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枪
我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里读到了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的作品——汪曾祺和废名，现在想来，依然觉得是件奇妙的巧合。八十年代末那个燥热的夏天，鸡鸣如晦过后死一样的静寂里，每天翻看鲁迅著作，希冀从中找到能解开内心郁结的东西，但烦躁往往不能自己。无意中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冯文炳选集》，翻看扉页是一副古怪的肖像，“相貌奇古，其额如螳螂……眉梭骨奇高”——知堂的描述实在是很精确的。这样的异像是很能吸引了人的。再看看目录，不由得心生欢喜，《桥》《枣》《桃园》《竹林的故事》《三竿两竿》《菱荡》，这样的题目就象夏日的清风，让躁动的心顿生凉意。不见这本书已经十年了，现在依然还能记得那雅致的封面，和阅读时有如咀嚼橄榄的感受。
废名是五四前后出现的很独特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好象从没有提及他。但对他特异的风格，同期的作家还是注意到了。这里，周氏兄弟的评价最为精当。鲁迅说他的作品一是“冲淡中有哀怨”，一是不大“闪露”，“才见以冲淡为衣”，常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三言两语，恰到分寸。周作人说废名是讲究“文章之美”的作家，说他的作品“象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去抚摸，然后汪汪流出”，这样的评价本身也是很美的。周氏兄弟自视极高，对新文学中的新诗，小说都有苛刻之评，能入他们法眼的都不是庸常之辈。鲁迅的评价贬多于褒，但实在是指出了废名小说的要害，他是欣赏废名那样风格也看重废名才华的。《坟》出版后，他分赠的八个年轻作家中，其中就有废名。
废名好象是学英文的，最早研究莎士比亚，哈代，知堂还向他推荐了唐吉呵德。外国文学的研究让他得出了中国少有厌世作家的感叹，（见《中国文章》）并深觉可惜。他说莎士比亚和哈代都是个厌世的人，而厌世的人“一定很安乐……比别人格外尝到人生的欢跃，格外绘得出美”，而中国人“确乎重实际，少理想”，不常思索“死”，以至作品里多“凝滞”之气。这些观点实在新颖也难解，这也许是他的见道之言吧，就象是充斥在他小说里的许多意念，缤纷奇妙，又使人恍惑。
中国文学，他看重的是六朝文章，认为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读庾信，“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出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草，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我想，喜欢庾信的人都会有这样感慨的，象“树里闻歌，枝中见舞”“草绿衫同，花红面似”的句子真是让人过目难忘。他对陶潜尤为心仪，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他举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样的句子，说这样的诗，让人觉得静中有动，能感受万物的生命。对王，孟，柳宗元这类慕陶的诗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陶的不同，那就是和自然的隔与不隔。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陶诗的境界。对老杜，义山，废名也可以算得上是知音。他写的诗话，和传统的做法大相径庭，不做高头讲章，不写陈词滥调。他是沿着“情”的一条路走，别具只眼，使人觉得他是按诗人的心理在揣摩。他有时会在小说里会平白加上他的诗话，虽然突兀，但还是觉得美：“今天的花实在灿烂，——李义山咏牡丹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桥》）。他的作品中很容易感到六朝，晚唐和南宋的影子。
和汪曾祺相比，废名的小说真是很难读。早期的作品还好懂，到了后来，如《莫须有先生传》之类，加入了作者的“见道”之言，常常让人看了不知所云，苦思不出作者在想什么。晚年的汪曾祺的小说也爱恣意为之，喜欢散，并提过小说散文化的问题。但和废名比起来，还是形神俱在的。废名的小说则是真正的散文诗。情节和故事，传统小说必备的要素在他这里显得可有可无。小说技巧中的起承转合那一套他也不要。平淡零散的情节，于细碎寻常中宛转回荡跳跃。文章因而有了奇气。他写的是一种感觉，一个境界，一时的意念。象《竹林的故事》这样的长篇，通篇基本上就没有故事，只是几个孩子的日常生活记录。但小说读来是感人的，他用小儿女的童心感受这个世界，用童稚的眼睛在记录这个世界。儿童飘忽不定的思绪在他意识流的笔下象行云流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间相互缠绕，象一种禅机，似有似无又无可捉摸。细心的读者往往会在不经意处点头赞叹，心领神会。
作家总是有师承的，我读沈从文的作品总能感受到鲁迅农村回忆题材小说里的美丽和悲凉。废名的师承则是中国诗词。尽管他小说里有意识流，但这是中国式的，是晚唐诗歌里“梦非梦花非花”的意识。他的散文和小说能让人感到中间有淡淡的哀愁和难言的寂寞。寂寞和哀愁都是很美的境界，但掌握不好会变得滥情。读他的文字有一种从心里沉下去如酒的感觉，象读鲁迅《野草》的感受。他自己说：“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我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用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把小说当成绝句来写，这样的手法实在是空前。“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这话说得真好。他的语言风格是独特的，古典文言和现代白话的奇妙糅合，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沈从文说过，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准确。这话太绝对了点，在废名那里，他真正做到了惜墨如金。我一直认为芜杂，饶舌的语言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浪费，在废名的文章里我经常感动地看到他那些准确的描述。
废名是寂寞的，顾影自怜使他远离了读者，晚期的思想“更转入神秘不可知的一路去了”，以至文章愈是难解。也许他自己对此不屑一顾。这样说是基于他对文学，对信念的义无返顾。但他也后来不少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象沈从文就坦率地承认废名对自己的影响。在何其芳的《画梦录》里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影子。现在的汪曾祺，阿城对废名的师承是很显然的。这样看来，废名并不寂寞，他开了一个寂寞的头，但后人并没有遗忘他，他有如地下的一流泉水，终究会汩汩地冒出水面。
作为知堂的弟子，废名在精神上和文学上和周作人有深刻的联系。欣赏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冲淡平和，明净温厚。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文章的境界和晚明的小品文相通，追求文辞和气韵的雅致。对周的附逆，废名解释是这样的“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这个弟子真是爱老师爱到了家，不说谢本师，也到了说胡话的程度了。但他对周的辩护和周的自我辩解竟然惊人的一致，联想到张爱铃的是非观，给人的感觉就不仅仅是惊讶了。
废名搁笔很早，四十年代兴趣开始转到儒释道研究。他狷而又直，非常自信，和熊十力辩论是自称自己代表佛，别人反驳他就是谤佛。还有和熊争论不休以至动手的传说。这一切都看出他的自信和执著。废名是黄梅人，黄梅是五祖弘忍的传法之地。这可能对他的秉性会有影响。五十年代他到了东北的一所学校教古典文学，还写几本关于鲁迅的书，大概是为了迎合当时的风气。在《选集》里还收了他一首歌颂本家烈士的一首诗，诗是打油诗。还记得一句是“国民党清党杀杀杀”，当时读了不禁莞尔。一个坚信自己代表佛的人也不得不对政治折腰，让人实在觉得悲凉。按他和知堂的关系（周四弟子之一），他未必逃得过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