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天晴了0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42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40瓦的荧光管灯终夜不关。他也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
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秘书到机场来迎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是红灯。
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海云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久么？
然而这毕竟是遥远的往事，是上辈子的事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心理吧，每当他想起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事，恍若隔世。会不会在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有人会回忆起海云或类似海云来呢？他的那么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热的回忆，会不会在五百年以后隐隐约约地出现在那时的幸福而公正的社会（但也绝不会是天堂）的一个小伙子的心灵里呢？
上辈子，上辈子，是不是他与海云在上辈子见过面？1949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来打得热闹真热闹，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来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的严酷，行军的艰苦，转移、撤退、暂时的失利，牺牲，流血，负伤，饥馑，化装进城，宪兵的钢盔和闪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阴森森的眼睛，“剿匪总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紧张空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在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人类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坦克、骑兵、炮兵与红绸舞、腰鼓队、秧歌队一起行进。一进城就先扭秧歌，一进城就响彻了腰鼓。人们甩着红绸解放了全中国，人们扭着秧歌可以扭到天堂，而一敲腰鼓，仿佛就会敲出公正、道义和财富。
他那时29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他每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他不知道疲劳。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转乾坤。他比一切年轻人都更年轻，因为他前途无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经验，因为他是只占居民人口的千分之几的凤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担任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军管会副主任，他每天接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驻军领导、工会和学联代表、科技人员、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士。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段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时候走也走不完的长街，长大了以后一看，原来是一条小巷。
她那时是多少岁呢？16岁，实足年龄只有16岁，比她小13岁。瘦瘦的，两只热情、轻信而又活泼的大眼睛。她进来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盯着你，她那么愿意看你，因为，你就是党。她当时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后来把自治两个字去掉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同学们因为参加欢庆解放的军民联欢游园活动和讨论社会发展史，同校董事会和几名外国修女发生了冲突。海云激动地向他诉说事件的始末，说得他也热血沸腾起来……等到这个事情以中国青年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以后，海云又来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希望您去做一个报告，讲一讲我们的斗争的胜利的意义。”
“全体同学？那么你自己呢？”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这样问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姑娘闯进他的办公室使他觉得愉快，就像白鸽使蓝天变得亲切而鱼儿使海水变得活泼。他对这个姑娘的明亮的眸子产生了一种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说了，我愿意天天听您讲话。”
海云回答。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难道不是爱吗？当然是爱，然而爱的是党。叮叮当当，蓝色的火花打响在头顶上，他和海云坐在有轨电车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汽车，那时候他并不注意出门的时候要小车，那时候小汽车远没有日后那么大的意义。有轨电车的司机叉着腿，用脚踩着铃铛，刚把手柄放开，刷地一下又关掉了电门。他们没有座位，他们各自握着一个悬挂在皮带上的赛璐珞白环。就这样海云也不住嘴地说了许多。“我们班有两个特务，她们现在很惊慌。她们造谣说蒋介石的空军把上海给炸平了。我们组织了斗争会，在这场斗争里有四个同学申请入团。”
“我们组织了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我们把保尔·柯察金的话抄在了壁报上。”他进入了礼堂，女学生们拚命鼓掌，鼓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所有的眼睛都乌黑，晶亮，闪烁着崇敬和喜悦的泪光。麦克风坏了，先是发不出声音，后来又嗡嗡地响个不住。等待麦克风的修理就用了半个钟头。海云站到了台上：“同学们，咱们唱个歌儿好不好？”
“好！”回答的声音比上课还齐。“你们那一角是第一部，顺序往这边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挥手就把学生分了四部，韩信当年指挥军队也不会这么利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恩情……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好像在打铁。是的，打铁。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锻炼着幸福的钥匙……快把那铁锤，高高举起，打呀打呀打……和声部分开始了，只有从充满了热情、欢乐和神圣的革命目标的少女的心灵里，才能唱出这么动人的歌。海云指挥着，她的头发舞动如火焰，张思远看到了激情在怎样使她的年轻的身体颤抖。她就是刘胡兰，她就是卓娅，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麦克风终于修好了，他开始作报告。“青年团员们！”鼓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子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了的，我们都要夺回来！一切还没有的，我们都要创造……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一切自私、落后和不义之后，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泪花在女学生们的睫毛中间滚动，泪光里闪耀着红旗、灯塔、军号和水电站。那一次，他怎么那样口若悬河，热情澎湃？他讲了许多空洞的、幼稚的话。但是，他是真诚的，他是相信的，她们都是相信的。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灰烬，而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就像那洁白、光滑、浑圆的电车上的赛璐珞环一样，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心里……然后是通信、打电话、见面、散步、逛公园、看电影、吃冰棍和冰淇淋。他和海云在一起。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公园、电影和冰棍，主要的是政治课，是海云提问和他进行解答、辅导。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海云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人生、关于党史、关于苏联、关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的一切问题。海云用那样虔诚、热烈而庄严的目光看着他。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突然把海云搂到自己的怀里，吻了她。她没有一点抵抗，没有一点儿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一点儿疑虑，甚至连羞怯也没有了。她只是爱慕他，崇拜他，服从他。他不是同样地觉得她亲近吗？他不是从第一眼起就觉得她已经是自己的亲人了吗？上级和同事的一切劝告对于他都没有起作用，就像海云的父母的激烈反对对于海云没有起作用一样。他们结婚了，他30岁，海云虚岁18。爱情和革命都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迅跑。为了他们的婚姻，海云中学都没有上完，她到一个党委机关做打字员去了。1950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而在这个城市出现了一起反革命破坏事件。为了支前，为了宣传，更为了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竟一个多月之内没有回一趟家，虽然他家离他的办公地点不过三公里。那天，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接到了海云的电话，说是孩子发高烧，很危险。“我正忙啊！”他说，电话挂上了，他似乎听见了海云的哭泣，他的心动了一下，他有点儿责备自己。“散了会我要回去一下。”他对自己说。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但是，大家都在忙，连科长和干事也是每天开夜车，一连多少天不回家，不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连新年和春节也在忙于工作。革命无常规！常规非革命！多加一分钟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钟取得胜利，纽约的贫民窟就会早一分钟照上太阳，而朝鲜代表在保卫和平大会上讲的那些苦难就会早一分钟消逝。那一天开完会是深夜1点40分。他有意识地提前结束了会议。一个和外国间谍有牵连的反革命集团被侦破了，很快撒下了天罗地网，两个小时后开始行动。抓个空子他回了家，进门的时候他还在看手腕上的表。然而……孩子，他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死了。
海云在发呆，她的茫然如洞的两只眼睛使张思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问，他劝，他安慰，她始终木然。他检讨自己，他哭了，他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她仍是木然。“可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忽然激动起来了，他说了许多过后看来是冠冕堂皇的和不近人情的，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话。到时间了，警卫员前来催他，他匆匆地走了。
从此他和海云互相变得陌生了。海云还是一个未经事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的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她既平庸而又琐碎，而他在海云的眼里呢，也许愈来愈显得冷酷、自私、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谴责自己破坏了海云的学业，甚至是海云的幸福。经过他的努力，海云到上海的一个名牌大学学外国文学去了——是海云自己最喜爱的专业。在火车站上，当汽笛鸣叫了三声，当广东音乐《娱乐升平》的曲调响起，当机车沉重地喘了几声粗气，当学生打扮、穿着朴素、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了头发的海云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向他挥手的时候，他看到了海云的笑脸上的光辉。恋爱、婚姻，压缩到最小最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生和死，所有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当真发生过，海云仍然是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到了上海的大学，她将仍能指挥上千名学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一个忘我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么质朴，那么纯洁，那么高尚。正像没有邂逅便没有友谊和爱情一样，没有离别也就没有感情的留恋。海云走了，他们通着信，他想念海云，想得很苦，很苦。正是沸腾的岁月，“三反五反”，打“老虎”，他领导运动的几个单位一共揪出了14个贪污数字过亿（旧币）的大老虎，虽然后来经过复查，真正能够成立的只有两个人，他仍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肃反，大家结合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进行揭发、检举、交代、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分子。又查清了一大批人的历史。运动接踵而来，他们正在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五六年，他被任命为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市30万人，就连他的皱眉或者微笑，他的表情和手势，他的目光和步伐，都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殚精竭虑把全市的工作做好，不论是打苍蝇还是盖工厂，他们的工作都走在前面。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分量，他的生存的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
但是和海云的事情还是弄不好。海云上大学一个学期，寒假中回来了，离别唤醒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一起谈论福楼拜和莫泊桑，他对于法国文学就像海云对于党委领导工作一样无知，他的问题和话语使海云哈哈大笑，海云完全明白他是为了讨自己的欢心才不怕谬误百出的。为了报答他，海云也关心起这个市的普选和财政预算。他们还一起烧了一次鱼，他发现海云的烹调技术胜过饭店的特级厨师。浇鱼的汤汁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始终是一个谜。春节的饺子以后是灯节的元宵。然后海云又走了，临走的时候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没有能够上车站。海云来了信，她又怀孕了。他皱起眉来让海云去做流产，这激怒了海云，一连四个月不给他写信。放暑假的时候，大着肚子的海云办好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家。“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海云的忧郁的目光在埋怨。他也感到内疚，生产以后不但找了很好的保姆，而且新成立的儿童医院的主治大夫成了书记家里的常客。本来说是休学半年，实际休了一年，海云离不开他们的第二个也是唯一的儿子。张思远认为既然这样就不必再去上学，上不上大学对于她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上不上大学她也会得到足够的尊敬和足够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不，海云一定要上，而且换个本市的学校也不行。这么坚决，却又在临行前夜把眼泪落在快满一周岁的冬冬头上……风和风打架。水和水冲突。人和人矛盾。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和人生！月亮缺了，还会复圆。你果真能断定，这复圆了的月亮，便是当初那缺了、窄了、暗淡了的月亮吗？蚕蛾僵了，又出现了许许多多赶忙吃桑叶的蚕宝宝，你当然知道，这蚕已经不是那蚕。江河流水，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后浪和前浪，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结，又在哪里呢？
海云，海云，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又怎么能原谅我！
风言风语。好心的，恶意的和居心叵测的。张思远大发雷霆。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他的内心里甚至发出了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但是为什么，当海云一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发现海云穿着的完全是她自己的旧衣服，而他给她买的一切讲究的服装都被丢弃了的时候，他是那样空虚，连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为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请求的竟是你自己。海云沉默着，她哭了一场，退了学，答应和那个男同学断绝关系。虽然没有毕业也罢，海云到本市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作助教去了，不久，她还被任命为系党总支的副书记。于是，张思远放心了，何况，海云上下班也是由市委的车子接送……晴天霹雳。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海云被揪出来了。“我实在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一步，你怎么竟然去为那些反党的小说喝采？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忘记了吗？”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然后她抬起头，张思远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她的冰一样的目光。……一个月以后，海云提出来离婚，他仍然想挽回，但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他最后一次见到已经办好离婚手续的海云的时候，他甚至发现了海云脸上的喜气，这曾经使他大为恼怒。“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他对自己说。
枝头的树叶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样鲜嫩，那样充满生机。你欣悦地接受春雨和朝阳。你在和煦的春风中摆动着你的身体。你召唤着鸟儿的歌喉。你点缀着庭院、街道、田野和天空。甚至于你也想说话，想朗诵诗，想发出你对接受你的庇荫的正在热恋的男女青年的祝福。不是吗，黄昏时分走近你，将会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你等待着夏天的繁茂，你甚至也愿意承受秋天的肃杀，最后飘落下来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一声叹息。因为你已经生活过了，尝过了，爱过了。你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却为大树、为鸟儿、为情人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掳下来呢？你难道不流泪吗？你难道不留恋吗？虽然树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第二个春天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这棵大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永远不会衰老，然而，你这一片树叶却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地老天荒，即使这个地球消逝了，而宇宙间的星云又重新结合成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地球，你却永远不会再接受到阳光和春雨的爱抚了，你也永远不能再发出你的善良的絮语了。
然而汽车在奔驰，每小时六十公里。火车在飞驰，每小时一百公里。飞机划破了长空，每小时九百公里。人造卫星在发射，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轰隆轰隆，速度挟带着威严的巨响。
美兰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只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
海云才走，美兰就来了。很可能这出自许多关心他的人的通力安排。他们早就不赞成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学生娃娃式的女人共同生活。美兰浑身放着光泽和香气。美兰有一张大白脸。美兰那样坚定地来填补海云留下的空缺，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她来接任书记夫人的职务就像他接受书记的职务一样充满信心和不容怀疑。她有时候凝神沉思，脸上显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前额上会出现两道显得有点儿凶恶的竖纹。然而只要一看到张思远，这竖纹便立即消失了，露出迷人的微笑。她的到来使张思远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现了飞跃。“为了你的工作……”美兰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使他觉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旧沙发换了新沙发，金黄色的缎子面闪闪发光。他软瘫在上面，舒适而又疲乏。他恍惚有一个印象，美兰动不动就找行政处交涉什么。他抗议说：“不要随便提什么要求。生活上不要太讲究。原来的沙发就很好，换什么？”美兰嫣然一笑：“瞧你说的！你忙得忘记了一切，你忙得未老先衰了，你难得回家休息那么一小会儿，难道就不应该把条件搞好一点儿么？”他没说什么。他正在横下一条心搞炼钢，许多家庭把锅都砸了。反右，反右倾，反保守，形势逼人，他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一个新的发光的柔软的沙发，正像一个新的发光的温柔的夫人一样，对于他来说决不是什么奢侈。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从美兰的安排，有时简直是被美兰牵着鼻子走。这使他有些不快。在更偶然的情况下，一个娇小的、瘦弱的、纯洁的海云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他心头蓦地一动，他大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好像一株小树从车窗外面掠过，他定睛看时，小树早已经被车轮抛在远远的后面了，他没有工夫怀恋，他没有工夫叹息。
变异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伏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疯病的乞丐的法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法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1966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
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对于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啐唾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划圈和打勾，他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就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17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浆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把一桶热浆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冬冬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亡，他对于1952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加意保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流着眼泪嚼完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30万人的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1954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紧贴着玻璃窗的脸，压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于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
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的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会霉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31年以前，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地幸福，怎样地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1957年，海云居然在系里宣扬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这几篇小说是20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为什么我当时竟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一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于是海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睡在身边（！）的敌人，她起的是蒋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险和恶劣的作用。而结果呢，自然是海云要求离婚，他尽最大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没有效果。我可是仁至义尽了，办离婚手续前后他一再自己对自己说，正是这种对自己无咎的坚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底虚，正像大声唱着歌走夜路的人，声音越大，说明他越虚弱。
冬冬怎么办？他们没有谈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你仍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不会像划分私有财产一样地划分孩子。孩子一开始住在他这里，很快他也认识到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衣服穿的人。孩子后来住到了海云那里，他有空的时候，便派汽车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了，不论是北冰洋的冰砖，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淇淋还是高级西餐馆里的、装在高脚银杯里的菠萝三得，已经不能使他快乐，使他呜呜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冬，没有找来。于是，1964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1964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1960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1964年的这次见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作爸爸而称亲父张思远作父亲，而且全部称呼都是“您”，他才12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1965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于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呜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没有听见。
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瞭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飕地抡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臂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抡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作了板上钉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对张思远实行阶级报复，谋杀！不是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么？不是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跳出来么？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来。需要找个机会，向看管他的革命群众把这个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醒他们对于社会上的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对不能手软。
然而他自己先软了。没过几天，他得到了海云自缢身亡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他得知美兰已经正式贴出了造反声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后一个消息对他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审判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我更给她带来毁灭。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第一个儿子，到现在我甚至于想不起他的小脸是什么样子。我得罪了冬冬，我现在才明白，我送去的巧克力和花蛋糕只能提醒他注意到我和他最亲爱的妈妈的处境的差别。在她流泪的时候，我本应该用手绢，不，用手指揩干她的泪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向她打了一番官腔。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如果没有我，她会安心上大学，她会成为教授、专家，她会毫无负担地在完成学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找一个年龄、性格、地位更合适的伴侣。由于有了我，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了。这使她郁郁寡欢，这使她在五七年说了一些带情绪的话。
但是你爱她。真的吗？
我们都有一死。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刹那再说一句：海云，我爱你！但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五零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四九年和她相爱。我们不相信魂灵，但我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伏在海云的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你是人，你的地位并没有剥夺你的爱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你回答一个少女的爱的召唤的权利。
然而我更成熟，我应该理智一些，我应该负起责任。我不应该闯入一个如此纯洁而幼小的灵魂。
在1949年，你就不纯洁吗？你就不幼小吗？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的童年，也是我们大家的童年。
但我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去保护她？豁出命我也应该在她的身边。
然而后来是她不爱你了，她太轻浮，她有毛病。在大学，她有了自己的情人，该责备的只能是她而不是你。
我的痛苦就在这里。竟没有人能够惩罚我。
有。
谁？
冬冬。
山村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醒了以后，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作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
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有趣的，听来却有点悲凉的想象。原因是他有一个有趣的，简直是美妙的梦。能够作这样的梦的人有福了。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再仔细一看，监狱竟是自己在任时监造的，是自己视察过的，用来关阶级敌人的……他又将想些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铁一样的令人窒息的梦也醒了。张思远在1970年突然被释放了，就像前三年突然“升级”关进单人监狱一样莫名其妙。更使他清醒的是他的家，他的家已经没有了，在他监禁期间，美兰已经去法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带走了他尚存的全部家产。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出狱者，真像山泉沐浴一样爽心明目、安神败火。
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的事情现在还排不到日程上。”
专案组长对张思远说。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经得住这一切变化呢？
他不像有些被拉下马来的可怜虫，把生活的意义、生存的目的放在定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上。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市委书记需要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天大的笑话。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儿子。于是，在1971年的初春，他动身到冬冬插队的一个边远的山村。山下一片杏花如云。山谷里溪流旋转，奔腾跳跃，叮咚作响，银雾飞溅。到处都是生机，就连背阴处的薄冰下面，也流着水，也游着密密麻麻的小鱼。向阳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一片葱绿。从草势来看，即使在冬天，这草也没有停止生长。
顽皮的松鼠在枝上跳来跳去。大青石上是松鼠嗑掉的杏核皮，嗑得干干净净。小花蛇在枯叶里钻进钻出。野兔跑起来就像一溜烟。记得有一次张思远到郊区去视察，夜间行车，一只小灰兔闯进了越野小汽车的前灯的光柱里。它一下子那么惊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后面是疾驶着的、紧紧追赶着它的可怖的怪物——汽车。它只有向前一条路，它只有沿着车灯光柱的方向拚命跑。司机哈哈大笑起来，踩踩油门，加快了速度。当时张思远真想命令司机停住车，关上灯，让灰兔走掉。但他不好意思这样婆婆妈妈。眼看汽车就要把灰兔轧倒了，张思远看到了小兔的颤抖的长耳朵。忽然，小兔不知道怎样来了一股勇气，转身一蹿，得救了。
张思远长出了一口气。
山径崎岖。人生的道路更加崎岖。但山还是山，人还是人。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山的春天，人的春天。他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从积雪的山峰飞向流水叮咚的山谷，从茂密的野果林飞到梯田。一组青年在梯田上犁地。为首的小伙子斜披着黑色的小棉袄，打着口哨。忽然，他高声唱起了山歌：天大的冤屈告诉你哥哥，妹妹呀你莫要想不开，莫要投河……海云没有投河，她把脖子伸到绳环里。张思远感到了在蹬倒凳子以后的一刹那，绳索像铁钳一样地咯吱一声勒断喉咙的痛苦。一想到这儿，他就半天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发音器官出了毛病。他就是以此为理由请求不去“五七”干校而去他儿子插队的地方的。
他是作为“白丁”来到山村的，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就像五十年前他来到这个诱人而又恼人的世界上一样。人出生的时候不是一无所有，甚至连遮掩身体的裤衩都没有吗？一无所有的他住到了山村里，儿子却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村落。我们会慢慢了解的，他冷静地住了下来。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过去，是他坐在扬尘迅跑的小车的软座上，隔着透明塑料板看地头劳动的农民的。
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不然，那些结过婚的女社员，那些壮年妇女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他说说笑笑呢？已婚的男女农民们互相开那么重的玩笑，说那样的粗话，让他简直受不了。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休息的时候还不能自己拿自己开开心吗？他们开心的事够少的了，总不能歇地头的时候也念“凡是敌人反对的……”或者高唱什么“冲云天”“冲霄汉”啊。他们巴望着土里多出点东西，他们不想跑到云天或者霄汉上去。倒是他张思远，过去常常坐着“安——24”或者“伊尔——18”在云天和霄汉上飞行。
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17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然而在冬冬面前不行。他第一次去看冬冬的时候，冬冬正在缝鞋，拿起一块皮子，噗噗噗噗往上喷一些唾沫，然后是锥子引针。他看得出，冬冬在努力表现自己是一个缝鞋的老手，完全具有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摆鞋匠摊的经验和水平。但正因为他太努力了，他并不真像一个会缝鞋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冬冬。
“没什么可说的，您何必到这儿来？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张。”
“那随你。但是毕竟只剩下了我们两个。我除了你，你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亲人。”
“如果您官复原职，您是要先杀一批的吧？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政权便是镇压之权。我不是第一个该杀的吗？”
“别……淘气！胡说八道！”
“您为什么不说您恨我呢？那天您没有认出我来吗？那天是我打的您。说老实话，您当时是怎么想的？阶级斗争，阶级报复……是吧？”
张思远战栗了。
“这样倒好一点儿。我需要的是诚实。诚实的恨对于我比虚假的爱好。”冬冬激动了，他的锥子扎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他把那个指头放到嘴里，嘬着、咽着自己的血。他的这个姿势活像他的母亲。张思远新婚的时候，不，大概还是结婚以前呢，海云给他钉扣子的时候也扎破过自己的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儿你母亲最后几天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那天我打了你，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是你们提出来的口号。”
又是战栗……那绳索勒断脖颈的痛苦，咯吱，残酷的一声响，咯，咯……“您怎么了？”
“咯……咯……”
冬冬把他扶到了床上，而且给他倒了一杯水。
“你……为什么……躲着我？”张思远的嗓子劈啦劈啦的，像在拉一个破风箱，像在转动一架旧风车。
冬冬听懂了他的话。半天没言语，然后反问了一句：“您能原谅我吗？”
“也许，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呢。”
“您说我为什么要……打……您？”
“为了你母……”
“不，不是的，”不等父亲说完冬冬就打断了他，他生怕父亲说出那荒唐而可怖的话，“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我们那一派的头头鼓励我……恰恰相反，在您揪出来以后，母亲多次给我说，您不是大字报上所说的那种人……母亲的死，和我不听她的话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当然，主要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她受不了。我……”
热泪切割着皮肤。悲痛切割着心。他们和解了。
他们没有和解。在张思远和他的儿子慢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关系以后，有一次，他看到了儿子写的一篇日记。日记写得灰暗，简直是颓废，什么“够了，这谎言和伪善，这高调和欺骗”，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错误，生活便是痛苦”。看着看着，张思远的手抖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一代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鞠躬尽瘁，夜以继日，就是为了让你们搞这种渺小卑微的无病呻吟吗？他激动地责备了冬冬，冬冬也激动起来。
冬冬说：“立场？立场？您说我站在什么立场？您们当然是站在党的立场，您们牺牲，您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您们献给党的少！就是现在您坐了监狱，您委委屈屈，您们每月的收入也比农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您们当然充满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您们又会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
“住口！”张思远动怒了，“你可以尽管骂我，却不能诬蔑我们的党！不能诬蔑我们整整一代革命者。李大钊，方志敏……是为了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受罪吗？”
“你这样说太危险！太反动！”
“您要送我进监狱吗？本来您建造监狱也不是为了关自己的呀！”
“你……”张思远气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五年以前，他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论是谁，他都要和他决裂，他都要全力给以回击，给以打击，给以镇压。他听到这种话简直要爆炸了，他压低了声音，含糊地骂了一句，拂袖而去。
在回自己住处的路上，碰上了雷雨。闪电就在树梢上放光，雷声炸响在头顶。雨声哗哗，真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跑，在呐喊，在厮杀。雨水在脚下流淌，走在山路上，就像趟过溪水一样，鞋变得又重又湿。这个时候，张思远多么渴望自身也变成一声沉雷，一道闪电，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发光，能爆炸呀！他甚至想，触雷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他滑了一跤。
复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常围绕着我，每天我都在祈祷，快驱散爱的寂寞……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原来他并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那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对于香港的文化，他从来没有放到眼里。只是在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悄悄地动身去他作为老张头曾经劳动过六年，流过六年汗、心里头更是流过六年血的地方，在他转车之前住到了一个一般干部住的招待所里，他才从同室的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所携带的录音机那儿，仔仔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怎么说呢？他不是音乐家。在部队，他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打拍子。八路军战士都爱唱歌。一个初到边区的人，头一个印象便是歌声多。有一个歌的头两句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然后底下两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解放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解放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
然而现在呢？现在是怎么回事？30年的教育，30年的训练，唱了30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
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拳头握得指甲刺痛了手心。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啜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一听到外国，一听到香港，甚至一听到台湾（！）就垂涎三尺而又不读书、不流汗、不开夜车、却又整天梦想着电冰箱、流线型家具和席梦思的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三等照相馆里照相时候的令人作呕的装腔做势！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必然？
但是不，张思远副部长不能昏昏欲睡。从1975年4月复职以来，张思远夜夜都不能踏踏实实地合上眼睛。
1975年4月，张思远正在山村他和儿子合住的那一间用石头砌的墙，用石片盖顶子的小屋里择韭菜。由于女医生秋文的帮助，他和儿子已经和解很久了。现在他择菜，打算等儿子回来吃一顿饺子，他还想邀请秋文和她的女儿一道来吃晚饭。经过了一冬的萝卜白菜之后，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满了泥土和马粪的碧绿的韭菜，也顿时觉得石屋里充满了春光，充满了春的生机。白茎绿叶的韭茶，是和阔别好几个月的和暖的风，和小鸟的啁啾，和融化着的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来愈长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麦，和愈来愈频繁的马与驴的嘶鸣，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所孕育着、萌动着的那种雄浑而又微妙的爱的力量不可分离地扭结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灵，即使创痛使某个心灵变成了裂了纹的鼓，也总会发出一点儿声息，给人一点儿希望。何况是张思远，贫穷和压迫熔铸了他的童年，血与火染红了他的青春，党与领袖指引着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赖与期待推动着他的步履。他已习惯于乐观和充满希望。在这个春天他又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回顾一生，回顾上下左右，回顾历史和现实，回顾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而且终将是正确的党。
这当真是预感吗？抑或只是事后才自以为是预感？不是从1966年他被“揪”出来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期待着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吗？他不是觉得昨天比今天更真实，而明天既杳然又带来向昨天靠拢的希望吗？还有这个“揪”字，什么叫揪呢？查一查《辞海》，当作抓住、扭住解。这是一个具体而又形象的动作。而现在所说的“揪”出来，又代表着一种多么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产生了特殊的政治术语。
这几年简直是对语言法则的挑战，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论述到底还灵不灵呢？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今天流行的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吗？他们能够理解“炮轰”和“油炸”，“靠边站”和“砸烂”，“站队”和“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吗？
所以他需要转机，他像赛前的跑马一样地迫不及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变着他。他为在春天择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悦，正像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去寻找盘旋歌唱的云雀，为这春天的第一只鸣禽而衷心欢喜一样。他细心地从韭菜中剔除枯叶和杂草。他着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洁的鳞片。他闻到了新鲜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气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请还是不请秋文，并为这拿不定主意而觉得懊恼。
有一种声音。不是牛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不是乡村孩子们的声音。拖拉机和柴油机吗？为什么声音愈来愈近？是汽车？哪一辆汽车迷了路？坐汽车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脱离群众，但总要有人坐小汽车。“砰砰砰”，这么早就剁起肉来了吗？哪里来的肉啊？放两个鸡蛋就行了，金黄的鸡蛋，油绿的韭菜。然而用鸡蛋作馅子费油，农村里供油的标准太低了。
“砰砰砰”，却原来是敲门。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草绿色的军服，闪闪的红星。立正，一个军礼。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来的时候碰翻了小板凳，咣当。
张思远同志：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省委组织部报到。
此致革命敬礼！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承认我是“同志”了吗？组织部，这个机密而又重要的部门，总是由最可靠、最有经验、最沉着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礼，所以伟大的长城的一员把手举到了帽沿前。图章却是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代）。谁也闹不清这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和内涵，弄不清党的机构是何时何人为了什么取消的，弄不清为什么革委会的党的核心小组变成了党委，弄不清现在让他去报到的组织部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党员和干部的党委的一个要害部门。
但毕竟是要他去组织部。至今，他的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按月寄去党费，既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就有权利——义务变成了权利——缴纳党费，而不论是政工组还是核心组，无法拒绝。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级别和工资缴纳的，虽然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不足他应领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的一个挑战，我仍然是高级干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并不比你们少！
“快坐下”，他热情而又客气地请前来接他的军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气，他的笑容，他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区的老农。这几年，他已经惯于仰视那些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资比他少一半也罢，却有着十倍、百倍于他的威风。仰视红色政权的干部便会平视农民、“五七”战士和再教育青年，这是令人痛快的。年轻的，刚刚长出一圈黑胡子的解放军同志却没有坐下，他说：“外面有车。张思远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动身？×主任说是愈快愈好……”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红。
九年来他的心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漩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来接他的军人和汽车只不过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气。湖面上呈现了浅浅的同心圆。于是湖的自我感觉在发生变化，不管湖泊承认不承认。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楼。他被任命为新生的红色的市委的第二把手了，“可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关领导回答他。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座楼。粉刷和油漆遮盖了九年的疮痍。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刹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这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九年来，他已经忘记镶木地板和大吊灯了。五年来，他只知道崎岖的、石子铺成的山径，掩映的树木，石块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内的地也是土质的，要适当地洒一点儿水，洒少了起尘土，洒多了和泥。夜间照明靠煤油灯，关键在于把罩子擦净，擦亮。最初他用呵气的方法，向着玻璃罩子呵一口气，然后用柔软的手绢擦过来擦过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了，险些扎破了手。后来他学到了一条经验，用白酒把手绢沾湿，果然擦得晶亮异常，照得石窑就像白昼一样。何况，晴天有满天星斗，乡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于山比地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离山村的农民比离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阴天，怕下雨。那次如果没有秋文医生他也许就没命了。
他现在不怕阴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无夜晚。汽车里无阴雨。拥有暖气设备的办公楼和宿舍无冬天。但是，没有夜晚就没有星星。没有阴雨就没有雨过天晴的重生的欢欣。没有冬天就没有洒洒扬扬的漫天飞雪的纯洁。有一得必有一失。
许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属、老同学来找他。正像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看你了，这中间我打听过好几次。”有人说，显然不是假的。“我犹豫了半天。现在人家官复原职了，找的人也多，别去打搅吧……可咱们毕竟是老关系了。张书记还能把咱们忘了吗？”如此这般。特别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思远身上。张思远重返市委领导岗位，是他们各自回到体面的昨天里去的先声。
然而，被今天毁坏了的昨天却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样恢复。不仅某一派的“警惕走资派复辟还乡”和温柔一点的“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不答应”之类的标语在时时敲打着他。而且，在他熟悉的一切后面他发现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车堆积在终点站上不肯发车，汽车站上等车的人一群一群，翘首相望。据说司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谁被“抠”了“底”，谁开行一次。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大批判、热烈欢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也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黄纸红字（这两种颜色代表喜庆，白纸黑字代表声讨、共诛之）十分醒目的大标语下面是没有扫尽的垃圾和伸手乞讨的儿童。清洁工也不好好干活了。而乞丐正与空话一起增长。到处是喝酒，请客，“哥俩好，八仙寿”。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的用语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设计了新的拳经：“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莫非好几亿人都把脚气灵或者痔漏膏当作补药咽到了肚子里？
市委也不是原来的市委了。每天上班进市委的门的时候，他的心都要动一下，我没有走错吧？我真的又来这里了吗？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换得更讲究——据说原来的牌子被不知谁拿去做大立柜了，五合板嘛，市场上缺——所以增加了警卫，戒备森严，这当然是必要的。连团市委和妇联门口也站着带枪的人。有一次张思远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排战士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
“好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吹牛拍马。”
“刀是什么刀？”
“两面三刀。”
“新鲜事物”还多着呢。小汽车增加了三倍还不够用，因为副职增加了五倍。组织科四个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到处是谣言、小道消息、传说：梅花党，长江大桥擒匪，美人鱼，棺材里的死人诈尸……公开的山头和宗派。完全取消了党的组织生活，更不可能进行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来联系工作的人还要拿上私人的介绍信，为了私事可以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党票，要官，要权……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完蛋吗？想到这里，就像发了寒热病，张思远一会儿冻得浑身打颤，牙齿咯咯地响，一会儿七窍生烟，忧心如焚。何况，他的头顶上又出来了一位第一书记，一位除了抓辫子搞阴谋仍然只会抓辫子搞阴谋的新贵。
美兰也来凑热闹了，她要求复婚。几次来信，张思远没有回复。电话约谈，张思远回答说：“不必了。”他挂上电话，不顾耳机里传来的吱哟乱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兰已经坐在他的房里，她大概是拧开了锁，而别人不敢拦阻。完全是“复辟”后的全权的女主人，床单拽下来准备洗涤，卧室里新添了两束塑料花。张思远什么话都没说，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由衷感谢市委大门戒备的森严。他拿起一叠文件，全是“大批促大变”，也许是促大便吧？什么反潮流，什么法权，什么全面专政，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愈来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缩，贲门在收缩。各种新名词连同小道消息，连同革命拳经，连同美兰的大白柿饼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转，如刀如炸弹，如雾如烟，如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文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驰名的大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很格涩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不但和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说得来，而且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能吸两口，在红白喜事上，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唬唬，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作“官名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骚罢了，爱发牢骚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对，对于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1957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1964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1970年“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1975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1979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路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已经快要60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儿。如果在软卧……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1975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辅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要运行70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70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30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作老张头了。恢复工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考、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葡萄酒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人心脾的，搀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糁子粥吗？老腌咸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18年的底子。从民国18年腌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张副部长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这叫作跩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
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儿个就懂得了‘权’的厉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42个人同住的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夹塞儿，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
“大家说，他排队了没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一个人言声，有的人还故意掉转了头。“我看，是你没有排队！”大汉一拨拉，差点儿没把张思远推倒在地，他把张思远推出队外，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你难道能和这样的人动手打架吗？张思远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在身旁啊！他想象着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出来，当警卫员掏出手枪，当秘书打电话叫来了公安人员之后这个无赖将怎样地恐惧、面如土色、赔罪求饶，说不定会跪到地上。
而周围的群众又怎样地拍手称快……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在“黑帮”时期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会这样生气吗？张思远问自己，这个自问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身体。
行路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像当“高干”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的飞翔实在少见。六岁多为了躲土匪，爸爸曾经带着他奔逃，晚间睡在大车店的牲口棚里。他到60岁也还记得那静夜里马吃夜草的沙沙声，静夜的寒气袭人。这是童年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们常常睡在青纱帐里，夏夜可以听到玉米地里叭、叭的声音，乡亲说，那是玉米在拔节，那是一种不可压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来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长途行军中他走着路也能打盹，前面喊了立正，后面的人把头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发牢骚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发牢骚不需要培训，而且时髦。70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国人，似乎觉得不发牢骚就不得天黑。他这一路就有许多牢骚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作家，否则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馆的肮脏就够他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再加上两个人物一点儿情节，一点儿感叹和两句尖锐刺激的话，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阴暗面的小说。说不定他还能“红”起来，能够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骂骂咧咧，高人一等，比谁都正确的英雄。写文章咒骂一个交通食堂总比办好一个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把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湮没在牢骚和怨言里么？一个没有恪尽己责的人，一个丧失了公民的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他在部里给干部讲话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么一个建议：我建议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四小时发牢骚四小时工作，前四个小时大家一起发牢骚，跺着脚骂娘也可以，发完牢骚以后一句牢骚话也不许说，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四小时工作制也许对于某些涣散的单位比八小时工作制效率还高。
当然，这是激愤之语。
所以，他渐渐地不再有牢骚。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贫穷，火车在前进，汽车在前进，车轮的旋转使他和别的乘客们时时到达新的地点，车轮的旋转是通向他们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中，时间的推移意味着空间的推移，时间的行进成为有形的，成为催赶人的一股可以触摸的力量。
枣雨到了，到了，真的到了！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便是对于旅途的艰辛的最好的报偿。正像成功便是对于一切艰苦奋斗的报偿。再转过一个山头，再绕过两块圆圆的，两块非人间所能有的巨大的磨盘似的石头，就是山村的汽车站。老乡们说，这两块石头是当年二郎神担着它追赶太阳的时候，中途撂到这里的。谁也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已经在这里存留了多少年和将要继续存留多少年。反正张思远离去的这四年多石头并没有丝毫变化，它仍然那样沉着、持重而又永远不老地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张思远，它的欢迎的姿势与那几年张思远去邻村办事、买东西、或者看病归来的时候毫无二致，就像张思远压根儿没有离开村，没有当上什么书记或者副部长一样。停车的时候冬冬和冬冬头上的高压线他是同时看到的。冬冬好像又高了，肩膀也宽了，他早已经调到县里担任小学教员。他们在信上说好了，冬冬来这里迎接父亲。“有电了么？”张思远问，这是他下车后问的第一句话，有电了，并且正在用电灯代替煤油灯，用电磨代替石碾子，用电动弹花机、脱粒机、榨油机、春米机和粉碎机武装粮棉加工……这是冬冬的回答。父子两人向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老杏树下，老杏树依然是流出了那么多树胶，像是多感的老年人的泪水，叫人心疼。树胶的颜色、多少、部位和形状完全和四年前一样，昨天老张头还在这棵杏树底下抽旱烟。父亲递给儿子一根过滤嘴中华。儿子接过去的时候嘴角微微地一撇。杏树旁边是一个泉眼，为了保持清洁，泉的源头盖着两块青石板。弄脏了清水泉就不是好姑娘，这是波兰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演唱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海云最爱唱这首歌的。初冬的太阳照得他们暖烘烘的，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看，泉眼边的杂草，黄叶中竟又长出了新绿的芽儿，初冬的太阳，没有风，不也和初春的太阳相似吗？那新萌发的小小的草芽儿，可知道它的面前并不是明媚的春天吗？他推开石板掬起清泉喝了两口。还是一样地清冽甘甜。抬起头，他看到了这次重访第一个遇到的山里人。是一个裁缝，一个他在山村期间最少打交道的人。圆圆的老式的花镜，好像与两块巨石一样历史悠久。然而裁缝一眼认出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裁缝。这不是张书记吗？您怎么又来到了这个小山沟？来来来我给您提着包。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好，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您这回来是视察还是蹲点？这可是对我们山区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官腔官调，应付长官，多么令人悲哀！
幸好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的山里人。拴福大哥就不是这样，“张！”老远就大喊了一声，他的习惯是只称呼姓，这个习惯倒有点像外国人。大嫂见了他竟咧起嘴哭了。真想不到你还能到这里来！真想不到大嫂活着还能再一次见到你！真想不到这两年日子一下好了许多！我们养了三头猪和五头羊，还有15只鸡。本来是25只，本来有两只公鸡，天天你啄我我啄你，啄得冠子上全是血，只好把战败的那个宰掉了，谁让你没本事？又有九只母鸡串了瘟。这九只是后头的。那14只是先买的，秋文医生给那十四只扎过针。用蘸水钢笔把鸡瘟疫苗注射到鸡翅膀上。秋文医生连鸡病、猪病也治，其实公社有兽医站。粮价也提了。核桃、杏仁、枣和蜂蜜的收购价都提了不少。电灯也亮了，广播喇叭也响了。只是粮站工作人员老是压低粮食的等级，农民钱拿多了就好像他们的屁股里被塞进了草。有电但常停电，煤油灯还不能丢，却又减少了煤油的供应。我们年终分了四百多块钱。
买了一套24个花瓷碗。你现在高升？平安？到了北京？见过中央的哪些领导人吧？可干部怎么不下来了呢？过去每年冬天都要来了，虽说有几次也乱整一气，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些干部们，让他们来嘛，给山里人说说，世界上又出了什么能人，出了什么新鲜事？
15只鸡马上变成了13只。年近70的瘦小的老太婆抓鸡的时候其灵活程度不下于一个排球运动员。她跳起来把已经起飞的鸡抓到屋里。于是鸡毛上天而鸡肉上了案板。过油的时候鸡丁哧啦哧啦地响。于是白面馍馍入笼和出笼。于是夏秋晾下的干蒜苗、干豇豆、干茄子和腌猪肉也出场。没等到饭熟，乡亲已经来了许多。当场有五家对张思远提出了在这同一天举行洗尘饮宴的邀请，而且不容许不答应。张思远一一点头，不过前后错开，安排了一下时间。张思远再一次后悔没有随身带上秘书和工作台历。这项安排日程的繁重工作只好临时分配给了冬冬。
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
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一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也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湿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他实在抱歉，倒是想到了给乡亲们带来一点糖果、圆珠笔、画片，却忘了给这些友好的狗带几块骨头。于是他只好抛起了酸梅糖，用这种东西来款待它们可实在不够意思。有一只黄狗不认识他，凶恶地吠叫，它大概是在他离去这段时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狗的主人把黄狗狠狠批评了一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自己人，连咱们的老张头也咬？你想找死？”骂得黄狗垂头丧气，诚惶诚恐，灰溜溜地退到一旁，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其实它的出发点却是忠于职守和立功受奖。
虽然也有不少的乡亲问起他的官职，并咋舌惊叹，还一致认为他的升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上级”看待。他说话既不拉长声，也没有那么多词儿，既不摇头摆尾，也不倒背上手踱来踱去，既不用事前斟词酌句，也不用事后为哪句话不当而追悔。无官一身轻！无官暖人心啊！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正像没有土地就没有庄稼，没有核桃树就没有核桃果。还有山里的红枣呢，每一颗枣都像张思远的童年一样久远，古老，鲜甜。张思远小的时候，在他还不是张思远，当然更不会是张教员、张指导员或是张书记，在他只是石头，或者像母亲称呼的那样——小石头的时候，他们家也有一株枣树。打枣，这就是童年的节日，童年的欢乐的不可逾越的高峰！“劈哩啪啦”，竹竿在上面打；“稀哩哗啦”，枣子往地上掉。许多相好的和不那么相好的小朋友都来了，一边吃，一边捡，一边装，一边找，一边喊。有的枣滚到了渠沟里，草丛里，瓦片底下，凡是企图隐藏自己的枣子也正是最甜、最饱满，又绝对没有虫子的枣儿。这样狡猾的枣子的每一颗的发现都会引起自己和同伴的欢呼。连土都是甜的，连风都是香的，这童年的喧闹和喧闹的童年！这满脸是土，满脸是汗，满脸是鼻涕和眼泪，满脸是带口水的枣皮和欢笑的童年！也许，对于平等、质朴、友情以及像枣雨一样地洒落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向往，对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就埋藏在这些喧闹的小小拾枣者的心里？也许，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事业和学说的力量正来自这些喧闹的小小的拾枣者的心底？
现在，须发花白的张思远，身居高位的张副部长，又回到这童年般的喧闹中来了。重新造访的第一天，走到哪里都被山村的男女老幼所包围，被七嘴八舌的问候、说笑、祝福和诉说所包围。我们企盼过的，我们应允过的，我们拖欠过的，我们损害过的，终于我们要渐渐地兑现了。我们总算学会了一点儿东西。乡亲们，鲜红的甜枣，普落如雨！
第一天他来不及和冬冬以及和秋文谈什么。秋文也把自己的音波汇入到欢呼枣儿洒地的儿童式的喧嚣之中。当他的目光与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地兴奋、期待、欢喜。对看着他的是这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看透了一切悲哀的明朗，是那种负责打枣的大孩子看到闹闹嚷嚷的小孩子时候的满意，是照耀着落光了树叶的枣树的月光的沉寂，他微微战栗。
晚上他和儿子，和老农睡在一起。肉、酒、喧闹、温情充塞着他的一夜。于是这一夜的梦概括了他的一生，来自他59年的生活经历的压缩复制。放羊娃和地主崽子的打架。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青。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的到来。枪林弹雨，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红旗下举手宣誓。他不怕牺牲，他渴望献身，他深信迈过这一步便是幸福的红枣降落到每一个家庭的餐盘里。
夏天。洁白的短袖衬衫。两根宽带连结着蓝色的裙子。四五八三，她们学校的电话。拨动字盘，然后电话机里传来怯生生的声音。接电话的人不问也知道是谁打的。洁白的身影在眼前一闪。什么，她也到了山里？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村子？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原来你还在，你不要走，不要死，让我们再谈两句。平反昭雪的通知你怎么没有拿到手？四五八三，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咣咣，把电话机咂坏了。哭声，是我在哭么？囚徒，自由，吉姆车在王府井大街奔驰。软席卧铺车厢在京汉线上行驶。波音飞机在蓝天与白云之间飞行。上面的天比宝石还蓝。下面的云比雪团还白。又关闭了一个发动机。枣落如雨。弹飞如雨。传单如雨。众拳如雨。请听一听我的心脏。请给我一瓶白药片。请给我打一针。是的，报告已经草拟，明天发下去征求意见。
这能行吗？这不可能吗？他一再警告自己早已不是热情和想象的年纪。然而，与生命俱来的想象和热情，不是只能与生命俱去么？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真的……不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是指引他行路向前的火炬么？来以前还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打鼓，有点儿担心呢。还有点儿舍不得部长楼的那四间高分子贴面的住宅呢。真不好意思。张思远就在这里呢！张思远没有变。张思远是山里人，张思远就是自己。什么？到时间了？我马上就去。开不完的会，在睡梦里也还要开会。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好。我们要安定团结，要进行改革，要精兵简政，官比兵多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距离天气也欢迎张思远的重新造访。一连许多天都分外晴好。人，山，树和空气，都从容安详。冬冬陪着父亲转遍了每一块梯田，山坡，果园，菜地。高大的柿子，丰满的核桃，古怪的花椒，俏皮的山楂，风流的桃李，朴实的苹果……别来无恙。趟过一段酸枣刺，躲避着猎獾人下的夹，他们来到育林区。五年前他们冒雨栽下的油松、马尾松和落叶松苗，已经长得超过了膝盖。自己亲手栽下的（那天手上，脸上和衣服上全是泥）松树将要久远地在这里成长壮大，将要在这一代人，这两代人，这几代人身后继续葱郁葳蕤地庇荫这块山块。这真让人欣慰。
但是他和冬冬却谈不拢。这次来冬冬对他特别体谅和关心。您要锻炼身体。该休息也得休息。最好每年夏天都到海滨去一次。冬冬真是大了，懂得疼人啦。回北京吧，你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在一起，我一天天地老了。冬冬的回答是意想不到的坚决：不。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愿意当高干子弟。这是什么意思？“高干”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没有吝惜过生命和鲜血。张思远有点儿激动，冬冬却很平静。您们可能是崇高的和伟大的一代人，但您总该正视现实。群众舆论对高干子弟那么不利。您别忙。我们也愿意作崇高伟大的一代人，像您们一样，作披荆斩棘的探求者，开路者，创业者。但是您们只要求我们、只允许我们作守业者，作接班人，只允许我们顶替你们的位置，要求我们走在您们的脚印上。不，那是办不到的。我已经27岁了，从生下来我们就受教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团小组长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屁大的一个什么官儿的话。现在，我们该自己教育自己了。该自己去选择自己要说的话。
你这样说既片面又空洞。何必故作惊人之语呢？中国吃各种惊人之语的亏还不够吗？是党的政策而不是你们的惊人之语——另一种类型的假、大、空话给农民带来好处。你不是真空，中国不是真空，历史不是真空。你们不能从钻木取火开始。你们既不了解国情又不了解历史。靠你们的那些皮皮毛毛的见解只能误国误己，头破血流。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革命是几代人的事业。接班丝毫不意味着墨守成规，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为发展、创造、突破扫清了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胀。活到老学到老，连我也时时觉得自己需要受教育……冬冬发现有一株山楂树上竟有五颗鲜红的果实没有被采摘走，他捡起几块石头去击落那幸存的红果。他对与父亲辩论并没有什么兴趣。最后他说：“明天我就回县城了，我们还可以在县城谈谈，请您不要生气，我现在不那么愿意和您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您太爱对我进行教育。妈妈在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她用十分之九的力量照顾我，只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指点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一个弱者，而您是一个强者。我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依附于您。我会去看您的。今年暑假我可能就去……还不行吗？”
张思远沉默了，他转过身，凝视着对面山坡上的小松树，默默地把儿子分给他的两颗酸果放到嘴里。夕阳照耀着小松树，小松树拖下了比自身长得多的影子。
告别早在1977年，张思远便得知了秋文原来的丈夫已经死于劳改队的消息。他给秋文写去了慰问的信，由于那特殊的难知其详的“离婚”，他无法直言哀悼，只是关切地问候起居，也讲述了自己工作上、生活上、身体健康上的一些苦恼，并且表述了不被这些苦恼所压倒，而要压倒这些苦恼，一往直前，鞠躬尽瘁的心思。
他没有收到回信。这是他给秋文写的第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他刚刚回到市委以后，夹在给冬冬的信里，寥寥数语：“我常常想起在山村的难忘的日子。我非常感谢您在医疗和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我更感谢您对冬冬的关心。祝您和您的女儿安好。”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回信，只是冬冬来信时提到：“秋文阿姨叫代问您好。”
第二封信是1976年春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悲剧闹剧里又要强迫张思远扮演一个罪人的角色。空气肃杀，写信也是战战兢兢的。回信马上来了，用的全是社论里可以找到出处的词语。“让我们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里的贫下中农随时准备接待您重新来进行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
“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张思远完全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一想起秋文，冬冬和山村，他的心就落到了实处。
从1977年他就想再去看望一次秋文，他想去探求一下改变他们俩的生活，使他们俩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秋文是他遇到的一个有点儿怪的人，一个既有松树的坚定又有柳树的灵活的人，在山村的五年，秋文要比他更强，更有力量。另外，自从他明确地坚决地表示不愿再与美兰恢复关系以后，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个人问题”的人实在太多，有许多老战友特别是老战友的夫人硬把照片塞到他的手里，他不胜其烦。有一次他干脆宣布，他已经自己找好了，就在他曾经劳动过的山村，他将亲自把她带来，无劳众位费心。塞到手里的照片没有了。半信半疑的好人们一见到他就要问：“什么时候？”好像在提醒他和催促他快快偿还积年老债。
“也许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早就不应该说这些了。也许，我的话会使你不高兴。但是，这话在我的心里已经好多年了。最初，我得肺炎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老，是你给了我力量，镇静和勇气。只是因为……我才把这种感情压在心底。”
“谢谢您了。”秋文这样说。真诚，又有点嘲笑。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同志。你既清高，又随和，既泼辣，又温良，既……”
“这么说我也是高大完美，几百年出一个了？”
“请别开玩笑，”张思远的声音有点忧郁了，“而且，我觉得你了解我，也许你还喜欢我。”
秋文动了一下，躲避开张思远的目光。
“我碰到许多困难。我的脖子上套着拥脖，我还得拉套。有时候还要驾辕。遇到难题，我常想，假如你在我的身边，假如你能给我当参谋，当后台，当……不论什么，工作和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了。”
“……”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你不会猜不到的，跟我走吧。你去了以后，工作由你自己挑选。还有女儿，她当然跟着我们……”
“什么我们？”秋文的声调是严厉的。“为什么我要去作你的参谋、顾问呢？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工作，我的岗位，我的生活，我的邻居和乡亲，去跟着您作部长夫人呢？”
“瞧，您想的只有自己！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是不是？您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作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是这样吗？”
“这个方案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官腔！对不起。单冲我刚才的表现，也证明我并不像您想的那么好。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但是我不能去。我已经野惯了。部长夫人的生活会使我窒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你准备在这里终此一生吗？你难道和这里的环境没有距离吗？”
“更多的是融洽。所以我佩服您。您既能当副部长，又能来到山村和我们在一起。还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也拉了去。而我的适应幅度可没有这么大，我就做个乡村医生吧，给山里人解除一点痛苦。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谢谢您……”秋文的声音有点呜咽了，“我只希望您多为人民作好事，不作坏事……您们作了好事，老百姓是不会不记下的。”
张思远的喉头也郁结了。他缓缓地离去了。秋文没有送他。他长久地后悔，为什么不多看上两眼，秋文坐的结实沉重的椅子，秋文的没有上过油漆的白木桌子。她的灯，她的书，她的脸盆架，她的草帽和听诊器。这一切物品都比他幸福，这一切物品都昼夜陪伴着秋文，都和秋文在一起。
乡亲们继续招待，胃和头脑一起进行社会调查。豆腐和粉丝，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业。鲜鸡蛋，咸鸡蛋，松花蛋和臭鸡蛋，动物蛋白和零花钱都在增长。黍面油炸糕蘸蜂蜜，这是山里人最好的甜食……还有什么困难么？还有什么意见么？就是怕变。只要政策不变，只要这样搞下去，只要再不自己折腾自己，日子就步步登高。乡下的情况比原来设想的还要好些。你们快点富起来吧，我们的国家指望着你们呢！记住以往的经验教训，稳稳当当地带着我们前进吧！我们农民指望着你们呢！酒足饭饱，他们互相鼓励着。
底下便是告别了。张副部长的秘书很会办事情，在张思远悄悄地回到山村，在他重温了和饱尝了普通老百姓的好处与难处之后一周，当地领导接到了他的秘书的电话。立刻，领导人、接待人员、小汽车都来到了山村。张思远注意地环顾四周，最后他确信乡亲们对他比儿子对他更要理解，他悟到乡亲们那样亲热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他官复原职而且有升迁，不是不知道他完全有可能坐上小车，带上随行人员前来，而是知道了这一切但更知道他的为人，他的本色。乡亲们对待他没有变，是因为相信他没有变。这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使一周来的经历更具有动人的美好色彩。于是人们簇拥在一对巨石旁欢送他。别忘了我们！人们希望的不过如此。难道能够忘怀和违背这样的愿望吗？他含着泪坐到了司机旁的当地认为最尊贵的座位上。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在县里与冬冬话别以后向省城驶去。当然，再没有排队，没有野蛮霸道的小孩子和大流氓，没有生葱味，没有令人无法安眠的大房间。我敢忘记我受到了多少照顾吗？我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让大家都过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吗？在省城的高级宾馆住过一夜以后他上了飞机。是四个人一排的头等舱。“禁止吸烟”和“系好安全带”的字灯亮了，发动机像发了疯一样地怒吼。飞机抬头了，他们腾空而起。山村被远远地撂在后面，繁重的工作堆在前面。回去以后他面临的任务棘手而又大有可为，他什么都不怕了。穿着清洁的蓝制服，头上戴着缀有中国民航的银色鹰徽的硬壳帽子的小小的女服务员端来了香茶、夹心巧克力、胶姆糖、纪念画片和一家外商承印的附有广告的飞行时刻表。一只翅膀略略抬高，他们在转弯，达到了预定的高度。比任何一只蝴蝶都飞得高得多。发动机的声音平稳，庄重，叫人放心。机舱愈来愈热了，他旋松头顶的黑色塑料“龙头”，冷空气吹到他的脸上。他隔着圆圆的舷窗长久地注视着祖国大地。他爱这阳光和阴影，轮廓和色彩十分分明的一个又一个的山岭，像是一排排裸露的核桃仁。他爱这线条齐整如棋盘格子的田园。他爱这纵横交错如蛛网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祖国，包括我们的山村，都放到喷气式飞机上，赋予她们以应有的前进的高速呢？难道民国18年开始用的菜汤，还要继续腌下去吗？下面是云层了，白茫茫，灰蒙蒙。不管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他拧紧调节空气的旋纽，放低了椅背，他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桥梁他吃了一碗鸡丝汤面，一个花卷，几片火腿和几片榨菜。他伸了一个懒腰，点起一支烟，吸了几口就掐灭了。他不是诗人，他再没有时间抒情、缅怀和遐想。他必须像牛一样地、像拖拉机一样地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一切。他换上睡衣和拖鞋，拿起剃须刀架，打开洗澡间的顶灯和整容镜上的罩灯，他放了热水，把胡须剃了个干干净净。所有的愁雾都吞咽到肚子里而面孔在两盏灯的交映下容光焕发。他一贯如此。他往澡盆里放水，不断地用手试着水的温度。他试着哼了哼在旅途中听过的那首香港的什么“爱的寂寞”的歌曲，他哈哈大笑。他改唱起《兄妹开荒》来。他好好地洗了个澡。把一切不必要的，多余的负担都洗掉了，他坚信洗澡是快乐与健康之源。他坚信他会顽强地活下去，工作下去，直到至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洁白闪亮的澡盆。他用干毛巾揩净了身体上的水珠。顶灯与整容灯照红了他的皮肤。他还不老。他的血管里流着热和红的血液。他关掉这两个灯，来到客厅。他吸完刚才撂下的那半支烟。他打开落地式收音机，李谷一在演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他站起来，洗过澡以后人们轻盈得就像蝴蝶。他轻轻走过去打开阳台的钢门。清冷的夜气扑来，他以为是来自山谷的风。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连结在一起。他看着这些无言的、久远的星星。他发现这些谦逊而持重的，丝毫也不与盛气凌人的新贵——碘灯和钠灯争辉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并没有两样。支持她们的是同一个天空，憧憬她们的是同一个地面。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父与子与孙之间，在山村二郎神担过的巨石与17层的部长楼之间，在海云的在天之灵与拴福大嫂新买的瓷碗之间，在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和民国18年的咸菜汤之间，在肮脏、混乱而又辛苦经营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飞行时刻表之间，在秋文的目光、冬冬的执拗、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见证便是他的心，便是张思远自己。要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他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地与海云，与秋文和冬冬，与拴福一家的相会。他期待明天，也眺望无穷。
他做了几个扩胸的动作，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似乎电话铃在响。他走进温暖明亮的室内，随手拉上了浅绿色的窗帘。他关掉客厅里的灯，走进装有电话的居室。他拿起电话，是部长，向他问候旅途辛苦和健康，问他“任务完成了没有？”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爽朗地回答，这个脱口而出的答话恰到好处。然后部长向他叙述了一些情况，通知他后天有一个事关重大的会议，要他准备好发言。
他谢了部长，放下电话，走向写字台。最急需看的文件、信件和资料，秘书已经送到了这里。秘书开列了一个立刻要处理的事项的清单。他拿起粗大的铅笔。他开始翻阅这些材料，一下子就钻进去了。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
明天他更忙。
1979年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