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颖
抽烟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句子：“生命就像一支淡而无味的香烟/ 除了把它抽完/ 我一事无成”。
这有点像我的同学乔向东随口说的：“生命就像抽烟，没啥意思，但有瘾。”
“有瘾”说明他过得还不错，事实也正是，说这话的时候他还在读书，还年青。现在他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
生活至少使得不再年轻的人不开口就“生命”怎么怎么的了。后来乔说的只是抽烟，他说：“我们抽烟的人，比同性恋还受歧视。”
有一年冬天在埔东机场，航班误了七八个小时，王鸿生教授忍不住去吸烟室，回来后非常生气，说吸烟室建在厕所旁边，简直就是歧视。我说，王老师，你何必这样较真。他照旧气呼呼的。王老师活得认真，他竟然敢对歧视愤怒。
埋在土里
偶然上网聊天，碰见一个叫洛丽塔的小孩，居然谈到了理想。
我回答她的问题，说我的理想是，好好爱，好好活着。
她问：你多大了？
我说：三十五了。
三十多了还这么说，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
是，我确实很失败。
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 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
多少
二0 0 二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小泽征尔担任指挥。乐队成员用不同语言说“新年好”，小泽自己用汉语说：“新年好！”他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时谈到他的音乐追求，他说，我要看看自己对西方古典音乐能够理解多少。多少，他用英语说这个词，how much 。这让我想起马克思•韦伯，他说自己以学术为志业，是想知道自己能够承受多少。
多少，一个无限的限度。一个未知的限度。一个不断推进的限度。一个不断逼近、它本身不断后退的限度。它承认限度却又是对限度的不停息的反抗。
文字痛苦的弯曲
你为什么不把句子、段落、文章写得清楚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别扭，那么晦涩？你为什么跟读你文字的人过不去？当然了，我知道，你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一定要用扭曲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的诚实正在于这种扭曲上，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经验的诚实，使得未经虚饰和掩藏的扭曲发生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见解：“文字痛苦的自我弯曲使得历史在获得密码的同时反省自身……而历史则被自身的经验性所规定。”
“如果我的句子是/ 结结巴巴的/ 痛苦扭曲的/ 不细腻 不雅致/ 粗糙像麻石/ 千万不要笑/ 这样也许更好/ 你的眼睛/ 擦在这粗糙的表面/ 会燃烧起来/ 火光/ 把我们俩都照亮”（熊秉明）。
结婚
张健尘说：“爸爸，我刚才结婚了。”
我问：“你和谁结婚了？”
他愣了一下。我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啊。哎呀。”他的“哎呀”等于叹了一口气。
他两岁多了，开始接受无可奈何的事。
蝴蝶
朋友说，仿佛看到一只灰色的蝴蝶在黎明的微光中带露飞翔，谨慎地触碰一些枝叶。
朋友说，对于能深深探测生活每一细微之处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和坏呢？
朋友说，你这个典型的画饼充饥的家伙！
春天落叶的树
在异乡，想起我呆了十几年的那个校园里的树，那么普通的一种，那么多年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在电话里和朋友谈起，朋友不明白，问：“你到底说的是哪种树啊？”
“那种，就是春天落叶的那种树。”
春天落叶的树，这是我给它的名字。
秋天，研究室窗外的树下，每天都有人来捡东西，通常是中年妇女，在落叶里扒拉着。捡什么呢？我不经意就能从窗口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看着一个人在树下转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什么了，就走了。不一会儿又会来另一个人，我想，这个人怕是要失望了。可是这个人仍然会在树下转很久，而且，仍然有收获。等她走了，第三个人来了。我想，这次恐怕真要一无所获了。可是，我又错了。
第二天又有人来。第三天又有人来。后半个秋天，就这样快过去了。
有一天早晨我从树旁的小路上走过，看见脚下有一颗小东西，就捡起来。这好像是我熟悉的什么，可我叫不出名字。一个朋友来，我就拿了问。她说：“这是橡子。”
天气太好，房间里坐不住，就乘地铁去看海。不可想像，海边的沙滩上，有一把椅子，一把孤零零的椅子，空在那儿，好像是从想像中安落到这片沙滩上的。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个下午。
另一次去看海，看到一群斯里兰卡人，在沙滩边上，围着一个铁皮垃圾桶，欢快地又唱又跳。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人把铁皮垃圾桶当成了击打的乐器。这二三十个人，都是残疾人。
我站在边上看。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青年向我伸出手，对我说：“你好，我们从斯里兰卡来。”
雨后，我忽然想起要去看看那条山泉。水的响声已经变成轰轰的了吧。我看到沟里的水已经把那块平日露着的石头淹没了。
太阳照到房间里的桌子上，我知道，这个时间它照在桌角那本书的封面上，过三十分钟，它会移到桌子另一边的那只杯子上；再过一个小时，它会斜向墙上的挂图。
这是我所关心的事。
拓墼与盘炕
漫天飞雪与热乎乎的大炕，能够让人直接联想到中国北方。在寒冷的晚上和异乡临时的住处，读张炜写炕的短文，慢慢想起小时候的一种劳动。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劳动；而这种劳动，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
我说的是拓墼。炕由墼盘成，而墼，是拓出来的。拓墼差不多是北方农村最重的劳动，哪家拓墼的时候，通常全家男女老少都上的。先要预备泥土和麦桔，有人一担接一担地从井里挑水，供把泥土和麦桔搅拌、和匀用。搅拌调和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各种农具，最好的农具是人的两只脚，站到湿泥里踩，要踩得有力，仔细，耐心。泥料和好了，一边有人挑到做模型的木框子里，一边就有另一个人，用两只手把泥料在木框子里弄实，边边角角都要照顾到，然后抹平，把木框子提起来，就拓出一块墼了。墼有大小厚薄之分，盘炕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墼块。
拓墼要捡个好天气，一天两天晒不干，忽然遇上一场雨，一家人累得腰酸背疼干了一天的活，就瞎了。
盘炕就不是大人孩子都能参与的活了。这是个技术活，干得好干得坏大有讲究。最基本的是要牢固，这个不难；难的是这炕要盘得好烧，一烧就热。烟要抽得出去，否则一烧火屋里就是烟火味了；但又不能抽得太厉害，太厉害的话烟火就顺着炕道烟囱被抽走了，费很多柴草炕还不热。一年四季刮东南西北风，盘得不够好的炕，往往刮这个方向的风的时候好烧，刮那个方向的风不好烧。好炕，就随便你东西南北风。
一般每年都要拓墼盘炕。为什么要年年这么劳累麻烦呢？因为需要喂庄稼。
一年的烟熏火燎，墼就变成土地的肥料了。到了时候，家家户户打炕，把已经变得黑乎乎的墼捣碎，撒到田地里去。哪家的炕好几年没打，就是一铺老炕，老炕的墼，肥力大。
现在北方农村还有炕，可是大多不是用墼盘的，而是用砖垒的。所以我说，拓墼这种劳动，差不多消失了。这种砖炕不坏就不用打，打下来的破砖头有什么用呢？反正现在的庄稼都用化学肥料喂。
没有想法
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朋友指责说，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大家都有，你怎么可以没有？
我也说不出怎么可以，没有，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其实，现在，有思想有想法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很多的人对很多的问题都有思想有想法。他们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活得那么理直气壮，真的很让人羡慕。在思想和想法的包围中，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很羞愧，很可耻，很难。
生活也被密密层层的思想和想法包围住了。生活，在那些思想和想法的围困中，显得羞愧，可耻，艰难。
你们这些有思想有想法的人，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吵死了。
火柴
这里的饭店、咖啡馆、酒吧，出门的地方，一般有小东西可拿，糖果、火柴之类的。通常我会带走一盒火柴。
如果谁说一根火柴能够照亮一个人的一生，这个谁就太夸张、煽情、没有边际或者什么的了。可是无聊时我会想这样的经历：
童年，美丽而忧伤的景象，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王愿坚《七根火柴》；
青年，恋爱，情书：寄走的情书像划着的一根火柴，燃得很旺，你以为这燃烧着的火焰经过千里万里到达对方时，仍然燃烧着，而且仍然很旺；
这之后，你看到，譬如说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坐在一角，闷闷地把整盒火柴一根一根折断；
这之后，你又看到，譬如说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小时候也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所以现在，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态度、生活、问题，他们有自己的DV电影《卖女孩的小火柴》。
可怜
我不太喜欢他导演的电影，可是那天电影结束后他说的很多话里，有一句我记住了。他说：所有在爱中的人，都是可怜的。
我又想，如果他说，所有在爱中的人都是幸福的，这就是一句平庸的话。平庸的话会把说话人淹没掉，而他用那不同凡俗的意见显出了自己。可是，平庸的话，会把说话人淹没掉的话，多好啊。也许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这样的才能是令人不舒服的才能。
有这样才能的人是可怜的人，他会因为看到爱的可怜而失掉爱的幸福。
爸爸糊涂了
张健尘有三个月没看见爸爸了。
早晨醒来，他说：“我想爸爸了。”
妈妈告诉他爸爸就快回来了。妈妈总是这样告诉他，所以他不明白了。
“爸爸怎么走得那么慢？”
接着他说：“爸爸快跑！”
“爸爸，我今天很累很累。”
“为什么很累很累？”
“因为我今天画画了呀。”
第二天，从幼儿园回来的路上，张健尘说：“爸爸，我今天很高兴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很高兴啊？”
“因为我今天很累很累呀。”
“为什么很累很累就很高兴很高兴？”
他反问道：“不累怎么能高兴呀？”接着又评论说，“爸爸糊涂了。”
温暖的鸡蛋
我的朋友郭俊奇八九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回老家湖南汉寿县，先后在文化局、文联上班，他觉得这种上班什么实事也干不了，很难受，有一段时间索性主动去给高考复习班上课，同时养了四五只鸡，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捡个鸡蛋，有一种实在安稳的感觉。
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刘文华去看他，两人深谈到半夜，郭俊奇忽然起身出去了一会儿，再进屋时手里拿着一个鸡蛋，说是刚从鸡窝里摸出来的，还带着热乎气，请刘文华摸摸。刘文华一试，果然。
第二天，刘文华问这里有什么地方好玩，郭俊奇说，汉寿小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就是电影院卖票的女孩，称得上县花，是这里人骄傲的一景，不妨一看。两人赶到电影院卖票处，也还正好是那个女孩在卖票。电影票很便宜，刘文华却故意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让那女孩找。女孩找不开，刘文华正好找着了磨嘴皮子的借口，非要让人家找。正相持不下，郭俊奇赶紧拉起刘文华就走，刘文华说我又没犯什么错，你慌什么？郭俊奇说，你看了人家还不用花钱，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郭俊奇在文联那阵子，还写了一个常德丝弦的剧本，写的是汉寿的老革命帅孟奇大姐被国民党抓住后严刑拷打不屈服的故事，参加了会演，得了奖。
现在的郭俊奇已经不养鸡也不写常德丝弦了，他坐在上海高尚区域的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深谋远虑，闲下来的时候就把儿子的照片扫描进电脑，制成写真集，再拷贝到一张张的软盘上，趁同学聚会之便分赠给本班的女同学。他那儿子出生之前，我们建议取名叫郭子安，一个四平八稳的名字，可是被郭俊奇坚决否决了。他给他儿子起名叫郭笑傲，显然是中了武侠小说的毒。可是再一想，也实在难想出比笑傲更好的名字了，反正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笑傲的。
不过他能笑傲他爸爸当年养鸡下蛋的事吗？这样的事今天想起来也让人生出实在、平稳的感觉，仿佛还可以感受到一点儿温暖——那刚下的鸡蛋的温暖。可是，煞风景的是，偏偏有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鸡半夜里下蛋吗？——唉，就算鸡半夜里不下蛋，鸡身子底下的蛋带着热乎气儿的时候也是常有的。
这辈子幸亏有了酒
我爷爷一度是个酒鬼，我小的时候，记得爷爷背着地瓜干到附近的供销社去换散装白酒，还没走回家，就把刚换的酒喝光了。常常就走不回家了，喝醉了，躺在路边。
后来听我一个姓施的朋友讲他爷爷嗜酒个故事，就觉得我爷爷差得太远。
施老爷子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个酒鬼。土改那阵子他们那里揪出一个恶霸，要枪毙，这事谁也不愿干，就落到了施老爷子身上。他说，凭什么就得我干呢？干部就说，你成份不太好，正好是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他没办法，就先灌了自己满满一瓶高粱，然后摇摇晃晃端起枪，哆哆嗦嗦扣响了，结果一枪打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干部一看，这哪行，就把他换了下来。
施老爷子后来管一个县的供销社，每个月的工资在月头就全花在了酒上。他老婆限制了他的开销，他没办法，就利用职权，到供销社里，问人家要一点儿卖散酒剩下来的桶底喝，就站在柜台边上，就着人家送的咸鸡蛋，喝得有滋有味。
他老婆知道后，就不许人家送咸蛋，以为他没有下酒的就不会喝酒底了。他倒不在乎，跟供销社的人要个咸盐花，用手指头蘸着，喝一口，蘸一下。
他老婆又到供销社里打招呼，连咸盐花也给取消了。
施老爷子再来喝酒，大家就有点儿看光景的兴致，不知道他再怎么个喝法。
施老爷子端了酒碗，慢慢走到五金柜台那儿，说是要借一根铁钉子，还专门挑了一根生锈的。他喝一口酒，就把钉子放到嘴里咂叭一下，还说，生了锈的钉子才有味。喝完酒，钉子上的锈都咂没了，就把钉子还回去。下次来，再换一根生锈的铁钉子。
施老爷子喝酒喝到了最后。临死的时候，他说：“这辈子幸亏有了酒。要是没有酒，我年轻的时候就欠下了一条人命。”
自述
一
她喝了些酒，就对我们讲了她的爱情经历——
“十七岁的时候，我爱上了拜伦，后来知道他是个瘸子，伤心了一阵，就不爱了；又爱上了罗曼•罗兰，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发现他秃顶了，也就不爱了。这世上才貌双全的人真是难得一遇，但雪莱是一个，我爱上了雪莱。”
她掐灭了香烟，又说，“可是雪莱是个同性恋者。”
“真的吗？”有人惊诧。
就在这个时候，嗜烟的乔蝴蝶的爸爸，说了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抽烟的人就像同性恋者一样受到歧视。”
二
她掏心掏肺第告诉我——
“读书真是一件毁我自尊心的事情。可是我居然读到了博士。我自己知道自尊心所受损伤的厉害。小时候每逢考试，我总要发高烧。母亲急了，就说，不要读书了，这样读下去，人都要烧糊涂了。可是我又不能不读书，所以就在暗暗的自毁中，读到了博士。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什么？一句话，读书，就是自毁；但我不自毁，还能干什么？”
她眼泪都流下来了。
后来，我去旁听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冬日和煦的阳光照着一大捧鲜花，在她的脸、她的笑上投下一丝不易觉察的阴影，在这薄薄的阴影之下，藏着自毁的痕迹。
三
她是个酒吧歌手，和张楚是同乡，也像张楚一样自己写歌自己唱，不一样的是她一点名气也没有，可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要唱自己写的歌。泡吧的人三六九等，有的喜欢她的歌，有的不喜欢，酒吧老板很注意客人的反应，有时候就不愿意让她顺着自己的性子来。可是她坚持。结果就是她不能在一个酒吧干很长时间，她总得跳来跳去。现在不知道她流浪到哪里去了。下面是她的一首歌词，她真的有些自说自话，不在乎别人明不明白。记下这首歌词，算是对她的怀念——
“夜晚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 喝了酒的女人是真正的女人/ 酒是粮食精/ 睡眠多了会头疼/ 凝望着美心里疼/ 《光阴的故事》有一天总会讲完/ 你说/ 你说/ 故事里的主人翁会怎么样/ 你说/ 你说/ 故事里的主人翁会怎么样……”
想起高晓声
忽然想起高晓声。他不在人世好几年了。
九十年代初的那两三年，碰到他好多次，大多是在贾植芳先生家里。那时我跟贾先生读研究生，常在那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饭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
高晓声见贾先生说得乐不可支，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贾先生讲，您好酒，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复旦招待所，半夜里同屋的人醒来发现床上人不见了，起来找，才发现躺在洗手间，爬不起来。原来是摔了一跤。连夜送到长海医院，一检查，摔断了两跟肋骨。
高晓声急忙否认，说，那是贾先生瞎编的。
见我不信，他就自问自答：贾先生为什么要瞎编呢？因为贾先生自己喜欢酒，有一次喝醉了，走到大街上，结果撞上了自行车，撞断了腿，在长海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他不好意思，所以要编我醉酒的故事。
说完，他也乐得大笑起来。
贾先生被自行车撞得住院的事我知道，这个原因倒真是高晓声瞎编的。
贾先生这边看高晓声说得高兴，就问，高晓声说些什么？
那几年常见贵州出的董酒，记得高晓声对这个酒有个评价，说是“粉面大丈夫”，可以算作“酷评”。他仔细跟我讲过如此评价的道理。“粉面大丈夫”前面还有一句，对仗的，很可惜我记不起来了。
北方，北方
“北方，北方/ 你高过我的渴望”。这两句诗是徐碧写的，让我着迷。徐碧是谁，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读过这两句诗。我是从张入云的小说里读到的，她把这两句诗当作题记，我想，她也有些着迷吧，她小说的名字就叫《北方，北方》。
北方就是让人着迷的方向。这么说吧，如果你在路上，如果你在寻找什么，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么，你就一直朝北走吧。
E•B•怀特的《精灵鼠小弟》你看过吧（我说的可不是电影），这是一个写追求的故事，作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都在过着追求一种美好事物的生活——这种事物我们常常说不清楚。对斯图尔特来说，他在追求小鸟玛加洛，那是他的美好事物的理想。”
斯图尔特在寻找玛加洛的路上，碰到一个修理工人，那人问他：“你朝哪个方向走？”
“朝北。”
“朝北走好，”修理工人说，“我一直喜欢朝北走。”
他又说，“关于北边也有些东西，这些东西使它和所有其他方向不同。一个人朝北走，依我看是一点不错的。”
“我也就是这么看，”斯图尔特说，“我很希望，从现在起我将一直朝北走，直到我的生命结束。”
故事结束的时候，斯图尔特正在一直朝北的路上。太阳刚从右边的山冈升起来。他向前面一望无际的广阔土地看去，路显得很长。但天空是明亮的，他总感觉到，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跳舞
晚饭后小区中心的凉亭那儿有一大堆人在跳舞。都是中老年妇女。每天如此。我三岁的儿子喜欢看，我也就坐在了外围的石凳上。
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在我旁边坐下。他点了一支烟，突然对我说：
“这种舞，越跳越胖。”
“噢？”
“这种舞，越跳越胖。真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水在水里是什么形状
张健尘比比划划地对我说：“你知道水的形状吗？用瓶子装水，瓶子的形状就是水的形状。瓶子是圆形的，水就是圆形的；瓶子是长形的，水就是长形的。”
被问的大人是个书呆子，三岁小孩的话听得他一愣一愣的。冯至著名的《十四行集》最后一首，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连意象都一样。
还没回过神来，小屁孩又问：“水在水里是什么形状呢？你知道吗？”
小孩其实不要别人回答，他自己就说了：“水在水里，就是水的形状。”
影子喜欢
“爸爸，为什么会有影子呢？”
“因为有灯光。”
“噢。影子喜欢有灯光的地方。”
曾祖母
曾祖母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去世了。我从教室里被叫出来，匆匆回家。
柿子树落叶了，曾祖母就在树底下拣叶子，然后用她宽大的衣服前襟兜回家，烧火。
曾祖母甚至爬树，去摘树上剩下的一两个柿子。看见的人都要说，这么大年纪的人，还能爬树。我的模糊的记忆里曾祖母爬树的形象却很鲜明，很利落。
曾祖母坐在黑暗中。一会儿，呼噜声响起来了。
“老奶奶，你躺下睡吧。”
“我不睡，我不困。”
一会儿，呼噜声又响起来了。
冻苹果
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九0 0 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写的是都市经验的画面。“这些画面应该接受它们自己的命运，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虽然这些画面尚未像数百年来对乡村童年的回忆那样获得对田园风情的特有表达形式，但这些都市童年的画面或许能够预先塑造蕴含其中的未来之历史经验。”
所以，他关于苹果的回忆是这样的：“……当这一切就绪时，女佣就把一个苹果放进炉膛里烤。很快炉门的栅栏就被跳动的红色火焰映在地板上。困倦的我感到有这样的画面对于这一天就足够了。每天的此刻都是如此，只有女佣的声音打搅了冬天早晨我与屋内物件亲近的过程。当百叶窗尚未被拉起，我已经第一次把炉门的插销拉开，朝那个炉膛里的苹果张望了。有时候苹果的气味还没起变化。于是我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嗅到了那飘溢而出的泡沫般酥松的香气。这种香气似乎来自于比圣诞树的芳香更深更隐匿的冬天的角落。那个苹果，那个暗暗的、暖暖的果实就躺在那里，它既熟悉又变了样，就像一个好朋友长途旅行之后回到了我的身边。那是在漆黑炙热的炉火之中的旅行，那香气好像是从这一天期待我的所有事物中赢得的。因此，每当我双手捧着那个暖烘烘、两颊发亮的苹果时总是迟疑地不愿咬下去，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感到，在苹果的香气中隐含着稍纵即逝的信息，它太容易从我的舌尖逃之夭夭。”
这一段文字唤起我的冻苹果的记忆。那是乡村童年的画面，它逐渐退隐到历史经验的深处，未来逐渐抛弃了它。
冬天的苹果园，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枝条，风无阻挡地穿行其间。泥土是干硬的，角落里是积久未化的雪。一个大孩子领我来到园子深处的小屋前。小屋密封着。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破窗而入，从窗口扔出来一堆冻苹果。苹果的个头都很小，是秋天收苹果时筛选下来的，舍不得扔，就随意放在小屋里。其实跟扔了差不多，放在那里就没有人想起了，到第二年春夏间打开小屋的门，苹果已经烂了。只有特别的人，比如领我来的那个大孩子，想着它。我们躲在背风的地方，靠着墙，咬一口，再咬一口。冬天的太阳照在带着冰渣的苹果芯上，闪着细碎的光。
后来的故事每个人都一样了。我们每个人被推着走向包含着未来的远方。未来是什么、远方是什么呢？“生活在远方”、“生活在别处”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和似乎不可抗拒的内心需求了。而本雅明却说，“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蝉
我们那里，跟蝉叫“街溜”，大概可以对应于“知了”。但“街溜”是个泛称，具体点说，较常见的有三种，名字都是根据它们鸣叫的声音模拟来的——
“马嘎嘎”：个头大且黑，声音当然很粗，而且单调，就是“嘎——”地延长下去；
“呜呦哇”：数量最多，个头比“马嘎嘎”小，身体是银灰色或灰黑色，叫起来是“呜呦——呜呦——哇——”，节奏感强；
“蚨德喽”：个头最小，数量也少，银灰色灰黑色，声音尖长，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
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里写蝉，说从大到小有三种，“海溜”，“嘟溜”，“叽溜”，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小东西。
沈从文早年的小说里写蝉的叫声，写得很好玩，说是，“树顶上，杈杈桠桠间，可以听到一批小村牛那样吵吵嚷嚷闹着的蝉，正如同在太阳的督促下背它的温书。”（《松子君》）
阿灰
阿灰是我家养的第一条狗，后来二舅喜欢，把它要去。过了几年，听到它死去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哀痛。那时祖父也还健在。
阿灰救过二弟一命。二弟去舅舅家，喝醉了，骑自行车往家走，阿灰跟在后面跑。公路拐弯的地方有一个小水库，二弟连人带车摔到水库里。是冬天，又是晚上，水库结了冰，二弟摔下去就躺在冰上睡着了。阿灰跟着跳下水库，在二弟身边转来转去想把他弄醒，可他就是不醒。后来阿灰就用舌头舔他的脸，一直舔到他开始活动，睁开眼。二弟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没有人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弄清楚自己是躺在水库上。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跟耳屎学的
张健尘说：“爸爸，你是食肉动物。”
“你是什么呢？”
“我做你的眼睛吧。”
张健尘喜欢说“臭”、“臭屁”、“大臭屁”，逗得自己哈哈大笑。我问他跟谁学的，他说：“跟你耳朵里的耳屎学的。”
疑惑
“爸爸，我长大了是谁呢？”
焰花
张健尘用火柴棍搭了一个图形，问他是什么，他说：“焰花。”
“什么是焰花？”
“就是火焰的花呀。”
坚持
“做你的爸爸很烦。我不想做你的爸爸了。”
“不行。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做爸爸。你做爸爸就要坚持下去。”
舍不得当画家
张健尘很喜欢画画，但他说：
“长大了当画家很没意思。小时候才可以当画家。我长大以后想当开飞机的人。”
后来他又说：“我长大了舍不得当画家。”
舍不得，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想做；舍得舍不得地考虑，因为他确实很喜欢画画。
不想在嘴巴里，不想在眼睛里
张健尘暑假想回老家多住些日子，他对妈妈说，我会很想你和爸爸的。
妈妈说，那你就少住几天。他说，不。
“那你想爸爸妈妈怎么办？”
“我想在心里，不想在嘴巴里，也不想在眼睛里。”
他接着解释说：“想的时候我不说出来，就是不想在嘴巴里；也不哭，就是不想在眼睛里。”
“不哭怎么是不想在眼睛里呢？”
“因为一哭就流眼泪，别人就知道了。就想在心里，别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