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芩
艺术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个体活动。一九九O年，二十一名当代前卫艺术家背负行囊入驻北京西北郊园明园遗址的西村，开始了中国艺术的又一次实验行为。园明园艺术村自由开放、生机勃勃的空气先后吸收和吐纳了二百六十多位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家，成为艺术家们纵情欢乐的福祉，精神漫游的天堂。他们跨越了由公职、户口、住房等所构成的世俗系统，以流浪者的身份和漫游者的形象现身园明园，在这极具象征意味的断壁残垣前，在极其贫乏的条件下上下求索、左冲右突，开始了中国艺术艰难的私有化进程。
四十多年来，艺术一直翼庇在公有制体制下，其主流始终为传达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职能的无限扩张、延伸、无孔不入，使艺术如攀枝的凌霄花失去其独立的地位。主流文化体制的因循守旧，僵化沉闷，使本应与艺术相依为命的自由、创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属性流失殆尽。在从思维到情感，从生命意识到审美情趣都呈现丰满、复杂的多元状态和差序格局的转型期中的当下社会，艺术观念、职业观念和经济生活都急转直下，艺术家们服从体内艺术潜质的召唤，以崭新的形象和艺术形式登台亮相，使艺术的个体化行为成为可能。其篷勃如疯长的野草般的生命合力欲冲破当下文化体制的束缚和限制，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在世纪末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从传统模式的艺术规则中毅然出走，在漂泊中表达自己对现行艺术传统体制的不满和绝望，流浪成为“非如此不可”的必然选择。他们试图改变既存社会基本结构，建设新文化体制下的个人化的艺术，指向一种多元化的新秩序。他们用大胆的构思、骇人的色彩、异常的结构、惊世骇俗的行为开始生活和艺术的大胆探索、实践，作“美的历险”成为多元文化秩序的实践者、先行者。他们如同当年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一样，呼吸着纯正自由、新鲜清冽的空气，前卫绘画、行为艺术、探索电影、新潮诗歌、摇滚乐在这里汇集成宏大、颠狂的酒神仪式。在生存上他们表现为对传统社会理性的批判，对现行文化体制的漠视和脱离，他们用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捍卫一个无声的宣言：他们是新艺术的开拓者；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个体行为和艺术实践获得生存的重建，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试图在边缘中存在且在艺术界拥有自己的位置。
然而他们的艺术实践和行为却与他们预设的目的背道而驰。意识形态的压力、现行艺术体制的排斥、公众的冷漠把他们的艺术实践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其游离于现行文化体制之外的桀傲不驯的姿态被官方学院视为异己分子而投以卫生球眼光，其前卫、激烈、急进、标新立异、卓然不群的倾向被有使命感的导师、教授斥为投机钻营的功利分子，其在艺术上、生存上放弃、背叛一切世俗概念的姿态，使其在遵循中庸的中国社会中成为众矢之的，被划为另类打入冷宫。由于缺乏与之接轨的私有化运行机制和职业化轨道，没有形成艺术秩序化的良性循环，加之收藏、购买市场的狭小单薄及购买方的商品化，庸俗化的市民口味,欣赏的单一定势，使他们始终处于自谋出路未臻温饱的浮游状态，使其追求艺术和市场共同成功的努力双双失利，被迫转入地下生存，成为遭放逐状态的黑客，生活在夹缝中的弃儿，使这块“乐土”“天堂”成为艺术界的孤岛。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艺术大逃亡”昭示了艺术私有化进程的艰辛和多灾多难。
任何艺术形式在诞生之初都是和斥责、嘲讽、白眼缠绕在一起的，他们在没有被主流文化颔首认可、招手接纳、取得合法地位之前都是异类。当代艺术家们大规模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他们试图挣脱公有制的束缚，转向追求职业艺术回归的缩影，他们的共同规律和趋势是逐步走向私有化。他们以流浪行为作为职业化尝试的开始，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对抗力量，消解着现存艺术体制。流浪状态是艺术职业化的前兆，是走向合法化私有艺术体制的过渡。这种实践培养壮大了中国新艺术体制中的新生力量，展示了新文化现象中的生存模式。他们在流浪中喂养自己，提升自己，进行了心理重塑，割断了传统文人的定势心理和依赖心理。他们在经济、文化的双轨探索中，从盲目的文化需求转向艺术选择与市场调节同步，为改革现行艺术体制和引导艺术走向职业化、私有化做了奠基性的劳动。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已成为使中心力量不可忽视、否认的边缘性存在，它使我们获得了彻底独立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当下艺术界已有了公正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