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孪生兄弟长得一个样，有好几出古典洋剧就是描写孪生兄（姐）弟（妹）长得像得别人分不清，连情人也分不清的故事的。可小黑与小白这双伴儿之间，却毫无共同之处。
小黑一出生就黑，显得瓷实，小眼睛，肉眼泡，哭起来像吹喇叭——哇、哇、哇，几里地外就能听见。
小白一落地就白，秀气，大眼睛只有黑眼珠，哭起来像小猫——喵、喵，曲里拐弯，讲究旋律。
小白的黑眼珠令父母和父母的父母不安。太灵，没过满月就知道盯着人看，知道眨摩眼，眼珠也太亮。刚生下来两周，一次哭着要奶吃的时候小嘴摩念着竟发出了姆——妈——妈——姆的声音。还有一次孩子发烧，爸爸说给化点小药儿吃，孩子出声道——不——哇。
两次都吓得父母叫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哪，这孩子会说话！
这孩子像个小人精。不祥。亘古以来人们总结的人生经验便是聪敏致祸，愚傻得福。爷爷奶奶去观音庙里许愿，请了和尚念经消灾，请了老道画符。后来小白的眼珠不那么亮了，这家本分人才放了心。
后来小白小黑上了学，同班0小白大名叫梁有志，小黑叫梁有德。一进学校就显出了天分的差异，梁有志整天玩弹球、三角、蟋蟀、剟刀，可门门功课一百分，期末考试全班第一。梁有德灯光下吭哧吭哧地念书，一遍又一遍地背书写字，一会儿一问问题，熬得双眼通红，最后勉强及格。等上到三年级以后，回家做作业，梁有志便成了梁有德的辅导教师。各种语文、数学题，梁有志缓缓地给梁有德解释，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点。有的始终也听不明白，只好由梁有志给代做。梁有志也觉得不平，为什么哥哥上学就这样难，而他自己又那样易呢？
人们夸梁有志说：这孩子真聪明！夸奖梁有德说：这孩子挺仁义！夸奖梁有志：真是一个伶俐的娃儿！夸奖梁有德：一看就厚道！
上到小学六年级，有一次级任老师讲一道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讲错了。全班都在傻模乎眼地听着，梁有志举起了手。老师皱着眉让他站起来，他胆怯地陈述自己的见解，没等他说完，老师就轻蔑地打断了他的话，厉声说“不对不对不对”，让他坐下了。全班同学“通”地一声哄了起来，不满意他的显摆，幸灾乐祸地嘲笑他自讨没趣。“不对不对不对”，同学们拉长了声学着老师的腔调，后来还给梁有志起了个绰号——自大多一点（臭）。
小黑也劝小白：“弟弟，你那是干嘛呢！”
梁有志第一次感到瞧不起自己的笨哥哥。
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事了。1946年，歌儿俩19岁，双双上了大学，又双双参加了反美反蒋学生运动，参加了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梁有志参加革命是由于自己的观察、阅读、实践、思考。他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懂许多革命原理，知道许多革命人物，会唱许多革命歌曲。梁有德参加革命主要是由于弟弟的带动。弟弟给他讲社会发展史，讲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讲就是三个钟头。1948年，梁有志入了党。地下党的领导人只和梁有志一人联系，上级的指示由梁有志传达给仅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的梁有德。弟弟与哥哥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梁有志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该让哥哥知道的就说，不该让有德知道的，便守口如瓶。他自觉不自觉地满意于这种格局。后来，解放了，有德才知道弟弟已是党员，不胜羡慕钦佩。1949年初，梁有志成为这个城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干部，后来分配到工会筹备机构工作。同年秋天，梁有德入了党并分配到党委部门工作。弟弟比哥哥入党早一年，当干部早七个月，在当时，梁有志和梁有德和旁人，都认为他们的革命资历大有差别。弟弟比哥哥强多啦。到了1952年，梁有志就落到哥哥后面了。1952年，梁有德被任命为市委组织部一个科的科长。他做事慢条斯理，说话结结巴巴，有时候半天半天不说一句话。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这是踏实、稳重、厚道、深沉的表现，适宜做领导工作，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工作。1954年，梁有德提升为副处长。1956年，晋升为处长，上上下下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些同志选择私交的时候也选择了梁有德，认为与梁有德在一起不需要提防，不会上当吃亏。至于梁有志，“他太聪明了啊！”
梁有志也多次被提名晋升。但普遍认为他浮躁、骄傲、小资产，似乎有点气味不对头。
他说话快，口齿和条理太清楚，一听就是学生腔。他走路与办事也快，没有一种骆驼的沉重与黄牛的笃诚，倒更像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他太爱看书，还看文艺书和外国书，还听外国音乐，说话中有不少“字话”，令人觉得脑子里弯弯太多，思想不纯，感情不纯，归根结底是党性不纯。他常常提出一些与顶头上司也与周围同事们的见解不同的见解，显然是组织性差，好表现自己……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他仍然是一名最普通的干事。
如果当时有人说梁有志是“仕途受挫”，梁有志一定会感到痛心疾首性的反感。他认为革命与做官之不相容，势如水火。革命的职务是一种伟大的奉献，官位是一种庸俗的占有。
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旧式的官僚制度与官僚观念。什么“官”呀“仕”呀，这种词儿只能引起梁有志的恶心。当时的词儿叫作“进步”。晋升是个人政治、思想、经验、能力进了一步的表现。而梁有志是非常希望自己能迅速地进步的。根据在于治理淮河，荆江分洪，长江大桥，一五六项重点工程，抗美援朝战争与停战协定，普选，——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在进步嘛。我们都要和时间赛跑嘛。
所以老是不得进步也会令人黯然。遇到有这种近似忧伤的情绪的时候，梁有志便找出《论共产党员修养》来看，有时候还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乃至托尔斯泰的作品，这些书有助于他克制自己的“近似忧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读得遍数多了，收效便微了下去。
大约从1954年，党务和群众团体干部最后也从供给制待遇改为薪金制。生活和工作渐渐趋向正常化以后，梁有志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拖”的痛苦。一个会，他愈来愈感到按议题来说本来2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却来回来去地说车轱辘话，说临时想到的不知所云的话，为与会者某一个人的临时去接了一个电话或者一时胡涂听不明晰而不厌其烦地重复……最后，竟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有时候把晚上搭进去，有时候把星期天搭进去。甚至于把春节休假也搭进去。一个报告，说实话如果由梁有志去做，只需要25分钟，做报告者居然讲了三小时五十分，其中光是啊啊哎哎地拉长声与点火吸烟就占了一个半小时，各级领导都把语文教师的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一个简报，一个上缴工会会费百分比的通知乃至一个国庆节放假的布告，都要由领导润色，为改一两个毫无意义的字词而让你在旁边伫立许多分钟。还有许许多多大同小异，重复空洞，发出去也不会有谁认真看的各种文件、材料、报表……生命这样被拖下去可真有点痛苦。革命吸引了他的全身心而这时的他所要做的这一点工作，却只需要他的头脑和热情的四十分之一。另外四十分之三十九他感到没有着落。如果他的聪明和积极性都少一点，他许他会是一个更好的干部。
他读书。马、恩、列、斯，倍倍尔、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季米特洛夫。毛泽东、刘少奇。艾思奇、华岗、沈志远、胡绳、于光远、王惠德。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与不著名的著。
书读多了也有一种悲凉。头晕眼花，视力模糊。纸上谈兵，画饼充饥。书的高妙反衬了他的生活与工作的凡俗、单调、沉闷。再好的书也有点玄玄虚虚。书读多了甚至感到了自己与自己的分离。也许是分裂。读书好像在天上飞。上班好像在地上爬。读书多了好像喝多了酒。开会多了好像喝多了白水。飞呀飞呀无所依。喝呀喝呀胃有点，有点不适。正好1955年批评了他，批评他不安心工作整天读书。而且读了胡风分子的书——好险！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么，叫作“反革命正向着你招手呢！”
于是1955年以后不再读书，除了指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材料。
在招手的反革命的亲切启发下，梁有志改弦更改，认真积极了一阵子。他写思想汇报和思想总结。他每天第一个进办公室为每一个暖瓶灌满开水。他穿旧得发白的上身与带两块圆圆的臀部补丁的裤子。他在学习会上发很好的言。他抢着干一切苦活苦差事。他每当空闲时便和大家一样地一起打扑克。钻桌子，聊大天，说笑话。
大家都说肃反运动以后梁有志有了很大的进步。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
所以梁有志终于没有进步。
梁有志买了一把小提琴。人们侧目而视。
他买了好几本有关小提琴的书，还请人指点了一、两次。
他总算学会了用下巴和左肩把提琴夹住和做出拿弓的姿势了。吱嘎吱嘎乱响了一阵之后，他没有得到音乐却得到了噪音，没有得到艺术却得到了烦躁。拉了一段以后连原有的对于音程的分辨能力也丧失了。说是这叫做把耳朵拉坏了。把心也拉坏了。音乐不再是奇妙和动人的了。音乐不再能愉悦人的灵魂，而是折磨人的神经的了。
他想学外语。他背开了单词。不喜欢学习的人向他提出了批评：学外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在中国。现在，全世界向往革命的人都在学中文，你怎么反而学起外文来了呢？一心不得二用，你马列主义学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吗？为什么不学马列却学外语了呢？
他写小说，他画画，他……他常常在梦里梦到自己等公共汽车。他来到一个车站，车刚走，他听到了公共汽车关门的吱嘎声，他眼巴巴地望着一辆坐满了人的车走掉。他踯躅前行。车来了，他跑，又一辆车从他眼前走掉了。他又跑。他越跑越快，车也越开越快。他终于没有搭上车。
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冲他笑了笑。他忽想起了“江郎才尽”的故事。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才。认识到自己压根儿没有才的人是幸福的，他睡觉开始打鼾了。他没有遗憾。
大概这也算一种误会。误以为自己有两下子。破除了误会后就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会和自己和好，好好地过日子，想起原来的误会并不悲凉，而是付之一笑。千千万万亿亿代代的人，都不过如此。
阅读的劣习未除，总想看点什么，读点什么新鲜的。由于感冒、咳嗽，由于拉肚子，由于脚后跟上长湿疹，由于过早地谢顶，便读起了中医书。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六淫七情，汗、吐、下、和、温、清、补、消，药性药味，升降浮沉，一套一套，读来有趣。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后来他也算学会了号脉，对脉象有所感触有所辨别，却没有医书上讲的那么丰富奥妙。与中医理论相关，他读起古书来了，不仅有《伤寒论》而且有《淮南子》与《东坡志林》。然后是《道德经》，然后是有关周易的书。他又学着搞一点太极拳、气功、五禽戏、八段锦，买了、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对身体有益。他根据自己的躯体的情况常常买一点中药丸子吃，后来发展到给自己处方煎药，甘草、白芍、白术，陈皮、半夏、菊花，党参、桂元、山药、山楂、砂仁、神曲……吃起来满舒贴，似乎确实有所调理，把气理顺，扬清抑浊，扶正祛邪，各种中药吃后却能使肚子肠子蠕动一番，排除些秽气。不像西药，吃完西药片以后常觉口舌呆滞，胸满腹胀。
然后给自己扎针，其效果似有似无，聊胜于无。
梁有志懂医道。不知怎么的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然后发展到拔罐子、刮痧、按摩。发展到接受亲友熟人的医疗咨询，提出医疗建议，一直到开药方。意想不到的是，十之六、七吃了他的药或采纳了他的治疗建议以后都很见效。十之三、四效果不佳人家就到正式医院去了。也无大碍。他的医名渐起。
城市“四清”的时候可找了麻烦。首先从思想、世界观上分析说他的学医、行医反映了对革命事业的冷淡、消极乃至绝望，本身就是一种没落阶级的意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吃不开了，但又不肯放弃正在失去的“天堂”，企图建立自己的新的堡垒——如《毛选》四卷上所说的“土围子”，便抓起业务这一“世袭的领地”。其次从经济上，彻查了他因非法行医所获得的“非法收入”，包括吃请，受礼，修自行车没有付钱（他的一个堂侄在自行车修理铺工作）等。城市“四清”把他搞得灰溜溜。1965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公布了，他被派到农村搞“四清”去了。他穿上了破衣烂衫，每天吃红薯、玉米糊糊充饥，一副比贫农还贫还底虚的样子。只剩了两只眼珠，还是有点“贼亮”。
一日，他正在借住的贫农家写一周工作汇报，忽听外面一片喧声。一个老大妈，一个汉子、一个媳妇前来找他，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小孩。这三个人是母、子、媳关系，媳妇在两年前一次跟丈夫吵架昏死了过去，醒后再也不会说话，只会啊啊乱叫，成了后天性哑巴。不知道怎么传出的消息，说是“四清”工作队的梁同志擅长医术，老少三人便专程前来求医。
梁有志大惊，脑门上立时沁出了汗珠，连忙迭声否认，其状如屁滚尿流。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梁有志越是矢口否认自己谙医，求医的人越觉得他医术非凡，藏而不露，谦虚谨慎，货真价实。偏偏同组有一年轻女干部小刘，原是机关的打字员，知道他学医“行医”的一些情况，却完全忽略了人们（包括小刘自己）因为梁有志的“非法行医”所给予过的“批评帮助”。小刘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找他吧，没错儿！”
来者是贫农，两代三人，听了小刘的话，三个人“砰”地跪了下来，三人一起给梁有志磕响头，而且哭出了泪，哭出了声。梁有志不敢让贫农给自己下跪，连忙半跪半鞠躬伏地，连声保证“我给治，我给治……”亲手将贫农老大妈扶起，自己也感动得流起了泪来。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见贫农流泪下跪，梁有志激动万分，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参加革命、解民倒悬的忠心赤胆，哪怕治坏了把我枪毙我也要给你治治试试！他下了决心，约会了治疗时间，又专门进县城自费买了一套针灸用针和一本讲述针灸的书。他原有几部针灸书，城市“四清”受到批评后无心再看，被他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工作团团长老杜亲自来电话指示：要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不要保守，不要退缩，不要个人患得患失，只许治好，不许治坏。
到了预约的那一天，除了精壮劳力在队里干活以外，全村老少三十多人前来观看他治病，邻村也有人前来瞻仰他的医术。他只感到一股子邪劲，无师自通，恍苦天授，义无返顾，他让病人躺下，先按摩太阳穴，再在肩部进行推拿，然后针刺合谷穴，足三里穴，病人呵呵地哼哼起来，似欲说话，围观者兴奋地鼓掌。梁有志威严一挥手，鸦雀无声，连拖着鼻涕的孩子也不敢出大气。梁有志腕上的大英格手表的秒针喀喀声清晰可闻。他不慌不忙，向病人耳屏尖端“平喘”穴位刺去，病人喉头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时，梁有志拿起最长的一枚三棱银针，照准病人喉部的哑门，一下刺得很深，围观者“呵”地一声惊呼，梁有志两眼发黑，只觉一身冷汗：他这不成了谋杀了么？宛若酩酊大醉之后突然酒醒了过来。他哆嗦着向外拔针，但觉针重千斤，如同焊接在病人脖颈上一般。几次努力手都滑脱了，可能是因为针扎得太深，也可能是因为手指汗水过多，打滑。他忽然本能地张开了嘴，用牙齿咬住针柄，以九牛二虎之力，把针叼了出来，带着血迹。他咕咚一声坐到了地上，只觉天旋地转，天昏地暗，面无人色，冷汗如注。
就在这个时候，病人一个鲤鱼打挺，从临时搭的行军床上跃身而起。她的嗓子里发出了各种古怪的声音，周围掌声雷动，高声喝彩。就在这种激动的氛围中，这位爱生气的媳妇——病人突然嘶哑着喊道：“我没有病，我不是哑巴呀！”
全场静默了一分钟。
毛主席万岁！病人流着泪高呼口号。众人举着拳高呼口号。梁有志也流着泪高呼。人们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和兴奋里。
可以想象，从此梁有志神医威名大震。四乡的农民带着鸡蛋、带着腌肉，带着小米、红枣、渍酸菜、油炸年糕、辣椒、红薯、大蒜前来求医，连已经摘除了眼球——挖掉了一只眼睛的人也来请他治眼。
大多数人经过吃他开的药物，或经过他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罐子以后病情有所好转。少数人效果不显著。极少有人经过治疗反而恶化。他的医术看来是越来越稳定了，连他自己也奇怪自己怎么真的成了中医。
遇有病情严重的，他几次亲自用手推车像推一袋水泥一样地把病人推到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也恭而敬之地听取他对病人病情的观感。他为几个病人垫付过挂号费、药费、粮票。
因而他更受到好评了。
被他治好了的哑媳的婆家与娘家亲属联名给县委、工作团与梁有志本人写了感谢信。梁有志受到工作团的通报表扬。几周以后，省报在简讯栏发表了“四清”工作干部梁有志为贫下中农治病的消息。
此后工作团团长与县委书记都来找梁有志诊治过疾患。梁有志越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实不谙医越是给人们一种持重、可信赖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村也起来“造反”，批判“四清”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几个找梁有志治病未见疗效的人也被鼓动起来，说是工作队骗他们的鸡蛋吃却不给你们好好治病。梁有志颇狼狈了一阵子，后来中央指示，不得揪斗“四清”工作队，梁有志才侥幸逃脱了困境。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写交代材料，他便以打麻将牌与读医书、研讨医道自娱。越研讨越觉得惭愧，他哪里懂什么医？他敢说自己懂点门道的倒是打牌。审时度势，计算机会，决定去留吃摸碰，越打麻将他越觉得自己有玩牌的才能。而谈不上懂医，连入门也算不上。他发誓，宁死不再给人看病了。
非医诊病，不但危险，而且不道德。
人近50万事休！梁有志的气功越练越熟练。“声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很快进入了无思无虑无喜无欲的境界，全世界只剩下了脐下三寸的丹田，内气煦煦，周身微汗，面含笑容，抱元守一。声讨会开完了，他的内气功也练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等他们50岁的时候，该比我生活得好一些吧？但愿。走起路来好像走在沙上，有一种飘飘悠悠、使不上力气的感觉。我老了，就这样老了，他心平气和地想。你有“中心五”吗？
梁有德工作与日子都平淡，所以平安，顺利，亨通。到一九六六年，他已经是该市的一个副局长了。据说本来要提升他做局长的，因为他的弟弟一直不争气，进步不起来，影响了他的官运。但他对弟弟没有怨言。见到弟弟，他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一句忠言：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吧……让干啥就干啥吧。弟弟也终于点头称是。
“文化大革命”中梁有德被批斗得很惨，他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连“语录”也背不好。
有一次因背错了“语录”差点没被红卫兵当作“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去。不打不成交，由于错背“语录”事件，各派红卫兵组织连连审讯和批斗梁有德。梁有德的愚直、诚恳、朴实、耐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干脆说，梁有德的人格征服了狂暴的红卫兵。到1967年1月，有了“革命委员会好”和“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的指示以后，各派红卫兵组织都抢着与梁有德“结合”。被抢着结合却也造成了麻烦，各派都逼着梁有德表态只有本派是革命的“左派”。梁有德从心里认为各派确实都比自己左，便不断承认这一派和那一派是真左派，是响当当、当当响的左派。真正的“左派”又都是排他的，绝不允许另外的左派的存在，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直到动用了五·二零炮和重机枪。斗完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一查，都是被梁有德所服膺赞许出来的左劲儿。这样，梁有德便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在当了四个月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被揪了出来。还被关了一段时间，说是有“五一六”分子之嫌。
1976年以后，梁有德有时被认为是屡受迫害的好干部，有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盲人乃至随风跑的投机分子。他的职位上上下下。1981年，他给一个干部大会做报告，报告做了一个小时以后，人走了十分之九。1982年他给领导汇报情况，几个关键性的百分比全说错了，当场遭到了斥责。1983年，他才56岁，便被动员办理了离职休养的手续。
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能的好人。他不理解自己的去职，很有节制地常自叹息：干了一辈子，现在却吃不开了，吃不开了……现在是空有忠心了。
1984年，各方舆论强烈，说是对梁有德的安排既关系到干部政策也关系到知识分子政策，终于又给梁有德安了一个虚职。
“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啊！”尊敬他的、蔑视他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说。根据是他早早地让了位。根据是他原来是主任，但大权完全被一位副主任揽了过去，他从不计较。根据是他那次做报告，人都快走光了，他不为所动，仍然认真地一板一眼地讲下去。而且，他一辈子就恋过一次爱、结过一次婚，从来没有和任何异性哪怕仅只是调笑过一次。“我哥哥是个好人啊！”梁有志也这样说。上点年纪以后，他又体味到了儿时的手足之情。他甚至可怜起他的哥哥来。他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哥哥为一道鸡兔同笼的文字四则题而熬夜的情景。他想起参加工作以后哥哥讲话的情景，即使事先写好了稿子，念稿子的时候他也总是心慌意乱的，曾经把“资产阶级”念成“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念成“社会救济”，把“继续贯彻”念成“接续灌、灌、灌水……”
他真是个好人啊……但是他无能。
他无能……这个这个所以这个……才真是个好人啊！1979年梁有志担任了区工会的副主席。革命30余年，总算成了个副科级芝麻官。领导和他谈话，本想委以更重要的职位，但恢复工作，需要安排的老干部太多，你就先担当一下副职吧。小小的一个区工会，已经有两个主席，六个副主席了。
梁有志毫不计较。“四人帮”倒台以后国家的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心热了。国家，人民，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又和他那样地心连着心。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又复活了。他作诗、填词、集句，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三十年华尘与烟迈步青山人未瘦心如燎火血如丹又注一行小字：国家有望，余心足矣。
一个“文化革命”期间打麻将的“牌友”，读了他的中堂，戏称之“跃跃欲试、待价而沽之情溢于言表。”梁有志差一点当场宣布与之绝交。亏了多年的静坐、太极功夫才把气压入丹田小腹。唉，这些年搞的呀，真是思想、风气都败坏了。忧国忧民、大公无私之心，他们不但没有了，而且变得不能理解，不能相信了。“待价而沽”，难道能接受这种腐烂的封建混帐话么？“牌友”走后，梁有志洗澡漱口刷牙洗头，他要洗去身上的恶浊的俗气。
这个城市有一座小有名气的中医学院，院长一直由晚清举人、国内五大名医之一的周老挂名。1980年底，周老无疾而终。1981年一年，中医学院院长人选定不下来。本来顺理成章的头号种子是副院长张一得。张一得医道精深，为人正派，但普遍反映他骄傲自大，凡人不理。不论是在学院还是到市委、市政府、卫生局……他都是直眉瞪眼，直来直去，找到想找的人，公事公办，办完就走，从不与人寒暄，甚至别人与他寒暄他也只知点头傻笑，连句问寒问暖亲切随意的家常话都不会说。领导上本来认为这不算大缺点。但各方反映强烈。据说连学院的汽车司机都声明，如果张一得当院长，他们宁可调走也不愿为之出车，“我们没法和这位眼眶朝天的死硬皮共事”，人们说。领导只好作罢，取消了提拔张一得的打算。并且分析说，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有组织的事业，你再好，不联络人，不团结人，又怎么当领导呢？如果各级领导都是这样的人，咱们不是只好散伙吗？
第二候选人是一派拥护，另一拨反对。反对的一拨人列举了该人的诸种缺点，包括有一次出差住了超标准的房子，有一次在家和岳母吵架并打了小舅子。第三个候选人另一拨赞成，这一派反对。反对的一派列举了此人的诸种缺点，包括有一次骑自行车带人受到交通民警教育时态度不好被带到了派出所与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时与售票员口角。人们说，让这样的人当院长，是不是说今后我们院的干部骑自行车都可以带人或回家都可以打小舅子呢？问得好。两个人不但都没有当上院长，而且都被拉出来“示众”——“臭”了一顿。
第四个都说好但年纪太轻了一点，二十三级干部提成院长难免火箭，直升飞机之讥，压不住台。第五个很不错，又懂业务又联系群众但“文化大革命”初期表现不好。第六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再经过一个例行呈报手续就可以发任命通知了，这时，他老婆突然来找领导告状，说他有了外遇。任命这样的干部，不等于提倡“第三者插足”吗？第七个、第八个……搞得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文教卫生部门叫苦连天，现在选个干部简直比沙里淘金都难。没有人，没有人啊！
到了1981年12月28日，又一年快要过去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卫生局的杜局长忽然想起了梁有志。梁有志当年搞农村“四清”时的工作团团长就是这位杜局长。他想起了梁有志治得哑巴说话的奇迹。他提名这个人。组织部与人事局联合调查：梁有志，54岁，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大学肄业，“文化大革命”中无问题。衷心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精通医道，有治哑的实绩。群众关系、道德作风俱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天生就的中医学院院长材料！12月31日，赶着在1982年到来之前宣布了任命。人们一怔，怔后一致拥护。省委有关部门指示应该总结这个经验，放宽思路，打破保守思想，大胆大量地提拔“四化”干部。
梁有志一开初吓了一跳，牙齿打战，彻夜未眠。这究竟是怎么了？做工作，这当然是他作为共产党员乃至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他不是怕工作，也不是不想工作，问题也不在于“材料”，论他这块材料，如果发挥得好，当个院长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迷信所谓“当领导的料”有多神秘。他只是觉得突然，全无思想准备。年轻时他那样热情、真诚、努力苦干地要求进步，却硬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壁。后来是有些消沉了，他惭愧，一想起那整天练气功和打麻将的日子他就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真是有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了，却让他当一个堂堂的院长去了。他实在是不配啊！再说，他想过他要当一名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员，他要当一名季米特洛夫式的党的活动家，他要当一名刘少奇式的工会活动家，他要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家，他要当一名作家、诗人、画家、外语专家、小提琴手……都没有当成，却在年逾知天命之年的一夜之间成了中医学院院长！
梁有志上任一个月之后，省里来了文件：中医学院为本省重点高等学校，由省政府领导，省卫生厅和教育厅联系，升格为地、师级单位。从理论上说，梁院长差不多与市领导人一个格儿了！
有革命初衷和党员的组织性管着，梁有志老老实实做起了院长。他上班不坐汽车而骑自行车。他在首次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声称自己的被任命纯属偶然也许甚至是误会。他声称自己其实不懂医，最多算“赤脚医生”，但是乐于向各位专家学习。他说他确是本院公仆，愿为全院师生员工跑腿办事。
他辛辛苦苦。为两个老教授的平反和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老中医的家属从集体所有制单位转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事跑市委跑省城。他亲自抓了改善学生宿舍的公共厕所卫生与为厕所加装暖气散热片的事。学院“升格”以后，他为学院跑来两辆大轿车一辆工具车一辆面包车。他亲自指示设立了班车，上下班时接送不在本校住的教工。他到处讲话写文章批驳轻视中医迷信西医的思想，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整理和发展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创立现代化的、完整的有特色的中国医学科学。工作中他自己惊异地发现，原来他小时候具备的那种智力优势——机敏、条理、善领悟、好学、讲效率等等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他身上原来蕴藏了那么多潜能！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焕发了人们身上沉睡多年的热情与聪明才智！想起来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梁院长上任一年，学院内外交口称誉。这样的德，这样的才，这样的谦虚谨慎朴素……您上哪儿找去！学院给他分新房子，他谢绝了。他的事迹刊在省党刊上。
殊誉带来殊荣，1982年，梁有志当选为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市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并就任省《救死扶伤》杂志编委。1983年梁有志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市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省《救死扶伤》杂志顾问，全国中医研究会理事。1984年又上了一层：市政协主席，市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中医研究会常务理事……头衔多得数不清。
最使梁有志不安的还不在于纷至沓来的头衔而在于当了院长以后他立即成了遐迩闻名的名医、专家。不仅医学杂志派记者前来访问，医学学会请他讲话，外国医学代表团也来拜会，而且市委书记、省政府领导人亲自派车派人请他到家里看病。梁有志诚惶诚恐，拽上本院真正的专家同去“保驾”，见人就声明自己医学业务上所知极有限，离真正的专业造诣不啻十万八千里。他尤其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给任何人开处方，他完全没有那个能力，由他开处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谦虚与慎重更加使人敬重。有道是“名医不言医、名将不言兵”嘛。
看病的领导同志克制地说：“好好，我们没有麻烦您亲自写处方的意思，您讲一点意见讲一点精神就行了，医生多得很嘛，这不是，和您一齐来的医生也在嘛，您讲一点原则，他们会具体化为药方的哟！”
梁有志被逼无奈，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些最粗浅最基本的常识性意见，诸如“既要服药，也要调养”啦，“照顾好病人的饮食起居”啦，“病人的心情很重要”啦。“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啦，“中西医可以结合治疗”啦等等什么的。病人点头称是，同去的老专家也点头称是。人们的鼓励和虔诚为他壮了胆，于是他又进一步讲了点阴阳寒热虚实补泻的道道，更受到了叹服赞赏。他发现，关键在于不要往深里新里讲，讲得越浅，就越是真理。
1982年，他上任半年以后，腼腆地接受了小汽车接送的待遇。司机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温文尔雅，聪明能干，高个大眼，仪表堂堂，完全是知识化了的工人。他觉得是一种新人形象。司机的积极性与办事能力很高，实际上兼任了他的秘书，他也乐于请司机帮他办许多事。一九八四年初，司机小刘递给他一沓稿纸，一看，上写“梁有志医生论医学”。原来是他平常与人谈论医道的片言只语、粗浅之论都被小刘听去记下，竟整理出洋洋大观的一篇文章。说是《救死扶伤》杂志下一期头条准备发表此文。梁有志大惊，但不能驳小刘的面子，不能无视小刘的良苦用心的辛勤劳作。中医学院的司机也钻研医务，这只能说是好事，是新时期人们上进心强、爱学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好例子。他只好拿回去认真校改，又请专家们帮助修改。《论医学》发表出来了，梁有志被邻省的医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文章发表以后，梁有志自己读了五遍，自己也有些纳闷。怎么排成铅字以后确实显得有些“水平”了呢？这大概也是“潜力”吧？感谢小刘，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原来的学问、道理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呢。是粗浅一点，但正因为浅才更具有普遍性，常识性、更少争议性，其道理更显得颠扑不破。就拿“对症下药”四字来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做到了吗？
难道因为“对症下药”四字太浅显，便可以不讲“对症下药”的真理吗？真理是不怕重复的。而反复地论证“对症下药”的道理，不就可以奠定他在医学理论上的地位了吗？难道我们因为“对症下药”是老生常谈，便可以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鼓吹一种“逆症下药”、“下药不问症”的创新理论吗？
看来，院长是人做的，专家也是人做的。现在的形势才是激励着召唤着人们的进步呢。
一九八二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自己当不了领导，当不了专家了，而是为什么他没有早几年乃至几十年当领导当专家呢？再说，是不是还有许多和他差不多的有潜力的人还没有被发现被挖掘呢？确实，千里马到处沉睡，伯乐太难找了。
梁有志这几年参加各种活动照了不少照片。妙的是现在的照片比十年、十五年前照的要显得年轻得多，精神得多。呜呼，境遇就这么见效，敢不察乎？
开始出现了对他不那么友好的议论。“这家伙青云直上了！”“这老家伙放长线钓大鱼，真有几手！”“听说他被提名当院长是因为他会打麻将牌，他陪领导打过牌！”“上去了，也不给咱们老朋友谋点福利！我看是他妈的‘异化’了！”“谁知道他怎么上去的？反正像咱们这样的实在人上不去！”……他“上去了”，这就是他的最大的短处，再怎么努力怎么“弥补”也不行。
有一位当年打麻将的好友找了梁有志一趟：“你当不当院长都是我的好友。现在对你的反映不少。人家说当官就好比挤公共汽车。上车以前光想着往上挤，一蹬到踏板上马上就喊，别挤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所以，那叫‘变心板’。你现在还承认当年的老哥们儿吗？你的心没变吧？”
没变没变，他笑着声明。变了变了，有个声音在说。他的笑容有一点勉强。他急着换衣服，半小时以后要接待外宾。他自感越来越缺少与老友一起闲谈清谈空谈放谈清一色一条龙二五八将自摸双的从容的人情味儿。
而小刘成了他的真正心腹。不但管开车而且给他取牛奶、带菜、领工资、换煤气罐，更不要说送他和他的家属看电影、听戏、上医院了。小刘声音洪亮，精神奕奕，有一种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锐气豪情。他很好学，读了许多政治理论、文学、医学方面的书，还自学日语，与日本一个县的一名医师通信，搞来了一些关于日本人研究中医情况的资料。小刘查着字典，问着别人，终于译出了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小刘请求梁院长帮忙。梁有志找了自己在省政协会议上结识的出版社总编辑。在出版社总编辑与医学院院长的关心下，这本小册子出版了。
新的历史时期，挖掘了、发挥了多少人的潜在智能！梁有志很感慨也很鼓舞。即使未必是“千里马”吧，总算又一条“百里驹”驰骋开了。
所以梁有志常常与哥哥辩论。退出实职以后，大概也是由于“思想解放”的结果吧，不知怎么的，梁有德的牢骚越来越多了。过去，梁有德即使说闲话也像是在结结巴巴地背诵稿子一张嘴就是：“现在的形形形势还是大大大好好好的……”他的眼睛一挤一挤，说得挺费劲，更显得认真和诚笃，绝对没有油嘴滑舌或者官样文章的虚伪，也没有套话的一般化、千篇一律味儿。同样的假、大、空的文章，梁有德一念就显得真实真诚恳切。在家闲呆了一阵子，眼看着自己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而过去与自己资历差不多的，不如自己的，地位更是远远在自己之下的一个又一个都青云直上；或官职或业务上一个又一个人五人六起来。没有当上官的也出了书、出了国、提高了收入、置办了进口家用电器，服装也焕然一新，出门坐飞机和软席，回家住新房子。他看不惯。就拿弟弟梁有志说吧，就是太聪明太活泛了点儿。固然原来搞得那么潦倒是有点不合适，现在抽疯似地提了又提，左一个头衔右一个头衔，显然也太过分了。到头来，我们这些忠实为党工作的人反倒不行时了？怎么到头来总是老实人吃亏呢？这合理吗？早知道如此，我当年不做党的工作，我学修理自行车也早成了能工巧匠了。谁曾想半生辛辛苦苦，驯服工具，到现在却落了个一事无成……梁有德渐渐地不平起来。他抨击时下的干部政策：“换年轻的我是赞成，但总得换真正政治上业务上经得住考验的呀！现在凭领导者的挑选换的这一批人不能服众呀！”他抨击社会风气：“什么都要钱，越给钱越填不满，”他抨击物价与工资状况：“涨的那点工资还不够物价的飞涨呢！”他抨击教育制度：“工农子弟您就甭想上大学了。”他抨击统战政策：“反革命比革命还光荣。”……他有点愤世嫉俗了。
梁有德说牢骚话的时候不太挤眼，也不太结巴。
老说，老说，梁有志听不下去了，他终于反驳说：“你凭良心说现在的政策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策好还是十七年的政策好？现在的老百姓吃着什么穿着什么用着什么，从前呢？你为党工作了，党也对得起你了，你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你又被提供了多少价值？为你服务了多少？到底是谁欠着你的了？你欢迎江青回来管事吗？”
梁有德翻翻眼，好像不认识自己的孪生弟弟啦。怎么倒过来了呢？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弟弟唉声叹气，哥哥正面教导的啊。
梁有德终于领悟了这种变化。中国人早就总结过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梁有志已不是当年的梁有志，如今的梁有德也已不是当年的梁有德了！他再也不在有志面前发什么牢骚了。当妻子——梁有志的嫂子当着小叔子的面说什么不满的话的时候，有德便慌忙向老伴挤一挤眼，或者伸腿踩一下妻子的脚面，示意这一类话不要当着兄弟说。
小刘申请加入中华医学会，梁有志帮他办了。小刘要求去一所大学读干部班，读后有专科学历。梁有志不但帮他办了，而且批准由学院代他付学费一千四百元。梁有志帮助年轻人成才的事迹刊登在青年报刊上。不几天，一个设在首都的全国性青年自学组织召开成立大会，一致推选梁有志与另几个中外知名的大家一道担任该会顾问。又有一家讲自学成才的杂志聘请他担任名誉主编。挂的衔儿多了，他也就不在乎了，这是又一种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吧。
于是有大量的青年人来找他。每天晚上他家都是高朋满座，他家的楼道口堆满了自行车。他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年轻人，他同情而且理解青年人要求进步的如饥似渴。为这个打电话为那个写条子，给这个题书名为那个写序，甚至借给一位80块钱借给另一位20斤粮票……他的声誉更是大振，完全够得上“青年导师”了！
而他，注视着一个个陌生的和熟悉的面孔，扫视着他们的尊敬虔诚的目光，听着他们的如赞美诗合唱般的赞誉、感激、讨好的声音，他也很激动。他感到一种政治的、道德的、荣誉的满足。个人的声誉不足追求，为下一代人架桥铺路却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应尽的天职噢！
小刘在大学的“干部班”结业以后，希望能到省城的科研单位去做研究工作，梁有志也帮他办了，却没有办成。小刘张罗成立一个青年医学会，请梁有志做会长，自己做副会长，梁有志觉得莫名其妙，便没有同意。但最后不知怎的，报屁股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是小刘担任了一个什么自封的野狐禅会长。会长却又不能当饭吃，最后，小刘还是回到本学院，担任起政治理论教学研究室助教来了。
家里的来客多了，梁有志渐觉精力不支，对待来客乃至来的电话，渐渐显出三六九等来。省市领导人和著名老专家，他态度最好，毕恭毕敬；与他政治、学术地位相颉颃的人，他也以礼相待；对于崇拜他的青年人，他显示了前辈的慈祥与爱护，像老母鸡对待自己孵出的小鸡；而对那些来办事的下级，他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至于一切莫名其妙的不速之客，如他完全忘记了的老邻居，邻省的一个什么“学会”或者“函授中心”的自封的领导人，乃至一些缠人而又从来写不准确写不实在的记者，他的态度就完全称得上冷淡与傲慢了。他们的骚扰甚至使梁有志有一种要被搞得发疯的感觉。慢慢的，梁有志对待客人分三六九等的说法便传出去了。连妻子和女儿也批评梁有志；不该对名人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凡人像冬天般冷酷。小小的读中学的女儿批评爸爸“太庸俗”，“势利眼”。
那位压根就没有在梁有志的记忆里占据过位置的老邻居，以天真烂漫的故人之情来看望梁有志受到了冷遇。去看望梁有德，受到了热情接待。梁有德也不记得此人，但正为门可罗雀而悲哀，对于老朋友的到来是很讲交情的。不但给沏了香片茶，递了“红双喜”香烟，而且端出一盘对于防治前列腺炎有奇效的南瓜籽与一盘补血益中的桂元肉来招待并不记得的老邻居。此后此人到处破口大骂“小人得志”“一阔脸就变”的梁有志；到处热情歌颂古道热肠、不忘贫贱之交、“不忘本”的梁有德。这位老邻居也加入了对现行干部政策的批评，认为现时口头上说干部“四化”，实际上只讲“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却轻视了“一化”——革命化，丢掉了许多好的革命传统与民族传统。
小刘听到了他的胡说八道，很愤怒，并且及时报告给了梁有志。梁有志略感不快，付之一笑。小刘说他希望能到省政协去工作。梁有志帮他办成了。小刘又写了“梁有志谈医”的续篇，颇多溢美之词，使梁有志脸红。梁有志删去了这些有吹捧和自吹自擂色彩的段落。但发表出来时这些段落赫然在目。梁有志问小刘这是怎么回事。小刘说他也不知道，可能是编辑的决定要恢复被梁有志本人删去的段落。梁有志打电话给编辑部，问不出个结果来。梁有志皱了眉。
小刘告诉梁有志，他认为登上这几段没什么不好。现在是80年代了，人们要锐意进取，当仁不让，而他的谦虚谨慎，乃是50年代的美德。梁有志觉得有些不快。但是还是把自己的几个学术讲话稿拿给小刘看，请小刘提意见和帮助修改。他感到了小刘身上有一种躁动着的冲决一切障碍的生命力。未来毕竟是他们的啊。再说他越老越珍视与年轻人的友谊。
难得有这么个忘年之交啊。
这篇《梁有志谈医》（续）的发表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有的老中医认为梁有志二把刀，不懂装懂，胡吹。但多数领导干部和医界、学界的头面人物认为对梁有志这样一个有影响的领导干部、名医、代表人物应该抱保护的态度。有一位同志上纲说，保护不保护梁有志的问题，意味着对当前的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他的话讲了之后，各种不利于梁有志的议论渐趋平息。
梁有志常常需要接待外国客人。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医学界人士与医学团体的代表团、考察团、参观团。开始时他很认真，有点紧张，事先反复思忖对一些情况应该怎样介绍。并事先准备好各种资料，有时当着外宾的面临时查找资料，耽误了不少时间。慢慢地，他也习以为常了，学乖了。外国人不过就是外国人罢了，他们对中国所知有限，又好奇，又喜欢一知半解地发表意见。今天发表这样的意见，明天发表那样的意见。这个人发表这样的意见，那个人发表那样的意见。一会儿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一会儿把中国说成全人类的希望。和中国人相比，外国人好对付得多了。三分之一介绍点真实情况，三分之一说点不知所云、莫测高深而又能满足对方猎奇心理的玄虚理论，另三分之一讲天气，讲礼节，讲友谊，讲几句玩笑话，蛮好了。人们甚至称赞梁有志有“外交才能”。什么叫才能？让你干什么就有什么才能。什么才能不是人学人练的？什么事不是人干的？
接待外宾多了，慢慢就收到了外国友好团体与医科学术团体的邀请，从中选择衡量，梁有志到日本到欧洲各访问了一次，做了有关当前中医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报告。出国两次，增加了自信也扩大了影响。人们开始认为梁有志的确是个名医，梁有志也无法不认为自己是个名医了。名医的成长道路，本来也是各式各样的嘛。
梁有志有反省的习惯。可能是由于从小受过“一日三省吾身”的教导。可能是由于50年代学《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频频开展的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
近年来工作、地位、生活乃至于腔调的变化常常使他警惕：我做了什么伸手的事儿吗？我能无愧于心吗？我没有有意无意地沽名钓誉、抬高身价？
白天他忙于各种工作包括各种医学医术的讨论研究。他感到的是一种智力的激扬和快乐。这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只是这几年他的智力才真正派上了用场，他的智力才不再是他的累赘、他的短处、他的异己的征兆与不幸的根源。他的一生几乎都为自己的智力所累，如今，竟然尝到了智力的甜头，智力是财富也是荣光！白天，在各种活动中，他感到的是胜任的愉快和充实。
夜晚，特别是在睡醒一觉之后，他总是感觉到有一种不太对头的东西。他得到的东西未免太多了。有许多，干脆说几乎都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然，他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但是在同一个方针照耀下，不是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人并没有像他这样“得意”吗？他怎么可能成为医界代表人物甚至成名医呢？这不是懵事行吗？这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吗？这不是误会乃至有点滑稽了吗。他年近花甲，他长期寂寞，他在寂寞中学到的东西比在红火中学到的要多。他不会老了老了就丧失自己的清醒。
那些真正的有成就的中医呢？章国老，世代名医，至今在祖上留下的住宅里，住宅里里外外全是“妙手回春”一类的匾。然而章老已经84岁了，参加会的时候身旁放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推拿圣手骨科世家李宗良呢？医道颇精，口才太差，又从来不关心时事政治，不读书不看报，据说他连阿根廷与英国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么说，由梁有志担任学院院长，表面上看是偶然的、甚至有几分荒唐，实际上却是绝对合理和必然的了。这个结论真令人吃惊。
最令他不安的，看来还不是他当了中医学院院长。至少，他不比原来的院长差，也不比可能的其他人选差。最令他不安的是他当了院长后就再也下不来了。而且，他也就稀里胡涂地成了名医，成了内科、外科、妇科、按摩科、针灸科、肛门科、泌尿科的权威了。而且，他成了无可替代的头号代表人物。许多会他必须去，只是为了摆在那里做个样子。他去，据说就能够提高会议的规格，给与会者以“鼓舞”；他不去，就会使大家泄气，会得罪会议的召集人。一顿一顿的宴请也使他叫苦不迭。办宴会的人都是一些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温暖的人情美的人物。先打电话，再送请帖，最后还要登门拜访，不把你请去绝不罢休。如果这样请都不肯去，你的架子大到了什么程度！干脆一句话，不吃这样的“请”就叫“自绝于人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赋予对象以规格的规格，他能够不慢慢地规而格之起来么？
他对自己的“理论”感到了汗颜，他对小刘与他的关系乃至哥哥与他的关系的变化，也觉得不舒服起来。
干脆不干了。有一个内心的声音这样说。但是不，不能。五十余年了，他终于赶上了国家稳定发展的时期，那么多好事需要做，他没有权利洁身自好，作壁上观。
扶植一个更年轻的吧。第三梯队。他又想起了小刘。人无完人。
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觉睡不好，气血调理不顺，他慢慢地有了脾气。先是在家里发火，后是在学院发火。后来坐在汽车上和同事谈着谈着也大光其火……他渐渐悟到为什么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脾气了。没有脾气的领导不像领导。没有脾气的领导压不住台。脾气是风度，是力量，好像也是一种美。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药房出了几次发错药的事故，被人写信告了状。梁有志到医院召集了一个全体会议，批评了药房工作人员。这是他上任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板起面孔批评他所领导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舆论哗然。说是梁有志：“官腔官调”，“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不保护下级”，甚至说他是“为了自己升官不惜出卖群众利益”，“果然异化了”……云云。
小刘搜集到了这些反映，详细地绘声绘形地报告给了给梁有志。小刘脸上有一种看笑话的、近乎幸灾乐祸的表情，使梁有志再次感到不快。憋了一会儿，梁有志冷冷地说：“骂就骂吧，现在都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了。”他发起火来了，反正小刘不是外人，他愤激地用反话说：“我看再这样下去中国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你看看，到处都这么松松垮垮，一个个都跟没吃饭似的。原来大锅饭他倒还给你凑和着，一加工资加奖金反倒不给你干了。谁都觉得自己吃亏，就不想想自己究竟完成了多少任务！原来江青的时候谁敢这样？发错了药？先查查出身，再查政历，再接着查言论，阶级报复，故意破坏，杀、关、管、斗，全老实了。”
小刘哈哈大笑，声震屋宇。一笑，他的眼珠子更大更凸。
不久，“群众”中传出了一种说法，说是梁有志主张把发错药的药房的工作人员抓起来。一位工作人员托了一位有头有脸的亲戚找梁有志讲情。梁有志七窍生烟。
果然，省里开会的时候梁有志发言开始指责起下级、指责起群众来了。劳动纪律差，不服从领导，不学习政治，一切向钱看，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无理想不道德无纪律……这些发言飞快地经过添油加醋传到了“群众”那里。人们叹息：“想不到梁有志一变至此！”哥哥梁有德也给梁有志打电话：“你这是怎么搞的？听说你现在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可是重大的政治是非问题呢！听说你对人很苛刻，很‘左’，现在可是谁‘左’谁不得人心啊！”……听了这一类的话，梁有志急切地向哥哥、向许多人分辩，但越分辩越辩不清，越分辩关于他的‘左’的传闻越多。
后来他不再分辩了，传言也就慢慢消停了。却又有几个友人来到他这里表示慰问、同情和不平，表示了对各种流言的愤慨。他无言。
与此同时，省政府市委都有人议论中医学院班子软弱涣散，梁有志搞庸俗的一团和气，手软，迁就落后，降低了领导的威信。另外一些领导人则认为梁有志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在对梁有志的看法上，省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着分歧的意见。
这些话由小刘传给了梁有志。梁有志叹道：现在做工作可真难！这差不多是他第一次对“新时期”发牢骚。
小刘找梁有志，希望梁有志给他活动一个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梁有志觉得有点过分，有点罗嗦。他渐渐感到小刘动辄到他这里嘁嘁蠷蠷不怎么太好。他沉下了脸，好一会儿没说话。好在小刘情绪一直高亢，碰了软钉子以后改谈西欧汉学界研究中国的《易经》的进展，说得有鼻子有眼。
小刘的特点是自说自话，自笑自叹，声音洪亮，自我感觉一贯良好，从不会感到被人冷落。
到中医学院以后，梁有志渐渐培养起了对于中医学的新的、认真得多的兴趣与热情。五十几岁以后，他总算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底子是薄了一点，确定方向是晚了一点，但总还有希望。以他的健康状况，他有把握70岁以前保持正常的阅读、思考能力。就是说，他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医学方面钻研攻关。这是他的真正的事业的开始。与其为过往的岁月蹉跎，不如把力量集中于从今往后。
受到一些夹击以后，他更想把心思扑在专业上了。没有几年，也就到了离退年龄了，“官”没有多长的做头了。当然，在位一天，还要上传下达，团结群众，兢兢业业。他的心思开始往真正的业务上转，这也是命运。
当他认真地而不是玩耍地、作为终生事业而不是客串捎带手地学习起医学来之后，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个医是真难学啊！想想他自己这个“医”，着实愧煞人也。
同时，他对另外自己常接触的几位中医也有了些不敬的看法。说真格的，他们离真正的医道，也还隔着几道门槛呢！
叹道：医道如海，我辈不过在岸边沙滩上拾捡几个残贝！
这些看法、想法和心情更加坚强了他的学医之心。学而后知不足。知不足而后益志于学。
越来越吸引着梁有志的是中医，更是中医理论，中医理论的一种特殊的思辨模式。腕部的脉象标志着人体的状况。头顶正中凹陷处的穴位联系着肛门与子宫。针刺上耳梢的一点可以治肝炎……这是经验吗？这是理论吗？这样的经验或理论的产生、积累与定型对于西洋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有喜欢联想、喜欢象征、喜欢比兴、喜欢找窍门（抓关键）而且使窍门带上神秘色彩（武侠小说描写的点穴是多么神乎其神），又喜欢从最简易的部位入手解决最棘手复杂的问题（例如从真心诚意入手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人才能创立这样的医学。
象征的医学（？）脉象象征着整个人体。人体象征着宇宙或者反转过来宇宙象征着人身。出汗就象征下雨。每一个穴位都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是医学，是哲学，是军事学（中药学不是把处方视若指挥战役吗），是诗学，是天文学，是美学，是星相与占卜“学”。许多著名中医都是大儒，是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是军事家、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从最最实际与实用的对象中与其说是逻辑地不如说是直觉和武断地或者天才地而又浪漫地概括出了普遍适用的模式。
对于圆、圆环的崇拜。所谓自圆其说。无始无终的观念。整体的与辩证的联系观。大而化之的灵活性。你可以说这种灵活性什么也没有说明。然而它确实帮助着探寻，防止着僵硬的分割，便有了它胜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学的地方。中国人关于天（宇宙）即人的命题，也远远优于“人是机器”的命题。
政治有气与数。医学有气与血。哲学有气与道。文章有气与体。体育有气与力……是清谈？遐思？丰富优美的聪敏与贫乏浅薄的知识的糅合？却总是一种宏观的快乐的追求。
梁有志读中医，他关心伤风感冒坐骨神经，更关心政治的清明社会的进步与人生的定数。他在找寻。中医是医，更是境界，是一种弥漫于天地社会中的气。
许多年了，每个晚上都是高朋满座。费了时间，费了茶叶，却坐享其成地得到了诸种友谊与信息。一名电工被高压电击成黑炭，头颅落在商业区繁华的街道上，落在一个摩登女郎的面前。一次飞行事故的始末，“黑匣子”里的秘密。最新精神与人事浮沉动向。文坛轶事影坛秘闻。质高价廉的熏豆腐干到哪里去买？一本新的医书出版前后。
电话。信件。邮箱每次打开时都胀得满满的。一次收到两、三个、一天收到两次挂号邮件待取的通知。喊冤上告的信也写到他这里。
太忙了，太乱了。整天这样乱糟糟的，怎么读书？怎么做事？简直快把人逼疯了……梁有志这样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这些应酬与杂务，否则真成了“华威先生”了！
偶尔有一天，没有来什么客人，没有来什么电话，打开邮箱，除了日报和晚报以外只有外地亲戚的一封半封没啥要紧的信甚至干脆没有信，梁有志却感到了嗒然若失。甚至感到一些青年人有些忘恩负义。一个个在他提携下成长起来了。
怎么就忘记他了呢？
198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早已调至省城工作的小刘专程从省城跑来，报告梁有志一个信息：省政府领导班子正在调整，人事安排小组已经提名梁有志担任副省长，抓文教卫生工作。但在任命他的问题上，上面意见有分歧。高、赵、仇几位领导坚决赞成，李、苗、邵几位坚决反对。现在正是节骨眼上，梁有志应该去省城活动一下，不能“任人宰割”，小刘说。
兴奋使小刘的眼珠爆满如玻璃球，梁有志一瞬间担心他的眼珠会炸出来。
梁有志又立即在内心反省，他对瞪得过大的眼珠的不习惯，难于接受，可能是由于自己眼睛生得过小。这是一种潜在的嫉妒心理在作怪。
小刘说，他的消息是从高××的儿子，赵××的秘书，苗××的司机那里打听来的，绝对可靠，最新快讯。
梁有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这并不是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你房子安置好了么？”他问。
小刘是坚定的不受干扰的。他说：“当副省长，您应该积极争取。这牵扯到上面谁占上风的问题，省委里面高、李之间……”
梁有志笑了，他说：“那就更遗憾了，还是不要因为我造成领导上的分歧吧。”
“您怎么这么保守？您应该知道，现在是80年代了，谦虚退缩可能是50年代的美德，却是80年代的耻辱！谦虚总是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善良和清高就更是窝囊的别名。没本事！没本事当然就做不成坏事了，也做不成好事！就像您的哥哥，成了公认的大好人！可他，他终于被时代潮流所抛弃了……请您原谅我，我一切都是为了您！”
由于太极、气功和麻将的基础，梁有志没有发火。他悲哀地——窝囊地看着越来越陌生的小刘，低声说：“我不想当副省长。人各有志，各有所长。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医学院院长的职务我也想辞去……”
轮到小刘惊愕和不理解了，他质问道：“难道您认为其他可能当省长的候选人就一定比您强么？”
“我已经说了，人各有志。有人有志于做行政领导工作。有人有志于搞业务当专家。”
“可您并不是专家啊！”小刘伸着右手的食指，指着梁有志的鼻子。
这是毁灭性的一击，梁有志脸红了。
小刘转身大步走去，从此，再不进梁有志的家门。
梁有志要当副省长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这个省的文教卫生战线的领导干部、专家、全体职工班上车上茶余酒后的中心话题。
梁有志终于没有当上副省长。这使得一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梁有志家里的来信来件来电来客明显地减少起来，到1985年秋天，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了，梁有志感到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邻省办了一本医学杂志，不但没有请梁有志当顾问、编委，没有请题字，甚至没有寄赠给他。整个医学杂志的事也没有人给他说起，他觉得不可理解，气恼。
各种医界报刊上不再能常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倒是常常看到陌生的名字。想着叫这陌生名字的人没有来拜谒过他，没有写来过致敬讨教拜师的信，也没有托人向他捎过请求提携指教关照的话。他闷闷不乐。
更好，我读我自己的书，书读累了便听小提琴。他有双卡立体声音响组合。他有小提琴独奏与协奏曲以及室内乐的原声录音磁带。后来听着听着似乎味道有点变。
一天他读到一份省卫生厅的简报，简报上说他们这个中医学院的三个研究生正在研究制造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辩治肺心疾患的微机程序。真奇怪，就在他们学院，都上了省里的简报了，他却未曾预闻。他压着火听取了系里的汇报，调阅了一些材料，找出了这三个研究生写给指导教师的科研计划中的不少有误之处。他对系领导与指导教师说：“研究开拓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抓好基本功，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做成几件实事。好高鹜远则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全院系以上领导干部碰头会上，他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话，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他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意见。在政协体、卫、教组的茶话会上，他又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意见。听者点头称是，为之动容。路是一步一步地走，饭是一口一口地吃的呀。道路曲折坎坷，岂能一步登天？呵，呵……传来了三个研究生的反应。研究生说他这是告别医坛政坛前的哀鸣，甚至说是“更年期”失调症。
他火了。难道我摔的跤不是比你们走的路还多吗？告诉你们，我还没退呢！现在的青年人，小刘一类的于连式人物，把班交给你们，我还不放心呢！
群众给这三个研究生起了个代号，叫做“空中楼阁”。给梁有志起了个代号叫做“基本功”。“基本功”叫油了走了音，便成了个污辱性的极恶劣下流的词儿。
梁有志变得爱生气、爱唠叨起来了。太极、静坐的气功似乎克制不住一种心理的、也许主要是生理的失调。“现在的年轻人，就认为他该当过幸福的生活，却不知道幸福是从哪儿来的。就认为他该当出人头地，却不知天高地厚，”他抱怨说。有一次他听到他的孩子和年龄相当的朋友们大声说笑唱歌。用50年代这一代人视为神圣的词儿开一些庸俗的玩笑（诸如“积极”“进步”“信任”“革命”直至“爱情”……都被他们耍弄得不成样子），使他愤怒，更使他悲凉。他与儿子谈了谈，“你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生活中那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呢？”他痛苦地质问。“这就是代沟。”儿子残酷地说。“胡说，我们是为了子孙万代而工作而牺牲的。我们扛起黑暗的闸门的目的是为了放你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你们还没有为祖国添过一块砖、一块瓦呢，就他妈的跟我‘代沟’起来了！是你们这些无知小子挖沟自困，给我把沟填起来！”“为什么填起来？你们的成长条件决定了你们的局限性，我们有新的条件与新的使命……如果我们前进的步子更大一些，与你们之间的沟更深一些，不是更说明历史的前进运动么？”“胡说。中国亡就要亡在你们这些脱离实际而又没受过苦的绔绔子弟手里！”他真的生气了。
而且茶叶质量下降。他喝茶的时候说。电视节目一塌糊涂。他看电视的时候想。报纸上的日商广告越来越多，他看报的时候皱起了眉头。交通、住房、商业服务态度、轻工产品质量……他随时摇着头。他开始感到了自己心律不齐，有时候心跳着跳着突然停那么半秒、一秒钟。又常常失眠。而安眠药的质量也下降了，过去吃两片的，现在吃四片，竟也睡不实在。
历史就是这样千难万难、左冲右突地前进着。想到这里，他终于又笑了。
1985年12月，梁有志给省、市领导部门写了一封信，请求免去自己的中医学院院长职务，把更年轻的同志推上去，而自己则想以无多之年致力于读书学习。“我越益感觉到自己不能胜任当今改革时期的工作需要，我的才疏学浅使我自己日益感到无法容忍……”他在信上说。
写完了信，他觉得非常平静，如果这时候作心电图，一定比这一段的任何时候都好。
妻子对他的举动十分满意，特意包了一顿三鲜馅水饺慰劳之。
儿子认为他是“傻帽”，“吃饱了撑得难受”。
吃完饺子收到小刘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信。信上有一段说：……从前我一直为您抬轿，也算是您的“驯服工具”吧？可您究竟有多大学问呢？回顾我为您整理的文章和帮您炮制的讲演稿，实在是浅薄寒怂！我现在正斗胆写一篇与你（也是与昨日的我的一部分）商榷的文章，估计发表出来会引起相当的震动的，届时尚希得到指教。
医学会会长李浩森博士对我很欣赏、器重。在他的关怀下，我即将赴法国考察讲学，顺告，勿念……“以后别做三鲜馅饺子了，”夜间他对妻子说，“吃完了一打嗝儿，别提多恶心。”
“是虾米受潮了吧，还是鸭蛋变了质？”妻子问。
省、市领导找梁有志谈话。充分肯定他数年来的工作成绩“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好同志，年富力强，又红又专。上次本来要选你作副省长的，由于你自己的坚辞，才作罢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得很不错，举世瞩目，可现在的工作又特别难做，合适的干部很难找。工作总是要人做的，为了做工作而付出一些价代，也是我们应有的奉献。我们就是要拼搏上阵。把社会主义的大厦支撑起来，如果都怯于出头管事，我们的事业又会怎么样呢？”
领导的话使他深受感动，他打消了辞职的念头。1986年1月，省政协选他为副主席。虽然是最后一名，但梁有志也算省一级的领导人之一了，人们这样说。梁有志感到鼓舞，又感到惶悚，怎么辞了一回职，反倒提升了一级呢？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您的辞职使领导上注意到了您，应该有更好的安排。”儿子无所不知地说。
小刘来了信：……祝贺您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我对于您的医学思想与医学著作一直是认真拜读的，我想就此作一些更深入的论述，更想就今后与您的合作筹计一下……外界传出了“路边社”的报道。说是梁有志对于没能当上副省长深为不满，便采取“掼乌纱”的方法去闹，总算闹成了个副主席。
如果这样庸俗下去……梁有志甚是发愁，中国会亡吗？
1986年省政协组织的春节联欢茶话会上，梁有志与搞“空中楼阁”的三位年轻人围着一个圆桌喝清茶，看节目。茶话会是在中外合资建成的一个高级饭店里举行的。从美国进口的金制灯饰使梁有志看傻了眼。时代是真的不同了。他叹息着，苦笑着。他又看了看墙上的现代派浮雕，感到自己就是老了。三位年轻人显然对到这儿来参加茶话会挺满意。他们兴致极好地与院长寒暄问安，告诉院长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三位年轻人很高兴，为演唱《血疑》主题歌的长得像山口百惠的女孩子热烈鼓掌，掏出一包进口“三五牌”香烟请院长品尝。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起码是不介意曾经有过的“基本功”对于“空中楼阁”的指责，他们完全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几乎爆炸了的冲突。梁有志勉励年轻人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虎年到来了，你们这些小老虎应该大显威风啊！”梁有志笑呵呵地说。反正他们不会完全听我们的，梁有志平等地想。
大年初二，梁有志一家坐着学校的车去给哥哥拜年。司机一路上用车里的立体音响系统放迪斯科节奏、电子乐器伴奏的京剧清唱。连苏三和穆桂英也“现代化”了。到了梁有德家里，哥哥拿出好酒好肉招待。桌上摆的菜说明，日子过得真不错。窗外爆竹一片。
“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梁有德干了两杯“五粮液”以后，不胜感慨。
“总算是安居乐业了。国家富强也有了希望了。”
“那当然，那当然，那没说的。”
两家人一致认为，现在是建国以后发展最好的时期。
“也是最乱的时期之一。有些事还挺古怪。”
“不怕，不怕。这挺有意思。”
“现在看你们的了，”哥哥向弟弟举起了酒杯，眼眶里满溢着泪水，“可别搞糟了啊！”
“还要看你们呢！”梁有志向侄子、儿子、侄女举起了酒杯，他想起了“空中楼阁”，想起了小刘，想起了细声细气唱流行歌曲的摩登姑娘和她的听众，也想起了前不久给市民们作报告的前线归来的英雄模范。
然后他搛起葱丝拌徐水豆腐丝。
饭后一起站到阳台上欣赏夜景。一连三天了，每天晚上发疯一样地放着鞭炮、花。劈里啪啦，呜呜呜，乒乒乓乓，整个城市发狂一般，翻江倒海。多年的艰难、沉默、奋斗的冤枉路，似乎都在这翻滚中得到了报偿。而翻滚不已的花炮的浪潮中正在躁动着繁荣的捉摸不定的未来。
哥儿俩老泪纵横。
1979年8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