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曾有一种计画,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利害的是见毒,看见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利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的时候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 “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们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1年6月10日《晨报》副刊)
【赏析】
这本来就是一件悲惨而奇特的事件:请愿师生竟至于有数人“碰伤”在北洋军阀士兵的刀枪下。这不禁使作者联想起同样很奇特的3件事: 一是作者计划做一身带刺的钢甲,以使山林的野兽一碰即负伤的幻想; 一是佛经里关于见毒蛇的记载; 一是唐人《剑侠传》里关于剑侠以飞剑伤人的描写。“碰伤”之奇不亚于上述3件事,不同的是,上述3件事或出于漫无边际的幻想,或出于玄虚的佛经,或出于文学的夸张,而“碰伤”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于现实。作者巧妙地将幻想与现实交融起来混为一谈,是有深刻寓意的。愈是将现实与奇特而可笑的幻想和传说相比较,便愈能反衬“碰伤”之说的虚假和愚蠢,也就愈能表达作者对于北洋军阀政府专横霸道的难以名状的愤慨。
文章的绝妙在于,讲完三件事之后,作者有意将自己的真实态度藏起来,而说“碰伤”不但“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而且“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随手又举出军舰在长江两次撞沉客轮的事情加以佐证,接着写道: “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 ”作者此刻的激愤之情已经达到顶点,但并未呼天呛地般地倾泄而出,而是运用反语将其转化为字里行间流动着的、近乎漠然实为更凝重的感情之流,从而将激愤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和深沉。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作者不能不对请愿活动本身做一次清醒的反思: “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请愿活动在军阀专制统治面前无异于自戕,我们难道还不应当抛掉对军阀统治的那一丝可怜的幻想而从别的方面加以努力吗?——这无疑是本文的另一主旨所在。
这篇杂文构思独特,技法高超。它取材于军阀政府镇压请愿师生一事,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并不涉及本事,而是说钢甲,言佛经,讲武侠,似纵意而谈,漫无边际,实则是一种渗淡经营的安排,它为后文的展开积蓄了笔力。待到涉及“碰伤”的主题时,又有意在“碰伤”的“不足为奇”上作文章,故意对“碰伤”者加以指责,反话正说,寓庄于谐,作者对北洋军阀政权的愤慨之情,虽不着字面,然而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委婉曲折的暗示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