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遭殃的机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看来已经到了我向人们谈谈是什么事使我们机关遭殃的时候了。
本来我们的机关和别的机关没有什么不一样，充其量只是我们的勃朗特·尤若夫局长比别人更威严一点就是了。一进机关大门，迎面就是一人高的站立塑像，这是局长六十寿辰之际全局六百个业余雕塑家应征作品中被评选委员会挑中的那个。塑像的一只手威风凛凛地指点着进来的人，另一手指点着挂在墙上的横幅，横幅上写道：“你今天打算做什么来让我对你感到满意？”局长在厕所里也打发人挂上他的肖像，下面写的话是：“别在这里偷懒，你不想想，连我也把烟戒了？”
勃朗特局长在一个改装过的保险箱里办公。他办公真可以说是办来全不费工夫：无论谁，无论请示什么事，一概不见。不过倒也不是真的一个也不见，如果有人前来告发机关里某人居然在局长背后发表了语带不敬的轻率言论，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告发者只要把保险柜的开关拧到“敌人”那格，柜门就会启开，他便获准人内，面陈详情。如果报告属实，那么对领导不敬者就得从机关里卷铺盖滚蛋，如果报告不属实，那他也得卷铺盖滚蛋，因为总是事出有因。否则别人怎会把有损局长威信的不实之词粘在你的名下呢？
勃朗特局长在位为时六年，其间他周围的人换了12批。第六年末勃朗特局长突然病逝。虽然他亲自另外批准两名高级工作人员可以上教堂为他祷告，但看来没有起到作用。
局长驾崩人间后的第二天，全局职工云集俱乐部大厅开追悼会。勃朗特局长的遗像围上黑纱，像片下面按照他的遗言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道：“物质不灭，精神不死，本局长永在。”新局长还没有到任，由副局长契本代致悼词。契本副局长站在俱乐部礼堂的尽头，面对局长遗像宣读悼词。站在前几排的人都好像看到已故局长在镜框里时而赞许地点点头，但当契本副局长说些啰嗦、平庸的话时，他就皱起眉头。致悼词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于次日下午六点半结束。一当悼词念完，契本副局长把讲稿的最后一张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宣布：为悼念勃朗特故局长，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从此开始，我们局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遭殃的机关”了。
为了竭力克制哀痛，或者表示自己正在竭力克制着哀痛，起立的人都双手扶着前排的椅子背。格盖尼同事（他常常腿抽筋）刚一起立，就打了个失脚，但契本副局长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马上就立直了。格盖尼知道，人们对局长哪怕只要有一丁点不逊之举，副局长们是从不手软的。
大家站着，等有人做个动作，咳一声，或者用其它什么方式表示一分钟已经到了，可是全场鸦雀无声0
一分钟肯定无疑是过去了，但谁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出来表现一下。算起来最适合说这句话的是契本，可他连表也不敢看一下，他担心要为此丢官：干吗一定要副局长来打破这庄严的气氛呢？有的人眼看着围黑纱布的遗像，暗暗担心自己的饭碗。谁也不怀疑，勃朗特局长说“物质不灭”绝不是信口开河，他们相信，任何人敢斗胆从最后敬意的六十秒钟哪怕克扣一秒钟，就会遭到局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处分。同时，谁也忍不住偷偷地想笑，看看到底哪一个糊涂家伙第一个出来打破沉默，那么他就会被脚不沾地踢出机关去，不少人正在盘算，这无疑是为这提级创造条件的大好时机。
最后使事情彻底改变为悲剧的是墙上的那架挂钟。大概也为了表示哀悼吧，它停了。大家就永远地失去了能不冒大不韪而断定一分钟已经过去的机会。
天破晓了，后来黄昏又来临了，但是一分钟的默哀还在继续进行。直到新任的局长到任，请大家节哀，请坐下或者请回家，但人们还是默默地站着。尽管大家都想结束这场默哀，可是没人敢理睬一下新局长，每人都担心：是他第一个坐下来的。
两个星期过去了。由于俱乐部别有用途，新局长只好派人把开追悼会的人们装上卡车（他们还是这么站着，本来怎么站着的现在还是怎么站着，要动手术都不用另摆姿势了）。运到医院，医院不接受，于是又运到了“最新现代史博物馆”的一个特别陈列室。
“遭殃的机关”全体人员从此就在那用一条红绳子围着的地方站着，扶着前排椅子背，眼睛瞪着前方，好像还在看着勃朗特故局长的遗像。
博物馆的看守告诉人们说，默哀的人常常在深夜轻轻地叹一口气，稍微动了一下腿，好像想活动一下，但接着又从眼角里偷偷看着别人，继续一丝不苟、毕恭毕敬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