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工人之为业也，必先淬砺其器用，抡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选拔贤能，必须名实相称）。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自古守文之君①，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间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无焉，称职者有之，谬举②者不能无焉。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③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为得矣。（王安石渴求的是可以直接为变法效劳的贤才）
点评：宋初以来的科举制度，“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而有才识之士，往往不能进取。王安石力图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现状，突出强调作文“务为有补于世”的社会现实功能。而本篇《取材》的现实意义不仅于此，还涉及到了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
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④，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论述人才取舍，立足于治国济世）
点评：正面阐发作为文吏应具备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领；作为儒生，除训习句读外，必须熟习典礼、制度等。这样施之职事，才能为国家所用。
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古今对照）然其策⑤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⑥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因事析理）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涂，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⑦，损益礼制，更著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点评：指出当今考试的弊端。如此取士，必会使那些愚顽不敏者得以进取，而才能出众者被视为多余，其后果便是导致世俗“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这里充分表露了王安石对当时浮艳空洞文风的轻蔑与不满。
文中子⑧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类能，宜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鉴灼于目前，是岂恶有用而事无用，辞逸而就劳哉？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若此之类，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
点评：面对现状，阐明自己的见解。如策问进士要了解他们对于治国大计、政教得失以及安边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实际知识，而“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问经学也“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这样决定升黜取舍，才能选取真正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王安石希望以此来为新法的推行，选拔一批改革人才。
【注释】
①守文之君：指第二代以下之帝王。《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守文犹守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
②谬举：指错误的荐举。曹植《求自试表》：“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
③左雄(？一138)：字伯豪，东汉南郡涅阳(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东北)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顺帝时，掌纳言，官尚书。《后汉书·左雄传》称其上言“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帝从之。”
④政体：此指施政的要领。
⑤策：策问。汉代皇帝为选拔人材举行面试，事先把问题写在竹简上，应考的人按策上题目对答。
⑥诬艳：指文辞的浮艳失实。
⑦辟雍明堂：周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太学称辟雍。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⑧文中子：隋朝王通的私谥。王通(584-618)，字仲淹，初唐诗人王勃的祖父。著有《中说》，又称《文中子》。文中所引，见《中说》卷二，文字略有不同。
参考译文
工匠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先把工具淬火打磨锋利，挑选测量好合适的材料，这样才能出力较少而收效显著。圣人对于治理国家，必须先遴选士子当中的贤能者，核查他的声誉和实际能力，然后再委派给他具体的事务，事情就能办妥帖了。所以选拔人才的办法，是当今最要紧的政务，自古以来遵守成法的君王，谁不重视选取人才的办法呢？然而在这之中得到人才的有，失去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称职的人才有，选错了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一定要得到称职的人才，不失去贤才，不妄然举荐，应像汉代左雄所说的那样，对诸生考查学术传承、对文吏考查奏章写作才好。
所说的文吏，不仅指那些只会写文章的人而已，他们一定要通晓古今之道，熟悉礼仪法度、天象吉凶、人事成败、政令教化的修改施行，然后带着这些经验去处理政事，就会使政令平和详稳；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使他们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所说的诸生，不仅指那些记诵经典字句训诂的人而已，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典章礼法，熟悉古代政治制度、大臣和君主的种种威仪、时政的沿袭变化，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置事务，那就会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便可以命他们用经术来断定是非。
拿今天的事物和古代比照，今天的进士，就是古代的文吏；今天的明经，就是古代的儒生。然而现今策试进士，却仅仅以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为试题，只崇尚文辞的华美，都是些有小聪明的人擅长的事；策试明经，仅仅以背诵记忆对答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不去责求经典大义，都是些蠢笨卑下的人擅长的事。这使得有贯通古今的才能之士成为世上多余的人，有旷世之才的高明之士很多都被世俗所排抑。所以学写文章的人竟然彼此告诚说：“稍看点书就足够了，把辞藻写得浮艳些才是时尚之文，和政事有多少关系呢？”死读经书的人则说：“传抄模仿是必须要做的，在背诵温习（古人训话章句）上要勤奋，经典中的大义道理有什么可取的？”所以为父为兄的勉励他们的儿子兄弟，当老师的勉励他的弟子，竞相写作那种浮华美艳的文章，以此来追逐时尚并猎取功名。为什么呢？因为当世的取舍标准就是如此，所学的内容当然不得不按照这样的要求。像这样的一类人，如果选拔他担任某种职位，进入官场，一旦国家有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站在朝堂、宫廷之上，修改礼乐制度，修订法律条令，审判疑难案件，他们如何能使政令平和详稳，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用经术来断定是非呢？必定会唯唯诺诺罢了。
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啊，难道只是写出来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贯穿着圣人之道才是。学习啊学习啊，难道只懂得背诵记忆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申明道义才是。”所以人才不能随随便便求取到已经很久了，如果一定要区别他们不同方面的才能，就应该多少按照汉代考试写作公文、谈论学术源流的做法。策试进士，要考些诸如国家的大政方针什么最要紧，治理民众的事务什么最紧急，政令教化的利害得失以什么为关键，安定边疆的妙计良策都有哪些等，命他们以最切合当今之需的问题进行答辩，不仅仅用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使他们疲于应付；策试明经，应该让他们阐述礼乐制度需要如何进行修订增删，天地的变化究竟如何，礼器的制度有哪些是应该推崇的，各自用经典当中的言语作为佐证进行答辩，不单单把会背诵、会模仿作为衡量才能的标准。这以后排出优劣次序，来升迁或贬黜他们，或许取舍的标准便可以彰显在人们眼前了，这难道还能说是厌恶有用之才而学习无用之学，不接受安逸而趋于烦劳吗？因此学子们都不会再去学那些毫无用处的言辞，那么儒业（就会）专一而有的放矢了；一心一意地学习圣道，久之便能深入其内心了。这样的心得，既可以用在朝廷之中，也可以用在管理民众当中，用到哪里问题不是迎刃而解呢？其他任职的年限和资历，也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