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芩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带着其满腹经纶、智慧，告别了世间这重重叠叠的“围城”魂归道山。如钱氏生前自囚于斗室，息影杜门，铢积寸累，皓首穷经一样，其逝后也应红楼十二曲中末曲之句，“好似食尽鸟投林，直落个大地白茫茫真干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别，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圈花蓝，不留骨灰”，他在感到脉博衰微时，由相濡以沫六十载的杨绛先生亲手合其双眼，几个亲友悄然送别。“质本洁来还洁去”。钱氏辞世后留给中国文化的是《谈艺录》、《围城》、《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形成一座巍巍昆仑，他给中国文化留下的巨大空白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海外学人余英时先生把钱氏辞世总结为象征着“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这些学术界已有痛切的体认。而钱氏辞世后留给后辈学人的疑问和缺憾，环视中国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隐显浮沉及当下海内外汉学界老辈零落，硕儒几无，青黄不接的境地，更令我辈属意再三，唏嘘慨叹。
钱氏之学，大体为以古典文学为中心的纯文艺学和语文学，属于以中国古籍为研究材料的国学范畴。钱氏少年便呈现早慧天才貌，三坟五典，过目成诵，青年时被吴宓誉为“人中之龙”，晚年“淑度汪洋如千顷波”，蔚为一代宗师。其举毕生所学，化天下典籍为己用，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发间深奥，三十载披阅而成煌煌巨著《管锥编》，依托经史子集十部大书为骨架，征引中外古今典籍近万种，用希腊、罗马哲人著作、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及印度佛学经典、基督教《圣经》等著作进行彼此间思想和文化上的比较，对中国文化做了一次涉及面极深广的梳理和评判，首在打通文史哲、打通东西方文化。这种人类文化一体化、平视先贤西哲的宏大目光和气旨，使《管锥编》成为人类文化的宝典，成为中国文化一座重要的丰碑，使钱学成为百代学人共享之学，共用之用，成为天下公器。然就是这样一部万千学人争睹共习、承载中华文化精粹的文化大典，钱氏却用古奥文言成就。任何一部著述的完成、出版、发行，著者都希望能被更多的习者研诵且传之久远，“佛祖拈花”能够“伽叶微笑”。而用古文言文完成的这部黄钟大吕，背离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为它的传播、研究，人为地设置了障碍，造成了诸多学者的阅读困难，乃至使其成为诸人案头书架上的“清供”之物（我真怀疑有多少人能通读过这部专著，遑论读通、读懂、读透）。作为“文化昆仑”、“百代智者”，晚年“仿佛在云端里俯看人间似的”钱氏，著述之始采用何种语言及文体承载其思想，是会斟酌思虑、选择再三的。写于四十年代的《谈艺录》如此，成书于五十年代的《宋诗选注》如此，产生于七十年代、补备于八、九十年代的 《管锥编》亦如此，这就使后学者踌躇思量、百思不得其解了。
钱氏已驾鹤西游，这成为当代学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一团疑云。
《谈艺录》成书于风雨飘摇的四十年代。其序言开宗明义，自谓此书为“赏析之作，而实乃忧患之书”。1941年，钱钟书上海省亲，时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沦陷为“孤岛”。钱氏羁留沪西，“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盍丧，清河可俟”，“忧天将压，避地无之，销愁舒愤，述思往来”。国运多舛，家事困顿，生活无依，加之文网窒密，寇卒骚扰，人人“虽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钱氏之评析古诗人以遣愤懑忧患之情，更为时局所迫，改为文言古文写作，无形中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为文人的“自遁术”，使以制造“文字狱”为业者无隙可叮、无蛛迹可循。这似一种较通行的解释。然于1944年动笔于沦陷区的《围城》，却用纯正、归范、地道绝少沾染洋气和古气的通行白话文写成，他是知晓“诗文惯作祟，文字忧惹祸，笔砚倘遭焚，极天方兵火”，“避席畏闻文字狱”的，但其中却不乏讽喻之言，且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出版发行单行本，且几次再版重印，一时“洛阳纸贵”，士人捧读，却对“自我保护”之说给予了否定。
乃至成书于七十年代的《管锥编》时，文字狱大兴，文化专制横行，几达一言羁祸，一字丧命，人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连不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而钱氏恰于此时用古奥文言骈散并举的动笔撰写那些“三忠于，四无限”无关，只有封建“余孽”才写的出的文字。且文言文多义、含蓄、弹性极强，更易被“粱效"们抓住“辫子”，念“复古”，“怀念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抵制新社会”，“反动学术权威”等“紧箍咒”(已有对《宋诗选注》的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给自己引来殒命灭顶之祸。“自我保护”之说就更牵强附会了。
在此，我注意到钱氏身后留下的又一疑问。钱氏在大陆享誉之高，声望之隆，几无可与之比肩者。生前位列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享高官之禄，与长城、故宫并为“国宝”之称，被誉为“学术泰斗”“文化昆仑”“百代智者”，被视为大陆学术界的精神象征。然其著作却仅流传于高层次的学术界 (世人识得钱钟书三字，是八十年代中期从小说《围城》开始的，而小说《围城》的流传广泛，得益于电视剧《围城》的成功）。“钱学”作为承载古今中外文化精粹、薪火相传的名山大业后继无人，及身而斩。“钱学”从钱氏辞世起香火已断，无真正的传人，使“钱学”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影响，显得似巨而微、似深而浅，成为中国文化的极大缺憾。
作为天下公器，经国大业的文化是一种无法剥裂、需无限积累沉淀的渐进过程，中国文化更具极强生命力的传承关系。一个学说、体系的构建，需要吐纳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需要耗费几代人的时间和精力，才得以形成。师传弟子，弟子再薪传乃至发扬光大，这是每一个学人的祈盼和梦想。而一旦形成体系、学说，就面临一个文化上的前后承继问题。遥忆世纪初章太炎先生之学业，由其高足吴承仕以“三礼名物”扬名，后再传至黄季刚范文澜，世上乃有“章黄之学”之称。八十年代后期“钱学”成为备受关注炙手可热的当世“显学”，其承继广大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热点。虽钱氏早已无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只在西南联大指导过一名研究生，即今居清华园仍健在的黄雨石先生)，但愿从其学执弟子礼者甚众，其中不乏已有建树的当代学人，这一点钱氏之“水晶心”自然心知肚明，但钱氏却不给任何人近德修业亲聆其咳的机会，一律婉言谢绝。以钱氏之通透灵慧、洞若神明之火眼金晶，是不会不考虑其身后学业的承继问题的。但钱氏只是以冰冷透骨和漆黑如夜的眼光去洞穿学界的熙熙攘攘、潮起潮落，以自囚于室煮字煎文，决绝的拒绝世人的探询和疑问，只有等身的煌煌巨著无言地屹立成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
作为文化托命之人，难道钱氏不希望其名山大业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千秋永光?
中国文化的极盛于世秀出于林是无数先贤心智劳作薪火传继的结晶。早在周秦时代，自觉的学术思想就已产生，后经历朝历代大贤大哲的上下求索，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就中经过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季朴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而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由钱氏师长辈完成的。其同辈承袭衣钵，使中华文化得以薪传至今。世纪之初诸子竞说，群星璀璨，大师迭现：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赵元任、顾颉刚、胡适之、梁漱溟、吴雨僧、钱宾四、马一浮、陈垣……钱氏清华国学也英才辈出，不让前贤。我们从其1925年至1932年的八级学生中，找到了这样一些让人周身发烫热血窜动的名字：第一级的吴祖光、李健吾；第二级的夏鼎、余冠英、萧涤非；第三级的曹葆华；第四级的张岱年、钱钟书与乔冠华；林庚、吴组缃、曹禺同入第五级问业；第六级的何其芳、吴晗、季羡林；第七级的李长之、张中行；第八级的郑朝宗等。中国现代学术由钱氏师辈传至其同辈，香火由其辈承继且有燎原升腾之势。然至五十年代，日月经天，暴雨骤袭，学术易帜，一切奉马列为圭皋，他说被打入冷宫，“文理之学是站稳立场，考据之学是调查情况，词章之学是宣传” (夏承焘语) 。趋新弃旧者趋之若鹜，学界由此跌入油锅中哀嚎翻滚，载沉载浮，乃至零落成泥，哀鸿遍野。至十年“文化革命”的刀霜剑严，血雨腥风，更从整体上摧毁了中国学人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性，灵魂痛苦表现为陷入屈辱、扭曲、真诚盲从和良知内疚各类矛盾漩涡中的挣扎浮沉，中国学术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在瑟瑟秋风中战战兢兢，苟延残喘，一派狼籍，甚至连喘息的气力也没有了。更有甚者，口含天宪，指鹿为马，变节卖友，摇尾乞荣，舞打伐之棍，成为政治的附庸，御用的工具，欲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毁灭一息尚存的中国学术，使中国学术达耻辱堕落的极致。
在海外，中国学术却顽强地生存下来，香火未断。原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创刊的《历史语言研究学刊》，逾七十益发挺拔健硕，呈现勃勃生机。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传业至当代大家饶宗颐，成为海外中国学术当世的卓然代表和中坚。而余英时则承继了去美的赵元任、杨联升及在港的钱穆双重学术线索，成为凝聚中国文化在海外最杰出的传继者。
而在大陆，中国学术于八九十年代也迎来了空前宽松的文化环境。在经过八十年代初国们乍开、大规模不问青红皂白的“拿来"横的移植、饥不择食的生吞活剥之后，大陆学界失去了应有的谨持和秩序，主义林立、流派纷呈、思潮迭起，“代”“代”相传。无数山头上衣不遮体、捉襟见肘的旌旗招展，无数流派、思潮声嘶力竭的擂鼓呐喊，不甘过气的前辈名流，刚长出胡须却异常深沉的新锐先锋，纷纷翻箱倒柜，拣鸡毛凑掸子，拿鸡毛当令箭，无休止的倾轨诋毁，互翻卫生球眼光，无休止的负气抱怨，互揭老底，泼妇骂街式的探讨，商榷，无休止的“今天天气哈哈哈”式的研讨评论、集会聚讼，整个学界如患了流行性感冒般打喷嚏流眼泪溢出经典的传世大作，如扩版后的周末晚报上的不痛不痒的小女人散文扑天盖地充斥每个角落，凡能握管识得几个汉字者皆张口人文闭口学术，成果专著如投入流水线的工业产品被集体炮制批量生产。学风之空疏、浮华足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清谈家、文抄公咋舌、自愧不如，有些学者竟然连国学之分“经史子集”四部这样的基本常识都未搞通就连篇累牍地抛出大作横批中国文化，更令几十年所学方小心翼翼捧献出薄薄一小册的钱钟书们目瞪口呆哭笑不得。鲜有书斋面壁磨血著述者，三松堂主冯友兰倡言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精神学人写照在此辈身上已荡然无存。未窥道门，性情已坏，媚俗、浮躁可状其貌。劫后余生一气尚存正在休养将息中的中国学术这最后一块净土被侵袭污染。
在此背景下，联系钱氏之学养、师承、性情、其出身清华、负芨西学的背景及一贯学风，其用古奥文言成就这样一部文化大典就不足为奇为必然之事了。钱氏是有意为之。以钱氏之智识，于世间万物有一种登高望远大千世界尽收眼底直视无碍的通透犀利，可腾空傲视，睥睨当世。钱氏中年以后，特别是晚年，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因他已无可平视对话之人，有的只是单向的施受而非双向的交流。值此蝉翼为轻、千钧为轻的倒挂之世，面对中国学术遭受的致命重创和学界间“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面对中国学术付出整整一个时代传统文化的断层几近全军覆没才赢得的空前的宽松文化环境，而学术界不知珍惜失其操守，整日忙忙碌碌，热衷于学术之外的语言行为，面对他们的媚俗和浮泛，面对充满大小报刊各个角落的伪文、浮文、滥文、虚文，钱氏已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道术已为天下裂，哀莫大于心死。大失望之余，钱氏明晓自己的价值和中国文化托己的责任。当下学界需要的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而是孤身奋进上下求索的追日夸父；不需要酬酢交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而需要闭关苦修、刺血书经的行动。于是钱氏采取了必然的诀绝的姿态，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民间的一切荣誉，拒绝了任何机构的“顾而不问”，断绝了来自社会上一切俗务的缠绕，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即使是华中师大同仁欲纪念其父钱基博先生的百岁诞辰之事，钱氏也以不愿参加，以“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为由拒之。他秉承中国文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与枯寂为伴，与孤独为邻，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跋涉、历险，至高绝处独与精神相往来，使自己的生命做高速运转，使人类文明在其笔下实现浓缩、升华。他一味沉潜下去，闭关自囚，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窥天锥地，镂金刻玉，评泊考镜，广心博鹜，兼收并蓄，出入百家，披沙沥金，肥孕群籍而抱万有，上通隆古下达今朝，而至小扣大鸣，点石成金，“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用古奥文言成就中国文化的巍巍丰碑，以此昭示中国文化自由独立、自强不息的血脉天地间犹存。从而也断绝了当下已失去造血功能的软骨病患者的学人们误读“钱学”或借“钱学”以扬浮名的可能。对于关系自己身后沉浮荣辱的“钱学”的承继问题，更是诀绝关闭了来自官方及社会各界要求登堂入室承继其千秋大业之门。非不为也，实无可为之人 ( 胡愈之语 ) 。 ( 欲习“钱学”，须在理论话语系统和知识储备上具备同钱氏平视对话的能力，当代学人在此显得窘迫，即由钱氏破例应允、由文史大家舒展先生选编的流传甚广的《钱钟书论学文选》，其阐释也缺乏严谨性和精确度，其体例恰恰割断了钱作收尽天地精气一以贯之的内在气势，落入一般资料汇编的俗套，从中可看出世人对钱氏著作的误读。行文至此，我又想起流传于回民中的一本经文《热什哈尔》，它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有意用两种语言成书的方式，拒绝了世人的诵读，文本的流传，只是作为一种记忆、一种象征存在。)
欲从钱学，须面壁卅年再来；
环视左右，竟无一托命之人。
钱氏资质超绝，才情学识兼具，古今中外竟通，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大境界和“咳唾随风生珠玉”之神功，是中国文化史上弥足珍贵的真龙神物，可谓“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而我辈从钱氏那厚厚的用古奥文言成就的《管锥编》中，从钱氏那厚厚的眼镜片后透出的睿智平和的目光中，从钱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闭关自守、断绝与世人交往的诀绝身影中，从《围城》中那座总也赶不上时间的“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老钟的打点声中，从他对学人余冠英先生问及其为何用文言写作《管锥编》等文时负气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回答中，能否读出钱氏的大孤独、大寂寞，读出中国文化在漫长历史中遭受的摧残和曲折，看到钱氏那忧患、失望、责备而无奈的目光。从他身上，我分明看到女娲补天的影子，夸父追日的影子，邢天舞干戚的影子，听到李尔王走向滂泞大雨的旷野中的呼号，听到哈姆雷特“生存还是灭亡”的千古诘问。他蛰居北京西城三里河南沙沟高知楼三层的家中，与书房的静谧相对的是他心灵的呼啸山庄。
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拒绝，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惩罚，对中国学人的当头棒喝。
1900年，与钱氏同宗的一代史学大师钱穆高龄谢世，曾亲炙其风采、亲聆教诲的台岛学人逯耀东闻讯绕室而行，喃喃自语：“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矣”。而今作为完成清学的结束和蜕化之历史使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最后一位大师，被奉为中国大陆学术精神象征的钱氏钟书已逝，钱学也香火已断后继无人及身而斩，而时光也恰将进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辈学人当警醒、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