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
读到一些文章，在炒最近内地出版的夏志清经典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新文学的传统》，感觉媒体无知间的热捧多少有一些过誉。
有文章指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影响和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内地学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并进而影响了那时候许多年轻作家的写作走向。这样的介绍其实掺杂了对史实半真半假的诠释和一厢情愿的吹捧。
首先，20世纪80年代对内地中青年学人影响较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具有相当分量，但别忘了，与该书同时对学人产生影响的，还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而且当时夏著因为其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在内地较难见到，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相对来说在一些大城市还能买到，所以后者的影响反倒要更大些。这一点，今人如果仅从两人今天在学界的声誉和影响力来“望名生义”、搞势利眼推测，将是有违历史本来真实的。其次，说夏志清的著述改变了一些内地作家的写作走向。这一条即便不能称作彻头彻尾的瞎话，也绝对充斥了某种学术圈的自恋。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今天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一本文学史能彻底影响作家们的写作轨迹。这一点无论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夏志清、司马长风的著作，都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谁要不信，可以去各年龄段读书多的作家中找一些代表，做个抽样调查。
20世纪80年代真正影响内地作家们写作取向的，是下面几本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国》；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及其中短篇小说；略萨的《绿房子》；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对汉语现场作家们的意义，除了丰富他们的视野外，对他们在文学观上的启迪，是否能超过高行健介绍现代派小说技巧的那本小册子，都很值得怀疑。
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论著当年给内地学界带来了某些久违的学术清新：比如大胆重估鲁迅，重新评价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以及无名氏等，但这种“大胆”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是不是就要全盘肯定，也是颇值得商榷的。比如，像沈、钱、张、无这些因为特定历史原因，一度被内地冷落的现代作家，是不是在文学史上的重量真就高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学家，追求的“格”能否真高过丁玲？还有当内地学人意识到用有色眼镜研究学术的危害的同时，逆反之下是否也会忽略夏氏学说中的那些“有色”成份？为什么内地和海外，同时都会“忽略”萧红和徐这样的一代宗师？
李敖兄曾说过：1949年以后，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大多都留在了内地，台港和海外多为二三流的……这个说法有些蛮横，我也不太赞成用它来定位老夏这样的大家。但有一点我是认可的：持久地留在外面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从本质上，跟朱自清、闻一多乃至陈寅恪，就不是一类人。这一点从老夏近日在访谈中说及“左派”的意味深长，依然可以得到佐证。别忘了，高龄的老夏所指的可不是“新左派”，他嘴里的“左派”，在美国应该是“伊利亚·卡赞”、在法国应该是加缪、萨特，在中国则是国难之日，愤笔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那些人。
我们在热爱知识和学术，为新老“海龟”的学说终于回家而兴奋的同时，一定要警惕他们夹带的那些偏执，以及有闲阶层的狐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