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长青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掀起一场文学“理论革命”，使许多人为之狂欢，甚至为之迷醉。客观地说，这场文学“理论革命”是对以往革命文学理论的一次彻底的颠覆，使得理论回到了理论自身，也使文学回到了自身，其进步意义不容低估。
毫不勉强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多多少少有些西方的影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的直接作用，而当代文学理论受西方的影响更大。1985年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文化批评家弗瑞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首次到北京大学作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主题的讲学活动。杰姆逊教授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和讲座教授。1959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任教。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政治无意识》（1981），《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1991），《单一的现代性》（2001），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思想史、文学、大众文化、电影、建筑与艺术史等领域。这些论著对相关学科和领域均有开拓性指导意义，成为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里程碑。此次讲学历时四个月。“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追求现代性发展的兴头上，他的后现代理论无疑给想往现代化幸福远景的中国学者浇了一头冰凉的雾水。”（肖鹰语）事实上，后现代理论当时并未成为文学评论的主流话语。
两年后，文坛一批正在成长的年轻批评家敏感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叙事魅力，将之引为批评的新武器，使一度沦陷于“失语症”的文学批评山重水复之后别开生面。
而在这之前，欧美的“理论革命”早已风起云涌，这些基本上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理论，以人文（哲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为主。它们的大量引入，使得文学研究模式的不断更替。基本的文学研究沦为“课题”与“论述”，“一套接一套的流行理论，一个接一个的时髦话语，就仿佛一季接一季的新装，它们装点了文学，却没有告诉我们文学自身好在哪里，创意在哪里。”（奚密语）毫不夸张的说，欧美三四十年的文学理论“大跃进”让我们也忙乎好大一阵子。诸如“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等等，令我们眼花缭乱。学者出版也纷纷套用最新的理论，以获得最高的批评“效应”。连文艺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成了研究外国学者论文的论文。“文学研究成了学院里一门封闭的学科，一门以自我生存与牟‘利’（终身职﹑升﹑名声等）为目的的‘工业’。”（奚密语）文学理论的匮乏与跨文本﹑跨经验﹑跨历史等貌似批评术语的泛滥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大胆地断言，当代文学评论从来就没有过我们自己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再次打击了当代中国文人的自我意识或个人主义幻想。它比普遍性的后现代理论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它是被专门用来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无疑，这是一个很伤国人自尊心（自信心）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文学理论。然而，不久它又很快被中国新兴的一代年轻批评家作为批评的锐器，从而给难以名状的90年代新小说一个“民族寓言”的说法。“在90年代初期，对于中国文坛，任何说法都比这个说法来得令人欢欣，因此再度出现了批评和创作互相唱和的新气象。” （肖鹰语）
2002年7月，杰姆逊第三次堂皇面谕中国学者。他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在强调性地重申现代性是早已过气的历史幽灵之后，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听众的最后结论实际上是一个令人丧气的警告：“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战略家诸如S. 享廷顿教授为争战不休的世界开出的新药方。这也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为未来中国设计的蓝图——给予国人的幸福承诺，更是中国学者别无选择的希望所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们正在热炒这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多元论。杰姆逊教授的警告无疑是破灭中国学者希望的一击重锤。磕磕碰碰跑了一大圈，倒头来还是彻底的一场空。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拼命追随理论，结果被理论无情抛弃了。 按理说，话说到这个份上， 学者们没有了回家的路，被逼到了一个死胡同。 这个胡同又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是，最近广东省作协召开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系列研讨会之一盛可以作品研讨会。部分与会评论家指出以其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缺乏“生活理想”:他们善于呈现生活的“残酷”，却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解释生活、引导生活。刚刚推出长篇小说《逍遥游》的青年作家李师江也经常受到这样的批评。他认为：“我不能从他们（评论家）的视角去认同，特别是概念性一刀切的论断。因为写作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个人的细节魅力和细节张力。”文学评论家的泛化文学批评很难使作家信服，甚至止死不相容，这样的实例太多。批评家手里也许掌握着理论，这也是唯一能指点的依据，然而有没有说服力就难说了，不能说服人的理论是空头理论。即使打上西方的“认同政治”议题——民族主义﹑少数族群﹑后殖民﹑性别研究﹑全球化等现代版的“文以载道”也吓不到人，套用一句话，一切资本主义都是“纸老虎”。
学者们早有预言：作品的阅读取决于批评，批评取决于理论……而理论自身则取决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这就很可怕了。也许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评论家干什么去了，跟在人家后面还要跑多久，还要吃多少“闷棍”。文学的边缘化，批评的概念化，文学理论的泛化，最终导致文学自身的贫乏。理论成为笑柄，批评家成为“小丑”。
对于目前有一部分人开始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文化批评者转向社会科学必须保持一份警惕。这该不会又是学习欧美的结果吧！看来，要想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实现自觉，解决的不仅是文本问题，更主要的是要解决理论的来源问题。西方的理论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我们不仅需培养自觉抵制“外来和尚”忽悠的能力，更需开展发掘本土文学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