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九岁那会儿，怀着最强烈的esprit de corps①，我参加了一个叫“科曼切人俱乐部”的组织。上课日每天下午三点钟，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109街上的第165公立学校男生出口处，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由我们的酋长收集拢来。接着我们推推搡搡，挤进酋长的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货车，由他开车（根据他和我们的父母作出的收费安排）将我们带去中央公园。要是天气好，我们就玩上半个下午的橄榄球。足球或是棒球，主要看（这也是很随便的）什么球正好当今。要是逄下午有雨，酋长便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遇到星期天和大多数的法定假日，酋长便一大早来到我们各家公寓门口，把我们收进他那辆其貌不扬的客车，带我们离开曼哈顿进入相对较为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是帕利塞兹丘陵。倘若我们脑子里对哪项体育运动有具体想法，我们就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大小都合乎标准，对手队伍里绝不会包括一辆婴儿车或是一位拄着根拐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要是我们科曼切人一门心思要野营，那我们就上帕利塞兹去风餐露宿。（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工地之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地带上，我迷路了。但我没有乱了方寸。我拽干脆在—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尽管眼泪汪汪，仍然打开我的饭盒照吃不误，我有一半把握，酋长准会找到我的。酋长没有一次丢掉过我们）在与科曼切俱乐部无关的时候，这位酋长就是家住斯塔腾岛的约翰·盖德苏德斯基了。他是个极端怕羞和蔼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念法律，真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人。这里我无意列举他众多的成就与美德。就随便说几点吧，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没当上1926年全美橄榄球阻截手，而且谁都知道他曾被极其热情地邀请去纽约巨人棒球队参加试打，每当我们在球场上吵成一团时，他总能公正，冷静地作出裁决，他能让我们群情激奋，又能让大家顿时火气全消，他是排急解难的行家里手。我们每个人，从最矮小的顽童到个头最大的恶棍，无不热爱他与佩服他。
酋长1928年时的形象我仍然历历在目。如果希望能让人长高，我们全体科曼切人恨不得让他一下子变成个巨人，可是事与愿违，他是个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的矬墩——再多一点就没有了。他的头发黑里带蓝，倒是一点都不秃，他鼻子很大而且肉鼓鼓的，还有他的上身几乎跟他的腿一般长。他穿着皮夹克，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却窄了点儿而且斜着往下溜。可是当时，在我眼里，酋长简直水乳交融地荟萃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最上照的容貌的特色。
每天傍晚，天刚暗到眼看要输的一方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飞球或是球门区传球时，我们科曼切人就干脆耍赖皮，把出路寄托在酋长讲故事的天才上。在这时候，我们往往变成一伙非常起劲。急不可耐的小猴子，我们乱打乱闹——既用拳头又用尖声嘶叫——争夺车子里靠酋长最近的座位。（车子里有两排并行的干草填塞的座位。左边那排有三个座位伸出去——那可是头等包厢——可以看到司机的侧面。）等我们全坐定后酋长才爬进车子。接着他面朝后骑坐在他的司机座上，用他那刺耳的却又变化多端的男高音，给我们开讲“笑面人”故事的新段子。只要他一开口，我们的兴趣就始终不衰。“笑面人”正是科曼切人最爱听的那种故事。它说不定还有点经典作品的格局呢，这是一种能说到哪算到哪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仍然能让你魂牵梦萦。你回到家里还会念念不忘，哪怕是坐在水快漏光的浴盆里。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传教土夫妇的独子，婴儿时期就被中国土匪拐走。这对有钱的传教士夫妇（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付赎金，土匪们显然恼羞成怒，便吧小家伙的头夹在木匠用的台钳上，往紧拧了几圈。这种不寻常做法的结果是孩子长大后脑袋成了个不长头发的山核桃形状的球，脸上该长嘴的地方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椭圆形的大洞。鼻子则是两个塞满了肉的窟窿。因此，每当笑面人呼吸时，鼻子底下那个丑陋、邪恶的裂口便一张一缩，像是个（我简直亲眼看见似的）可怕的液泡。（笑面人的呼吸方式酋长不是向我们解释而是学绐我们看的。）陌生人见到笑面人那张渗人的脸顿时会昏死过去，熟人也都躲开他远远的。可是说也奇怪，土匪们却让他在匪巢周围游荡——只是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轻纱般的粉红面罩把自己的脸蒙上。这面罩不单让上匪免得看到他们养子的那张脸，而且还可以随时了解其行踪；在那样情况下，他总会发出一股强烈的鸦片味儿。
每天早上，感到非常孤独的笑面人总是偷偷溜到（他的脚步像猫一样轻）土匪藏身处周围的密林里去。在那里他和各个种类的许多动物交上了朋友：狗啦、白鼠啦、鹰啦、狮子啦、能缠死人的大蟒啦、狼啦。而且，他还摘下面罩，柔声柔气、用音乐般的嗓音跟它们说话，用的是动物自己的语言。它们没觉得他丑。
（酋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0从此时起，他越来越放开大胆发挥了，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科曼切人的喜欢。）笑面人是个非常留神周围动静的人，过不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最最宝贵的黑道秘密。不过他没怎么把这些放在眼里，而是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更为有效的做法。起初规模还相当小，他开始在中国乡野间当一名独行侠，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很快，他那高超的作案手段，再加上他独特的对公平竞争的癖好，使全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喜爱他。奇怪的是，收养他的那帮土匪（原本正是他们才使笑面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竟几乎到最后才察觉他的业绩。等他们知道后，他们嫉妒得都快神经失常了。有天晚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用蒙汗药让笑面人睡死，便排成单行，走到笑面人的床边，每人朝被单下的人戳上一刀。可是被杀死的偏偏是土匪头的老娘——一个招人讨厌，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这下更激怒了这些土匪，他们简直想喝他的血，笑面人只好用计将土匪一个不剩全关进一座深入地下却装修得很讲究的陵墓。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可是他却不忍心杀死他们。（笑面人性格中有心软的一面，这简直让我气得发疯）。
不久，笑面人便经常越过中国边界去法国巴黎，在那里他能因为在马塞尔·杜法日面前炫耀自己高超却又深藏不露的天才而感到快乐，这是位国际上知名的侦探，很机智，却患有肺结核。杜法日和他的女儿（—位很优雅的姑娘，但多少有穿异性服饰的怪僻）又成了笑面人的死敌。他们多次想把笑面人诱人一条花园小径。纯粹是为了自娱，笑面人一般都跟他们一起走到半路上，然后就消失不见，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用什么方法逃遁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还时不时通过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发来一张口气辛辣的告别小字条，这字条竟能迅速送抵杜法日的脚前。杜法日父女费了许多时间在巴黎地下臭水沟里仔细搜寻笑面入。
很快笑面人便敛聚到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财富。大部分财产他都匿名捐给了当地一家修道院的修士——这些谦卑的苦行僧终生致力于训练培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都换成钻石，放进几个绿宝石镶成的拱顶藏宝箱，漫不经心地让它们沉人黑海。他个人的需求不多。他单靠米饭与鹰血维持生活，栖身在西藏多风暴海边的一所小茅舍里，那里有一个地下运动场和打靶场。四个对他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同党和他住在一起：一个叫黑翼，是条能言善辩的森林狼，一个叫欧姆巴，是个挺可爱的侏儒，一个叫洪，是条蒙古大汉，他的舌头被白人烙烧掉了，还有一个是美艳绝伦的欧亚混血姑娘，她出于对笑面人的不图回报的爱以及对他个人安全的深切关怀，有时会对犯罪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笑面人呆在一块黑丝帷帘后面向党羽们发号施令。连可爱的侏儒欧姆巴也不允许见到他的脸。
我不是说我想这么做，但是如果需要我可以护送读者一小时继一小时地来回穿越中法边界——必要时可以用暴力。我正好是把笑面人视作我的杰出先辈那样的一个人物的——比方说，像罗伯特·E·李，是具有被认为经得起血与火考验那样的品质的。这一幻想与我1928年所怀有的一比，简直黯淡无光了，当时我不仅认为自已是笑面人的直系后代而且是他惟一活着的合法子裔。在1928年，我不仅连我的父母的儿子都不是而且是一个深藏不露了无痕迹的僭儿，—等他们稍有过失便以此为由登堂入室，亮明我的真实身份——当然最好是不用暴力，但是必要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为了预防伤了我那所谓的母亲的心，我打算利用某种不明确然而是恰当合法的手段将她引入我的地下世界。不过我在1928年必须做的最主要任务是留神好自己的行动。得把这场好戏唱下去。我照样刷我的牙。梳我的头发。费尽力气，忍住不让我要自然流露的狞笑爆发出来。
事实上笑面人活在世界上的合法子裔井非只有我一个。俱乐部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也就是说有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子裔——我们全都心怀鬼胎、隐姓埋名地游荡在全市各个角落，打量着一个个开电梯的工人，认定他们是潜在的最大敌人，向那些受宠的矮脚獚犬耳朵里轻声送去一个个用嘴角发出却是很熟练的命令，还用中指在数学老师们的前额上遥画珠子。同时一直在等待，等待大好机会到来让找们大显身手，使得身边的那些凡夫俗子心中又怕又敬。
科曼切人棒球季刚开始不久后，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在酋长的客车里见到一件新的装备。在挡风玻璃上方后视镜高处有一个小镜框，里面是张头戴学士方帽身披学士袍的姑娘的照片。在我看来，一张女孩的照片跟客车里纯属男子汉的气氛很不协调，于是便愣头愣脑地问酋长这妞儿是谁。他先是支吾了一阵，最后承认说这是个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酋长又很不情愿地说叫“玛丽·赫德森”。我又问她是不是演过电影什么的，他说不是的，她以前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他想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加了一句，说韦尔斯利可是家非常贵族化的学校。我又追问道，不过，他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挂在客车里呢。他略微耸了耸肩膀，我感觉那意思仿佛说，这照片多多少少是硬栽到他这儿来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张照片——不管它是硬性还是偶然栽到酉长这儿来的——并没有从汽车里摘下来。它没有跟印有贝贝·鲁思像的包装纸和掉下来的甘草糖屑一起被清扫出去。反倒是我们科曼切人对它逐渐习惯了。它—点点像只时速表一样，丝毫不招人注意了。
可是有一天，就在我们去公园的路上，酋长让汽车在六十大道路口的第五大街的人行道边停了下来，那儿离我们的棒球场还足足有半英里路。约摸二十位后座驾驶员同时开口，要求作出解释，可是酋长却不予理睬。相反，他干脆转过身子坐下，提前开讲“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不过，他还没讲几句就有人拍打车门。那天酋长的反应真是调到高速挡上了。他简直就是呼地转过身子，一下扭开车门把手，紧接着一个穿海狸皮大衣的姑娘登上了车。
我不假思索就能记起，我一生之中只遇到三个女孩，使我一眼看到就强烈地感觉出她们有无法归类的惊人的美。第一位是个穿黑泳衣的身材纤秀的女孩，1936年光景，她在琼斯海滩上费好大的事想撑起一把橘黄色的遮阳伞。第二个是1939年在一条加勒比海游艇上的一个姑娘，她将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去。而第三个就是酋长的这位女朋友玛丽·赫德森了。
“我到得太迟了吧？”她问酋长，对着他笑吟吟的。
她还不如问她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呢。
“没有！”酋长说。他有点粗鲁地朝他座位边上那几十科曼切人盯看，示意那排人往后退退。玛丽·赫德森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之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的铁哥们是个私酒贩子。我们为她让开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接着车子莫名奇妙地、很业余水平地朝前猛地一冲。
在开往我们照例停车的场地时，玛丽·赫德森从她座位上身子前倾，兴致勃勃地向酋长讲述她没赶上哪班车又赶上了哪班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酋长非常紧张，他勉勉强强才答上自己的几句话；他都几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那换挡的圆球竟从他手掌心滑脱开去，这我还记得。
下车后，玛丽·赫德森紧紧黏住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时每一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副“有些女孩子就是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抛掷硬币决定哪一队先攻球时，玛丽·赫德森竟渴求地表示她想参加比赛。对此我们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了。对着这么一个活物，我们科曼切人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异性瞪看着，现在我们简直是怒目而视了。她朝我们笑笑，这里有一些掩饰窘态的成分。这时酋长接手处理了，暴露出原先深藏不露的才能其实只是一种不称职，他把玛丽·赫德森拉到一边，刚好不让科曼切人听见，像是很严肃认真地对她说了些什么。最后玛丽·赫德森打断他的话，她的嗓音我们科曼切人倒听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是真的，”她说，“我也想打球嘛！”
酋长点点头又试着说服姑娘。他指指场地，那里潮滋滋、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普通的球棒，显示它有多重。
“我才不管呢，”玛丽·赫德森果断地说，“我这么远来到纽约来看牙和办别的事——可我现在要打球。”
酋长又点点头不过这回却服软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本垒板，“勇士队”和“战士队”，科曼切人分成的两支球队，在那儿等着，他看着我。我是“战士队”的队长。他提到我这个队里经常打中外野手那人的名字，这孩子正好生病没来，建议让玛丽·赫德森顶替他的位置。我说我不需要中外野手。酋长问我，我不需要中外野手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我大为震惊。这是我头一回听到他说粗话。更气人的是，我能觉土玛丽·赫德森在冲着我笑。为了有所表示，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棵树扔去。
我们队先攻球。第一局没中外野手什么事儿。我站在第一垒位置上时不的朝自己身后看去，每回我看的时候，玛丽·赫德森都高兴地朝我挥手。她戴了只接球手的手套，她很固执一定要戴。这简直让人没法看。
玛丽·赫德森在“战士队”的阵式上排第九。当我把这一安排告诉她时，她做了个小小的鬼脸同时说：“也行，那就快点比吧，好不好。”事实上我们也正想加快节奏。在第一局中她就轮上挥棒了。为此，她脱掉她的海狸皮大衣——以及她的接球手的手套——穿一身深棕色衣裙走进本垒板。我递给她一根球棒时她问我它怎么这么沉。酋长从投手身后裁判的位置上急匆匆走过来。他告诉玛丽·赫德森得把球棒的一端搁在右肩上。“我是这样做的，”她说。他告诉她别把球棒握得太紧。“我没有呀，”她说。他告诉她要把眼睛盯紧球。“我会的，”她说。“别在这儿碍事了。”她用力挥棒，击中了向她投来的第一个球，把球打得飞过了左外野手的脑袋。一般人能打到两垒打就够好的了，可是玛丽·赫德森一直跑到第三垒——而且还站稳了。
我的惊讶一点点消失，接着生出并且消失的是我的敬畏、我的喜悦，这时我看了看酋长。他都不像是站在投手的身后了，而像是在投手的头顶飘浮。他成了个通体快乐的人。玛丽在第三垒那里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我就是有心不想挥也做不到了。先不说她击球技术如何，反正她是个知道怎样从第三垒向别人挥手的姑娘。
在后来的比赛中，轮到她击球时她都能跑到垒。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像是讨厌第一垒；没办法把她留在那里。至少有三次，她都偷到了第二垒。
她的防守却是糟得没法说，不过我们跑垒赢分太多因此谁也不去管她了。我寻思如果她追飞球时随便戴块破布也比戴捕手的无指手套强。她却怎么不肯脱下。她说那样特有气派。
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她每星期都和科曼切人一起打两次球（显然都是轮到她要看牙的时候）。有些下午她准时搭我们的车，有些下午她到得晚一些。有时候她在汽车里连珠炮般地说个不停，有时候她光是坐在那里抽她的赫伯特·塔雷顿牌香烟（带软木嘴的）。坐在她身边，你能闻到一股迷人的香水味儿。
4月里一个刮风的日子，酋长三点钟像经常那样，在109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交又处接人上车，然后开着装满人的车子在110大道那里往东一拐，沿着第五大街照例慢慢巡行。可是他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穿着大衣而不是他那件皮夹克，我自然要猜测玛丽·赫德森会来。当我们呼地越过我们一般要走的公园进口时，我就更加肯定了。酋长把车停在六十几街的拐角处，这地方等人最合适不过。接着，为了不让科曼切人觉得时间难熬，他转身反过来坐又讲开了“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我记得里面每一个细节，但我只能简略说个主要内容。
由于环境错综复杂，笑面人的忠实朋友，他的森林狼黑翼，中计落入了杜法日父女之手。杜法日父女深知笑面人最讲义气，提出让他用自己的自由来换取黑翼。笑面人信以为真，同意了这样的做法。（他尽管绝顶聪明但也不是没有弱点，这往往会导致一些古怪的小失误。）双方商定半夜在巴黎周边密林深处某个地段会面，在那里的月光底下，黑翼将被释放。然而杜法日父女却无意交出他们又怕又恨的黑翼。在交换的那晚，他们拴着一只替身森林狼，让它冒充黑翼，还先把它的右后脚涂得雪雪白，企图以假乱真。
但有两点杜法日父女没有料到：笑面人还有多情的一面以及他懂得森林狼的语言。笑面人刚让杜法日的女儿用带刺的铁丝把自己捆在一棵树上，他便觉得有必要用他那美妙说耳的嗓音大声对他相信是自己老友的黑翼说几句告别的话。站在月光下几码外的替身森林狼发现这陌生人居然会讲自己的语言便有礼貌地听了一阵笑面人所作的生活上与行业上的临终遗言。但是最后，这替身森林狼越来越不耐烦了，身子重心不停地在几只脚爪之间移动。他突然很不客气地打断笑面人，告诉他，第一，他的大名并不是暗翼、黑翼或是灰腿什么的，而是阿尔曼德，还有第二，他这辈子从未去过中国而且也没一点想去的意思。
笑面人自然气愤至极，他用舌头把面罩顶开，在月光下朝杜法日父女显示他真正的面容。杜法日小姐的反应是当场昏死过去。她的父亲比较幸运，那一刻他刚好低下头去咳嗽，因此没见到那致命的面容显露。等他咳完只见他女儿摊手摊脚仰卧在月光照着的地上。他脑子一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另一只把自动手枪里一满膛的子弹都朝笑面人发出咝咝粗喘气声的地方射去。
这个段子说到这里就告一结束。
酋长从表袋里掏出他那块售价一元的英格索牌表，看了看，然后转过身子发动马达。我也看了看自己的表。时间快到四点半了。汽车朝前走时，我问酋长他就不等玛丽·赫德森啦。他没回答我，还不等我有时间重复我的问题，他侧过头对我们全体说：“这车子里也他妈的太吵了，都给我静一静行不行。”这话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道命令其实是毫无意思的。车子里原先和现在都非常安静。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惦记着笑面人被撂下的那个关子。我们早就不再为他的命运担心了—我们太相信他总能逢凶化吉—不过遇到他最最惊险的遭遇时，我们还是难以心情平静。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球赛打到第三或第四局时，我站在第一垒上瞥见了玛丽·赫德森。她坐在我左边大约一百码处的一张长凳上，夹在两个带着婴儿车的保姆中间。她穿着她那件海狸皮大衣，在抽烟，她像是在朝着我们球赛的方向观看，我为我的发现而激动，便向守在投手后面的酋长大声通报这一消息。他急匆匆地走到我跟前，不过还不是小跑。“在哪儿？”他问我。我又指了指。他朝那个方向盯看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去去就回来，于是离开了球场。他走得挺慢，一边解开大衣扣子又把双手插到裤子的后屁股兜里去。我在第一垒的地上坐下，观看着。等酋长走到玛丽·赫德森跟前时，他的大衣又重新扣上了，两只手也垂到了身边。
酋长在她身边站了大约有五分钟，显然是在跟她说话。接着玛丽·赫德森站起身来，他们俩朝棒球场走过来。他们走的时候没有说话，也没有相互对看。他们走到球场边，酋长又在投手后面站好位置。我对他叫嚷，“她不参加吗？”酋长先让我管好自己的垒。我照做了，但是也斜过眼去看玛丽·赫德森。她在本垒后面慢慢地踱步，双手插在海狸皮大衣口袋里，最后在紧挨第三垒一张放得不是地方的球员长凳上坐下。她又点燃一根香烟并且叉起了腿。
轮到“战士队”攻球时，我走到她坐着的长凳边上，间她想不想参加打左外野。她摇摇头。我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又摇摇头。我告诉她我左外野缺人。我告诉她我不得不让一个球员兼顾中外野和左外野。听了这消息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我把我的一垒手用的手套抛到空中想让它落在我头上，可是手套掉进了一个小泥淖。我在裤子上把泥擦掉，同时问玛丽·赫德森愿不愿意哪天上我家去吃饭。我告诉她酋长经常来的。“别缠着我了，”她说。“求求你就让我一人呆会儿。”我瞪眼看了看她，走进球场，朝“战士队”休息时的板凳走去，一边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柑橘，并把它扔向空中。我沿着第三垒边线往前，快到一半时我转身倒退着走，一边看玛丽·赫德森一边继续玩我的扔柑橘游戏。我不知道酋长和玛丽·赫德森之间出了什么问题（而且至今也不清楚，仅仅是凭直觉稍稍有所感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绝对肯定，玛丽·赫德森已经永远脱离我们科曼切人的队列了。这是一种能全然肯定的事，尽管你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脑子想着这些使得倒退走更加危险了，这不，我砰地撞在了一辆婴儿车上。
又打了一局之后，光线太弱没法防守了。比赛停止，我们开始收拾东西。我最后看到的玛丽·赫德森是，她在第三垒那儿哭泣。酋长拉了拉她的海狸皮大衣袖子，可是她甩开了。她跑着离开球场，跑上了水泥小路还一直往前跑直到我看不见她。酋长没去追她。他光是站在那儿看着她消失不见。接着他转身走到本垒那里，捡起我们的两根球棒。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是不是和玛丽·赫德森吵架了。他光是让我把衬衫掖进裤子里去。
就跟平时一样，我们科曼切人是奔跑着向几百英尺外停着的汽车冲去的，一边喊叫和推推操操，谁都想把别人挤到后面，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又到听“笑面人”新段子的时候了。越过第五大街时，不知是谁扔下一件他多余的或是不要了的运动衫，我让它给绊倒了。我好不容易冲到车前，可是这时最好的座位都给占了，我只好在汽车中部坐下。这样的结果让我大为气恼，我用胳膊肘向坐在我右边那男孩肋骨上捅了一下，接着便转过脸看酋长穿过第五大街。天还没完全黑，但已经有五点一刻的那种苍茫了。酋长穿过第五大街，大衣领子竖着，两根球棒夹在左胳膊底下，注意力全放在街上的车辆上。他那头黑发，早些时候还梳得溜光的，现在已很干了，给风吹得乱乱的，我还想，要是酋长戴着手套就好了。
酋长爬上车时，客车里跟往常一样，很静—至少跟剧场内部灯光一点点暗下来时情况差不多。交谈赶紧以匆匆忙忙的几句耳语收场或是干脆打住。可是酋长劈头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行了，再别出声了，否则就不讲故事”。一刹那间，一种绝对的沉静笼罩着客车，使酋长别无选择只得以讲故事的姿势坐下。他坐定后，掏出一块手帕有条不紊地扣鼻子，先扣一只鼻孔，接着换另一只。我们看着他，很耐心，甚至还带有一些观察家的兴趣。他手帕用完后，又细心地把它叠成四折，放回到兜里去。接着他给我们讲了“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这次讲了还不到五分钟。
杜法日的四颗子弹打中了笑面人，其中的两颗穿透了他的心脏。杜法日当时仍然挡住眼睛避免看到笑面人的脸，他听见从对手那边发出一种奇特的痛苦喊叫声，大喜过望，他那颗歹毒的心砰砰直跳，连忙跑到昏迷的女儿那里帮她恢复知觉，这对父女喜不自胜，竟然再不像懦夫那样胆怯，此刻竟敢对着笑面人直看了。笑面人像死了似的低垂着头。下巴聋拉在血淋淋的胸前口父女俩慢慢地、贪婪地挨近，想细细察看他们的手下败将。可是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大大的意外。笑面人离死还早着呢，他用一种奇特的功夫使劲收缩腹肌。一等杜法日父女走近，他突然仰起脸，发出怪声的人笑，干净利落，甚至是仔仔细细地把四颗子弹全都反射出来。这一招实在厉害，两个人真是肝胆俱裂，顿时死在笑面人的脚下。（如果酋长确实不想多说，他满可以在这里告一结束，科曼切人好歹能对杜法日父女的碎死作出合理解释。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儿结束。）日复一日，笑面人仍然被带刺铁丝捆着站在树前，杜法日父女的尸体在他脚下一点点腐烂，他大量出血，又得不到鹰血的滋养，他真的是离死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有一天，他用嘶哑却很有说服力的嗓音，恳求林中动物帮他一个忙。他让它们去找欧姆巴，那个可爱的侏儒。它们去了。但是来回穿越巴黎一中国边界路途遥远，等欧姆巴带了药箱和新鲜鹰血赶到时，笑面人已昏迷不醒。欧姆巴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找回他主人的面罩，那已经给风吹得贴在长满蛆的杜法日小姐的尸体上了。他满怀敬意将它放回到那张丑脸上，然后再着手包扎伤口。
笑面人终于睁开他那双小眼睛。欧姆巴赶紧把那小瓶鹰血凑到面罩跟前。可是笑面人没喝。他只是细声呼唤着他心爱的黑翼的名字。欧姆巴俯下他自己那稍稍有些歪扭的头告诉主人杜法日己经把黑翼害死了。笑面人发出一声古怪的、摧人心碎的最后哀鸣。他虚弱地伸出手去握住鹰血瓶并把它捏碎。他仅剩的不多的血顺着手腕流了下来。他命令欧姆巴把脸转开去，欧姆巴抽泣着服从了。笑面人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扯下自己的面罩，让脸贴住浸透鲜血的土地。
自然，故事讲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也没法接下去一波三折。）酋长开动客车。坐在过道我对面的比利·沃尔许是科曼切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此时竟哭出声来。谁也没去叫他闭嘴。至于我自已，我记得我的双膝颤抖个不停。
几分钟后，我从酋长的客车里走下来，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恰好是张红色的纱纸，它给风吹得贴在路灯柱根基上。那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的婴粟花瓣面罩。我在上下牙控制不住的打战中回到家中，立刻就被赶上床去睡觉了。
李文俊 译
注释：
①团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