑向河边。
因为，我听到的是——快出来啊，唐家那个丫头要跳河了！
赶到河边时，大家果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头。我们小心围过去，手电筒的光驱开了浓重黑暗，照着唐露啜泣的模样。她脸上伤痕与泪痕密布。我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
唐露突然转头看向我，露出一笑，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哆啦A梦在守护吗？她的笑容迅速被泪水融化，成了一个凄婉的表情。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呢？
我浑身一颤。
所有人都看向我。我张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只发出嘶嘶的含混声音。
扑通一声，桥头已经没有她的身影。
人们连忙涌过去。我却迈不动步子，任这些幢幢人影从我身边掠过，脑袋里只是想着：原来，她一直是记得的。
我有些恍惚，又有点儿冷，不禁缩紧了衣领。
这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身后响起，密集得没有间隙。我转过身，看到家家户户的爆竹火光把夜撕成了零散的碎片。
新的一年终于姗姗来迟。
关于故乡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那一年之后，小学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停办，我们成了最后一届毕业生。拍毕业照的时候，谁都看得出来，尽管陈老师依旧面目阴沉，但眼圈泛红。拍完之后，她长久地坐在椅子上，不肯起来。
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意味着长达六年的监狱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唯一需要担忧的，是夏季漫长，蝉鸣聒噪，这三个月的暑假该怎么度过。
这时，我家里也买了一台VCD放映机，是用来给我爸看戏曲的。正是因为这个，我对哆啦A梦的爱好卷土重来。但我到处借，也只借到零零散散的几张碟，而且上面字迹都不清晰了，所以唐露认真地在每一张光碟上写下了“哆啦A梦”。这些碟显然不够度过夏天，我问唐露：“你还想看《哆啦A梦》吗？”
她使劲点头。
我暗自思揣——如果能搞到《哆啦A梦》的整套VCD，暑假就能每天和唐露一起看大雄与静香的奇妙冒险了。童年即将结束，接下来是混乱迷茫的青春期，在这最后的尾巴上，能以这样美妙的方式跟唐露一起度过，是我梦寐以求的。
但是大山版《哆啦A梦》的一整套，有一千多集，即使是租VCD，也需要一百二十块钱。这笔天文数字，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把小学六年的教材和练习册装在一个麻袋里，用自行车驮着它去了镇上，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换回十来块钱。当我捏着这薄薄的几张纸时，感慨六年求学，换回这么点儿钱，实在是替父母愧疚。
“书这个玩意儿啊，最不值钱了。”老头把麻袋里的书倒出来，用脚踢进角落，“值钱的还得是铁啊，你看，墙上写得一清二楚。”
果然，墙上贴了价格表：可乐罐一毛三个，书本一毛五一斤，废铁一块二一斤……我看了一会儿，叹口气，捏着钱走了。
那阵子，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和唐露难堪的事情——我爸爸和唐露的爸爸打了一架。据说是在田里干活时，我爸爸听到老唐在跟人嚼舌根，说他出轨的事情。于是我爸冲过去，两个人扭打成一团，旁人拉了好久都拉不开。
因为这件事，我们都不想在家里待了，忧愁地继续游荡。我们在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沿着河边行走，河面上也出现了两个人影。
我对唐露说：“你看，他们是谁？一直跟着我们呢。”
唐露把手指竖在嘴边，嘘了一声，说：“他们是住在水里的人，看我们靠近了，也在小心地观察我们。别大声说话，吓着他们了。”
于是我们四个沉默地走在河边。夕阳斜照，河面上的影子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淡，在他们即将消失时，我和唐露走到了那片能吞噬一切的水域前。
“对了，我一直很好奇，”唐露说，“既然什么东西都能沉进去，那，可以从里面拿出东西来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我脱掉上衣，准备游过去，但唐露把我拦住了。
“你要是也像其他东西一样，掉进去了出不来怎么办？”她忧虑地说，“那就没人陪我玩了……”
“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我拍了拍胸膛。但唐露说的确实是个担忧，我想了想，看到岸边那棵歪脖子老树，树枝低垂，几乎快贴着水面了，我一拍脑门，“我有办法了。”
我哧溜爬到树上，顺着最靠近水面的枝干，小心挪动身体。那根枝干只有手臂粗，我一爬上去，就压得枝干下坠，正好贴近水面。我深吸一口气，准备把手伸进水里。
“小心！”唐露在河边，面色紧张。
我将手臂伸进水里。在我的想象中，这块神秘水域的下面，可能是一条有着一口密齿的大蛇，或者是布满火焰的地狱，但手真正进入水面的一刻，却什么危险都没有——甚至，水面没有经过一天暴晒后的温热，触之清凉。
我试图移动手臂，阻力很大，水里的黏稠感远胜正常水流。我慢慢移动手臂，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物，像是铁片。我抓住它，慢慢上拖，随着手臂从水里伸出来，我看到了手里抓住的东西——是一个方形铁盖，上面有规律地摆布着一些孔洞，我感觉有些熟悉，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我把铁盖提出水面，它比在水里重多了，足有十几斤。树枝摇摇晃晃，似乎随时要断。我心里突然一动，一手夹着铁盖，一边小心往回爬，爬到老树的主干上后，冲唐露喊：“你躲开些！”
唐露让了几步，我把铁盖扔下去，大声说：“你看好它！我再去捞几个出来！”
“捞出来干吗啊？”
“卖钱啊，废铁很贵的，那个老头说一斤废铁一块二呢。这个铁盖就值十几块钱了，比一麻袋书值钱。”
唐露有些犹豫，说：“这些是谁的呢？万一有主人，怎么办？我们不能偷东西啊。”
“这条河有主人吗？”我头也不回地反问。
“没有……吧？”
“那不就得了，我从河里捞出来的，就属于我们啊，就跟钓鱼一样。别多想啦，看我的！”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的人家亮起了灯火。已经不早了，我隐约听到母亲在喊我的名字，于是抓紧时间如法炮制，又捞出几个铁件。它们各不相同，铁盖、铁盒、圆柱支架之类的，加起来得有七八十斤了。按照这个速度，我再最后捞出一件，就可以凑到租全套《哆啦A梦》碟片的钱了。
最后一个物件比我想象中大。
我摸索了一会儿，摸到一个类似提手的东西，用力上拉。树枝在我身下呻吟着。我提出来的是一个正方形的铁盒，边角圆润，四周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圆孔，透过圆孔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层层的片状镶嵌物。整体感觉像是一台电视机的机箱，只是更加密实。铁盒侧面插着一个浑圆的突起，其余部位还有一些孔洞，看上去像是某种接口。
我两手并用，把它提出水面。这时，空气中传来一声隐约的“咔嚓”，随后，远处的人间灯火次第熄灭，村庄被笼进黑暗。
唐露往回看了几眼，疑惑地说：“停电了吗？”
“好多年没停过电了……”我也有点儿纳闷，但天越发晚了，再不回去，父母就该找过来了。于是我咬着牙，把铁盒提出来，这时，身下的树枝发出最后的呻吟，“哗”的一声断了。我抓着箱子，一起落向水面。
那一瞬间，我脑中闪现出可怕的画面——皮球、树枝和泡沫板，这些绝不可能下沉的东西，都被这片水域吞噬了，再不复现。我直直地摔下去，正中水面，肯定也会沉进去，再也见不着唐露了。我有一点儿懊悔，想扭头去看唐露，但还未扭动脖子，就已经落进水里，砸出一大片水花。
温热的河水在那一瞬间吞噬了我。
我满心绝望，但手脚下意识地划动，居然很快站了起来。这块水域靠近岸边，并不深，才浸没到我胸口。
断掉的树枝浮在水面，静悄悄的，也没有一点儿下沉的趋势。
唐露刚要惊叫，见我从水里站了起来，惊呼声又吞回去了，指着我说：“怎么……你没掉进去吗？”
“水很浅啊。”一阵夜风吹来，我打了个冷战，在水里拖着铁盒，一步步走上岸，“那么浅，以前的东西是怎么沉进去的？”
唐露盯着这个怪模怪样的铁盒，点头说：“是啊，而且这么浅，你是怎么捞出来这些东西的？”
我穿上衣服，暖和了些，突然灵光一现，大喊道：“我知道了！”
“是什么？告诉我嘛！”
“这里肯定有一扇任意门，连接另一个时空。嗯嗯，一定是这样！”
唐露笑了下，“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想想，哆啦A梦的口袋不就是一扇任意门吗？可以从里面拿出任何东西。”我越说越觉得正确，郑重点头，“《哆啦A梦》里说的，还有假吗？我想，水下面肯定住着一只机器猫，知道我们要去买VCD，就把废铁送给我们了。嗯嗯，一定是这样！”
“那它为什么不直接送我们碟子呢？”
“呃……”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
唐露见我窘迫，脸上绽开笑容，说：“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是哆啦A梦在帮助我们。你不是说每一个童年都有一只哆啦A梦在守护吗？一定是我们的童年快结束了，所以这只哆啦A梦来给我们最后的帮助。”
“嗯！”我摇摇头，把刚才的问题甩出脑袋。
废铁已经收集齐了，一百多斤，我今晚肯定带不走。于是把它们拖到树下面，用树枝盖住，打算明天用自行车运到镇上，卖给那老头儿。
第二天，天色阴沉，太阳被遮在云层后面，雨却迟迟不下。我起床的时候，感觉有点儿头疼，可能是昨天掉在河里后吹了风。但即将租到《哆啦A梦》的喜悦充盈我全身，我对唐露说我要去卖废铁，然后租VCD碟，下午回来，让她在家等我。
“嗯！”看得出来，唐露也很期待。
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河边，用麻袋把铁件装好，放在车的后座上。装铁盒的时候，我看到侧面那个圆形凸起，好奇地去掰，一下子就把这个凸起拔了下来。圆形凸起的下面，是一截五六厘米长的晶体方块，半透明，此前这个方块一直插在铁盒里，只露出金属材质的圆形头部。我观察了一下，觉得造型有趣，就放在了口袋里，打算一会儿送给唐露。
我骑的是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直立起来比我都要高。我坐在座板上，脚够不着车蹬，只能斜跨着骑。它的好处在于够结实，一百多斤的铁放上去都浑然无事，只是骑得更吃力而已。
出了村子，拐上公路，再骑两个多小时就能到镇上。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蹬车，天气闷热得厉害，不一会儿我就满身大汗了。但一股劲在我胸中鼓荡，尽管腿累得像灌了铅，我却越骑越快。
路两旁的杨树静默着，在黏稠的天气里连树叶都死气沉沉地下垂着。拐过前面最后一段水泥路，上了桥，再下去就能到镇上了。
意外就是在桥上发生的。
二八自行车牢固，我尚且有劲，没想到问题出在了麻袋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摩擦，铁件把麻袋刺破了，哗啦一声，这七八件沉重的铁块全部掉了下来，在桥面上叮叮当当地碰响。
“嘿，小崽子，偷了这么多东西！”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我正蹲在地上捡铁件，扭头一看，居然是老唐。他的脸上一片通红，步子有点儿歪，走过来踢了踢铁盒。
“我没有！”我扶住铁盒，争辩道，“是我从河里捞出来的！”
“这些东西这么新，一点锈都没有，你说从河里捞出来？骗鬼吧！”老唐喷出一口酒气，“你老子偷人！你偷东西！一家人出息啊……走，我带你去派出所！”
我想起老唐跟父亲在田里打的那一架，他打输了，一直怀恨在心。他身子枯瘦、心胸狭小，打不过我父亲，现在自以为抓到了我的把柄。
我着急起来，大声喊：“我真的是从河里捞出来的，不信，唐露可以作证！”
老唐嘴角一撇，“露露？我早就让露露不要跟你一起玩，这个死丫头非要跑出去。别说那么多了，跟我走！”
我死命反抗，但依旧敌不过老唐，他如提小鸡般揪着我的衣领，打算带着我离开桥。
“天杀的老唐！”我死死抱住桥边栏杆，“你欺负我，我爸爸会打死你的！”
老唐一下子火了，脸上更红，踢了我一脚，“别说老胡不在这儿，就算他在，我也得教训你！”他拉了我两下，没拉动，也不敢太过用力，就松手了，骂骂咧咧地转过身，“好，你不走！我去把你偷的东西上交！”
他气冲冲地扶起自行车，把铁件装在麻袋里，系在车座下的铁杆上，然后骑着车下桥，拐进了镇上的街道。
我追了几步，没追上，满心委屈地站在桥边哭，一边哭一边骂。路过的人都诧异地看着我。我哭了一会儿，累了，脑袋昏沉，于是转身往回走。
闷了许久的天空滚动着隐隐雷声，没走到一半，雨就落了下来。初时只有几点，后来就成了瓢泼大雨，将我浑身淋湿。
我在雨中抽泣，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回到村子。路过唐露家时，看到她家家门紧闭，我过去敲了敲门，没人在。我想起跟唐露的约定，她应该会在这里等我，等我带回全套《哆啦A梦》的碟片。我没有带回来，但她应该在这里等我。我昏昏沉沉地想着。
我干脆在她家门口坐了下来，四周雨点如瀑，地上水流汇聚成河。我的头越来越晕，就靠着墙，但一直到睡着，我都没有等到唐露回来。
在唐露的葬礼上，我见到了陈老师。
在大年初办葬礼，在村子里是大忌，大家基本上都不愿意参加。再加上老唐酗酒、暴躁，人缘不好，葬礼冷冷清清的。
下葬的那一天，细雨蒙蒙，唢呐声混在雨幕中，格外萧索。我走在十来个人的送葬队伍里，缓慢地跟着前面的人，雨落在脸上，而脸已没有知觉。
老唐坐在唐露的墓前，胸前系着一个白色麻袋，表情呆滞。他的独腿直直地伸在斜前方，触目惊心。我们依次上前，把用白布包着的钱丢进麻袋，然后离开。
我前面的是一个老人，颤巍巍的，她丢完钱转身的时候，我才把她认了出来。
陈老师？
她看着我，枯瘦的脸看上去很深邃，不知是因为衰老，还是因为哀戚。她抖动着干瘪的嘴唇，对我说，你也来了，你来参加唐露的葬礼。唐露是我最好的学生，却过得最惨，现在埋进土里，比我都早。但你不知道，她这么惨淡的一生，她可怜的结局，都是你造成的。
我一愣，疑心陈老师是不是年老昏了头，摇着头说，从小学毕业起，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了。
陈老师却不再说话，身子佝着，在冬雨里慢慢走向自己的那间破屋。
她离开了，她的话却像一层阴影般笼住了我。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缩着脖子回家，母亲正在火炉边烤火，问我，你把钱给老唐了？
我点了点头，然后问母亲，对了，老唐的腿，是怎么断的？
母亲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火炉因长久没人拨弄而变得暗红，青色的烟雾升腾。好多年了，她说，不过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出车祸，正巧是你生大病那天。你小时候淋雨生了场大病，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淋雨回来，在唐露家门前等了很久，后来倚着门睡了过去。路过的人看到我，过来拍我的脸，却发现怎么都拍不醒我，这才通知我父母，把我送到医院。
那场大病其实早有预示——前一天我下河捞铁件，已经着了凉，早上时便头疼。但我却没有在意，骑车骑得大汗淋漓，然后冒雨回村，于是一场高烧将我击倒。这是我得过的最严重的病，因为处理不及时，高烧引发脑水肿，一度呼吸衰弱，在医院里昏昏沉沉地躺了两个月才有好转。也正是因为这场病，远在北方的姨妈千里迢迢赶过来，把父母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在我出院后，将我接走。我走的那一天，路过唐露家，她家依旧家门紧闭。
母亲接着说，我听说他当时骑着我家的车，去废品站卖废铁，喝多了，结果被一辆车给撞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老唐后来并没有把那些铁件交给派出所，而是像我一样去当废品卖钱。听到这个，我一点儿都不吃惊，这太像是老唐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让我惊讶的是，陈老师说的果然没错——我驮着铁件去卖，被老唐看到，他抢了铁件和自行车去废品站，因此出了车祸，失去一条腿，唐家从此没有了经济来源。唐露的整个人生就在那一天发生了转折。她之所以没有如约等我，恐怕也是因为老唐出车祸，她要赶去医院吧。
尽管我并非故意如此，也无须自责，但确实是我的行为，导致了唐露命运的急转，间接将她推向了悲惨绝望的人生。
想到这里，我豁然转身。
你去哪儿？母亲在我身后喊道，外面冷，把衣服换上。
雨丝如针，刺在每一寸露出的皮肤上。我边跑边裹紧衣服，一路来到陈老师家中，推开门，床上没人。我有些发愣，略一思索，把床前的地板挪开，再次进入那条深邃的通道。
果然，在那间满是金属的房间里，我看到了陈老师。她的头发在灯光下犹如一蓬风中的蒿草。
你来了。她甚至没有转身，正在按着那些复杂的按钮，我知道你会来的，唐露是我最好的学生，是你最好的朋友。现在她死了，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是她命运的推手。
可是……我莫名地口干舌燥，后退两步，抵到了桌角，可我不是故意的……
陈老师继续拨弄那些按钮，一阵嗡嗡声响了起来，越来越剧烈，但随着陈老师按下最后一个按钮，屋子里的仪器一颤，又恢复了寂静。她微弱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我。你知道时间是什么吗？
什么？我一时愣住了。
时间是一条河，每个人都在河里挣扎着。而命运，命运又是多么无力的东西，不过是河流里的一个小小旋涡，每一个旋涡互相交缠，每个人都是别人命运的推手。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能让所有的旋涡卷向全然不同的方向。胡舟，这是时间的魅力，也是时间的残酷。
这些话在房间里回荡着。我张着嘴，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番话出自她之口。陈老师，我印象中永远阴沉偏执的陈老师，在她生命的尾声，开始思考时间和命运了吗？
陈老师让我感到一阵诡异，四周闪烁的灯更让我觉得陌生。我说，但时间是不能更改的，就算是我间接造成了她的悲剧，也没有办法了……
陈老师看着我，眼睛浑浊如陈酒，良久，她摇了摇头，说，时间并非不能更改。这条河的很多流段，是存在闭环的。
我愈发迷糊。陈老师伸出枯瘦的手指，在四周画了一圈，问道，你知道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的吗？
这是从童年开始便笼罩我的疑惑，但还未等我猜测，陈老师就接着说道，这一个实验室。
我环顾四周，这些电路和仪器确实像是在进行着某种实验。但我想不出，在这个落后偏僻的乡村，有什么可做实验的？
这个实验室的背景，是军方。陈老师一边说，一边抚摸着仪器的外壳。但是更多的，我不能跟你说——尽管他们放弃了这个项目，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联系过我。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时间闭环。
什么？我疑心听错了。时间闭环？
当时，我们从全国各地被调过来，都不知道是要来干什么。但那是……是那段时间，我们只能听从安排。这里是全国范式指数最高的地方，哦，你不知道范式指数。这是以老范的姓来命名的，老范已经死了，他的上半身就埋在外面的义山上。
我浑身一寒。为什么只有上半身？
因为我们找不到他的下半身。我们钻研了十多年，才人为造出了一条时间闭环，老范亲自做了第一例人体实验。但他刚刚沉入河面一半，闭环就失稳关闭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位被切合，他的下半身消失在另一个时空里。我记得当时，整个河面都被染红了。
河面？你说的是外面那片长了歪脖子树的河面吗？
陈老师点了点头，时空闭环在空间上的两个结点，就是这间实验室，和外面那个直径一点四二米的圆形河面。而在时间上的结点是随机的。河面上经常漂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漂到河面结点时，就会落进这间实验室。
所以你给它们做了标记，是吗？我的记忆开始清晰，我指着角落——时隔多年，我的皮球、泡沫板都还堆在那里。
嗯，你曾经为了拿走练习册，偷跑进来过。但你没有跟别人提起，我也就没多管。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陈老师似乎耗尽了精力，摸索着坐下来，然后继续说，这个实验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却一直没有进展，所以那个时期结束后，实验被叫停了。他们都想回家，毕竟做这个研究就像坐牢一样。他们都走了，只有我留下来，央求他们不要销毁实验室。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因为我没有家了，陈老师凄凉地一笑，你知道我跟老范是什么关系吗？他是我的丈夫，他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大概猜到了，心里戚戚，只能点头。
陈老师接着说，他们看在老范的面子上，留下了这些仪器，还把我的名字划掉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无疾而终的实验多不胜数，没人在意一个留在乡村的寡妇。说到这里，她苦笑着摇了摇头，反正我一直留在这里，替老范继续完成这个实验。
你刚才说时间可以改变，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实验吗？
陈老师刚要回答，突然咳嗽起来，她掏出手帕捂着嘴，手帕立刻被染红。我连忙扶住她，然后背她离开实验室。她轻得像是一片叶子。
我把她放在床上，拿来药和热水，喂她服下。她这才呼吸通顺了些，喘了许久，说，我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数据和原理我已经推导了无数遍，没有任何问题，但就在我准备做实验的时候，实验室里几样关键仪器不见了。
是什么时候？
太久了……但应该是小学关闭之后两三年吧。
我“噢”了一声，大概明白了——陈老师说时间闭环的另一端是随机的。我那次从河里捞出铁件，手伸进的地方，应该是两三年以后的实验室。过了两三年，她才发现实验室的仪器被我偷走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重新制造消失的仪器，但只有超晶体协稳器没法儿复原，它太精密了，材料少见，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所以我谈不上成功，但是……但是时间确实是可以更改的。她说着，眼睛慢慢合上，眼角沁出一滴浑浊的泪水，从丘壑般的脸颊上滑下。离完成老范的夙愿只差一步，这一步我却再也走不下去了……
我离开了这间小屋。外面依然雨丝飘飞，一座座坟茔在冬雨中瑟瑟发抖。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这些荒凉的墓碑，来到一处新墓前。送葬的队伍已经走了，一片空旷，安寂，只有丝丝雨声。地上撒满了白纸，被雨打湿，混进了泥里。
我看到墓碑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清秀小女孩的剪影，扎着辫子，嘴角挂着微笑。听说老唐找遍了家里，没有一张唐露的照片，只找到了小学毕业照。他本来想把毕业照贴在墓碑上，但照片上还有其他人，这些人的家里觉得晦气，死活拦住了他。于是他把唐露的人影剪下来，当作冥照贴了上去。老唐手抖，剪得不太干净，唐露身旁还残留有我的侧脸。
天色暗了，雨更冷了。
我看着童年记忆里的唐露，她也看着我，对我笑。我伸出手，碰到了她的脸。
我和唐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高二的寒假。
那时我已在城市里生活多年，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我开始听流行音乐，爱打篮球，想买一双耐克鞋，暗恋隔壁班的长头发女孩。我厌恶记忆里贫穷闭塞的故乡。
姨妈多年未归，后来的一个春节，她回乡探亲时把我带上了。我住在父母家里，却格格不入。这里的人和其他一切，都让我感觉脏且陈旧。父母担心太麻烦姨妈照顾我了，便向她提出把我接回来，姨妈以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为由拒绝了他们。当时我坐在旁边，悄悄松了口气。
好不容易挨到大年初六，我跟姨妈一起，坐陈叔的拖拉机去镇上，然后从镇上搭大巴去市里，再坐火车回山西。但我们到镇上时，大巴已经开走了，我们在街边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顺路回市里的小汽车。司机要收一百，姨妈谈了半天，才以五十块的价格谈妥。
刚要走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你们是要去市里吗？”
我转头看见一个女生，十五六岁的样子，身形消瘦，却背着一个鼓鼓的大包，手里提着两个布袋。我怀疑这些包裹比她自己都要重。
“是啊。”我说。
“捎我一个吧，我也去市里……没赶上大巴。”
我觉得她有些眼熟，点了点头，“应该可以吧。”
这时，司机探出头来，不满地说：“这可不行啊！三个人就不是五十了，得加钱，六十！”
姨妈瞪了他一眼，然后转头看着女孩，说：“小姑娘，一共六十，三个人。我们四十，你出二十块，可以吗？”
女孩犹豫了，在司机催促地按了几下喇叭后，才点了点头。我帮她把行李放在后车厢里，突然记起了她的名字，脱口而出：“唐露？”
“好久不见。”她却没有太惊讶，看着我笑了笑，“胡舟，你长高了。”
在去镇上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坐在唐露的旁边，彼此沉默着，车里的气氛有些尴尬。我扭头看着车窗外飞逝的树影，车窗倒映出她的脸。她低着头，刘海的影子若有若无。
“你是要去哪里呀？”我打破沉默。
“上海。你呢？”
“我跟姨妈回山西，快开学了。你现在也是在上海读书吗？”话刚说完，我就后悔了——她背着这样多的行李，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去念书的样子。
唐露依旧笑了笑，“去打工。”
坐在前座的姨妈猛然回了下头，看了一眼唐露，又转了过去。
我下意识地问：“做什么工作呢？”
“还不知道，去了再看吧。”顿了顿，她又补充说，“总有活儿做吧……”
接下来，又是沉默。车子上了跨江大桥，飞速行驶，我看到江面有一只白色的鸟飞过。过了桥，就是市火车站，我和姨妈将在这里坐上回山西的火车。
唐露突然说：“你还看《哆啦A梦》吗？”
我一愣，“很久没看了……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声音突然变得有些闷，像是鼻子被堵住了一样。
车子下了桥，在车流中缓慢行进，喇叭声此起彼伏。破旧的火车站已然在望，门口拥挤着黑压压的一片人。
“我一直在看，但是他们说，《哆啦A梦》已经有结局了。”唐露的视线掠过我的脸，投射到窗外的很远处，“原来，大雄得了精神病，所有发生的故事，都是他的幻想，都是假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哆啦A梦……”
那时我已经很久没看动画片了，对《哆啦A梦》的印象都已模糊，只能硬着头皮问：“是谁告诉你是这个结局的？”
“网上是这么说的，大家都这么说，就不会有假吧。”唐露收回目光，垂下头。不知是不是我眼花，我看到她脸上划过了两道浅浅的泪痕，“可是你跟我说过，每一个孤单童年，都有——”
这时，火车站到了，司机停下车，转头对我们说：“到了，下去吧。”
唐露便没能把后面的话说完。她推开车门，我帮着把行李拿出来。姨妈给了司机六十块钱，唐露随后掏出一个布钱包，数出二十块零钱，递给姨妈。
“不用了，不用了。”姨妈看了我一眼，对她摆手说，“你留着吧，以后用得着。”
唐露执意要给，姨妈毕竟处事老到，拉着我的手就往售票厅走。我回头望去，看到唐露背着硕大的包裹，手里捏着钱，没有追上来。但她眼眶有些红，似乎是想说什么。
周围全是背着行囊赶往四方的人，人太多了，我走了几步再回头时，唐露瘦弱的身躯已经被淹没在人潮里。我使劲儿昂着头，但已看不到她的影子，我再踮起脚，依然只看得到人流汹涌。
我再也找不见她了。
雨丝透进脖子，我突然一个激灵，转身往家里跑。我在装着旧物的木箱子里一阵翻找，找到了那个底方顶圆的金属和晶体无缝接合的物件。现在端详起来，它更像是一个造型拙朴的U盘，但它的底部不是USB接口。
我把它揣在怀里，匆匆跑出去。出门前，母亲拉住我问，都晚上了，你还去哪里？
这是我的母亲，旁边木讷寡言的是我的父亲。我突然有些心酸，上前抱住了他们，母亲满脸困惑，而父亲则有些不习惯。
我对他们说，我很快会回来的。
几点？母亲说。
不是今晚。我说完，出门一路快走，我不需要在黑夜里打开电筒，只需沿着记忆里的路，很快就到了陈老师家里。
现在实验室里唯一缺的，我把那物件掏出来，就是这个吧？
陈老师本已经睡下了，看到我手上的物件，眼皮一跳，挣扎着坐了起来。是……是超晶体协稳器。她的声音在颤抖。我找了这么久，怎么会在你手里？
我没有回答，急切地问，是不是有了这个，你就能把我送到从前？
陈老师从激动中回过神来，抬头看我，你真的要回去？
我点头。
你现在的日子很好，舍得放弃吗？
我苦笑，很好吗？我在北京遍体鳞伤，所以才回到故乡。
现实没有往事美好，所以就要回去吗？但往事是用来回忆的，不是用来重复的。在你的想象中它很美好，但当你真正进去，就未必了。你可要想好。
没关系，我不是逃避，也不是去重复往事。我上前一步，看着神态老朽的陈老师，我是去改变。
改变什么？
如果按照因果论，唐露的悲惨是我造成的，那我就应该去纠正这个错误。我要当一个真正的哆啦A梦。
你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没关系。我会再次长大的，不是吗？
我扶着陈老师来到地下通道，进了实验室。她把协稳器插好，熟练地启动繁复的按钮。中间桌子的玻璃箱里，电火花再次闪现，越来越密集，最终交织成环。
这十多年我没闲着，一直在计算闭环的落点，理论上，可以精确控制两个节点的时间。陈老师问，你要去哪一天？
我说出了日期。
光环随之扩大，透出了玻璃箱子，在空中悬浮着。陈老师点了点头，眼里闪光，说，看来计算没有错。她再次按下几个按钮，光环竖向转动，与地面垂直，成了一个圆形门。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想好了吗？
这个问题已经无须回答了。我深吸一口气，站在光环前。它闪烁着，光照在我脸上，越来越亮。电流的滋滋声在房间里回想。我突然流下泪来，上前一步，跨进了光环里。
那一瞬间，我像是初领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了呼吸。
有光。黏稠。清冷。
我的大脑短暂性地停止工作，等恢复过来时，只记得这三个感觉了。
我张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是在这间实验室里，但陈老师不知去向。难道失败了？我疑惑地走出地下通道，推开陈老师的家门，走出去，一股只属于夏天的沉闷灼热感顿时袭来。
没错！
我回到了那个夏天的阴沉上午！
我顾不得惊讶，匆匆赶到大路边，看到一个男孩正骑着老式自行车，车座后面驮着一个麻袋，正向镇上骑去。
“你等下。”我拦住了他。
男孩停下来，扶着车，惊讶地看着我，“你是谁？”
我说：“不用管我——你的麻袋不太结实，待会儿里面的东西就掉出来了，我帮你重新系一下。”我把羽绒服脱下来，包住麻袋，用袖子拴紧车杠，“嗯，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还有，你去镇上时，不要走桥上，从小路绕过去，听到了吗？”
男孩一直疑惑地盯着我，闻言点了点头。
“去吧，”我挥挥手，“早点儿回来，唐露还等你呢。”
“你怎么知道……”
“对了，你卖了废铁，找那老头借一套雨衣，待会儿你回来时会下雨。千万不要淋雨。”
男孩重新跨上车，走之前又盯着我看了几眼，说：“你跟我爸爸长得好像，你是我家亲戚吗？”
我笑了笑，“你记住我说的话就可以了，去吧！”
男孩骑车远去，很快消失在树影里。我站在原地踟蹰了一会儿，然后走向唐露家。我没有进去，站在屋前马路的对面，坐下来开始等。
这个午后过得很慢，时光像天气一样黏稠，但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一直坐着，路过的人惊奇地打量我，我一直坐着。后来下雨了，我便到唐露家的屋檐下躲雨。
一个女孩从屋里探出头来，看见我，粉雕玉琢的脸上有些失望，然后冲我一笑，说：“要喝杯水吗？”
我说：“不用了，我只是躲会儿雨。谢谢你。”
“哦。”唐露缩回头，但过了一会儿，又搬了两把板凳出来，递给我一把。她也坐在我身边，看着外面无穷无尽的雨幕。
“你在等什么人吗？”我问。
唐露点点头，“我在等哆啦A梦。”
“是动画片吗？”
“不是的，是一个人。”她没有回头看我。我却看到了她的侧脸，熟悉的侧脸。
我们就这么坐在屋檐下。
男孩的身影出现在雨中，他骑着车，身上披了一件雨衣。女孩站起来，板凳倒在她身后，她都没有察觉。
男孩骑过来，把车靠在墙边，冲女孩大声喊：“露露，我租到了！”他看到了我，有些诧异，却没有理我，把雨衣脱下，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光碟，递给女孩。
“太好啦！”女孩高兴地接过来。
我站起来，转身踏进雨中。
这时，女孩对男孩说：“谢谢你，哆啦A梦！”然后，他们抑不住高兴，牵着手，在屋檐下唱起了歌——
每天过得都一样，
偶尔会突发奇想，
只要有了哆啦A梦，
欢笑就无限延长……
歌声清脆欢快，穿过无边雨幕，在这村庄的上空回荡。我没有转身，不知道他们是唱给自己听，还是唱给我听。但这已不重要了，从这一刻起，命运已经转向，时间之河上的旋涡被打乱、重组。这两个小孩将踏上他们全新的人生，就像野比大雄和藤野静香，将会慢慢成长。
而哆啦A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