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夜航船
无可否认，以一九七六年为界的新时期的散文，确实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多作家投入到散文的队伍中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报刊给散文这么多耕作的园地，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散文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总结新时期散文，它的最大的收获，自然不是作品数量的增多，是相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散文，也应包括再往前的五四时期的散文。
一
有人说新时期是完成了散文的回归，也就是回归到五四时期的散文风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是有他的片面性。时代在发展，文学的理念也要发展。如果说散文回归，也只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这种所谓的回归，就是散文反本归“真”。“真”有几种解释，一个是讲真话，一个是真性情，一个是纯美自然。
最开始是从讲真话开始的，文革直至前多少年，多数散文都是假大空，没有多少实话。巴金首先在他的系列随笔《随感录》中，提出了“说真话”的问题。《随感录》由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组成。在一篇篇写人物、写事件的作品中，真实地披露和反映了人们在极左路线下，精神上受到的压抑和迫害。如《怀念萧珊》，就是以深切的情感和掩藏在内心的无尽的痛苦，写出对萧珊的怀念和痛悼。巴金在《随想录》五卷最后一卷的后记里写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说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巴金的说法代表了一代作家的心声。那一段时间的散文，有杨绛的记述十年浩劫期间下放干校时的遭遇的《干校六记》、宗璞的控诉“文革”对知识分子心灵及肉体摧残的《哭小弟》、秦牧的抨击那个时期侵害人的正当生存权利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黄秋耘的怀念在患难中结识的两个挚友的《雾失楼台》、丁玲的痛悼惨遭迫害仍坚贞不移的文艺家《悼雪峰》等。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散文，主要是反思和批判。
这种讲真话的问题，一直延续了多少年，直到前不久，还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讲真话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个好解决的问题，它不光需要勇气，更需要更新观念。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写作上有所突破。
有了讲真话的良好开篇，随后而来的就是一大批“真性情”的作品。
开敞、不遮蔽、透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敢于大悲大痛、大爱大恨。张洁的《拣麦穗》，写一个农村小女孩的天真和纯洁。为了能“天天吃灶糖”她竟想像着“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于是发生了老汉和小女孩之间纯真的友情故事。在得知老汉死去的消息，小女孩“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作品大胆地袒露了一种藏于内心的真性情，这实际上是对长期的人性压抑的反叛；叶梦的《羞女山》，以对一座状似裸女的山峦的描写，揭示了长存于天地间的女性美，并借以呼唤女性不屈的生命意识；唐敏的《女孩子的花》，通过水仙花的传说，写出自己对女孩子的怜惜和疼爱，以至“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苏叶的《总是难忘》，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少年时代的校园生活和同学友情；梅洁的《童年旧事》，写出一个小女孩在特殊年代里的遭际及心灵的创伤和抚慰；张立勤的《痛苦的飘落》，真实地展现了一个青春女子在生死线上的无奈和抗争；王英琦以《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等散文为代表，被称为豪放性女子。她的散文总是带有直感觉、真描写、快节奏的特点。其中《诞生》就真实地写出了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的心理历程。铁凝的《河之女》，将一河的石头想像成一河的女子，让人感受到一种新鲜的生命的美和力量；于君的《我的三次初恋》，真实地写出了一个青春勃发的女子与三个异性相交的内心感受；匡文留的《一个雪日的断想》，写大雪初霁的早上，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茫然无着，不知所向。写得真挚、坦荡而又凄然。
以上所举的一些好作品，大都是出于女性散文家之手。他们真诚坦白，不掖不藏，以生命体验表现全新的女性意识，给人以猛烈贲张的全新感觉。可以说，新时期散文初期的革命，也是女性散文的一场革命。且是一场来势凶猛的革命，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因而觉得新鲜、过瘾、痛快、来劲。这一点是值得当代散文史大书特书的。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后来有一段“小女人散文”的争论。先是有一帮子以写小生活、小情趣的行成一种气候、有一定市场的如上海的素素、南妮，广州的黄茵、黄爱东西、石娃等一些女作家，而后才是一场狂轰滥炸。也就此引发了一场能不能容忍这种散文的讨论。现在看来，确乎有些大可不必了。事实上，这些女性首先追求的是自我的、爱情的、家庭的快乐，是烦扰生活之外的宁静与和谐。她们第一位的并不是要想成为一个女作家，但她们的《生命是一种缘》(素素)、 《咸淡人生》(黄茵)、《相望于江湖》(黄爱东西)、《时髦表情》(石娃)、《随缘不变心》(南妮)、《清水无虾》(周小娅)等散文集却受到了读者市场的欢迎。有的发行还列入了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样的情况，似乎与再后来出现的“新散文”写作有着某种暗合。如果再讨论，应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散文写作，或者说散文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才对。
到了追求“纯美自然”的第三个方面，就更进了一步。
冰心的《绿的歌》，作于一九八三年，写久居城市对绿色的向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都被作者看成是“绿”的象征。臧克家的《炉火》，作于一九八四年，写自己一九八四年坚持不安暖气，而愿意使用炉子的恋旧情感，炉火能发热，能发光，“能发出震撼心灵的声响”。艾青的《忆白石老人》，作于一九八三年，写与白石老人的友情及对老人的怀念，形象、自然而生动。孙犁的《蚕桑之事》，作于一九八七年，写对儿时养蚕和桑树的回忆，有人物，有情景，有世事的沧桑变化。刘白羽的《春雪》，作于一九八年，通过对进入八十年代第一场春雪的描写与回想，表明了一种欣喜的希望和心声。端木蕻良的《越冬的小草》，作于一九八四年，通过对一种叫做护盆草的小草的喜爱，写出越冬之后对新生命的向往。冯骥才的《珍珠鸟》，作于一九八四年，写红嘴鸟与人的相交相伴，“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严文井的《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作于一九八三年，写对母亲的忆念，花的原野也是母亲的原野，母爱的深厚和春天的宽广相融在一起。刘绍棠的《榆钱饭》作于一九八三年，写不同时代的榆钱给人的不同的感觉，榆钱饭，充满了各种滋味。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作于一九八Ｏ年。通过《飞鸟集》的一本小书，写出了整个一代人的心灵的新生：“多少年轻的心灵复苏了，他们告别了愚昧，告别了忧郁，告别了轻狂，向光明的未来迈开了脚步。”
这些作品与前些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自然、平和、新美，没有了思想的框框，没有了语言的障碍，不再图解政治，不再拔高升华，不再违心地解说生活。
对于八十年代的散文来说，从三个方面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回归，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革了，它在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诗歌、小说一样，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使人们认识到散文不再只是“匕首”和“投枪”，不再只是“文艺的轻骑兵”，它不再只是为政治服务，不再只以小品、杂文、特写的形式出现，散文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形式。
这样一种良好的开端，为后来的散文引导了方向，以至有了大批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的写作，还原了散文这种文体的本来面目。进入新时期，一切都还在探索和适应中，能在这样短的几年间，就使散文这样一种走了多少年歪路的文体进入正轨，着实是可喜的。这正说明了两个前题，一个是大的气候，一个是作家的本质。
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散文界又迎来了第二次革命。散文向更深度和更广度发展了。
开山之斧，即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如果说第一次的革命还是来自散文界内部的话，那么第二次革命则是从散文的外部发起的。余秋雨本是戏剧理论界的，他以自我的内心感知，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踏访一个个人文景观的过程中，写下了一篇篇思想含量深厚的文章。《一个王朝的背影》、《废墟》、《流放者的土地》、 《脆弱的都城》、《风雨天一阁》、《这里真安静》等等，这些文章就如一个石子投湖，一下子就在散文界荡起了无数的涟漪。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反正它来了，它不是理论文章、不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那么它就是散文了，一种新型的散文，有人立刻起了名字，文化散文。《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一度洛阳纸贵。那种“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的种种探询，让人们感到了散文的力量。
可以说余秋雨无意间触动了散文界的神经。人们从过去较为单纯的对散文的理解变成了对散文这种文体的重新的认识。散文的疆域拓宽了，“大散文”的主张开始提出。更多的写作者成为散文大军中的主将。
这一时期在这样一类散文中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有王充闾，代表作品集有《春宽梦窄》、《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等；卞毓方，散文代表作有《煌煌上庠》、《韶峰郁郁湘水汤汤》、《高峰堕石》、《凝望那道横眉》等；李存葆，散文代表作有《鲸殇》、《大河遗梦》、《我为捕虎者说》、《祖槐》、《飘逝的绝唱》、《沂蒙匪事》、《国虫》、《东方之神》等；李元洛，代表作有《唐诗之旅》系列、《宋词之旅》系列、《绝句之旅》系列等；李辉，代表著作有《人生扫描》、《秋白茫茫》、《平和，或者不安分》等。
知识界、理论界、新闻界、科技界、艺术界甚至政界都出现了散文的高手，他们所写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原有的散文构成了冲击。季羡林的《虎年抒怀》、《九十抒怀》、《清塘荷韵》、《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等一系列堪称经典的散文，展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坦荡的心胸和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林非的《浩气长存》、《老寿星》、《青春的祝愿》、《威尼斯泛舟》、《<长恨歌>>里的谜》、《面对车祸的思索》等，可谓是思想与艺术结合的十分完美的美文；小说家贾平凹一直没有放弃散文的写作，他近期有一篇《老西安》，可以说是一部长篇历史文化散文。他以一个切入者的角度，反观西安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变化；袁鹰的《三上井岗》、《历史在这里凝固》、《沈园柳老不飞绵》等写出了作家对世事的新的感受和认识；李国文的《义和拳百年祭》、《犹大之悔》、《永远的<红楼梦>》、《文学的魏晋》等思想深刻、文化底蕴浓厚的散文，在文坛上别具一格。雷达的《王府大街64号》、《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足球与人生的感悟》等，以一个理论家的思索，对历史与人生进行多方位的扫描；梁衡的政治散文独具特色，《大无大有周恩来》、《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觅渡觅渡渡何处?》等无不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一大批军旅作家如李存葆、周涛、朱增泉、韩静霆、刘亚洲、杨闻宇等的散文应当引起特别的关注。
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闻名于世的李存葆，近些年在散文创作上颇有建树。如前所述，他相继写出了《祖槐》等一系列大文化散文。作家一开始就将视野放得很开，他不在一时一事上做文章，不把散文当做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他关注的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单从上述散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存葆说，“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站在大西北放歌的诗人周涛，他的散文《祖脉的意义》、《西部与西部》、《迂徙者的家园》、《历史与山河同在》、《大树和我们的生活》、《天山的额顶与皱褶》等也同样成为了西部一个独特的风景。
朱增泉是军旅作家中工作最忙的，但这不妨成就一位诗人和散文家。朱增泉散文的成功主要是近几年。可能是作家长期积累突然爆发的结果。往往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的作家，他们的生活体验和思想熔铸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借助特有的语言优势，以文学的形式极好地发挥出来。这些年，中国西部成为作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朱增泉的《中国西部》、《居延海》、《喊叫水》等写出了一代作家也是西部人民的渴望与心声。散文中对于西部缺水的思考与呼唤，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也就有着深远的意义。
韩静霆也是有着诗性特质的散文家。他以一把二胡走入艺坛之后，又以影视剧、绘画、散文等门类的精彩建树成为这些门类的主将。韩静霆最近有一本书《文心与画胆》，是他的散文和绘画的精粹合集。他的《病榻观叶》、《梵高与青藤》、《书生论剑》等名篇都有收入。其中《书生论剑》通过剑器的发展变化，写了一位文人对武器、对战争的认知。
刘亚洲最近有两篇散文《王仁先》和《二马》，一发表就好评如潮。两篇散文都是写战争的，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全新的，写出了当代战争中的不同的侧面和影向，更是写出了人的真实和社会的真实。
王宗仁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他的《青藏线上》、《雪山采春》、《季节河没有名字》等散文集，也就多与雪原有关。最近的一篇《嫂镜》，写了一位军嫂在一次边疆之行的探亲中，受到年轻战士的集体性的爱戴。《藏羚羊跪拜》写人对稀有动物的戕害及良心发现后的悔恨。
杨闻宇也是一位西部军旅歌手，他创作的大量的散文作品《大漠雄关》、《河西走笔》、《登陵忆》、《野旷天低树》等都与西部有关，显示了一位军人胸襟的宽广与豪放。
新时期军旅散文是一个值得很好地研究的课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军人们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思索，什么样的追求，在军队作家作品中都有真实的反映。军旅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作品中张溢出的那种阳刚、向上、正义之气。
新的观念，新的形式，使得散文受到更多人的欢迎，散文也由此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有了比之小说、诗歌更大的热潮。散文的刊物、书籍成了热门货。各种评论：关于散文的复苏与变革的，探讨大散文纯散文的，评说余秋雨的，批评“小女子”的，等等；各种研讨也多：关于散文的虚构问题，关于游记散文的创作问题，关于散文刊物的运作问题，关于女性散文的发展问题等等。中国散文创作研讨会、中国散文论坛是长期坚持的具有影响的研讨会。
这一时期在散文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有林非(《散文论》、《散文新论》、《散文的使命》)、刘锡庆(《散文新思维》)、佘树森(《散文艺术初探》、《散文创作艺术》)、楼肇明、止庵(《关于新生代散文的对话》)、傅德岷(《新时期散文思潮概观》、《散文艺术论》)、范培松(《散文天地》)、吴周文(《二十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曾绍义(《中国散文百家谭》)、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谢有顺(《美文》专栏“以作家为例系列散文述评”)、韩小蕙(《中国散文的八个问题》)、王剑冰(《散文创作谈》)、古耜(《美文之美》)、林贤治(《五十年，对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考察》)邓星雨(《中国当代散文史》)、喻大翔(《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陈剑辉(《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施战军(《九十年代中国艺术散文观察》)、范昌灼(《散文创作论》)、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徐治平(《中国当代散文史》)、许评、耿立(《新艺术散文美学论》)、王兆胜(《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祝勇(《一个人的排行榜》序)、曾焕鹏(《中国当代散文论》)、祝德纯(《散文创作与鉴赏》)、陈胜乐(《散文新思潮》)等。
这些散文批评家在不同时期对散文有着不同的感觉，有的感觉现在来看，也就有了些许的老旧。但是在当时却是对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某种作用。有的理论有着一种全新的观念，不管散文界是否认同，但对于散文的变革性触动是有益的。正是有着这样一群散文研究者的关注，才使得散文创作异彩纷呈。当然，我们希望散文理论应具有前卫性、超前性、指导性，对于新起的苗头有敏锐的肯定性，对于老旧的东西有独到的批判性。这一点上，我们的散文理论还显得不足，甚至有些滞
三
第三次革命是九十年代末，自身不附加任何东西的“新散文”悄然上市，这类写作者大多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思想、有个性，并有着很自觉的反叛意识。
应当说，一批先行者已经在此之前辟出了一条蹊径。这中有刘烨园、王小波、斯妤、筱敏、王开林、周佩红、林贤治、车前子等。后来相继出现了苇岸、王开岭、刘亮程、杜丽、马莉、冯秋子、桂苓、潘向黎、彭程、洪烛、祝勇、周晓枫、张锐锋、止庵、何向阳、唐韵、瘦谷、王族等。
苇岸的创作量不大，但他是一个有着个性追求的作家。他以“大地上的事情”为切入点，深入地观察生命的生长和变化，将自然融入心灵。他的散文的细腻和锐质，有像梭罗的《瓦尔登湖》。在苇岸英年早逝之后，他的贡献越发地显现出来。苇岸可称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景观。刘亮程所描写的一个人的村庄，实际上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乡村情感的寄居地。在刘亮程的文字里，人们找到了多年没有找到的共鸣。这主要取决于刘亮程的鲜活形象的文字和叙述。在他之后还有谢子安（《雨走青纱》），可惜他也过早地告别了人世，使文坛留下诸多的遗憾。王开岭的成功，在于他通过散文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开掘。他的诸多文章都广为报刊选载，他的敏锐和成熟让人感叹。
在这些作家热闹文坛的同时，近些时候，又出现了黑陶（《夜晚灼烫》）、沉河(《在细草间》)、刘春(《半边人》)、朱朱（《晕眩》)、雷平阳《云南黄昏的秩序》)、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晨义(《钻石人生》)等更新一些的面孔。从而给新散文注入了新的理念。新散文不再强调思想含量，不太讲究文本格式，用词随便、大胆，所写无论巨细，注重生命感觉。最主要的是这批作者的写作一开始就是一种私秘性的，发表的欲望是退后的。正是如此，他们的散文才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也就有了排他性。这也就使得散文越发地向前探求，寻找到新的可能。
再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网络的发展，一些散文不需要再进行面对投稿的艰难，直接就找到了发表的感觉，且这种散文也就像前面所说的，更自由、更开拓、更新颖、更大胆。这样，也就必然地又从网络走上了报刊，受到散文界的重视。这种革命没有头两次来得那般凶猛，它的影响许还在后边。但它又确实引起了年轻的散文写作者的注意和赞赏。这是散文发展的必然。散文经历过这样的三个变革，也就更加地成熟和自信了。
在新时期散文发展的过程中，散文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兼容。真正成为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文学形式。更多的作者利用散文这种文体，述说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其文长可为超过万字的“大散文”，短则是几百字的“小品文”。写作手法也是多彩多样。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品位的提高和阅读趋向的变化，对散文篇幅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对精短美文的需求越来越高了。而且对一些粗制滥造之作提出了无可容忍的批评。散文的高档次也就越发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