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远方”系列之四
月台空无一人。
我看着单轨火车的小车厢，在彩色混凝土地上站了一会儿。两扇透明的车门慢慢合在一起，车厢晃动了一下，在单轨上稍稍升起，平稳地朝前驶去。从空荡荡的车站开出了一节空荡荡的车厢。
那我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夜深了。正常的人早就睡了。
我在月台上走起来，尽量只踩橙色的圆点。五年前，彩色混凝土开始流行，于是一种新游戏一下子就在男孩当中火起来：两脚走在彩色地板上时只踩一种颜色。这件事做起来其实相当复杂。用脚掌的一小部分踩住选定的颜色，既要走小碎步，又要跳来跳去，有时候还要踮起脚尖。
橙色圆点小路把我引向一长排自动售货机跟前。这些售货机感知我走近，便开始播放广告，于是，我在一长队心满意足、兴高采烈的人群当中穿行，他们或喝着可乐，或嚼着热三明治，或用洗发水清洗着头屑，或听着磁盘音乐，或抽着不含尼古丁的香烟。我甚至看了一下，以确认自己能不能走到自动售货机那里来一罐可乐。可是，在我与可乐售货机之间根本没有橙色圆点。我继续沿着小站像一扇扇连起的门似的围墙走下去，走过信息终端机、电话亭，又从月台通向市里的斜坡边走过。车站上高悬的站牌不知为什么不亮了，很不显眼。从站牌看，这城市叫维列斯堡。我本来要坐车去华人移民的宜平镇，可是单轨火车要坐五个小时，让我烦透了。
橙色圆点变成了橙色水花，然后又变成孤零零的橙色小岛0从月台到这里没有路。我沿着暗灰色的单轨走啊走啊，只顾做游戏，以至没有发现月台上还有别人。
“踩橙色的点走不到下面去。”我听见背后有人说话。
我转过身去。车站的围墙有一条很深的凹槽，里面有一张长椅。说话的人就坐在长椅上，从嗓音判断，是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其实，一出车厢我就能凭气味判断出谁是成年人。成年人的气味与孩子差别很大。
“你能肯定？”我问道。
“绝对准确。”
他的俄语讲得很地道。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有好多俄罗斯人会在夏天到这里度假。
我耸了耸肩，“那我就换成红色。”
颜色一换——就不是纯粹的胜利了。不过，换个相邻光谱的颜色，是允许的。我改踩红色块。
“踩红的你也走不出去。”那孩子好像很得意地说，“没有一种颜色能够走出去。只要你按规则做游戏，就出不去。这是故意不让孩子在路上玩耍才这样设计的，小家伙……”
我很生气。把我叫作小家伙，或是把我和儿童相提并论，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这不是生理年龄的问题。何况，这个坏小子怎么说也不可能比我大。
我用力蹬地，朝着长椅方向猛地一跳。长椅前面有一条红色混凝土长带，于是……很可惜我不是无助跑跳远世界冠军马切斯特。在围墙凹处前面，我奋力伸展身体一扑，脸碰到混凝土地板上，而头顶挨到了那孩子的光脚丫。
“没跳到。”他嘲讽地评论起我的动作，“没有一种颜色能够让你走出去，懂了吧？出不去的，小家伙。没有出路。”
我慢慢地爬起来，这时候，这位熟悉维列斯堡车站的达人，用真诚的同情语调问道：“碰得很厉害吗，啊？”
但是，对他的声调和提问，我都没有在意。就连他没有敌对的气味，我也没在意。
鼻子流着血，嘴唇磕破了。我二话不说，扑向这说话的人。我们抱摔了几秒钟。看得出，他有打架的准备，猜到我会扑过来。接着我挣脱出来，顺手朝他脸上来了一下子，没用力。紧接着我心口挨了一拳。我又打了对方一拳，这回力量大些……
一阵颤抖传遍全身，我的耳朵里嗡嗡响，难以忍受。我冷静下来，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对手，我向后退让。然后我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金属圆盘。在这枚证章的中心，不时闪烁着橙色的火星，继而又慢慢地熄灭掉。我瞥了对手一眼，不禁惊呆了：他手里也有一个发光点正黯淡下来。
现在那男孩的模样清楚些了。他光着膀子，只穿了一条短裤，一枚带人像的项坠儿挣脱了锁链，眼瞅着要从短裤兜里滑出来。他胸前还有个护身符在黑暗里发出微弱的光。他的头发像几把梳子，在脑袋上向四外呲着。
“真蠢……”男孩轻声说，“还打了一架，像小孩似的。”
“就是嘛，”我理屈地附和他，“是呼叫器工作了吧？”
“对。过去没听说吗？”
我摇了摇头。
“我叫伊戈尔。”男孩说，他抓住我的手，“跟我走吧……”
“应该等一等……”我开口道。
“应该应该，不打不乖。”伊戈尔打断我，钻进了黑暗中。我犹豫一下，跟在了他后面。
我们很快从飞行器起降场旁边跑过去。两辆压路机停在绿色灯光下，一辆不知是有装甲还是没有加油，亮着红灯。我们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跑过几只售货亭。就在这时，警笛响了。两架飞行器降落在月台上，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出来：一架警用，一架医用。
“他们会追上我们的。”我喘着气说，嗓子不知为什么发干，可鼻子里还有血在滴答。
“那又能怎么样？”伊戈尔把手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大口大口喘着气，像是看降落的飞行器，又像是要歇一会儿。我想，尽管他好斗，但他力气不大。
“他们要向我们的证章发出指令，然后按方位找过来。”我说出我的揣测。
“无所谓。”伊戈尔依然镇定自若。他自信地找到一条灯不亮、只作摆设的小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他边走边对我抛出一句：“走吧，咱们二十分钟就能到城里。”
我追上了伊戈尔，“你确信没人追我们？”
“凭什么？只收到两个同时发出的信号，是轻微的侵入。很明显是两个浑小子互相打脸。警察赶过来，查清楚这里现在没有打斗。凭什么要追我们？我们会拒绝指控的，对不对？我们就说，我们是老朋友，一个陌生男人攻击我们……”他哼了一声，接着说，“穿白色警服的人不是蠢材。他们愿意抓一个并不存在的歹徒吗？”
有一阵子，我们一声不响地只顾走路。证章没有发出信号，这就意味着警察根本不打算按方位搜索我们。后来我问：“你为什么不把呼叫器从证章里取出来？”
这样问很傻，因为人家起码会以问对问“那你自己为什么总带着呼叫器”。回答只有一个：我得到证章还不到一个星期，在半年之内没有权利打开监控软件包。
可是，伊戈尔平静地回答说：“让那些小孩子把证章都弄得残缺不全吧。呼叫器救过我三次命。”
我不信他说的话。为了让证章叫来紧急救援，必须要使自己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状态，那是很费劲的。
“为什么路灯不亮？”我换了个话题。
“城市超负荷了。”伊戈尔早有准备地答道，“这里有许多科研中心，现在正在举行两个科学讨论会，再加上正是旅游季节……能源不足，饭店爆满。”
“明白。那我们去码头干什么？”我问。
伊戈尔不说话了。四周一片黑压压的，脚底勉强能够感觉出路面状况，是由于掺进了反光碎屑。一片寂静，只听见伊戈尔两只光脚丫子的扑沓扑沓声，还有我的旅游鞋底低声播放的乐曲《启程上路吧……》。我很想关掉它，这音乐让人起急……
“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朝哪儿走的？”伊戈尔终于发问道，“过去你常来这儿？”
“头一次来。有海的气味，”我解释说，“还有臭氧，好像来自充电站。岸边很可能有泊船场，而不是停车场，对不对？”
“我一点也感觉不到。”伊戈尔使劲儿闻了闻，说道，“你的嗅觉跟印第安人一样。真是个‘钦嘎古克’……”
“我叫米沙。我只是个基因变异人。”
“啊，我懂了。要是我俩再打起来，我保证不打你鼻子了。”伊戈尔停顿一会儿，作出了许诺。
我勉强地笑了笑。打还是不打——事实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气味感受细胞不只在鼻子上有。不过，他这样的态度让我高兴。我早已经习惯。知道我是基因变异人后，有一半孩子就不继续跟我做朋友了。这些我都没说，而是继续问下去：“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码头？你要干吗，不会是要把我淹死吧？你可要知道，我游泳棒着呢。”
“神经病！”伊戈尔冷不丁反驳了一句，“我就住在那里……”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又说：“米沙，别开这种玩笑。我有一次真差点叫人给淹死。那是很不愉快的事。”
趁我翻阅电话簿的时候，伊戈尔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他做的是煎蛋——不用粉状或者块状合成原料，而是直接打鸡蛋来做。他用一个小咖啡壶煮咖啡，用真正的、刚刚磨好的咖啡豆来煮。我决定不推让这些美食，要知道，我不得不天天吃合成食品，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钦嘎古克，你在那里找什么？”伊戈尔问道，同时一只手往平锅里打鸡蛋，另一只手从洗碗机上的碗橱里取出饭碗。
厨房里的家具都是普通货，供成年人使用。就是说，在这栋城市标准住宅里，伊戈尔住进来没多久。
“喏，有要找的。”
我稍稍转过脸去扫了他一眼，伊戈尔在灯光下显得很可笑。他的发型由七色的梳状发组成。左耳戴着耳环，胸前项链上拴着一颗老式自动步枪子弹。
“你要考虑到，现在旅馆只剩下收费床位了。至于工作嘛……”伊戈尔不屑地哼了一声，没有把话说完，不过他倒是友好地向我建议，“你可以在我这里住一阵儿。我嘛，在上班，因为我想吃上正常的食品，买一身好衣服。”
“你现在的确需要衣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嗯。”伊戈尔打赢了与煎蛋的战斗，又开始倒咖啡，“我在南方游荡了一阵儿，在那儿穿短裤都嫌热。我可不打算穿那些免费的合成玩意儿……你就住在我这儿吧，米沙。”
“我还是想找一份工作。”我固执地又说了一遍，“没钱不爽。”
“花光啦？”
我耸了耸肩，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把钢镚儿和几张票子，放在桌子上，堆到面包片和鸡蛋壳之间。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硬币，任何一个以钱币收藏者自诩的男孩子都有：苏联时期的十戈比、美国的先令、蒙古的铝质硬币、俄罗斯的戈比。但是，也有稀罕的玩意儿：刻着某个总统肖像的哈萨克金戈，二十世纪初停止流通，几乎完全被销毁了；乌拉尔的四卢布硬币，世界上仅有的怪异币值；还有一整套“波良尼奇卡”——古莫斯科大公国的钱币。
伊戈尔一下子就抓起用压塑方法密封着的“波良尼奇卡”。他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说道：“这玩意儿我也收集过。我就缺彼得大帝手拿望远镜那一枚，那是最少见的……能值二十美元。还有四卢布和金戈各值十美元，其余的一共值二十美元。够意思嘛！你是个土豪啦！”
我想了想，认为伊戈尔说得对。
“你怎么还没有把它们出手？”我结识的这位新朋友，把我的藏品拿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两只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他还真算是个收藏爱好者。当然，是个不认真的爱好者，跟我差不多。
“刚过三天时间，还没来得及。”我说。
“三天？”
“我是星期二离家的。”
伊戈尔把我的宝藏放下来，问道：“真的？”
“真的。”
“几岁啦，你？”他问话的语序有点怪，有时成年人会这样讲话，有意强调自己的岁数大，仿佛在岁数里含有某种优势。
“十三。”
“再准确点！”
“十三岁三个月二十天！”我不屑地告诉他。
“你比我大……两个月前我刚满十三岁。”
“祝贺你。”
“可是，我刚满十二岁就取得了公民权！”伊戈尔说。
“那又能怎么样？列什卡十岁就获得了所有的资格证书。戴马琳八岁七个月就……”
伊戈尔冷冷一笑，“别拿极端例子说事儿。实际上，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十二岁之前会被承认是全权的世界公民。”
“我可能再过五年也得不到承认，”我说，“就像二十世纪那样。其实我一丁点儿也不需要。”
伊戈尔点了点头，“这可以理解。好了，一切都很清楚了，你是一条硬汉，不喜欢回答问题，不习惯诉说自己的落魄生活……”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伊戈尔把吱吱作响的平锅、一盘面包、两把叉子撂到桌上，“开吃喽。”
吃天然食品，用不着人家劝你。
说起来，为什么会这样？不管是平民百姓吃的免费合成食品，还是天然原料的正常食品，滋味似乎没有丝毫差别。尽管这样……你吃合成食品时，仍然吞咽得很勉强，仅仅因为是，你知道这是合成的，需要吃……
“这是生命。”伊戈尔说。
我看了他一眼。
“滋味好，是因为食品里有生命。”他说，“母鸡下的一个个鸡蛋，鸡蛋一破壳就会飞出一只只小鸡……可我们把人家吃掉。这是鸡的胚胎呀！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活体的。我们吃的是生命。生命。我们——是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吞食其他生命。而合成食品呢，是对胃的欺骗！”
“你是传心人？”我问得单刀直入。我感到很不自在，不想讲究礼貌。
“不是，完全不是。我不是基因变异人。我具有很高的移情能力，仅此而已。你是不是思考过，为什么正常食品比合成的好？我觉察到了。我也常思考。”
“不错，我是想过这问题，”我实话实说，“不过问题未必由于我们……成了现在这样的。我们必须杀害什么生灵。吃掉人家。只不过那些合成的食品还不完善。肯定还缺少一些重要成分……”
伊戈尔的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噢——随你怎么想。来，吃掉你那些重要成分吧，我可等不及了。”
五分钟后，我们吃完了煎蛋。伊戈尔拍了拍自己的肚皮，伸手端过咖啡壶来。他不大客气地问：“那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生活。”
伊戈尔皱起眉头，“米沙，我并不想问你离家出走的原因。我感兴趣的，是你出来的目的。”
“我要生活。”我尝试坦诚说明理由，“要知道，我现在有权在不超过十万人的城市免费居住。”
“你有，”伊戈尔愉快地证实道，“你会得到的，这没说的。”
“我要去宜平镇，”我说，“那儿是华人居住区。据说，他们对你我这样的人的态度是正常的。”
伊戈尔笑了笑。他拉开桌子抽屉，拿出香烟和打火机，问道：
“抽吗？”
“不抽。”
“这不是烟草，别怕，是普通的无尼古丁香烟。”
“那我也不抽。”我端起自己的那杯咖啡，“伊戈尔，这里的人对我们怎么样？”
“对孩子们吗？”伊戈尔吐出一团烟雾，问道。
“对获得自立证章的孩子们。”
“跟所有的地方一样，正常。”他懒洋洋地说。他的嗓音变了，要不是那烟味明显不是烟草和纸燃烧产生的气味，我会怀疑他抽的是烟草。“你别疑神疑鬼的。也别信那些吓人的传言。对于能证明自己有独立生活权的孩子，全世界到处都是一样的……”他又吐出一口烟，把话说完，“绝对没问题……”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他抽烟的样子。吐出来的烟很好看，粗糙得像金刚砂似的，颜色又像丁香花，还发出簌簌的响声。
“你盯着看什么？”
“看烟。看上去很带劲儿。”
伊戈尔瞥了我一眼，像看一个白痴，“有什么带劲儿的？烟就是烟……见鬼！”
他连忙把烟头在平锅上摁灭，“你是基因变异人……你不舒服，是吗？”
怎么能对他说清楚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试着说清，“你要明白，我对各种气味有另外的感觉。”
“怎么会有另外的感觉？”
“我能看得见、听得见气味……甚至还能触摸到。就说你抽烟吧，烟味是疙里疙瘩的，而且像流沙一样沙沙作响。”
伊戈尔眼睛都瞪圆了。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你能这样看一切？”
“嗯。再譬如，你浴室里的洗发水是柠檬香味的。不过你别高兴，那气味都是化学合成的东西。要是天然的，那吱吱的声响就会很轻，摸上去也不会那么光滑……而是疙里疙瘩的……你明白吗？”
“绝啦！”伊戈尔动情地说，“我知道有个女孩，有视力加强的能力。这对她很简单。只要她想要，就能把眼睛变成远看状态；再想要，又能变成近看状态。要知道，她那眼睛变起来很可笑，一会儿眼球朝前凸起，一会儿又凹陷下去；眼里的虹膜也跟着变化，忽而是褐色，忽而是蓝色……可是小女孩自己说，这没什么复杂的，就好比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突然换成了显微镜……”
“我就是这样的。”我答道。
伊戈尔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对不起。我明白了，这事你不愿意多说。”
“才不是呢，你可以随便问。”我反驳道。
“我可是具有‘移情能力’的，你忘啦？”伊戈尔问。
我看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我没说谎，“忘了。不过，我不想谈这个。谢谢。”
伊戈尔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迅速把餐具放进洗涤器。他打了个哈欠，“你不想睡觉吗？”
“想睡。我在车上睡了，可那里很吵。”
“我这里只有一张床，你就睡在沙发上吧。”伊戈尔说，“要不我把床让给你。反正我在哪儿睡都一样。”
“我睡沙发。”我连忙说。我真感到很不合适。开始打了一架，是我先动的手，后来上门做客，吃了一顿真正的饭，现在再把人家从床上赶走，那我真成了个混混儿了。
伊戈尔当然说得对。我不喜欢说自己的事。
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弄不懂，为什么我跟其他人差别那样大，有时冒出一句什么话，大家都笑起来，特别是那些知道我有正面变异的成年人。当一个胖小子跑过来，手在空中比画着，说“阿姨的香水哗啦哗啦响”一定很可笑。要知道那香水真是哗啦哗啦响呀……
还有那些测试！我记得每月都有。一批试管，里面放着浸过各种液体的小纸条。“米沙，你对这气味有什么感觉？发光的带子？正在振动？好样的，米沙。那你记不记得牛奶是什么味？离多远你就能感觉到那个人？是的，成年人……在夏天……对，出汗的……真的吗？”这样的测试，一开始有趣，以后就枯燥了，再后来简直让人讨厌。
“米沙，精神集中些。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艾蒿的气味，与一百三十六种混合物气味之间的规律性……只有共同的音频？米沙……能不能稍微精细一些？颜色？精神集中些！”根据气味来找到每一个人，跟玩捉迷藏游戏一样，蛮有趣的。可后来他们就不跟我玩捉迷藏了，再往后根本就不跟我玩儿了。那是人们明白过来，我已经感觉到别人的不自信了。我没法感觉不到——人们身上发出的气味，带着刺耳的响声形成一个泛白的丁香花环……
“米沙，‘伽玛-6’这组测试要重新做……为什么？扎人？像针？这有些病态吗？米沙，是不是触觉早就有疼痛性质了？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你明白有多少人在研究你的特异功能吗？不对，米沙，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你的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米沙，难道你就不能忍一忍？那是你的主观感觉，对健康没有任何实际损害……”我想过好长时间，只要我向父母诉苦，这一切就会停下来。永远停下来。因为他们不会不理解……
他们对这一切都太理解了。这是爸爸定下的计划。这是他最成功的基因谱（是他本人的基因谱）改变……这是他的光荣、他的成功、他对科学的贡献。钱，想必也有。不过，钱在这里完全不是主要的，我不会撒谎……
我就是一个试验品。我的出生，是有计划的。经过特批，妈妈和爸爸都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字，文件规定：万一我身上出现负面变异，他们不反对安乐死。
而且，关于这件事，他们并没有对我隐瞒。
不过，任何负面变异也没有出现。一切都很好。我对社会不构成威胁。我甚至不具备这方面的基因。十五年前，曾有过一项试验：把人与电脑进行直联互动，最后的结局我知道。他们当中最后一个虚拟克隆人一直被跟踪研究，直到去年才销毁。
因此，我不怕，完全不怕他们可能随时让我睡过去，所以当我通过心理成熟度和情感成熟度的测试时，我完全不是想报复父母。当我离开时，妈妈的喊叫也没有用。
正因为如此，我才取得了自立证章。从此我跟任何成年人一样，成为拥有全部权利的社会一员。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出示我的基因变异文件。我本以为这种变异是可以去掉的。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要去掉我的嗅觉，我的视觉和听觉便会同样消失。
于是，我不得不离家出走了……
我醒得相当早，但是一直不睁眼地躺着。伊戈尔不在房间里，这我凭闻气味就能觉察出来。可是他在桌上留下了早点和一张纸条，字迹的墨水还没有完全干——我闻出来了。
这样方便，很方便。这方面妈妈和爸爸是对的。只是他们不明白，他们给予我的太多了。比我所能掌握的多得多。
我终于决定起床，睁开了眼睛。最初的几秒钟很难受——四周的一切都散发着气味，而一切气味我都看得见。周围的技术设备和合成品越多，我就越难受。过去我管这些气味叫“邪气”……
好在这个小房里只有社会保障的最低限度的技术设备。
我走进浴室。在那里找到一个一次性卫生包，里面什么都有，从牙刷、毛巾到安全套和手纸。我喜欢这种小包，里面不会装气味很浓的化妆品。然后我穿上衣服，吃了早点，走出这栋房子。
大海就在旁边。在木板搭建的小码头旁边，有几只游船在水面摇晃着。一旁就是海水浴场边缘，现在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十来个小孩在老师的照看下，正沿着海岸在潮湿的沙滩上跑步。大概是某个体育团体在训练。
“嗨！”
伊戈尔坐在折叠椅子上。他只穿着游泳裤，浑身湿漉漉的，已经下过水了。
“你吃了吗？”
“吃了，谢谢。”我走近些说，“你在晒太阳吗？”
“我在工作！”伊戈尔恼了，“难道看不出来？”
他用脚踹了一下沙滩上的扫描仪。这台扫描仪是特制型号。
我望着大海站了一会儿。
“伊戈尔，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工作？你喜欢海？”
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究竟为什么？待遇高？”
“几个小钱。”
“那还……”
“米沙，你怎么冒傻气？”伊戈尔语气尖刻，但是，根据气味判断，他心情平静。“你知道欧洲的失业率是多少吗？”
“百分之三十多吧……”
“百分之三十七。你看，就相当于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什么也不想干，愿意靠救济金生活。无业游民，就是这种人。而其他人并不反对挣一些钱。我得到这份工作，仅仅是由于年龄。”
“怎么会是由于年龄？你有自立证章，就是说，任何人无权歧视……”
伊戈尔嘿嘿一笑，“就是嘛，所以才给了份工作。这就避免了我在法庭上指控他们对我有年龄歧视。你也会得到工作的，别急！”
“可我并不想这样！坐在椅子上用扫描仪做信用卡……”
“是吗？”伊戈尔感兴趣了，“你不想？那请允许我问一个不客气的问题：除了基础教育，你还有什么专业？你是软件专家？你有客车或者货车驾照？你有医师执照？还是有教师执照？”他嘿嘿笑起来。
“没有。”我说了老实话，“我受过基础教育，还有义务教育的所有技能…”
“噢，就是说信息终端机和商业自动机的操作员。就是说，只有弱智比你会的少。米沙，你要明白……”
他说话又开始带这种警察腔了。但我不生气。我在听。
“谁也不会去歧视你！别指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当着你的面……都不会说你只是个戴着铁项链、流鼻涕的孩子……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是不会这样说的。他们甚至可能给你的比给别人的多，只是为了避免社会纠纷和指控。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看重你的。”
“那咱们走着瞧……”
“走着瞧。”伊戈尔轻蔑地一笑，“就业中心怎么走，要指路吗？”
“我能找到。”
“祝你成功。”伊戈尔在椅子上把双臂张开，挺了挺身子，“去吧！晚上再来，聊聊观感，好吗？”
我转过身去，默默地沿着小路走了。两只旅游鞋轻轻地唱道：“道路像一块块台布，伸向远方……”一双很好的旅游鞋。不是免费供应的。不进入社会最低保险。这双鞋是我过生日时妈妈送给我的。
就业中心不远。我甚至没想叫一辆车，而是步行过去，尽管我有权每天用车两小时。更好的用法是把每天的两小时攒在一起。有一天，我会要一辆车，出去旅行。现在要解决的，是工作和住房问题……
在就业中心排队，坐了十五分钟。人不多，队伍走得不慌不忙。坐在那里排队的，主要是亚洲人和阿拉伯人，还有两个讲俄语的姑娘，也有几个当地人。
人们瞧了瞧我，似乎很冷淡，只有两个姑娘发出好奇的气味。
后来轮到了我。
就业中心的就业师让我喜欢。他年轻、和蔼，快活地微微一笑，用手指了指他桌子前面的软椅，然后以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咖啡壶。我决定也加入不出声的游戏，点了点头。
咖啡是合成的。对一般人可能是很好的，几乎与真咖啡没什么区别，可我一下子就能闻出来……
“您找工作？”就业师问道，仿佛我是他的老朋友，可以来就业中心随便看看。
“是的。”
“可以吗？”他示意我的证章。
我把自立证章递给他。就业师在扫描仪上扫了一下，又还给我。
他嗯了一声，用手掌托着下巴，看着屏幕，“是这样的……您具有个人责任权……但是没有社会责任权，是吗？”
“是的。”我承认。
“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其他公民的安全和收益的职位，都不得不排除在外……”他又微微一笑，“不过，这样的空缺职位已经没有了！因此，您没有一点损失！”
“那还有什么工作呢？”我问道，并突然发觉我的话音里有央求的声调。
就业师叹了一口气，说：“让我们试试……看看……”
他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迅速地来回敲击。
“喏，比方说——”他又叹一口气，“海水浴场的冰激凌售货员。”
我想象自己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画着浆果的无檐帽，推着小车在休息的人们当中转来转去。我说：“那是小孩子的工作，放假时挣点钱。”
就业师对着屏幕看了很长时间，“米沙……那么想工作吗？”
“是的。”
“请允许我问一下，目的是什么？”他看了看我的眼睛，“社会愿意为任何人提供最低的社会保障，其中包括医疗服务、在旅馆居住、食品、衣服、一定数量的娱乐和交通服务。这些您是知道的。”
“我想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我说得干巴巴的，好像在应试。
“米沙……可以吗？”就业师拿出一支香烟。
我点了点头。
“不管听起来多么吓人，”就业师边点烟边说，“您很不走运，您出生在二十一世纪。您有自己的性格……”
“您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性格的？”我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可以实话实说吗？”就业师问道。
“当然可以。”
“您是一个星期前刚通过测试，获得公民权的。我不会试图用任何方式羞辱您，请您相信这一点。而且我完全承认，您的智商足够得到公民权……”
“您不必拐弯抹角啦。”我说。我突然感到蛮有趣的。除了父母以外，这恐怕是第一个开诚布公地跟我谈这个敏感话题的人。“我并不打算把您告上法庭，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只不过是个小男孩。”
就业师听到这句话，用一个微笑夸奖我，“年轻人，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已经成为世界公民。这好极啦！但是，让我们承认，您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自然是有限的。您想住在哪里就能住在哪里，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同时得到社会的帮助……而您需要的不是这些吧？您想实现自己的价值，首先向自己证明，您跟所有的人一样，一点也不差。我说句老实话，这是在为您着想。然而，我们生活在繁荣的时代。现在不是十九世纪，也不是二十世纪，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没有专业的劳动。对高度熟练的专业人才需求量极大；而对其他人来说，就只剩下卖冰激凌、卖气球了。我说得形象了些。”
“我形象地听懂了。”我嘟囔了一句。
“您别难过。”就业师给自己又斟了杯咖啡，“我正在考虑，怎样帮助您……”
我看得出来，他不是在撒谎。他真的是在想办法。这样我就更加郁闷。
“我们这里有一种专业的工作，是为那些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的人准备的。”就业师突然说，“创作。如果我建议您做一名画家、音乐家、诗人，您会怎么看待？”
“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说，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并不需要才能，”就业师平静地答道，“只需要有一个表演的氛围，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例如，在一块红画布上画些白色小方块。那您就会成为新的艺术潮流的创立者。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减压阀。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他对某些人是有用的。”
“我想成为真正被需要的人！”我高声喊道。
“我相信！所以没有建议您做模拟工作。”就业师喘了一口气，“米沙，您或许有什么特殊才能？就是那种其他人不具备的才能。”
在这一刻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
可这一下子……
他自己并没有察觉这一点，他觉得，他讲这些话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我却看到，仿佛有些灰色的针从他的皮肤上掉下来。
警觉的气味。双重游戏的气味。
“我有什么才能……”我叹了一口气。
关于我这“嗅味师”的能力，他一点也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有关信息载入自立证章，只有医生才可以读取，劳动就业办事处的一个小职员无法看到。
“很可惜。”就业师叹了一口气，“那……看起来……恐怕我就爱莫能助了。除非去当售货员，或者搞艺术创作……”
他身上又发出新的气味，有点儿庆幸的气味，这是与人为善的气味，我给他的印象很好……但是，这种气味毕竟是有点儿庆幸。
是他把我赶进了圈套里。
“那怎么办呢？”我小声问道，“我在形式上完全是个独立的人，也是社会需要的人；而实际上给我介绍的，却是模拟性的工作？”
“是的。”就业师点了点头，“我对您是坦率的。情况就是这样，作为个人，我只能劝您上一所大学，得到高等教育……”
“您的屏幕上有我的全部测试成绩，”我说，“您自己看看。我有特别突出的能力有什么意义？”
就业师叹了口气，说：“没有特别突出的能力，也无所谓。等您受过高等教育，找工作就会容易些。”
“可那工作仍然是……谁也不需要的。只不过不用我在沙滩上推小车，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您这样。”
“我们的时代对于表现突出的人才是有利的。”他斜看了我一眼，“对于表现突出的懒汉也是如此。第一种人活得充实精彩。第二种人只满足于社会给予他们的东西。而对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即普通公民来说，比谁都面对更多的困难。”
“我理解。”我站起来说，“谢谢。您说的话，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就业师也站起身来，把手伸给我。
“考虑考虑吧，米沙。如果您想出有什么独特领域能用上您的知识和技能，我将很荣幸给您提供帮助！”
就差他对我说，他知道我是何许人了。
“一定的！”我说。
我在相邻的一条街上找到了公益食堂。我刚坐到一张没人的小餐桌前，一个服务员就立刻朝我走过来。他很殷勤，又很神气。他大概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曾几何时，他也想过当大人物和有钱人，也曾常去就业中心。这不，他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他拿不出什么独特的技能。
而我——有得拿。
只是我不想拿。
我从免费菜单上点了几个菜，都是合成的东西，除了面包。
不知为什么，我想到，这些对食品的限制，有些是故意作出的。社会为无业游民花的钱，本来可以多得多。
但那样一来，对人们还会有什么刺激呢？
经受富裕的考验，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黄金时代，全民丰衣足食，前所未有的科学进步……
对我们从来都是说：这很好。从整体上看，可能是对的。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各种方案都是可能的。
我喝着肉汤，是用开水冲开一种什么粉做成的。汤的味道很鲜，不过我闻出了里面添加的各种化学成分。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宝贵的人才，一台拥有怪异能力的能行走的化学分析仪。
如果我不想发挥自己的能力，恐怕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中愉快地生活。
我怎么能这样天真呢？何不坐上单轨火车，穿越整个欧洲，自由自在，特立独行……
只是要把自立证章挂在脖子上。怎能不挂？扔掉它？让头一个警察见到我就怀疑我是逃出家门的小孩子？
我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是事实。再不会有战争了，再不会有饥荒了，犯罪也几乎没有了。人们的权利，没有人侵犯！“年龄歧视”也不存在了。的确没有任何人会任性地强迫一个还是孩子的基因变异人去做让他感到不愉快的事。
干吗要强迫，如果能使人自觉去做的话？
项链上挂着自立证章。在车上、商店里、咖啡馆里都有传感器作记录。我每到一个城市，总有一位彬彬有礼的友善人士向我说明，普天之下，职位很少。
可以反抗。可以在全世界游荡，什么事也不做。但是，这不合我的性格，所有应该知道的人，都了解我这一点。
我站起来，走到免费可视电话跟前。我在名单里找到就业中心的电话，拨了号。我完全不吃惊，在屏幕上出现的，是刚刚与我交谈的就业师的脸。
“我有一个问题。”我说。
“好的，米沙。脑子里想出主意来了吗？”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想出来了。如果与您交谈的是一个有定向正面基因变异的人，一个对气味有超常嗅觉的人，他能找到工作吗？”
“这是极其罕见的变异！”这位职员激动地说，“当然找得到。据我所知，任何一个科研中心，任何一个生产企业，都会聘用这样的人。真的，任何分析仪器都无法替代他。新药合成的突破，超纯化学物质的制备……干什么都成！科学、犯罪学、化妆品生产……米沙，还需要我向您说明吗？”
“不需要。”我诚实地说，“从我出生后，人们就一直向我说明。”
“我只能补充一点，当这个人开始工作以后，关于他基因谱的变异情况会立即被确认为正面的，并载入基因总目。任何父母都可以将这种有趣的能力赋予自己的孩子。”
“您真的认为，这种能力是有趣的？”我疲倦地问道。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晚上，车站上人不少。
我站在信息终端机前，呆呆地看着屏幕，看电子邮件栏。我每天晚上都给父母写一封短信。这是他们要求的，我也不想让他们着急。
可是，现在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
“准备离开吗？”
我转过身来。是伊戈尔，他看着我，笑了笑。
“我还不知道。”我说了老实话。我迈了一步，旅游鞋快活地唱道：“世上道路多，我们都走过……”我弯下腰把音响关掉了。
“我想，你会到这儿来的。”伊戈尔说。他的话很真诚。
“告诉我，你是不是在盯着我？”
“你都知道啦？”伊戈尔嘿嘿一笑，“假如是我的话，就凭我这微弱的‘移情’功能，盯上一年就够了；而像你这样的，得跟踪一辈子。不是的，米沙，是我自己要来的。我从来不玩儿这一套。”
他说的是实话。我能看得出来。
“伊戈尔，有人在跟踪我。”不知为什么我向他告起状来，“直到今天才让我弄明白，我要么得去做社会所需要的工作，要么会去当一个无业游民——一丁点用处也没有！”
“那当然。”伊戈尔略微有些吃惊地说，“那你原来是怎么想的？从古到今历来如此。一个原始人，尽管他有打猎的本事，如果不去参加狩猎猛犸的活动，就会被同伴们吃掉。现在只不过把他甩到一边去罢了。”
“那自由呢？”我问道。好像伊戈尔哪里讲错了。
“你是有自由的。”他又笑了一声，“你得到了完全自由。你不喜欢自由的滋味？”
“不喜欢。”
“那就请原谅。没有其他可能。”
我看了看通信栏。拿起光笔，很快在屏幕上写下：“不再发信。”接着点了一下按钮，把最后一封给父母的信发了出去。
“那就是说，你要走啦？”伊戈尔问，“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一起走。到南方的什么地方去，怎么样？那里暖和，而且树上也不会长出合成香蕉。”
“你这样随意，说走就走？”
“比你想象的还要随意。”伊戈尔笑起来。
“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失败。”我说。
“嗯。”他很轻易地同意了我的观点，“你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你失败，同时失败的还有我们这个丰衣足食、天下太平的社会；或者是社会赢得胜利，同时赢得胜利的还有你个人。”
单轨列车缓缓地驶近月台。有几个人上了车。
“喂，我们是走，还是留下来？”伊戈尔不耐烦地问，“我不喜欢磨磨蹭蹭！”
“如果踩着蓝色能走出去，咱们就走。”我说，“蓝的！”
说着，我跳到彩色混凝土的一个狭窄蓝条上。
“喏，对你还要说多少遍？”伊戈尔皱起眉来，“你走不出去的，怎么走都不行。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信。”我说，“可你要知道，我还是要试一试。永远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