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著
說明
父親不在的這兩年多，我始終無法找到適當的言語文字來描述這前所未有的處境和感受，勉強借用姊姊天文的話：它像一顆發射成功的人造衛星，無重力，無意志，不過是放到軌道上就可以運轉自如了……
這一段是她《荒人手記》中荒人收留的無名魚。
何以僅能以無名魚自況？
因為，父親的不在，我才發現與父親相處的四十年，無時無刻無年無月我不在以言語以行動挑戰他的信仰、情感、價值觀、待人處世、甚至生活瑣碎。
我挑戰他對待朋友後輩深情溫厚，遂得以放膽尖刻孤僻；我挑戰他虔誠的基督徒信仰，得以侉言自己是不可知論者並與各路神鬼相嬉；我挑戰他的總是無限善意看人看世界，得以窮究壞人壞事並妄想遂行正義；我挑戰他簡直公務員似的除生病、出國無一日間斷的在家中一角寫作（是我多麼想念、無法磨滅的風景），我遂得以任性的動輒停筆個三年五年；我挑戰他始終精神奕奕好奇專注周遭大小事物，我遂散漫頹唐十分虛無；我挑戰他的一直會在那裡，以致一直以為他在盛年而自己十五六歲，永遠永遠。
原來，我一直靠著不斷的挑戰父親，才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在哪裡，才知道自己是什麼，才不致「無意志、無重力」的漂移著。
（我真怕父親畢竟受苦了，因為我的沒有一刻休止過的挑戰。）
《漫遊者》所收的短篇是在這樣的狀態寫就的，另一篇文字〈《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基於同樣的理由一併收錄。
無名魚的日子尚有多久，奇怪我並不措意也不做努力，彷彿酒醉後坐在微風天的風帆下，醺醺然，那荷花，好香。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啊，老船長死亡，時間到了！起錨吧！
——波特萊爾〈旅行〉
父親離開以後，最立即明顯的不慣就是，以前每隔幾天便要發生一次的：我在浴室裡大喊：「大，救命！」大是我們山東人喊父親，救命是隱形眼鏡在戴的過程中又不慎掉落哪兒了，這時，平日慢動作的父親，總在第一時間，擱下手邊正在寫著的《華太平家傳》，打把手電筒推門來解救。我扎煞著雙手、盡力保持鏡片掉時的姿勢，不敢挪移寸步，父親總非常耐心的搜尋我身上、洗手檯、水龍頭、乃至馬桶磁磚地上，在我很容易悲觀的「算了算了！大不了花錢重配！」聲中，父親總不發一言的為我找到，從無例外。
不習慣的不只這些。沒出門的白日裡，大多是我和父親各盤據餐桌客廳遙遙相對，晚報來時，通常也是我們擱下書稿的下午茶、和我的時事評論時間，我總是邊看報邊批評，反倒像個火氣十足、不合時宜的老頭兒。父親總邊吃東西邊做我的好聽眾，同意我的說法時，便搖搖頭苦笑。
父親不在，沒有仰仗了，奇怪的是鏡片再沒掉過一次，但仍恍惚以為，只要喊一聲「大，救命！」父親會奪門而入，仍老是看到報上CoCo的漫畫就本能望向父親的座位，父親每星期一次的把包括《商周》、《新新聞》上的CoCo漫畫剪收齊了寄給上海也愛看政治漫畫的親戚。
不適應的只有這些嗎？
過往，我們總是餐餐都像除夕團圓飯，一定擺妥了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邊吃邊話講不完，不論忙閒，不論晴雨。在我們家住過兩三日的阿城就邊抽菸斗邊望我們一桌驚歎：「真是山東農民！像要下田幹活兒似的頓頓扎實！」阿城是餓了才吃。
材俊上班、盟盟上學，變化不大。我們女的幾個卻往往下午一兩點在吃早餐，飯桌空空，媽媽剛吃畢超市買的現成餃子，天文慢動作切水果丁佐優格，我以三塊（或更多）希爾頓黑巧克力配美心的特調紅茶……，「那時沒有王，人人任意而行。」
我們每天總會因觸景而憶憶父親，但都講得假假的，不關痛癢，因為不約而同害怕極了誰誰眼中一閃真情的淚光會當場引爆不能想像的場面。我們且把父親的骨灰盒擺在他與母親的臥室床頭，未設任何案頭祭拜形式，每出遠門前會去摸摸它，覺得那只是一項與父親有關的紀念物，並不覺得父親在那裡。
我們且沒遵守任何規矩的遊蕩好遠（雖然父親在時我們也常這麼做），天文先隨《海上花》去坎城，除了首映一步沒踏入與影展有關的任何場子，自己在鄰近小鎮遊蕩半個月。夏天，我和媽媽盟盟去歐洲一整月，城與城之間搭火車，城裡鎮裡便用地鐵公車和走路，每天不到九點天黑是不回旅館的。我想試試看，能跑多遠。予好友的一封信裡，我曾試圖描述：父親不在後的最大不同，覺得自己像斷線風箏，可以無罣礙的四下亂跑，但我簡直不知如何形容這全新的感覺（是好是壞？）……
我走在黃昏長滿野花的古羅馬廢墟的巴拉丁丘，在西斯汀教堂仰望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在烏菲茲美術館看達文西、拉斐爾、喬托的聖母像和宗教畫，在羅浮宮看維洛內歇的迦納的婚禮……，一點感覺不出父親會在其中，因為父親曾經回答人家詢問關於對死後世界的想望，基督徒的父親說，應該是在天國做他喜歡的事情例如寫作。我且走到了天涯海角（時差八小時，我到過的緯度最高地），站在凱爾特人昔年為阻擋維京人所建的廢城牆垣上窮盡目力望向天邊，絲毫感覺不出父親可能的去蹤。
變得很幼稚、無知。過往所具備的一些知識、哲學、看待人生生死的老練……全部零蛋。我且老忙著問親人好友有沒有夢到父親，其中勉強有的，也都沒一個令人滿意（有那夢中仍不知父親已死的，或很片段恍惚），我自己做的也很不成款。理智上，我們互相安慰，父親生前已少叮囑掛念，之後怎麼可能再來嘮叨交代什麼……，但，他真的不想念我們了嗎？
於是天文說出很恐怖的話，她說人死了就是死了，不會再有什麼，我驚嚇極了，想說服她其實我也不能被現存的任何宗教所描述人死後的世界所說服，但我以為它只是以一種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式存在著，因為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們在另一個時空裡一定還見得著，而且父親應該會說，關於他的後事種種，處理得挺好，簡單、不拘形式……
真的像是昨天早晨的事情，我們幫父親換穿上他平日慣穿的舒適外出服，暫時在太平間等候，而後我們與醫院附設的葬儀社老闆商量後事的處理，我們未交換一眼一語的在有數十項的葬儀服務細目表格上只勾選了三項︰環保棺木、火葬費和運送棺木的車資。我們不讓父親穿戴令人陌生的壽衣壽帽，我們不讓化妝因為父親離去時的面容與平日無二，我們用在醫院守夜睡沙發椅床三人蓋過的家常格子被取代殭屍片裡道士作法穿的道袍般的壽被……，這一切，女婿材俊形容，彷彿是父親在辦自己的後事，因為，有他生前清楚的行事風格，才有我們不用討論、意見一致的應對各種無法想像又無經驗的狀況。父親去後的二三日，總統府某一局處電話來說總統要頒褒揚狀，接電話的我們之一回答：「謝謝不用，因為父親非常不同意總統的為人處事，而且一直以為文學的成就也不需政治人物來肯定。」次日，辦事人員尷尬的再打電話，請我們不要為難他只是一個替人工作的，因為褒揚狀已發下他必須傳到。我們沒有為難他，只在他遞給我們轉身離開後，隨即丟在門口舊報紙箱裡給收廢紙的載去垃圾回收了。父親告別式的前一日，也有市府人員打電話來表示市長陳水扁屆時將撥冗參加，我們回答：「先把不禮貌的話說在前，若市長有空跟所有人一樣教堂裡排排坐到底，容父親的友人晚輩台上追思，而他與其他政治人物一樣不能上台，那，歡迎他來。」陳市長當然就不來了。告別式的會場，所有的花籃包括宋楚瑜的名條全取下，只遺憾懊惱會中那強出頭臨時插花跳上台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材俊差點兒把她拖下台。
我在意極了父親對我們處理後事的肯定，因為，我唯恐只因父親一向行事的淡泊低調，會使得這一場、他的離去、他的文學成就、他的最後未竟的長篇小說，趁此被遺忘。真但願是我過慮了。
去夏，市政版上不起眼的一方小新聞，市府打算將中山南北路設計成文學步道，每隔數公尺立一文學看板，一面鐫刻作者生平簡介，另面是代表作中摘錄的文句。於是包括鄭清文、陳萬益在內的遴選小組選了四十七位對台灣文學有貢獻的作者，其中大約只二人是活著的（上述兩個數字全憑記憶，誤差應不大），父親，在台灣活過五十年，娶苗栗女子，作品近四十部，二十多年前就被張愛玲說「西甯的學生遍天下，都見起來還行。」……這樣的父親、我的文學前輩，並不在四十多人之列，我真希望有人告訴我，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夠多，不夠好，住得不夠久，不夠與台灣有關係，而不是，他是如此的政治不正確。
早已有跡可尋。還在三十年前或更久，與我們有親戚關係的吳濁流前輩（我的大舅媽是他的姪女）就告誡過父親：「多參加台灣人活動，少整天跟外省人一起。」外省人，不過是我們喊叔叔伯伯的司馬中原、段彩華、舒暢、洛夫、弦這些同樣是軍職之外狂熱寫東西的人，父親飯桌上轉述這話予母親時，沉吟著。
喊過父親老師的眾多學生中，有一位尤令我印象深刻，他來家得很勤，飯桌上，他啞巴似的幾乎沒半句話，看不出聰明，父親與他談得特多，並對他帶來的小說手稿閱讀再三驚為天人並四下推薦。我們做小孩的，記得的當然不是這些，每年中秋前夕，他會準時寄來一簍真的好吃的麻豆文旦，我們叫他的本名、×××叔叔。他後來果然一書成名，並以取材他出身背景的小說屢被用來做為方興未艾鄉土文學的上好範例。他漸漸沒來我們家了。有一年，父親趁南下演講去看在中油上班的他，他主動告訴父親，他彼時最被稱道有關勞資鬥爭題材的作品很多地方並不符實況，但為了服務政治理念也只得如此。多年後，甚至就是今年初，我在報上讀到他檢討市長選戰為何失利的文章，主要論點歸因於外省人的褊狹、不長進、不認同台灣……。我只想，他的「外省人」裡一定沒有父親的名字吧；早沒有了。
這類喊過父親老師的學生很多，大多有一個公式可循，大約他們在開始出書發表時就某個場合中稱朱西甯先生，再幾年（端視事業升遷的速度而定），便改口直呼其名。我可都記得清清楚楚。
這一切，父親卻並未看在眼裡，於是我長大到一個年紀時，開始不平則鳴，建議他把被學生佔去的時間留點給自己寫東西，並直言不要理誰誰誰、又某某某的作品根本沒那麼好……，父親總說，他始終記得在當流亡學生而又最對文學饑渴求知時，常想只要一個老師適時的隨便一些指點，不知會有多大的長進。
其實，我哪也有資格批評計較他那些學生呢？很長一段時間裡，幾次我忍住質疑父親，為什麼會隨國府來台？因為在我看來，彼時絕大部分優秀的作家（尤其我喜歡的錢鍾書、沈從文、老舍）全都選擇留下，即使不為了共產黨，也為了它背後所代表三○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熱血青年追求的社會正義人道關懷等等……，我父親，為何如此的政治不正確？儘管知道父親的大哥（北伐前在縣城裡以國民黨員身分辦報），二哥都死在共產黨手裡，但這就足以支撐他做如此重大的抉擇嗎？
有一年，遠企Mall剛開不久，我們拉父親去吃吃逛逛（總是這樣，老要把父親拉離他的寫稿工作，老怕他不知「外頭」變成怎樣了）。回程車上，父親說，真像當年南京的某個商場，當時的父親，正埋頭苦讀準備考清華工科，為能參與日後可比田納西河谷水利計畫的揚子江水利計畫，但見四下裡處處歌舞昇平紙醉金迷，父親寄居六姊家的南京新街口附近便開了一家遠企般的新型大商場，其氣派奢華幾近威嚇，走在其中令人覺得寒傖和渺小無力，數日後，父親棄筆從軍。這回，我沒再問父親為何從的是代表資本主義、代表那「商場」的國民黨軍，我漸漸看待一代之人不以事後之明的分法，例如不再惑於用意識形態、主義、信仰（及其所衍生的陣營立場）來分出一代的「好人」「壞人」，我比較好奇於分辨出心熱的、充滿理想主義、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種冷漠的、現實的、只為自己盤算的兩類人，前者，在任一時代，都有「站錯邊」的可能，而後者，當然是從不會「犯錯」、絕不會被歷史清算、最安全舒適的。——此中有高下嗎？求仁得仁而已。
然而這一切，與父親、與父親花了十數年時間寫又居然沒寫完的五十五萬言《華太平家傳》有什麼關係呢？
父親晚年，在面對一些熱心詢問他長篇進度的人時曾說，已不考慮讀的人、不考慮發表、出版、已是「寫給上帝看的」，我一旁聽了直皺眉，聽不出淒涼、自慰、或單純的只是出於宗教信仰，畢竟沒有問是哪樣一種心情，因為怕忍不住煩躁的會說：「這樣豈不太抬舉上帝了。」
為此，十數年來都不肯看這「寫給上帝看」的作品，竟直至父親不在。
讀《華太平家傳》，好一幅緩緩展開的清明上河圖：天子下殿走、西南雨、望門坊、神拳、清明早露、糧草、老棉襖、躲伏、乘涼烤火、地瓜翻秧、風水、馬窩、黃河見底、魚鷹、年三十兒……（皆《華太平家傳》篇章題名），歷歷在目，然而就算好看極了又與我們的當下有什麼關係呢，一邊讀著，一邊我分神想著日後出版必定有的質疑聲，然而，另一個更遙更遠時空的《追憶似水年華》、《百年孤寂》、《復活》……與我們發熱病似狂愛的「台灣當下」簡直的也又有什麼關係呢？
父親的手稿中止於一○六六頁，與他最後住了整整五十天的萬芳醫院一○六六房數字恰巧一致。那第一○六六頁，字跡一如首頁的整潔有力、意志滿滿，觀之給我莫大的撫慰，原先我害怕面對的那頁是零亂渙散、或躍然紙上的不能罷休不甘終止……，但畢竟同樣作為一名寫作同業的人，會否因為未如作者原意結束而感到作品殘缺或竟至影響整體價值？我以為某些人的創作方式或許會，但原計畫百萬言以上的《華太平家傳》則不會，較之前者西畫式的講求結構布局嚴整，《華太平家傳》比較接近一卷捲軸，好心情好風日好悠閒時，可展全盡覽，若不，打開多少看多少，也無礙於賞讀的樂趣。
作為一個讀者和寫作者，我這麼以為。
對於「寫給上帝看的」這信念，我也稍後在班雅明的話裡稍稍釋然，班雅明說：「小說家則是封閉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說形成於孤獨個人的內心深處，而這個單獨的個人，不再知道如何對其所最執著之事物作出適合的判斷，其自身已無人給與勸告，更不知如何勸告他人。寫小說是要以盡可能的方法，寫出生命中無可比擬的事物……」
我永遠記得那無可比擬的夜晚，父親走前兩夜，病床兩側我和天文一人睡一張沙發椅床，天文是連日弄《海上花》電影字幕睏極了已倒下闔眼，父親便要我也趕快睡，一貫的話：「累壞你們了。」那夜的父親，反常的沒吃多少我帶去的鼎泰豐八寶飯，我有些擔心，便假裝躺下並不敢闔眼，留有夜燈的病房，我可以清楚看到躺著的父親睜著大眼四處打量，異於白日的因藥物和貧血而昏睡。父親確實清楚看到很多我無法看到的什麼，他鷹似的愛觀察的炯炯雙眼，焦距左右遠近不定的時時變換著，幾乎我可以聽到上好的單眼相機不斷嚓的按快門聲，但覺鷹眼就要掃到我時，便趕忙瞇上眼裝睡。整夜，父親沒睡，起來上廁所而我為他披衣時，真想問他看到了什麼。
那夜，父親在我的監視下不好離開，因為次夜，天衣異於我的方式唸了一兩小時的聖經詩篇並隨即淺睡迴避，因為事後她說，她覺得「死是一件很私密的事，無法當著即便是兒女的他人面前發生」，父親果在沉酣聲中離去。
父親是替我探路去了，他知道我怕黑、怕鬼、怕病痛、怕死，他常笑我「惡人沒膽」。
於是他有這樣一場演出，病中的平和，上路的泰然，父親的遺容甚至是微笑著的，教我相信，遙遙未來的某一年某一日某一重要時刻，當我大喊一聲：「大，救命！」他一定會在第一時間裡，破門前來幫助我。
（※轉載自「聯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