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还记得那初雪后的深山，山路蜿蜒如随手一抛的丝绸飘带，敞篷大卡车载着你和你的伙伴向林区腹地急驰，风几乎把你头上的帽子吹落，雄鹰仄歪着，展翅在你的车前，你好像看到了鹰的忧郁的眼？
你可还记得那深山里的峡谷，众石如来自昨天群星的大陨石雨，涧水滔滔陶陶，活泼如歌如嬉，水花四溅如珠如雪，水纹如旋如卷如织，而罩在水上是永远散不开的迷雾、山路和倏尔一现的丽日金光？
你可还记得那云杉林里的芳香，欲融还留的薄雪上的兽蹄足迹，伐木工的悠扬、深重而又威严的号子，这些膂力过人的壮汉的执拗、快活与得意洋洋以及等待装车的汽车司机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却还要讨好赔笑的脸？
还有林间的小木屋，夜半的篝火，哈萨克牧人的皮衣皮帽，伐木的电锯的嗡嗡沙沙和大树折断的断裂巨响……还有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夜半的警告，突然的险情，一碗撒着姜丝和葱丝的热汤面，寂寞中的哄堂大笑……还有烧得半生不熟的狍子肉，行军壶装着的劣质白酒，牧人帐篷里半导体收音机发出的最新指示和人们的相望于白眼，相濡以沫，相亲相助于危难。
有些事我们不愿忘记。
时过境迁，有些事我们或以为已经忘记。在临窗的树叶、吊兰花盆、石雕与窗外巨大的烟囱、起重机、脚手架与突然升起的一座座新楼之中，我们已不再能看到那爬到高高的雪松上攀折枯枝做柴烧的哈萨克儿童的笑脸。在电话铃、汽车轮、鼓风机与种种现代音乐的嘈杂的交响之中，我们已经许久忘记了那甘甜的林中号子。
哦，那么快就落满了浮尘的记忆！
如今，我又想起了你，我又重新与你聚首，我并没有把你忘记。这是多么快乐呀，当我重新闻到了你林中的芬芳，重新听到了那祖祖辈辈唱下来的古老的迷人的号子，重新看到了那相隔相遮的遥远的峰峦叠嶂之中，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次肃穆温柔的白雪。
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我们四个人扶着司机楼顶和前槽子板，迎风一排站在车槽前面。这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其时我们正在乌鲁木齐南郊的文教“五·七”干校就读深造。九月底，在新疆已经是很冷了，冷风吹透了我们的并不单薄的衣裳。我下身穿上了薄棉裤，上身是一件绒衣，一件毛线衣，一件破褂子，外加一件长毛绒领子栽绒短大衣。艾利和图尔迪是原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部，现在干校“七连”，他们连队显然有较厚的家底，给这两位维吾尔族同志各借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公家的大衣，落光了扣子，但每人腰间扎着一道绳子。艾利友好地给了我一根绳子，这根绳子确实帮助我少受了许多寒气。第四个人叫朱振田，他只穿了一件对襟小棉袄，只戴了一顶单制帽。上车前我一再友好地提醒他多拿衣服，被他哼了一声拒绝。艾利本来也想给他一根绳子以便把衣服扎紧，他哼也不哼就拒绝了。在车上，我与艾利、图尔迪三个人紧挨着站，他自己一人在一边特立独行。
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起他的事便觉得可叹可气又复可笑。但我顾不上笑，因为我的感冒还没有好，我已经感冒一星期了。冷风吹得我不住地流鼻涕，我只顾上一会儿一揩鼻子。我的这种不雅的动作逗得艾利笑起来，他悄悄对图尔迪说：“这位老兄真能！”
我听到了他的议论，立刻接了过去：“熊归熊，力气还是大大地有，不信吗？哥儿们！”
我的辞锋为我捞回了一点面子，艾利向我挑了挑大拇指。但很快空气又变得凝重了。
颠簸，沙沙的车轮，突突的马达，没完没了的道路，从路旁一闪而过的房屋和树木，令人晕眩，令人发困，冷风与困意在我们身上角逐，我们被夹在寒意与睡意之间。
而且，我们的情绪都不太好。九月二十九日，本来是我们这几个连队休假的日子，大部分同志二十八日晚上便坐市郊火车回乌鲁木齐度假去了，他们将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快乐的国庆节。但二十七日晚上，我们四个人接到通知，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鹰谷林场去拉运木材，预计五至六天才能回来。山里很冷，领导上告诉我们要多带行李和衣服。
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伙食，一气要带够六天的干粮和副食品。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次苦差事。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互相一看，一看便知我们四个人去合适。
朱振田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长，已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黄皮蜡瘦，留着一个刚刚开始谢顶的小平头。其实，他是我们当中的大力士，身体如铜铸铁打，各种农活、建筑泥水活全套把式都在行，而且能吃苦，能耐劳，有韧性，有长力。多少块头比他大、样子比他威风的人干起活来对他都甘拜下风。
打起架来他大概也很英雄，虽然在干校期间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他这方面的才能。
据说他也曾一度参加过某派群众组织，有一次需要冲击另一派的会场，但大门被另一派关了，朱振田露了一手，平地翻高墙，跃墙而入，然后打开了大门，把自己的派友放了进去。平日闲谈之中，他曾对我们几个“眼镜”夸口，说他可以用他的两个手指折断我们的肋骨。“你敢！”“眼镜”们予以痛斥，有的还进一步斥之为“匪性未改”或“什么东西”！但这些有力的驳斥中并不包含对他的手指威力的疑义。
我在一九七一年是三十七岁。比我只大一岁而显得比我老得多（我自以为，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的是艾利。艾利矮胖，腆着开始圆起来的肚子，黄头发黄胡子，满脸毛茸茸的，两粒眼睛小、圆、刁、有神。卫生厅的少数民族同志都称他为“艾利科长”，但他从来没有当过科长。科长、处长，宁有种乎？按他的资历和才能，也许他早该提副厅长了，但是……最漂亮、最谦逊，随和之中似乎蕴含着苦味的是图尔迪，他三十三岁，高个儿宽肩，两只大眼睛英俊而又秀气，除了肤色嫌过黑了一点以外，他的外表是第一流的。但他的举止稍嫌忸怩，以至使人觉得他缺少一点男性的雄健粗犷。艾利对他，亲热之中包含着一种优越感，一种颐指气使的放肆。图尔迪呢，柔中隐约含刚，对艾利，也许不仅是对艾利，他亲之敬之如待兄长，却也不失其警惕。
用人之道，精矣！把我们四个人派在一起出差干活，乍一听似乎晦气，继则令人愉快了。我大概是这四个人中最愉快的一个了。我在乌鲁木齐没有家，我压根儿就没想回城体假，本来就想主动申请值班的。过去，我就多次单人留在连队值班，值班期间给自己烙葱油饼，熬放葡萄干的甜稀饭，值班期间我学会了江水英、郭建光、马小强的许多唱段，倒也悠然，而且，我非常乐于在早来的边疆的初冬进山。我向往山林也许不下于向往大海。
四个人的相聚初则使人沮丧当然是有缘由的。首先，四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不是“五·七”战士，就是说，有一半人还算不上“人民”。在“五·七”干校上学的人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五·七”战士。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这样的称号。
例如朱振田，原来是国民党新疆驻军中的小军官，随着四九年底新疆的和平解放而被收编。据他自己说他只代理过两个月的副排长，但收编后填表，他为了骗取一个更高的待遇而虚报自己是连长。这样一来，“匪连长”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真他妈的匪连长！”他的同事们常常这样嘲笑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无大多恶意，他也并不计较，最多反唇相讥别人的短处。如遇到地主出身的，那么“匪连长”的称呼会引出“地主崽子”的回应，从两人相唱和的表情上很难看出那是爱称、戏称还是蔑称。
但清理阶级队伍中宣传队的同志坚持认为既是“匪连长”，便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便是翻案，理应抗拒从严。其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就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只不过是代理“排副”。
朱振田之可爱与可恶就在于他始终又臭又浑又硬，还挺“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文艺单位做行政管理员，他本来常常得罪人，对于本单位的众多的“眼镜”、秀才、笔杆子们，他又一百个瞧不起。“狗掀帘子，全仗着嘴！”这就是他对于众知识分子的衷心的批判总结，他真心认为这些年头贬低知识分子的论调是正确的，“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也不会打架。”他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本来是说“不会打仗”，他窜改成“打架”了。“清队”中由几个秀才组成了专案组来审查他的历史，为首的那位秀才恰恰是一位最能说而最不能做的，他认为。他态度倔傲，满不买账，经常还用一些“左”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怀忠不遇”，似乎他比专案组的人更革命。
“老九”再晦气，反革命却是“老三”！“老九”们再低头，也不必在“匪连长”面前谦虚……于是，朱振田在清队之后，便被“挂”起来。
“挂”也还是这样，我行我素，你愈瞧不起他，他便愈瞧不起你。这便是朱振田。
再一个非战士便是图尔迪，他之所以当不成“五·七”战士，据说是由于被揭发了一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艾利和我好赖还是“战士”，维族话叫做“江契”，发音有力，而且和汉话挺接近，读起来挺有味道。
“您是‘江契’吗？”艾利一上车就问我。他大概也听说过我的事情。
我点点头。艾利脸上显出喜悦、失敬的歉意，引为同道的亲近与高那二人一等的得意表情。他用嘴一努，向我耳语：“图尔迪不是‘江契’。”
“朱振田也不是‘江契’。”我说。艾利的反应是惊喜，我说完自己却觉得有点没意思。
“我的妹妹是狄丽白尔。”他向我眨一眨眼。
“哪一个狄丽白尔？”我问。
“您到北京不知道狄丽白尔？”他摆出一副绝不可以原谅的不满表情。
“是说中央歌舞团的狄丽白尔吗？”
“对，就是她！”
我当然知道著名的维吾尔族歌唱家狄丽白尔。她唱的《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心爱的牧羊姑娘》不但风靡全国，而且流传亚、非、拉。她唱歌的时候会做出一种很自然得体的类似维吾尔民间舞蹈的动作，她的两只戴着手镯的白玉般的手臂，在肩上轻轻摆动，迷人极了。
狄丽白尔使我想起了一些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我身边只有她的哥哥艾利。
他是她的哥哥吗？短粗茁壮。而且，他的“生活作风”的名声极不好。在干校，他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名堂。这就是他这个“江契”此次国庆节不得休假而要与两个非“江契”和一个他认为“江契”身份也不无可疑的人一同进山的原因。他的形象和他的风度无论如何无法使我把他与狄丽白尔联系起来。
“您是……狄丽白尔的亲哥哥？”我提出了这个不礼貌的问题。
“当然。一个大当子（爹），一个阿囊子（娘）。”
无可置疑。
汽车离开了公路，岔入了伸展在荒凉戈壁中的便道。突然间加剧了颠簸筛摇。我想起手工摇动着的搁在瓦盆上的柳条筛，筛子上跳动摇滚的黑煤球，那是童年时期在旧北平常常看到的。便道两旁一片灰黄，碎石粗沙，芨芨草骆驼刺，连天色似乎也变得灰黄了。荒凉瀚海，沉睡了亿万斯年的大地，当你得不到人类的心血的灌溉的时候，你似乎丑陋、烦闷，细想起来还多少有一点恐怖。如果一个人整日在灰沙与褐草里行走，他能够不愤怒吗？他能够不害怕自己早晚也要变成一块永远沉默的石头，消逝在无边戈壁之中，自身也变成戈壁无涯的一部分吗？
这种低沉的情绪很快就被打破了。迎面驶来一串七辆解放牌大卡车，非常威武壮观。
车上装满了圆咕隆咚的原木。原木大都有三人合抱那么粗，长长的，上端像管管炮筒一样伸展到汽车驾驶室上面，瞄向天空，下端伸出车身老大一截。每车原木都装得非常之满，有两排木头已经溢出了车槽，是靠粗大的缆绳捆绑固定住的。汽车沉重地嗡嗡怒吼，每个汽车司机都态度严肃，全神贯注，他们的表情使我体会到了这超载的每车的木头的分量。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从鹰谷林场拉出来的！”艾利指着这一串汽车，有些兴奋地说。
“鹰谷！”我叫了一声。
“就在前面，快到了！”艾利指一指前方，说。
前面什么地方？我看见的仍然只有灰的石，灰的沙，褐的野生植物。与方才不同的是，褐色的枯干的芨芨草、索索柴与骆驼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斑斑点点的绿，显示着未凋的活的生命。还有斑斑污秽的白色，看来是没有被风吹尽的残雪。这边已经下过雪了，但戈壁滩上的雪是存不住的，大风吹过，雪就无影无踪，剩下的仍然是裸露的沙石灰土。看来，汽车开始向风小的地方开行了，不然，怎么渐渐看到了一点绿草白雪了呢？也许，这就是快要到鹰谷的征兆吧？
我抬着头，凝视着前方，终于，看到了远方灰蒙蒙的山路。
维吾尔人大概是我们知道的最富有耐性的人。一九六五年我在南疆叶尔羌河畔，曾经目睹一个农民一大早到公社找一个干部，那个干部不在，这个农民便靠墙坐到一株核桃树下，整整等了十二个小时，中间连饭都不吃。虽然一直有人招呼他吃饭，都被他礼貌地却是执拗地谢绝，直到晚上九点已过，他要找的同志才姗姗归来，他终于办成了自己要办的事，不慌不忙地离去。
艾利所说的“快到（鹰谷）了”的“快”字，大概也是出自他们的传统的耐心美德，因为，就在他给找以“快到了”的安抚以后，我又整整在卡车上摇了两个小时，摇得我肚子肠子微微作痛。风吹得我的脸又冷又烫，又像冰镇又像火烧，甚至连两只眼珠子，也觉得被风吹得酸痛。老站着摇太累，我便坐下，一坐便跳了起来，整个屁股与车板不断撞击，颠簸得更加剧烈和生硬了，于是便又站起。
“空车，颠得厉害，等装上木材就好了。”艾利安慰我。
我笑了。是的，什么都会好的，什么什么。
汽车进山，道路开始好了一点。路标不再是交通厅埋栽的标准石质里程碑，而是写着“林”字标记的木牌。这就是说，以下的山路，不再是交通厅修筑和管理，而是由林业厅专为采伐管护森林资源而修的了。
“林”字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底，但暂时还没有任何“林”的影踪，除去在山口有一株孤独地仁立着的胡杨树。胡杨的叶子小、残缺不圆、抽抽巴巴，好像洗皱后忘记了展开。连同它的发育不良的躯干，都诉说着生命的艰辛。
初时，上坡还是缓缓的，渐渐愈走愈陡起来。太阳常常被山遮住，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当汽车开向了面对两峰之间的山谷地区，却又见到了灿烂的太阳。有好多只鹰，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
路面颜色逐渐深起来，变成了黑色。“前面有煤窑。”艾利告诉我说。果然，再拐了两个弯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黑黝黝的山洞，便是土法开采的小小煤窑。我看到了一个身穿发污的白小褂的“矿工”椎着小煤车往煤堆上倾倒的情景。
过去煤窑以后，是山问的一块不小的“平原”，四周都是山，汽车在中间起起伏伏，大致行驶在一个小平面上。开始出现了不知名的野果树、阔叶树和少量的针叶树，出现了一片一片的草地，枯黄中有绿点，有白雪，有马、牛、羊蹄的痕迹。我还看到了一个高高地骑在骆驼背上的抱着孩子喂奶的哈萨克的妇女。哈萨克妇女的脸红扑扑的，简直像是被夏天的阳光晒透了的石榴。
“哈萨克！”艾利欢呼，“我们到草场来了！”
图尔迪不做一声，他含着笑，忧郁而亲切地望着四周。
“山上有哈萨克！我带你到哈萨克的帐篷里去吃手抓羊肉！”艾利转而对我说。
我翻翻眼，对于吃手抓羊肉的前景且信且疑。
显然，随着汽车轮子坚持不懈地向前转动，艾利的情绪愈来愈高。
“可惜是冬天，没有酸马奶。”我回答，并借此表示，对这一切，我也并不陌生。
汽车戛然而止。前面是用几根砍伐了但没有削去枝叶的云杉树搭成的木门，就像学生们的夏季露营搭成的营门，或是一个带有山野风味的凯旋门似的。“凯旋门”右面挂着木牌，上面写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鹰谷林场检查站。”左面门柱上贴着大字标语：“山路危险，注意安全。”不知道是林场的哪位画家，还在标语下面画了一个骷髅。
司机跳下驾驶室，向林场工作人员交验了介绍信，回头告诉我们说：“再跑两个钟头。”
进了林场的门以后不久，便是一座架设在山涧上的大木桥。桥的上方是编起的弧形钢筋。车过桥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喊起来：“水！”
我们终于看到了水，这新疆的“五行”中最缺少的一门。
从此，汽车虽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太阳虽然如同与我们捉迷藏，忽隐忽现，忽然照到你的前头，忽然绕到你的身后，林区公路忽然靠着山头的一侧，忽然越过一个小桥以后又傍着山头的另一侧。但大致上，公路是依傍着山涧修的，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明或暗的涧水，看到了活泼流动的涧水的跳跃、飞溅、旋转、下泻、停滞与畅流。我们还听到了比已经使我们的耳朵和神经麻木的汽车马达声与车轮碾轧声顺溜万倍的水流声。
随着这令人心醉，令人从粗暴变得从容、变得温柔的流水声，我们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山坡上是一丛又一丛的暗绿色的云杉树，路边白雪里伸出了参差不齐的草茎。到处都是车辆的辙痕和人畜的足迹。可以看到稀落的简易却也是坚牢的瓦顶泥房子。汽车走到一家门口，便停下来。素日对我们吆三喝四神气十足的司机给这一家带来了洋葱，又给另一家带来了青辣椒，我们在车上可以听见森林工人的家属与汽车司机的说笑声。原来这些深山老林里的人家，就是靠来往的车辆给他们带日用生活物品来过活的。
“汽车司机对林业工人是有求必应。要不然，你一个车开上来，他给你撂一个星期不理，硬是让你装不上木头，回不去。别看新疆的司机厉害，到那时候，真有急得哭鼻子的。”艾利向我解释说。
即使是在目力看不清的地方，即使是在暮霭里，长着树的山与秃山看起来也完全不同。长着树的山看起来是蓝紫色的，边缘的线条与色彩也特别柔和，你一看便不由得相信，那边山上深含着许多幽雅和美丽。而在更高处，是皑皑的庄严冷傲的白雪。这白雪与路边的初冬才下的头一两场雪不同，那是积年不化的雪，谁知道那清冷贬骨的银冠是地球的哪个年纪的古董？而这美丽的银冠下的远山，看来却虚无飘渺，像山，却又像一片紫灰色的云。
到深山去！到深山去！到深山去啊！一个看不见的精灵似乎在我的耳边低语，在我的耳边低唱。
你好，鹰谷。你好，雪，树，山，云，涧，石头，还有正在落山却变得更加金碧辉煌的太阳。
半明半暗之中到达了目的地——林场第二采伐区第四队。汽车把我们撂下就连夜开走了，这次，司机用不着为装车而操心。我们四个人的任务，是在林场指定的这个区域，寻找和集中分散在各处的合格原木。这些原木，据说是过去购买木材的大户前来拉运的时候，东一根西一根漏掉的，或者是因为规格上稍差一点，被购木一方故意丢掉的。我们“五·七”干校要盖房，木料不够，与林场几经交涉，才被允许在已经拉了五车木头以后外加我们这一车，条件是我们出人，自己找，自己运，自己装。
半明半暗的天空上，只有一颗橙色的星。经过长途跋涉，下得车来，我们觉得有些晕眩，觉得突然安静下来，因此山谷里流水的声音更加清晰响亮，觉得周围的大小山头黑幽幽像蹲伏着的巨兽，觉得快乐而且有一点饿了。
我们的身旁便是我们的宿营地，那是一间木房子。不是那种像积木搭成的油漆得漂漂亮亮、组装得整整齐齐的木板房子，而是原始的野人的木房子。前、后、左、右、上，五面全部是由只砍去了枝叶、却没有剥下树皮的圆木头排列组成，木头之间用一种冂形的大铁钉——有人称作“蜈蚣钉”，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相联结、固定起来。
我们还顾不上进房子。第一步是烧水吃饭。木房旁有一架装着用废油桶改装的水桶的手推车，显然是二区四队的工人专为我们留下的。谢谢他们。我们立刻分了一下工，我和朱振田去推水，艾利和图尔迪去抬柴。
“这儿顺手…捡就是一堆柴，你们捡完了就休息。”朱振田神气活现地说。他主动抢重活干，但又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不想得便宜，但是一定要卖乖，这就是“匪连长”的性格。
寻找着车辙印迹，我们把空车向上推去，上山就要转弯，我们转了两个弯。车轮轧过到处可见的碎枝枯叶和新雪，加上我们的脚踩，时时发出一种忽高忽低忽强忽弱的吱吱声。路是石路，是修过的。转了两个弯以后来到了井台，井修得蛮漂亮，是手压的汲水机。毕竟是国家林场，比一般农村的吃水井还要讲究一些。我们把联结着粗大的出水龙头的胶皮管子的一端放进车上的水桶，不一会儿就装满了水。朱振田驾辕，我在后面用力拽着，免得水车滑坡。一走动，水便在洋铁桶里猛烈地摇荡起出来，发出很响的汩汩溅溅扑扑通通的水声，不时有水从桶口涌冒出来，洒落在地上。两只夜鸟一前一后在山径上低飞，鸟翅几乎触到了我的脸庞，扇起的风使我不由得一躲。对面天空升起了一轮山月。原来夜鸟是向着明月飞翔。
踏着月光，踏着山石，踏着碎枝碎叶，踏着同样吱吱响的薄雪，我们吱吱扭扭、叮叮咣咣、劈里叭啦把一车水推回去了。
说实在的，山里并不冷，完全不像在干校时想象的那样。虽然有雪，但是没有风，空气是清爽、安宁、自如的。我甚至觉得周围的活的和已经被砍伐了的林木，很可能在起着一种悄悄的化学变化，悄悄地释放着它们大量蕴藏着的温暖能量。而干校地处风口，一刮起那来自达坂城的愁天惨地的风就叫人毫无办法。而且山里的第一顿饭吃得那么好。
滚热的砖茶，山井里的水是何等甘冽！虽然水里有些柴烟的气味，但这气味似乎也在增进着食欲。还没有变干的肉馕。我们的食堂对我们是蛮照顾的。
我和朱振田所属的这个连队的食堂卖给了我们二十个咸鸭蛋，是煮熟了的，我拿出咸鸭蛋招待艾利和图尔迪一起吃。图尔迪婉言谢绝，说他不喜欢吃鸭蛋鸡蛋之类。艾利则完全是与我不分彼此的老友的样子。
朱振田对我的这个行为不满，他嗫嚅道：“鸭蛋给他们吃了，怎么算？”我立即回答说：“我请客，用不着你操心。”我总算给了他一点报复。方才推水的时候瞧他那个做样子，就像他一个人推上又推下，而我只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配搭一样。
“你们怎么只捡了这么一点柴？怎么这么懒？”被我碰回去以后他又向两位维族同志寻衅。说完，他起身走了，图尔迪也随着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各抱了一些柴，走进了木房子。
“你们要放火么？”我问。木房里的地上铺满了麦草，难道能在这里生火么？
朱振田不理我，自己把麦草扒拉扒拉，在屋门口处腾出了一块土地。图尔迪拿出了一个装六截电池的大电筒，推上了电钮，照亮了地面。朱振田堆起一堆柴，用自己的打火机去点火。
“不行，这柴太湿！”艾利说。
朱振田埋头点火，谁也不理。火点不着，沤得满室全是烟。虽然烟里有一种芳香的松脂气味，大家（包括朱振田自己）还是呛得又咳嗽，又打喷嚏，又流泪。
“你先点这个干柴！”艾利挑出几根干柴走过去，被朱振田一把推开。艾利火了，大叫起来：“你推人干什么？”
“算了算了，他就是这么个糟糕脾气。”我用维语劝慰着艾利。我知道，朱振田不懂维语。
艾利于是用维语对着我把朱振田大骂一顿。这倒不错，语言不通就有这种好处：又出了气了，又没有激化矛盾。
朱振田也着实主观，可称刚愎自用。他硬是谁的话也不听，谁帮忙也不接受，自己撅着腚点火点了十几分钟，熏了个鼻红眼烂，最后终于火着了起来。
由于防备火灾，火只点了小小的一堆。在黑暗的山沟小木屋里，这一点金色的火焰立刻带来了温热和美丽。跳动的、虚虚实实、摇摇晃晃的火苗子，像是一种神秘的信号发射，那火苗的跳动好像是一种与天地一样古老的却也是难解的语言。蓝火苗、黄火苗、白火苗与红火苗交错转换，青烟、白烟与黑烟正在升腾和散开，立刻，迎头盖脸地扑来了热得令人发痒的分子，一种莫名的、强大的、其强烈大概超过考上了状元或者当上了国王的舒适感立即使我们陶醉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种得意洋洋的舒展。我开始解开我的脖领子。图尔迪干脆脱下棉衣，露出他的脏污的红绒衣。他靠近火堆，轻轻地添着柴，唱起一首我似曾相识的民歌。玫瑰花，红色的花，我听得出来的词只有这一个，他的脸也变得红红的了。朱振田也无腔无调地哼哼起来了，声音像一个刚刚吸过血的快乐的蚁子。艾利不脱衣服，向后靠了靠，倚在几根杉木上，对我说：“火是冬天的花朵。你知道这维吾尔族的谚语吧？”
我点点头，补充说：“比花还美，它的形状每一秒钟都在变化。”
“人也是火。我们都是火。我们正在燃烧。火烧完了，剩下灰。人死了，最后变成土。”他变得饶舌起来。
我挤挤眼，学着他们把手一摊。
“我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他的右手在耳边一拂，好像在赶走一个苍蝇，“噢，伙计。人就是火嘛，有时候烧得太旺了……”
“有时候不烧，只冒烟。”
我其实是自思自叹，自言自语，虽然是接他的话茬。他却以为我的“冒烟”是说他的“生活作风”。“冒烟？”他反问了一句，“冒了烟就坏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老王说我是冒了烟。”他喊着告诉图尔迪，充满得意之情，一面叫一面笑，几乎笑出了眼泪。
“该睡了，不要再添火了。”图尔迪说。
谁的话也不听的朱振田倒还比较听图尔迪的话，也许正是因为图尔迪的话很少。我不放心，从寒冷的室外找来几块石头，把火炭压住，又用带来的铁锨就地培起一圈土，以免我们睡后火的扩散。
各自打开自己的行李，各找一角，放到麦草上安歇，倒也宽敞清净。
躺下来才看出来，除了地面以外，木屋的其余五面都露风。从屋顶的缝隙处，我清晰地看见了星星和天空。摘掉眼镜以后，不知道是由于散光还是近视，我一再强烈地感到那星星已经从木房缝中落入了我们的屋子，已经变成了停留在我们室内空中的一盏亮晶晶的灯。只是随着我的眼睫毛的眨动，这“灯”忽上忽下，忽大忽小，忽然长得像藕，忽然圆得像茄子，但它始终分明。“睡吧，在这深山里。”星星好像对我说。
在落入木屋的蓝星的照耀之下，我熟睡入梦，完全忘却了此身何有，此身何处。渺渺然如走在儿时的旧北平的小胡同，小胡同对于儿时的我却是无比漫长，每一步路如踏在云里雾里。依稀在云雾中看到了垢面的疯女人和她的女儿，这母女乞丐经常活动在我们的小学校门口。后来我给妻子打电话，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却因为接不通电话而不得见面，我着急而又兴奋，似乎立刻就能见到她，却又那么难于见到她。电话铃响了，她……“老王，老王……”把我叫醒了，不是我在梦中电话里所期待的呼唤，而是朱振田。
朱振田探出了小半个身子，真行，他不怕冷，“你听，这屋顶的木头吱吱地响……”
“什么？”我迷迷糊糊，侧耳听了一会儿，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没听见。
“你不懂，这种雪松（云杉的俗称）木比较脆，但矿井里都用这种木头做坑木，因为它有个好处，遇到快要断裂的时候，它前一两个月就吱吱地响。就是说，它是一种会发警报的木头。我刚才听到咱们的顶木吱吱地响，说不定是要倒塌。”
朱振田放肆地大声说话，吵醒了两位维族同志，四个人一起竖起耳朵，除了流水声以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大家把朱振田埋怨了一顿。艾利甚至说：“我们的这位大哥除了不知道害臊以外，天下的事，他都知道。”
大家笑了一阵，安静下来，准备再次入睡，忽然听到叭地一声脆响，我以为是放枪，却又不像。
“这是什么，朱大哥？”艾利带着揶榆的口气问“什么都知道”的人。
“好像是打嘴巴。”朱振田不假思索地回答。
实在令人喷饭！不愧是“匪连长”，有生活，有体验。不愧是什么都知道！一切联想、想象、比拟，都必须来自生活，信然。
可惜艾利不能把朱振田的回答与他过去的经历、亦即他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体会不到这“打嘴巴”的丰富的内涵与特有的幽默性。艾利告诉我们：“这是哈萨克猎人下的夹响了，说不定打着了一只狼。”……然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凌晨的寒气从五面袭来。室内还有浓重的松脂味，烟味，火炭却早已沉寂冰凉。我们干脆就像露宿在白雪覆盖的冬日的山头上，没有任何遮拦保护。艾利关于此地有狼的谈话使我想象出一幅狼进了我们的木屋的图景，我时不时看一看没有门的木屋出入口，会不会突然出现锯齿般的狼牙和绿光闪闪的狼眼睛。
艾利大打其呼，我坚信那种“呼”没有相当的福气是打不出来的。朱振田像孩子似的咬牙齿，这声音简直像是发自一只已经进入了木室的狼。图尔迪发出一种闷气的呻吟声，断断续续，如丝如缕，如走了调的琴弦。
寒气使我发抖，我的牙齿也要咯咯作响了。干脆我穿上了衣服，衣服上沾满了地上铺着的碎麦草。碎麦草随着衣服沾到我的身上，使我全身刺痒。于是我又弯腰，歪脖，伸臂，扭身，一根一根，除恶务尽地把领上腰上、皮上肉上的碎麦草一一挑拣出来。折腾了一顿，再穿上短大衣，戴上帽子，放下帽耳朵，竖起大衣领子，全副武装走出了木室。
原来已是满天霞光。在清亮的淡青的天之底色上，红黄黑三色云霞伸展如长絮，耸立的山峰截去了云霞的两端，却又像支挂着这云霞的立架。林立的远近山峰仍然是黑幽幽的。迎面最近、似乎伸手可触的山峰像一个巨大的仙人掌，顶峰似尖似圆，两侧挺拔陡峭，前后却又呈一种扁薄芴状。山上的每一棵树，逆光中如一根根仙人掌的刺。而随着晨曦的对于黑暗的驱赶，山体的颜色愈来愈绿。四周的山峰则如帽，如剑，如馒首，如拐杖，如佛手，如刀劈，如断裂，如堆积，各呈怪态。右前方视野稍开阔，可以看到平缓如波浪的远山，从那白皑皑的颜色上可以断定，其实那平缓如波的远山比我们的宿营地还要高峭得多。
天大亮了，那几位还在睡懒觉，没有任何动静，好像这山里只有我一人一般。飞来了一只黑褐色的苍鹰，它开展着两翅如打开了的折扇，停留在空中，偶尔动一动翅子，似乎凝固在那里，似乎在向我凝视。
哦，鹰谷，你苍鹰才是这山与谷的主人。打搅了，请允许我们造访。
由于鹰的召唤的暗示，我向前走了几步，一直走到了峡谷边缘，低头向下一望，惊住了，我完全惊呆了！
我何曾预期能见到这样的美景，俯瞰如自飞机的舷窗下眺。山谷里布满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如虎、如象、如猿、如鸟，如炮弹、如瓶、如鼓，又如卧、如立、如相扑、相倾、相亲，如相离、相疏、相躲避。哪里来的这么多石头，莫非昨夜群星曾陨落如雨？
哦，再看这涧水的飞扬激越，已经天寒地冻，山水仍然是生意盎然，天光明灭长流不息。它顽皮喧闹地爬上众石又落下，如小儿纠缠着自己的俯就的父兄，一会儿上膝，一会儿搂颈，一会儿跳下绕圈。还有迸裂的银瓶如碎玉、如雾，绽放的白花如雪，还有温热的水在寒冷的初冬早晨蒸腾着氤氲……还有无数黄的、绿的、褐色的乔木和灌木。浅水处石缝里也生长着葛藤野草，一会儿水洗过它们，一会儿水绕过它们，它们永远新鲜洁净，随时改变着它们在急流的、闪闪发光如活动的镜面中的倒影。
看啊看啊，这一切之中最使我心动的还是那水中水边水上的石头，越看我越是相信它们来自天上。它们大概还保留着对于天空、对于宇宙无涯、对于永恒、对于幽深久远的光与色的记忆。如今，时过境迁，它们大概是相约聚首在新疆天山北麓的鹰谷，闲话叙旧，各自述说自己的灿烂辉煌、有声有色、纵横亿万光年、上下亿万劫的往事。也许在交谈当中它们能逐渐平忽冷却，那就是它们历尽沧桑的报偿和安慰么？
而雪一样的水花呢，那就是它们的谈锋、它们的情感波澜、它们的青春的返照？流水的声音便是它们的闲话声？它们正在梳理水纹，扬起无尽的涟漪……还有山岭上的曲折飘荡的公路，形状似舞蹈者手中扬起的红绸，似乎只要抓住其中一点，便可把整个公路提起……而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新鲜，又那样熟悉。为什么我丝毫也不觉得陌生？我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深山，仍然觉得一切都是那样亲近，好像我们早已相识，早已相互向往和等待，相约相许。好像我们前生便已互相找寻，现在总算见了面——好不容易！
我们究竟曾在何方相识？是在传统的山水画里吗？这风光似乎曾出现在《高士图》《山径图》、《流泉图》或者《听松图》里。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吗？它使我想起了神秘的《冰姑娘》。也许，是在脍炙人口的唐诗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许这一切早已埋藏在我们心的深处，早已贮存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染色体、遗传基因里？也许千万年来，我们的河山，我们祖国的每一块奇妙的土地早已把她的信息印到了她的每一个儿女身上，这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早已与我们心心相印，处处相知，永不陌生，永不离弃！
我向后退了一步。我晕眩。山鹰又缓缓地扇动它的翅膀。我真想像鹰一样地展翅飞起，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到山涧里，飞到众石之中，飞到灌木丛里，变一朵水花，变一株小树，变一粒沙……如果不会飞，我就跳下去！我已经看到了那奋然跳起、飘然下落的我自己的身影。
我坚信我就要跳下去了，再有一秒钟，我就永远地留在这山涧里了。我坚信这山涧是我的，而我也是这山涧的。我向后退了，我再不敢多看这山涧一眼。
鹰缓缓地飞起了，越飞越高，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子，在朝阳中终于消失了踪迹。
汽车司机留话说的是，他估计我们备齐这些木头最多用三天的时间，他准备第四天开车来装木头，并把我们接回去。
“三天行吗？”我们没有底。校部给我们分配任务的时候，给的期限是五——七天。
“用不了。”司机是这样回答的。他不再征求我们的意见。司机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一方面一路上全部得靠他的，听他的；另一方面，他自觉比我们这四位“战士”与“非战士”地位高一些。
早晨我们几个人在木屋外合计，到哪里去找所需要的木头去呢？朱振田拿起工具就走，艾利喝住了他。这次艾利不客气了，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根据校部的指示，这里的任务由他负责，朱振田必须听他的指挥，不得自作主张与擅自行动。
朱振田干脆蹲下，冷眼斜视，一副莫名其妙地怒气冲冲、死狗不上轿的表情。
还没等艾利履行他的“临时负责”职能。公路上过来一位汉族林工。林工身穿黑色小棉衣和黑绒裤，袖口和腰身都扎得紧紧的，短打扮如京剧《三岔口》中的刘利华。他个子虽不高，但精壮外溢，观之令人一振。
“早（班）啊，大哥，”他很礼貌地主动亲热地与我们打招呼，“你们几位是哪里来的呀？”他问，口音像说“快书”的高元钧。
“×××干校的。”我们答。
“来找木头的吧？”他显然事先有所闻，“你们要吗规格的……”
“直溜溜不弯不结，小头直径二十厘米以上，长度四米五以上……”我们回答。
“那有的是嘛，这木头没人要嘛，一两个钟头就备齐了嘛。”
见我们对他说得如此轻巧不甚相信，他招呼我们说：“跟我来。”
我们随他走上了一个山包，他指给我们几处堆放木头的地方，都不太远。
“就在那里吗？”我不免怀疑，那里不是已经堆好的木头吗？离公路虽说有些距离，却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劳民伤力来寻找搬运啊。
“你们就从那里搬好了，你们又要不了多少。现在什么都是乱的，你搬来就是你的。到时候开票，算账，不就行了吗？”
我们感谢他的指点，问他：“听你说话，怎么像是山东人？”
“本来就是山东人嘛！山东出什么？山东出苦力呗！新疆林业厅专门去山东招的工人，运木头。我们山东来的人，两个人就抬动一棵树！”
“你们的肩膀，大概能担个二百斤吧？”我用敬佩的、羡慕的眼光看着他那紧凑的身躯，连脸部的肌肉也像经过浇铸锻造的。
“什么？二百斤算个吗！我们那里，小脚老太太也肩挑二百斤！”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撂上五百斤，你直不起腰，就甭想混这个木头饭碗……计件的时候，我们谁不挣个二百、三百？不出力，吃吗？”
我们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包括朱振田，都深信不疑，深感佩服。这是进干校与朱振田共事半载以来，第一次看到有真正能让他心服口服的人。
在去林木堆放空地的路上，朱振田兴致勃勃地说：“山东人，那是没有说的，我在队伍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脸红到了脖子上，因为他说的“队伍上”显然是指“匪军”，但我马上把眼光挪开，作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那个山东小子，我还记得呢。”他继续说，“我一直对他不服气。那天我们一起抬石滚子，我注意地看着他的手脚。大绳，套在扁担正中，谁也没占便宜，谁也不吃亏。起的时候，我们一起伸腰，他并没有抢先，可我硬是起不来了，脸憋得通红……不知天高地厚呀，一个大石头碌碡呀！我本来说找四个人抬的，他说了一句‘要是我，两个人抬富富有余’。人这个东西，吃葱吃蒜不吃姜（将）嘛。我非要和他两个人抬不可，他冷笑了一声，我更急了……脸憋红了又憋白了，脑门子上全是汗，再挣，我知道大事不好，我要撂到那里！不挣，这个脸……就这个时候只听他喝了一句‘让你起来’，他向下一大蹲，我倏地站了起来，腰一直，立木顶千斤，站起来就没事了。他呢，蹲裆骑马式，在我立起来以后他再起，这就多费了一倍的力气！唉，你哪里知道，真干力气活的时候，是死是活，是直是弯，是腰折还是腿断，不是囫囫囵囵地拿下来，就在那一下呀！有时候，你走得好好的，你的对手突然一挺腰，把腰伸长了五公分，你肩上突然加了十斤的分量……你猜怎么着？你马上就能趴下，大口地吐血！”
朱振田的话是真诚的，我们点头叹息。
又来了几个山东工人，他们和我们同行了一段，拐弯以后分手了。最初那位山东哥儿们特别嘱咐我：“看准了，你力气要是够使，就上，别含糊。要是力气达不到，就别硬努，说死说话也不能上，努伤了，一辈子也缓不过来。”
我感谢他的好意。然而，更需要保重的，不正是他们自身吗？
果然，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木头。与大山相比，与巨大的原木相比，我们所需要的木头不过是几根堆放着的火柴棍罢了。有山东林工的英雄形象在近边，我们四条大汉抬一根细木头简直叫人害臊，两个维族同志抬一端，我与朱振田抬一端，抬小头的把挂钩往里挪一挪，基本上四个人平均负担。只是朱振田每次都把绳套拉向他的那边，缩小他那边力臂的距离，减轻我肩上的重量。受不了这种“侮辱”，我对他喊了几句，他不理，照拨绳套不误。他拨过去的绳套被我一把拨了回来，觉得自己走起来也威风些。头十分钟走得好好的，十分钟后便觉小腿肚子有点发软，腰腿动作与面部表情都向不自然处变化，我拼命做出笑容，估计一看就知是苦笑，一面笑一面还龇牙咧嘴呢！
这时朱振田不动声色地挪动了一下肩膀，让出去一个扁担头。立刻，我肩上的分量减轻了。我无法再逞英雄，便感激而友好地看了他一眼。他呢，两只眼睛看着别处，似乎全无所谓。
在第四次去堆放场运木头的时候，正碰上四位山东工人把一株新伐的、还湿着的、三抱粗的大树运到我们的身边。“刘利华”模样的人领着号子：再加一把劲呀，哎哟，哎哟，众人一条心呀，哎哟，哎哟，向外甩一甩呀，哎哟，哎哟，向前进一进呀，哎哟，哎哟……完全用号子鼓气，完全用号子指挥。他的声音质朴甜美，婉转悠扬，听后令人振奋不已，堪称是令贪者廉、懦者立、耍花枪者返朴、迷机巧者归真的歌声。直到他的号子唱完了，巨木放好了，众人松了一口气，他也显示出憨厚的笑容，他的嘹亮的号子声似乎仍然在群山中回响。
“真‘牌子’啊！”艾利称赞说。“牌子”，本来是个汉语词，被维语借去后，意思转宽，表示“漂亮”、“得意”、“呱呱叫”之意。
图尔迪感叹地摇着头，他感动得眼角里噙着泪花。
山东林工哼着悠扬摇曳的家乡小调又走了。我们注视着他们的背影，欣赏着。
朱振田“嘎”地一声怪叫，说老鹞不像老鸽，说猫头鹰不像猫头鹰，倒像是一木棒打着了一条狗，大家愕然，过了一会儿，才弄清，原来是他想学着叫叫号子。
美好的情绪全遭破坏，总还剩下了幽默，我们三个捧腹大笑起来。
“唉，老了，嗓子不行了。”朱振田谦虚地解释说。说完，吸了吸鼻子。这种谦虚的表情也是不多见的。山东劳动者的榜样的力量，确是大啊！
我想问朱振田他究竟什么时候嗓子“行”过，另外，即使嗓子还可以，他的怪调与人家优美的劳动号子相去何止癞蛤蟆与夜莺之别。但想起劳动中他对人的照顾，我便没说什么。
两个小时运完，对于我们这四个人来说是瞎话，但如果稍稍抓紧一点，如果拿出一点初到干校时干活拼命的精神，有一整天是蛮可以完成任务的。但“临时负责”同志艾利还是有章程的，上午才十一点，他宣布休息，坐在横倒的杉木上给图尔迪和我大讲阿凡提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是说国王见了阿凡提，问：“墙头的白雪为什么这样厚呢？”
语中讥刺阿凡提已是满头白发。阿凡提也用隐语给以巧妙的回答，使国王肃然起敬。这个故事我听起来不算精彩，大概是由于我对维语和维吾尔人的生活风俗的一些细微的幽默感还体会不到。艾利自己边讲边笑，笑个不停。朱振田一再催他干活，他置之不理，只顾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朱振田火了，一个人向一根木头走去，我和图尔迪站起身来，被艾利厉声制止。朱振田找了一根细一些的木头，又找了找重心，一搬一挪一扛，居然一个人把一根木头扛了起来。
“一个人扛得动的木头不合规格，扛了白扛！”艾利从眼角瞥了朱振田一眼，轻蔑地予以否定。“急啥呢？”他问我们。“我们劳动，我们休息，我们玩，我们在‘五·七’大路上奋勇前进。急啥呢？汽车要三天以后才来，‘五·七’道路，还要长期走下去。急啥呢？这样的人太小气！我们维吾尔人最讨厌啦，心胸狭窄，不管别人……图尔迪，是这样吧？”
图尔迪笑一笑，不置可否。
吃过午饭以后，艾利宣布，下午就地休息，活动范围以木房子为圆心，半径二百米。
“要注意安全保卫，群众纪律，护林防火。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绝不能出问题。”
他一板正经地说。
见他说得认真，我们都点头称是。
履行完他的“负责”职能，他又是吊儿郎当的了。午睡之前，他又说了好几个格调不高且有黄色嫌疑的笑话。
我刚要睡着，被艾利用草棍捅鼻孔捅醒。他向我作了一个手势，我随他走到了室外。
“走，咱们找哈萨克帐篷去做客去！”他兴冲冲地说。
“他们呢？”
“他们？他们不是‘江契’呀！我已经说过，他们只能在二百米范围之内活动。而我们是自由的。”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便随他去了。
他说上午运木时已经选好了目标，翻过一道山去，在一个比我们这里低些的地方有哈萨克牧人之家。
他要带我走一条近路，结果，走着走着没有路了，连山羊走的路都看不见了。我们伏在大山的阴坡上，到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雪，大概远看雪如鱼鳞吧，我们每脚下去踩一个深坑。多亏了这雪，再加草根、灌木丛，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仅够支持一只脚丫、一只鞋的台蹬，我们才没有滑坡。这山地势陡峭，有的地方，雪、草等提供的落脚点只有上马时登的马镫那样大小，只够踩着一个脚尖，把雪花蹬落一点，才容下了半个脚。
这样向下爬，实在太费力了，我建议说：“干脆咱们往下滑、出溜，再不然干脆包起头来往下滚算了？”
“不行不行，”艾利的眼睛瞪得老大，警惕地看着脚下，“告诉你，老王，我们有可能遇到危险！”
“什么？”
“在这种地方，最容易有哈萨克人下的猎夹，只要打上，至少得折一条腿！”
“啊！”我惊呼起来，脚一趔趄，几乎出溜下去，我的左手立即抓住一把枯草，枯草经不住我的体重，我听到了草根的断裂声，我感到了草在我的手里摇摆出土，我的右手就在这个时候伸到了雪里泥里，像铁爪一样地抓进了泥土，与此同时，脚也找到了吃力的地方。
我出了一身透汗。
“注意，找有动物脚印的地方走，千万别走新土新雪……”艾利喝道。
我只是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更加手忙脚乱。
见我那慌乱的样子，艾利断然下令道：“你等一等！我在下面，你在上面，由我开路，你走我走出来的路，猎夹绝不会打着你！”
我顾不上分辨也顾不上推让，按他的指挥一步一步地下爬。
终于，我们落到了“平”地上，看看表，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好一个近路！总算化险为夷，面前是石头铺成的路，类似我们前一天晚上推水的路那样。经过了那一小时零五分钟的锻炼，我真想为山中的每一条路和修路的人赞颂和祝福。
两面是高耸的云杉。走着走着，听到了银铃般的儿童的笑语声。
“同志，同志。”我听到了招呼声，那声音就在我们的头上。
可能是方才太累了，我的眼睛有一点花，抬起头来，看了半天，才在至少有三层楼那么高的树顶的枝叶里发现了两个孩子。艾利早与他们搭上话了。
两个哈萨克儿童一男一女。女孩穿得层层片片，花花绿绿，圆圆的像皮球，头上戴的帽子也是鲜艳而浑圆的。男孩穿得十分单薄，依我看来，他像是只穿着单衣裳。他的样子十分灵活，像个猴子，对于这样居高临下与我们谈话似乎颇为得意。
他们回答完了艾利的问题，我依稀听出是告诉艾利他们的家在哪里，有什么人在家之类。
我问：“你们爬这么高做什么？”
我的维语他们听不懂，于是艾利把它们翻成蹩脚的哈语。
“去折干树枝，做柴火。”他们回答。
“为什么不从低处折呢？”我又问。
“低处的已经折过了。”
“那么，为什么不去折另外的、低处有枯枝的树呢，在树林里，你们还愁没有柴烧吗？”
艾利翻译过去以后，他们咯咯地笑了起来。艾利插嘴解释说：“也是玩嘛。山里哈萨克的孩子，再不爬爬树，你让他们玩什么呢？没有俱乐部，没有游戏场，也没有幼儿园……”
我点点头。“要当心喽！”我在准备离去的时候大声关照他们。
他们又笑又叫。不用艾利翻，我就明白，他们在嘲笑我的少见多忧多怪。这些山里的孩子！
走出去不远，在一个避风的山凹里，我们找到了哈萨克牧人的帐篷——毡房——孩子的家。只有女主人在，她听见狗叫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说什么话径直进了毡房。她也没说什么话，就去给我们做了奶茶，拿来馕，铺上饭单，耐心地一小碗一小碗地从她的铜茶饮里给我们倒茶，加奶，加盐，调制好再双手端给我们。她还年轻，羞涩的睫毛始终阻挡着她的目光，好像也保护着她自己。但她丝毫不怀疑应该为我们俩服务，更绝不拒绝我们，尽管我们是如此陌生的两个男人，民族又不同，神态又这样可疑，何况我还戴着一副在电影里只有坏人才戴的眼镜。
我有点局促不安。艾利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他本身倒是“宾至如归”，他的神态完全像在自己家里，放肆地与我说笑着，大口地喝茶，细细地嚼着馕，喝完一碗立刻就递过去索取另一碗，就像那年轻的哈萨克女人是他的女儿或者儿媳。
茶过三巡，艾利问道：“请问，我的女儿，你们最近没有宰羊么？你们就没有什么肉么？鲜肉、干肉、咸肉或者煮熟了的、炒熟了的肉？”
听懂了他的维语味儿很浓的这几句哈语的意思以后，我实感大骇，几乎起身逃遁。
艾利给了我一个胸有成竹、自信而又有一定的震慑力的目光，像施用了定身法，把我定在了那里。
哈萨克女人低声地、羞涩地、继续地作了些解释。艾利告诉我，她说，他们昨晚夹到了一个胞子，抱子已经宰掉剥皮弄好，狍子肉是留给一个常常在这一带跑车的哈族司机的。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我由盘腿坐着首先改为一条腿跪起，并且拉动了艾利。
艾利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少安毋躁，继续不慌不忙，不躁不馁，和颜悦色地与哈萨克女人讨论“肉”的问题，他的美好的表情好像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故事。
听到了响动声，两个小朋友完成了打柴任务回来了。小女孩胖乎乎、粉扑扑的笑脸，使人想起无锡惠山泥人《阿福》。男孩果然穿着单衣，一进毡房他就坐在了茶炊与取暖的火炉之间，他妈妈为他往火炉里添了一些柴，用嘴一吹，呼呼呼，立刻火就燃大了，不一会儿，洋铁炉壁就烧得发红了，我们也觉得热了起来。然后，男孩与女孩与他们的妈妈热烈地谈起了话，好像我们这两个客人并不存在。
艾利丝毫不觉尴尬，颇有兴致地听着他们谈话，他告诉我，他们正在讨论我们：第一，我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第二，我是汉族还是维族。
炉火的温热使艾利打起了哈欠，哈萨克女人与他交谈了两句，马上拿来了两个枕头，一个给艾利，一个给我。
艾利不理会我的表情和抗议，舒舒服服地将头往枕头上一靠，伸开他的腿，立刻响起了他的有福气的鼾声。
我哭笑不得，毫无办法。自己一个人回去吗？连路恐怕都找不到。弄不好不但可能被猎夹打住，还可能喂了狼，更可能迷失在漫漫的白雪碧树里。
心一横，我也躺下了，居然也迷瞪了二十来分钟。
临走的时候，哈萨克女人给了我们一块方方的鲜嫩柔软的狍子肉。我说要付钱，艾利用力拽住我的胳臂，几乎把我的小臂扭得脱臼。
我与艾利一路上在争，我掂了掂肉，说是有一公斤半，艾利坚持认为这块肉不足一公斤，而且批评说，现在哈萨克人学得尖滑了，良心渐渐坏了。显然，这是由于交通发达，不断有汽车从亘古很少见生人影迹的山中驶过的缘故。“很清楚，他们是受了那个汽车司机的影响，”艾利伸出自己的右掌，一副有力的做结论的姿势，“不然，她就会把那整整一个狍子的肉全部给我们，自己顶多留一点头蹄下水。或者，如果他们的品质更好一些，那女人本会给我们宰一只羊羔，留我们过夜的。”
走到我们的木屋附近的时候，艾利兴高采烈地喊道：“同志们，迎接我们吧，真正的‘江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的狍子肉！”
这顿晚饭吃得丰盛而又别有风味。白水加盐煮的狍子肉，到了嘴里似乎就化成了山野的琼浆玉液。等我们吃起狍子肉来，我便开始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估计”，确信当然还是艾利更正确些：这块肉哪里有一千五百克？每人吃到嘴里的，似乎连二百克都没有，还没有咀嚼，还没有感受到抱子肉的存在，就已经不存在了。……人间有多少最最珍贵的东西，当我们与之邂逅的时候，由于急躁，由于粗鲁，由于贪欲，也由于缺乏知识和思想准备，结果，只顾了匆匆消受却完全忽略了品味和体尝，更不要说去欣赏，去理解，去牢牢地捕捉和长久地保持在自己的记忆里……写到在这次难忘的晚餐里吃到的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狍子肉的时候，我却完全忘记了那肉的味道。
人们却来得及慢慢品味那品质极其低劣的散白酒，来得及去咂摸它的每一口和每一滴。当时白酒供应困难，我们要从干校步行一个半小时到生产建设兵团化工厂的副食商店去买酒，能买到的只有一种河南出品的白薯干做的散白酒。此酒又苦又辣又臭，喝上几口以后感觉如脑后受到钝器的一击。维族同志给这种酒起了个绰号：“头疼大曲”，因为它与新疆产的还算不错的“头屯（地名）大曲”谐音，而含义又颇贴切，广为流传。
绰号归绰号，酒即使头疼仍然是酒。故而当艾利慷慨地拿出他带来的一行军壶“头疼大曲”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按照维吾尔人的习惯，先吃饭后喝酒，我拿出咸鸭蛋——这次朱振田没提异议——做酒菜，而图尔迪掏出一头生蒜，也是为了就酒。艾利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耳语说：“多灌图尔迪一点，有好热闹呢。”
我不想看热闹，但我觉得图尔迪确实太忧郁了，想和他聊聊。于是我先毛遂自荐，“竞选”要当酒官，顺利地取得了各族同胞的认可。然后，在认真地执行着依次分发酒的任务的同时，大量说了一些友好快乐的废话以提高情绪。没有酒杯，我们洗净一个饭碗，每次倒相当于一小杯的量的酒。这样喝过了三巡，每人都干过“三杯”了，居然没有任何人感到头疼。当我提出这个有一定的学术性的问题以后，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抢着回答，是由于鹰谷的含雪含针叶、清新纯洁凉爽的非凡的空气，起到了净化解痛消毒的作用。
我喊道：“这就叫做邪不压正！”
艾利喊道：“我们是在深山里，难道我们还头疼不行？”他眨眨眼，论证有力，似有深意。
下面轮到第四巡酒——当然还是从“酒官”、也就是鄙人这里开始了，我给自己斟好后，端起酒碗，跪起来，我说：“我打算读一首诗，把这杯酒敬给图尔迪，请他也朗诵一首诗或是唱一首歌，再把酒喝下去。”
图尔迪的眼睛立刻睁大了，他略带疑惑地、却是十分感兴趣地看着我。
我清了清喉咙，念道：空闲的时候要多读快乐的书本，不要让忧郁的青草在心里生根……图尔迪的眼睛瞪圆了，大放光芒，不等我念完就叫了起来：“奥迈尔·阿亚穆！”
奥迈尔·阿亚穆是十一世纪的波斯诗人，他写过许多首格式颇似汉民族的“七绝”的“柔巴依”。他生前和死后相当一段时间默默无闻，后因英译本而“打响”，名扬全世界。在干校劳动期间，我从一位“前”维吾尔文艺评论家、现“五·七”“江契”那里看到一本乌兹贝克译文的手抄本，背会了其中的几首。
艾利用手势止住了兴奋起来的图尔迪，示意我继续念下去。
再饮一杯吧，让我们一醉方休，哪怕是死亡的征兆已渐渐临近。
“这最后一句不好。”我补充说。
“您知道奥迈尔·阿亚穆，您知道‘柔巴依’，您知道诗……”图尔迪的声音颤抖起来。艾利用肘部磕了一下我的肋骨，含笑说：“来劲了。”
图尔迪接过去酒碗，但是顾不上喝，他颤抖着声带对我说：“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诗人，从小！一九五四年，我十六岁，我被带到一个诗人的聚会上去见大诗人艾利尤夫和伊敏大毛拉，还有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四个副主席，还有自治区文联的领导，还有新疆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也在那里。艾利尤夫倒给我一杯酒，我说不会喝，他便端给我一杯浓茶，茶里放了六块方糖。不骗你们，是进口的方糖六块。他说：‘亲爱的兄弟，听说你也写诗呀，给我们念一首你的诗好不好？’说也怪，我一点也不羞怯，倒是现在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
他拿起酒碗，咕咚一下喝掉了我敬给他的酒，“我那天朗读我自己的诗作的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一只盘桓在天山上空的苍鹰……”
“不对！您上几次说，您的诗的第一句是如果您是玫瑰花丛里的一只夜莺……”艾利提出疑问说。
“没意思。再给我倒一点酒，我再喝一次就去睡。”朱振田打了一个哈欠。
“先不要睡，去，弄点柴来，点个火大家取暖。”我向他发布“命令”，他顺从地去照办了。
不顾这些干扰，图尔迪继续眯着眼睛，深情地说：“我念了四句，艾利尤夫就哭了，他搂着我的脖子说：‘您是我们的诗的希望，您是维吾尔民族的灵魂。您是我的过去的重现，而您的未来要比我强得多，我要使您的诗发表在《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上……’”
“胡说！瞎放大炮！一九五四年，还没有出版《红旗》杂志呢！”艾利批评揭露道。
图尔迪不为所扰，他含着泪专心致志地说他的话，朱振田又开始点火和沤烟了。泪水流在图尔迪的脸上，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烟熏。
“那就是《人民文学》，艾利尤夫把我的诗稿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图尔迪陶醉地说。
“发表了么？”我感兴趣地问。
“是的，不。哦，发表了么？”图尔迪的两眼显出痴呆的神色，他指着酒碗，再次向我要酒。
“没有发表。你六二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过一首诗，一共十二行，那算什么诗？顶多是顺口溜。我把它给我的妹妹狄丽白尔，她拒绝演唱你的顺口溜。此外，你什么也没发表过。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谈过的，我们都清楚……”艾利毫不留情地说。
“我没有订阅过《人民文学》。老王，您能不能找到五六年、五七年、五八年这三年的《人民文学》，看看有没有我的诗，他们不会不发表的呀……”他迷惘了。
他的迷惘的神态使我很不舒服。我递给他酒，岔开话题问他：“今天一下午你做什么了？”
他喝了酒，又剥开并嚼咽了一瓣生蒜，他的脸被火光照得通红，他念念有词地说：“诗，那不是一般的东西，那是天国里的语言。他们不明白。我现在也不会写了……你问我下午在做什么吗？”他活跃起来，“是的，我下午究竟做什么去了呢？”他急得抓耳搔腮，终于，又泄了气，摇着头：“想不起来……”
“我的记性不好，但我还记得我两岁时候的事情……”他悲伤地补充说。
“您大概还记得刚一生下来怎么剪脐带吧？”艾利辛辣地打趣了一句。最妙的是，说完这一句，艾利低下头，全身瘫软，就这么盘腿坐着，连墙也不用靠，睡着了，轻轻地打起呼噜来——这大概是矮胖的好处：重心稳定吧。
我和图尔迪把艾利扶到了他的行李上，为他盖好。至于朱振田，点着火以后他就去睡了。
“两岁的时候我在家乡阿图什。我真的记得人们给我无花果吃。您知道阿图什是盛产无花果的地方。用碧绿的无花果叶子托着金黄的无花果实……您相信么，我记得我两岁时第一次吃无花果的情景？”
我点点头：“还要‘叭’地拍一下呢。”
他笑了：“那是丫头们的吃法。她们把无花果放在她们的细嫩的手里，‘叭’地一拍，拍成了饼子，无花果果实带着丫头们的手的香气……”他低下了头。
“都说阿图什是个好地方。我只从那里经过过，却没有下车。”
“……有一个漂亮的阿图什姑娘爱上了我。每次学校里赛跑她都得第一，她跑起来比羚羊还快。她的耳环是女学生们当中最高贵的——她爸爸有钱。我们相识的时候，都只有十八岁，她就这样……”他伸出左手，手心向上，然后右手清脆地拍响了自己的手掌，“给我吃无花果……”他慢悠悠地唱起了南疆民歌《阿图什的姑娘》，他的样子充满了幸福。
“后来呢？你们……”
“后来她跑了……”他痛苦地挥了一下手，“就是说，她没有回来。国家培养她去塔什干留学……真没良心……后来我记忆力就坏了，去年群众审查我，我什么事也想不起来，说不清楚，问题愈槁愈严重……可我不是坏人。”
沉默了一会儿，他补充说：“算了。都是我瞎想的。也许并没有那么一个给我拍无花果吃的姑娘，噢。”他痛哭失声了。我也惶恐无地，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忽然，他又戛然而止：“倒是有一首歌，叫做《阿图什的姑娘》。其实大概艾利尤夫也并没有夸奖过我的诗……不，那可是真的……最主要的，还是李白。听说李白是西域人，我将来要考证，我认为，他一定是回鹘——就是古维吾尔人。您看李白的性格！您不觉得，奥迈尔·阿亚穆的‘柔巴依’有点像李白吗？但是您念的那首还是有点不健康。您听我的……”
于是，他朗诵了一首奥迈尔·阿亚穆的诗，意思是：我们是世界的期待和果实，我们是智慧之眼的黑眸子，若把偌大的宇宙视如指环，我们定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图尔迪神采奕奕，两眼放光，斜仰着头，样子像苏联的一个有名的雕像——马雅可大斯基。
“真棒啊，可有点吹牛呢！”我评论说。
我们都笑了。
直到睡下了，在黑暗中，我一再向通过屋顶木缝透进来的蓝星微笑。
后来蓝星不见了。后来雪花从房顶的隙缝中飘落下来。由于白薯干子酒，由于火炭还在发亮，飘落的雪花并不使人觉得寒冷，它清爽而又温柔。我连揩拭都不去揩拭落在脸上的雪花。真好啊，“室内”也飘摇着稀疏的雪。
我想起了我喜爱的那一首奥迈尔·阿亚穆的“柔巴依”，方才我首先念过的。何不用旧体将它译成一首“五绝”呢？
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共酒，何问寿与殇？
一夜飘雪，山野皆白。
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沙石都承载着雪的负荷，接受着雪的爱抚。每一根树枝、针叶和哪怕是直立的树干，都受到了雪的眷顾。雪不拒绝在万物的任何部位或多或少或久或暂地栖身，雪与万物相亲。我们的木房子，差不多已经被雪埋起来了，像是堆起来的雪墙与雪丘。而当多情的地面向雪招手的时候，树上、草上。屋顶上的雪就会时不时跳落下来亲吻这个广阔的地面。
新雪给大地铺上一层松软舒适的白色的地毯，使不停地摇摆着的云杉树枝呈现出新的风华。深褐色的布满纵纹的树干与苍翠碧绿的针叶上的白雪，似乎来自云杉自身的光芒，使云杉更加鲜明凸现，富有明暗对比。在这白的底色上，苍鹰展开的黑翅神秘而且庄严。
在白的山谷里，涧水热气腾腾而且分外青蓝，如刚刚放晴的天。而众石因戴上了洁白的雪帽而变得更加神气活现。
天放晴了，一片耀眼。为这常新的、永远鲜丽的世界而欢呼长啸吧，人民是世界的期望和果实，应和着你的啸声，雪花从高耸的云杉树冠上飒飒下落。
人间有多少仙境？多少奇遇？醇酒般的生活有多少滋味？当雪花封盖了深山木屋的屋顶，当雪花几乎封住了没有门的小木房子的门口，当哈萨克司机驾着大卡车取走他想要的狍子肉，当牧人的孩子用他们爬到高处折下来的杉树枝点起金色的火焰，当山东的劳动号子响彻边疆的深山，当我们的同事们各自在自己的家里欢度第二十二个国庆节，当白薯干酒温热了心胸，图尔迪忆起了美丽的负心的阿图什姑娘，一位十一世纪波斯的掌管历法的官员的诗作的朗读打破了夜的深山的寂静，激起了奇妙的感情的波澜？
我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国庆节上午拂去雪花又抬过来几根木头，如果不是雪的反光使我们的眼前发黑发紫，因而提前收工的话，那么，这一天就备齐了。十月二日就有点像游戏了。朱振田建议抬几根大木头壮壮门面，我们顾虑这样做会引起林场的反感，因为我们说好不要直径二十五厘米以上的木头的。朱振田坚持：“听那个呢，现在哪有人管！”后来，多半是为了出出气力，大家挑选了一根相当粗壮的木头，四个人运足了气抬动它，谁也唱不成号子，只是朱振田像喊操一样地喊着“一、二、左、右、停！”
空闲时间我们睡大觉，我们谈天，艾利讲着一个又一个的维吾尔民间故事，其中大部分是我听过的，但是为了友谊、礼貌和兴致，我都专心致志地重听一遍。朱振田则更有兴趣于讨论一些高深的问题，他首先问我们什么叫轻音乐，我们答不上，他给我们讲，轻音乐就是没有管乐器的音乐。开始我们以为是他得到了真传，过了十分钟以后才想明白他讲的也是毫无根据而且不能成立的想当然独家言。然后他与我们讨论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异同及起源。新疆的少数民族同志都是玩国际象棋的，他在新疆多年，似乎也有几分内行的样子。他红涨着脸论证中国象棋的着法应该侧重守而国际象棋的着法应该侧重攻，并说这一点他曾在一份“内部材料”上看到过，使我们瞠目不知其所云。图尔迪一再小声问我，九月三十日晚上喝过“头疼大曲”以后他是否说话太多，是否有些话说得“不妥”。我向他保证并无“不妥”和“太多”之处，只是请他允许我把他最后读的那首豪迈的“柔巴依”抄录下来。他摇摇头，像伊索一样地发出一个古老的感慨：“世界上没有比舌头更坏的物件了！”
我们在多得不得了的空闲时间在山上踏雪漫游。我一次又一次地俯瞰那美丽的山涧，不再晕眩，不再想跳下去，只感觉到相看不厌，物我相亲。只想看一眼，再多看一眼，让我们相互成为永不磨灭的纪念。朱振田喜欢像孩子般地恶作剧，当我们走过树下的时候他突然推动树干，摇落许多雪落在我们头脸身上，倒也欣然。艾利建议我与他对周围的哈萨克毡房再次进行搜索访问，他说再去就要说明：“老王的家乡是北京，”这样，哈萨克女人不但有可能给我们宰羊，而且有可能给我们宰牛宰马宰骆驼。他正确地指出，带来的馕愈来愈干，愈来愈没有味道，而我们每天三顿毫无二致地吃这一种馕，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我完全同意他的关于干馕的观点，但我坚决表示，即使他掏出匕首威吓，休想让我再随他进一次毡房。他当真不快了，他皱着眉用一种发通知的口气告诉我：“我们维吾尔人喜欢您的性格。但在这一点上，您还残留着那种缺乏知识和教养的汉族人的莫名其妙的执拗和狭隘偏见。”我的回答是哈哈大笑，笑完了，我说：“算了吧，就算你给我打成反革命，不去就是不去！”
“多美呀！多好看呀！”当我一唱三叹地在山里漫游的时候，图尔迪表示过一次不以为然。他轻声说：“对于那些祖祖辈辈在这里的哈萨克牧人来说，这又有什么特别美的呢？太偏僻了……”他没有把话说完，但他带着责备意味看着我。
十月三号是预定汽车到来的日子，其实我们早已经无事可做了，但还是把备好的木头重新理了理。
等了一天，车没有来。从下午两点开始，只剩下了一个话题，骂司机。艾利态度最为激烈，他的样子似乎已做好了准备与我们干校的汽车司机决斗。
晚上什么话题也提不起兴致来。看来，不论多么美好，该来则来，该去则去，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正理。
咸鸭蛋也完了，“头疼大曲”也完了。能够让头疼一下，不也好么？
十月四日上午十点多钟，车来了。司机说昨天太晚了，怕雪后山路不好走，他宿在了进山前的一个交通旅舍。
驾驶室里坐着一个梳着鬈发、面色青白、眉目犹有风韵但又透着专横厉害的中年女人。最初我们以为是司机偕夫人游山，后来经过说明，才知道她是那个交通旅舍的出纳，俗称“开票的”。我们都知道，在旅杜，“开票的”最有权，住得上住不上，住什么样的房间，全靠她。
开票的女人是来山里弄柴火的。司机提议我们帮她搞点柴火。鉴于这位女性对我们不屑一顾的态度，司机的提议遭到我们四个人的一致抵制。艾利摆出“临时负责”的架势，用生硬的汉语说：“我们只给干校装车，不干私活！”一时空气紧张。
两条腿像螳螂，样子像瘦猴子的司机耷拉下脸。艾利用维语给我们鼓劲说：“不理他，有本事让他把我们搁到山里，把这个女人拉到干校去！”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幽默，我和图尔迪笑了。鬈发女人很可能懂维语，因为她也莞尔一笑。她这一笑大大缓和了紧张空气。
司机开始报复。他先开着车为开票的女人到处找柴火，找了足够一个私人家庭烧五——十年的柴火，然后，把车开回来，让我们装木头，他站在车下，对我们的装车指手画脚，怎么也不对，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返工。
艾利大怒，他指着司机的鼻梁大骂，幸亏他们之间语言不大通，这就减少了骂人的话的表现力、形象性与刺激性。艾利宣称：“就这样，爱拉不拉。一半天会有一个哈萨克司机开的车子从这里路过，我们四个人可以搭他的车回乌鲁木齐。”
艾利的这张牌果然有效（真不白进哈萨克毡房）！司机在磨蹭到将近下午四点的时候，把手一挥：“走！”又对艾利喊了一句，“装不牢掉下木头来你负责！”——当然，这只不过是下台阶。
平常爱犯刺头的朱振田在艾利与司机争吵的时候未发一言。但司机的这句下台阶的话突然刺激了他，可能是因为他不愿人们忽视他在装车过程中实际上起了的技术顾问作用，他突然喊了一句：“木头掉了我负责！”
司机已经去发动车子，没有听到他的话。
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又真的依依不舍。再见了，鹰谷！我向着我们的小木房子招手。
一瞬间，就把白雪覆盖的木屋连同屋里的为取暖而烧过的柴灰永远地抛在后面了。一瞬间，仙人掌状的山峰，群石在聚会的山涧，推水用的吱吱扭扭的车，连同在新雪和旧雪上留下的我们的足迹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汽车马达，只剩下了颠簸，只剩下了只知道转了又转的车轮，飞驰而过的道路和飞驰中显得成缕成线的地面。车走得这样快，怎样的有情人也来不及对鹰谷道完一个又一个“再见”。
在疾驶的汽车上回身返顾也许确是一件不免叫人伤心的事情。车子刚刚开动的时候，人们看后面往往比看前面多。特别是，当正在离开你，正在隐退到山影与道路的背后的环境、经历和体验是这样不寻常，甚至你一生也许只能鬼使神差地得到它们一次，然后这一切将不会再现，正像流过的水不会再回，你不是益发感到那正在失去的东西的可贵吗？你不是怀着这样一种激动，激动地感谢这使你毕竟暂时地去了那深山的道似无情却有意的安排吗？
然后，我们转过身，抬起头，眼睛看着前面。这路上还有无数的新雪覆盖的山，刀削一样的石壁，仙人掌状的多树的峰峦，小小的石桥、木桥与水泥桥，还有密的与疏的千姿百态的云杉的挺拔的身影，还有力阻挡雪崩雪落而在公路两旁山坡上修起的木栅，还有高飞的与低飞的鹰、乌鸦和不知名的乌。而且，涧水伴着我们的汽车，左右不离公路，与我们同一个方向向下奔流。这涧水，就是从那令我陶醉，令我匍伏的小木房前的山涧里流下来的呀！我们正追逐着清晨从我们的木房山脚下流过的清水，汽车的速度超过水的流速，等到天擦黑，我们将赶上这映射过“仙人掌”峰的倒影的水头了。
也只是在汽车往回开了半个小时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疲劳。感冒压根儿就没有完全好。轻松的劳动更主要是与山东林工们比较而言。和他们一比，我们仍然是那样娇嫩，虽说是也总算经受了一点风雨的吹打。抬木头——即使每天只抬两个小时，也不会真的那么轻松。哦，我的肩、腰和腿！而且，雪后风又冷了一步，一根绳子，即使再绑几根绳子也会被天山的冷风吹透……瑟缩、晕述而又木然之中，天已经黑了。走吧，走吧，新疆的行路是个锻炼耐性的地方，从乌鲁木齐坐长途汽车到喀什噶尔要走六天，到和田要走九天，来回路上就用十八天。颠啦颠。颠啦颠，每天十几个小时摇来颠去，“如醉如痴”，我又想起叶尔羌河畔那位有耐心的农民来了。
远远的前方低处有什么东西倏地一亮。“快到林场检查站了！”艾利预告说。这报道并没有给我以安慰。到林场检查站又怎么样呢？然后是荒山，煤窑，然后是近两个小时的戈壁滩上的恶劣的路面，然后大公路上还得一个半小时……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干校那间自己施工盖起的土屋？什么时候能打上一壶开水，沏一大缸子香片茶，再打上满满的两盆热水从头洗到脚？
前方又一亮，又一亮，忽然耀目，忽然变更方向闪闪发光。那是什么？是灯火？是对面有一辆打开大灯的汽车驶来？为什么前面这光亮是这样乱变乱动毫无规律，甚至显得紧张？
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了，这突然的急刹车使坐在木头上的我们几乎被甩出去。
艾利刚要骂司机，突然竖起了耳朵，我们也都听见了，前面有人在嘶哑地喊叫，那乱转乱动的光柱正是从那里发出的。
汽车司机打开车门一跃而下，他抛下我们，向前跑了有几十米，我们听到他也喊叫起来，但听不清他与对方在喊什么。
“桥！”艾利还是最聪明与最有经验的。
“桥？”大家一怔。
“桥！”都明白了。司机回来了，愤怒而又丧气，他向我们一挥手。
我们四个人乖乖地从车上爬了下来。
从司机身后跑过来一个拿着手电筒的人，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一双桦树皮做的靴子，瘦瘦的长脸上戴着一副小眼镜，一见我们这个车和这些个人，他前额上全成了皱纹，但脸上布满笑容。
他用一种十分可怕的哑嗓子与我们说话，我说是可怕的，因为那声音已经完全不像从人类的胸膛、喉咙、口腔里发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今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辆由一位新汽车兵驾驶的军车撞坏了桥，那辆车几乎滚到山涧里去，万幸，它开走了，但桥已损坏，我们的车无法通过。他讲话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急匆匆却又乐呵呵的样子，只有最喜爱自己手头的工作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态。他的口音像是江浙一带人说普通话。
“啊？”我们——包括司机和开票的女人都傻了眼，被这突然的打击搞得无精打采。
多皱纹的同志告诉我们，事已无法，我们只有将车再向前开一点，停到离桥不远的地方，然后步行过桥去林场检查站休息，食宿问题他都已做好了安排。
遵命办理。黑夜里，这山涧显得特别险恶和宽大，涧水的流声也透着急湍骇人。我们看到了被军车撞坏的桥栏与一根桥柱，不知这桥是什么构造，被撞坏的桥栏下边，桥身边缘显然已有坍坏，我们走到那里，脚底下觉得忽闪忽闪，吓得我们赶紧抽身缩脚。
“唉，嘴上没毛的小兵娃子开车，还能不出错！”最先发表感想的是朱振田。
“这个桥修得不科学。它正处在下行拐弯的地方。从上面往下开，又都是重载，可不照直向桥栏杆撞去？稍不小心，老司机也照样玩不转。”这是我们的司机的评论，开车的还是向着开车的。
“林区便道嘛。”哑嗓子解释说。突然，他大喊大叫起来，又转身向后拿着手电筒放开光柱画圈。他的嗓子突然发出了这样强大的声音——虽然是非常难听的声音，我们都为之一震。
哪有什么动静呢？我们面面相觑。但司机说他也听到了，我们身后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我们一起帮助这位哑嗓子同志大喊大叫，那位开票的女同志叫的声音频率最高，她一面叫一面跳，并说她看到了开过来的车的灯光了。图尔迪举起了他的威力强大的电筒，在这个小地方，他简直像开启了防空的探照灯。
等到我们都看到那辆车的灯光和身影的时候，车停下了。传来了那辆车的司机的喊叫声。
哑嗓子的同志丢下我们，向车跑去。
艾利叫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几乎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哑着嗓子看守坏桥呢？虽然已经全不必要了，图尔迪的小探照灯仍然开启着，旋转着。
其实桥并不大，正常步行从一端到另一端用不了十分钟。只是对于林区的便道来说，它才算得上一座大桥。我们走过桥，只见一个女人站在检查站的门口，提着马灯迎接我们。她把我们让到房里，让我们烤火、休息。她出去了一下，提来了一大壶开水，让我们喝茶、洗脸。然后她劝大家不要着急，她负责给大家煮面片汤，如果自己没带干粮，她这儿还有白面馍馍和包谷面馕。
她的和颜悦色和热心负责，使我们在极端沮丧的心境中感到如绝处逢生。一会儿，她又领进两个人，是后一辆车上的司机和司机副手。她同样又和蔼地安慰了一番，让他们休息，她去做饭。二十分钟以后，她果然提了多半水桶热气腾腾、放了姜丝和葱丝，还放了许多醋和胡椒面的面片汤来。然后她给我们分发各式饭碗与搪瓷缸子。我们四个人随身带着饭具，便没再麻烦她。她还拿来了一把用削了皮的树枝做的临时用的筷子。
这一碗酸辣面片堪称是安神定魂汤。喝下一口以后，意外地觉得还挺香。喝下三口以后，觉得自身的各样零件不但全部健在，而且是在正常运转。喝下五口以后，身上也热了，眼睛也明了，手脚也利索了，情绪顿时高涨了许多。我们也开始顾得上打量这位女同志了。灯光中只见她像当地少数民族一样地用一块针织方头巾包住了头，身穿一身劳动布的制服，脚穿草绿色解放鞋。动作麻利，身材适中，说话文雅，口音与那位急匆匆、乐呵呵的男同志差不多。从她的打扮上，无法判断她的身份和年龄。
吃完以后，她一一安排我们休息。她对那位开票的女同志说：“你就住到我们家去吧，反正我们两个人今晚上都不打算睡。”她把我们四人领到一间办公室，又拿来一个草垫子。艾利和图尔迪睡桌子。朱振田最“高级”，睡草垫子。我最“雅致”，睡一条宽板凳，旁加三把高低不一的椅子。宽板凳上铺着两条麻袋，算是褥子，还有一条相当新的毛毯，当被子。
“哦，这么漂亮的毛毯！”我赞叹道。
“我们家里人口少，没有更多的卧具了，请同志们包涵。”她客气地说。
可不是么，艾利他们盖着一床蓝花土布棉被，朱振田那里是一件羊皮大衣，大概都是她的私人财产。
“我们把自己的行李带过来就好了。”我说。
“天太黑了，就凑合一夜吧。”她说完，走出，安排那三位正副司机过夜去了。
我无法断定那板凳究竟有没有我的身体宽，躺在上面根本不能动。
“怎么样，伙计？”艾利问我。
“找两根钉子，把我钉到板凳上，固定好，就能睡了。”我说着挖苦的俏皮话。
“大家包涵。”一个嘶哑的声音随着门开传了进来，原来是那位男同志又来了。
“真对不起，只能凑合，凑合了。”他说得有点结巴。黑暗中我羞得满面通红。其实我说那话与其说是要挖苦谁，不如说只是为了耍耍嘴皮子——也是“无事须寻欢”罢了，怎么可巧就让他听见了呢？
“怎么样，冷不冷？”他问。
“不冷。”我们齐声回答，像连队战士在回答指挥员的询问。
他走到我的身边，“太窄了吧？这样，你转过身，背靠着墙，用力抵住墙，就稳当了。”
“没事。挺好。我刚才不过是说笑话。”
黑暗中我好像看到了他的宽厚的笑容。他缓缓地点起了一支烟：“嗯嗯。你们是‘五·七’干校的？怎么样，上干校收获大吗？”
“还好。还可以。”
“睡吧。明早儿还得奋斗，得把你们所有的木头卸下来，再用人肩把它们一根一根扛到桥这边。剩下空车，多半能开过来……”
“现在，桥边上有人么？”我问。
“我老伴在……就是给你们做面片儿的那个人，我们是一家子。”
临走，他又说了几句：“睡吧，好好睡吧。”
他的话是灵验的，不仅给我指出了正确的睡板凳的姿势，而且，他来问候过以后，我们心里都觉得熨帖多了。什么倒霉呀，背兴呀，怨司机昨天没来和带来了那个开票女人为找柴火和斗气耽误了时间呀，所有的这些怨气，所有的这些说出口的和还没有说出口的牢骚，在他们夫妻的温暖的照拂之下，特别是在他的令人泪下的哑嗓子的抚慰之下，全都云消雾散了。
我时睡时醒。夜里又有几次听到了这不相识的人的嘶声喊叫。多么不辞劳苦！在寒冷的冬夜，他守着一座伤桥，回过头来他还要照顾我们，安慰我们，向我们致歉。他是谁？还有他的妻子，比任何旅店的服务员都要周到殷勤。当他问我们在干校学习有无收获的时候，那口气可不像一般职工。也许，他是个技术人员吧，戴眼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都起来了，也无所谓洗脸漱口，先赶到汽车那里。
司机与开票女人已先到了。我们先卸车，开票女人也帮我们干。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哑嗓子的人含笑向我们问好，虽说他一夜没睡，面色青肉，但他的样子仍是笑嘻嘻的。
“辛苦了！”我向他致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说一点好听的话。
“你们才辛苦呢，还要卸车，还要搬运，还要再装车，还要走……我们好赖是在自己的家啊。”说着，他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到了压在木头底下的柴火。
司机和开票女人一起向他解释，讨好地向他赔笑，但他的脸色冷起来了，愈来愈冷：“不，柴也不能随便拉走……别人？凡是我看见的，就不让随便拉走。这是建场的时候定的规矩，从来没有宣布过废除。没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得办手续……”
“开票女人”终于承认了错误，补办了手续，缴了款。我们四个人在一边窃笑，但对这位哑嗓子的同志益发佩服了。
司机摇摇头又点点头，表现了无可奈何中的心悦诚服。趁着“哑嗓子”回检查站给“开票者”开票补手续的时候，司机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摇摇头。
“这是原来的林场党委书记。原来是新四军的，还有点资格呢。”
“是书记？”我们似乎还有点不信。
“打倒了，下来了。人家那真正是书记啊！”司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整个鹰谷，不，整个自治区林业系统，谁不知道他？”
“那他爱人呢？”
“大学毕业生，林业技术员，原先是什么妇联的委员、‘三八’红旗手呢……这两口子，那真叫不含糊！”
我们都呆了，事情是这样正常，而又这样异常。
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全部木头运到了桥的下端“凯旋门”以外。太阳出来了，一切大亮，我们的司机仔细观察了桥的损坏情况。本来桥就不宽，每次只能单行，两辆车不能相对开，现在损坏了一部分以后，勉强刚刚能过我们的车。
“怎么样？”哑嗓子的同志问，“从下面开来的车，我都让他们返回去了。装了木头的车，就都卸空，开过去。昨天下午开过去的两辆车都是‘嘎斯’，比你们的大‘解放’小，也轻。剩下你们这两辆车，我看危险。”
“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后一辆车的正副司机也已经起了床，蓬首垢面地凑了过来，忧心忡忡地围观着问。
“最快……也得三天……现在这时候……”一直乐呵呵的“书记”变得心情沉重了，他叹息着答。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有两个人，那么大的木头……你这里通电话吗？”
“书记”点点头。
“那就叫家里派车来把我们接走，等桥修好了再来开这辆车……”
“你先别急，”我们的司机发话了，“只要我这个车不翻到沟里，你的车也如法炮制……”
“我……”后一个司机大概为人力发愁。
“我和老伴帮你们卸车。”“书记”把话接了过去。
“不，要走我们一起走，只要我们的车能够成功地开过来，我们给你们卸，给你们扛，给你们装……”我们四个人争先恐后地表态。
主意已定，我们的司机两眼放光，指挥若定。他先命令我们所有的人离桥远一点。
然后，他给水箱灌上热水，发动着了车子。车子马达响了，他却不开过来，在那儿往前开几步，往后倒几步，又往前几步，又往后倒，好像在那里打秋千。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车，都等得焦躁了，他还在那儿来回地蹭。
“他是不是害怕了？”艾利说。
“不。他要把机器充分烧热了，如果万一汽车在桥上抛锚，那就坏了。”前“书记”说。
在我们每人急出了一身汗以后，只见汽车喘着粗气，嗡嗡地叫着一步一步向桥开来。
车上桥了，我仿佛觉得桥身一颤，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汽车前轮打得正正的，紧紧地靠着完好的另一面栏杆开行，我真怕再撞了这一面的桥栏杆。天啊，车开到了桥心，我眼看车轮已经轧上了那忽闪忽闪的受损了的桥面。一眨眼，车已经过来了。
“凯旋门”成了真正的凯旋门，我们同声欢呼。但我们的司机坐在驾驶室，半天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过了足足三分钟以后，他的脸才恢复了血色，跳下车来，又满是牛皮：“这有什么！在朝鲜开车那阵，炸断了的桥也照样能开过来！”
如法炮制，我们去帮助后一辆车。老天，这后一辆车全是大粗木料，我们一问，原来是山东籍林工唱着号子为他们装的车。
“干吧，兄弟！谁让我们那四天在山上逛里逛荡呢？我就说，鹰谷决不可能这么便宜就放我们走！”艾利颇带“唯心”、“宿命”地说。
确实，这一天才叫风口浪尖大大地炼，滚一身土草，炼一颗红心，大喊大叫促大干呢。等这后一辆车也胜利地开过来，又重新帮他们装上了特大号的木头以后，极度的兴奋自豪与极度的精疲力竭揉合在一起，我想我们的感觉与参加完了马拉松况跑、并获得了一定的名次的运动员大概差不多吧？
车到干校以后我们四个人依依不舍。山中去来一遭，我们好像也有一点不同了。艾利和图尔迪把他们在乌鲁木齐家的地址留给了我，每个人都说了十五遍以上：“到家里玩去，到房子坐去！一定要去做客！和老朱一起去！”当然是无比亲热了。甚至连那位在交通旅社开票的鬈发女人，中途下车，我们帮她把柴火搬到了她的家门口以后，她也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非要留我们在她家吃饭，并且保证我们当中不论谁，什么时候要住她的旅社，她一定把最好的房间以最优惠的价格开给我们。别忘了，她有开票权啊！
阿图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柯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的首府，它离喀什噶尔不过五十公里。这里是有名的无花果之乡，历史上又是维吾尔人的一个文化中心。这里终年干旱少雨，光照永远那么充分。这里的姑娘一个个黑里透红，浓眉俏眼，好像是从炼钢炉里跳出来的凤凰。她们喜欢镶金牙，喜欢在黑发上插一朵红玫瑰，喜欢把眉毛染成墨绿色而指甲、手心、脚心染红。
她们的黑眼珠又黑又大又圆，睫毛又粗又黑又长，当然，她们爱吃无花果，她们的手心上常常带着无花果果实的润泽与甜香。
哦，也许已经太久了，太久了我没有听到她们吃无花果时的清脆的击掌。
粉碎“四人帮”以后，著名维吾尔族演员狄丽白尔又常常出现在舞台和电视荧光屏幕上了。她真是一个奇迹，十年动乱过去了，她还是那样年轻、活泼、娇媚，时间的法则为什么对她不起什么作用呢？而且她歌儿唱得越发圆熟，称得上是炉火纯育了。别忘了，她就是与我一同上山的唯一的另一位“江契”艾利的亲妹妹呀。
说来话长。我读过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郭老把“柔巴依”译作“鲁拜”，把奥迈尔·阿亚穆译作莪默·迦亚漠。我还一知半解地翻阅过那位波斯中世纪诗人赖以扬名的他的诗作的英译本。英译本是住在旧金山的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的。郭译显然是根据英译本进行的，但奇怪的是，我接触过并部分地抄录过的乌兹贝克文译本与英译本根本无法相参照，二者有某些相似的情绪、意象和比喻，却找不到一句相通。特别是图尔迪给我念的那首少年意气、才如江河贯地的诗篇，在前两个译本中根本没有影迹。
一九八零年，我曾经在国外的一个作家们联欢聚会的场合用乌兹贝克语朗诵了那首诗：……我们是智慧之眼的黑眸子若把偌大的宇宙视如指环……一个土耳其诗人狂喜地告诉我，他全部听懂了。
而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地球上的哪一条纬线与经线的交叉点，祖国的哪一块光明而又奇妙的地面，我还是常常觉得若有所恋，若有所失，若有所忆，若有所思。因为，除了当时当地的那个我以外，似乎还有一个我，或至少是我的一部分，已经留在了那个奇妙的名叫“鹰谷”的地方。
198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