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冷与小温
作者：顾村言
——汪曾祺故里行
这个五月，雨一直就在断断续续地下着。
车是向高邮方向开去的。
手伸出窗外，很快就湿了，雨并不大，但微微有些清冷的意味。
一年之中，少说也有七八次去高邮的机会，但每次去，却从没走近那个地方——是想走近的吧，但怎么一直就没走近呢？想想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地方有那么多我耳熟能详的名字：大淖、保全堂、草巷口、善因寺……还有巧云、小英子、十一子、明海、戴车匠、叶三、陈小手……太多了，那里的每一片水，每条船，街，店，人，气味……所有的一切，于我都是极熟悉的——那地方和我的故乡，还有那个遥远的湘西一样，一直都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游荡的——去，或者不去，其实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
到高邮，处理完了杂务，看看才十点多，忽然想起启功老人说起的对高邮王念孙故居的神往，想想自己来高邮多次，竟然没去过，也太说不过去了，便一路摸过去：很清静的一个小小庭院，湿湿的青砖铺地，砖缝里透出的草嫩嫩的，雨中的石榴树干如古梅一般，叶子滴着水，尤其青翠。看了一些介绍，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只有景仰的份儿，想想那些经学训诂之学，这辈子能了解点皮毛就算不错了－－德高望重的启功提起王念孙，总是一脸真诚的敬意。
——这个小小的古城，出的人真是了不得！
王念孙父子，那是被称为一代宗儒的。
还有秦观秦少游、散曲家王磐……
但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让我亲切的——让我真正感到亲切的只是因为，这里出了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姓汪的平易老头儿。
汪曾祺！
——这个真诚可爱的老头儿，他最美的文章无不浸透着这个水边小城的风情。
司机正好是高邮人，于是游过了王氏故居，想想还是托他带我去汪曾祺故居，我以前看老汪的自传体散文《逝水》，似乎说汪家是在科甲巷，但言语之间又说那地名已经不在了。没带书来，只好问人，还好，有人指是在竺家巷。竺家巷在哪里呢？高邮人说在东门外街，冒雨在那里乱七八糟的找了一会，又走了一些回头路，仍是没找到，找到的却是一条古街的安谧与宁静——想想这一切与老汪儿时大概也没什么区别吧。
古街的不少店面都是木板门，陈年的灰暗色，也不知多少年了。
老虎灶的水汽很大，一个老太太系着围裙坐在那里，一边守着锅灶一边等人家拿水壶过来，旁边是锯木屑，那是烧炉子用的。问老人老虎灶多少年了，老人说，她在这里烧炉子就五六十年了，说这话时老人平静静的。
打铁的，炉火好红，外面湿湿的，无端的却觉得那里面应当温暖得很。
当铺、南货店、烧饼店、剃头店。
还有一家救火会——“救火会”这三字我是第一次看，破败的房子，青砖的墙上钉着“高邮市文物单位”的牌子，走上前时，却是两个穿茄克的男子在修理自行车，昔日的救火会早成了车铺。
转了一圈，竺家巷只是没见，问了几个人，还是没找着，看看时间不早，索性回头吃饭。
饭后，雨大了些，因为司机难得回高邮，要回家看看，便让他把我一个人送到东门外街附近——自己想，反正就在那一带，实在找不到，就这样在雨中的老街转转逛逛，还是极有趣味的。下车，打伞，一个人溜达了不过五六步，一个小小的巷子在身旁出现了，习惯性的抬头看去——“大淖巷”，真的是大淖巷！大淖！得来竟是全不费功夫！——那阵儿谁知道我内心的狂喜呢？大淖——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对我来说，分明就是个圣境一般，这地方和那个四川贵州交界处的茶峒边城一样，原只是在内心供奉着的一个灵地，若要出现，也只应当是在梦中的。但这一切都是在现实中，现实清晰得让人有些不信。
巷子极老，窄窄的，青砖墙，青砖路面，小瓦屋顶，上面三两支灰灰的瓦楞草，仿佛家乡的那条小巷一般——一切又似乎是在意料之中的。斑驳的墙缝里长有一些不知名的草，锯齿状的叶子，在雨中微微地有些欹斜、颤动。有人家大门开着，朝里看去，小小的天景里全是些花花草草——应当就是这样的。巷子到头，果然是一片水，几条船随意地泊在那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就是真正的大淖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大淖纪事》里对大淖的介绍。小说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我早就想到了，何况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管如何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一定撒有很多汪老头儿童年的欢笑与梦想。
大淖的岸边，除了三五家青瓦房，还有个收废品的，几片毛竹杆搭成的栅栏，里面大概没人，一片小小的空地上蚕豆长得茂盛极了，四方形的蚕豆茎儿真有劲，豆荚都是饱鼓鼓的，滴着雨水，一切无不显出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船上没人，一块木跳板随意地搭在岸边，篷是拉着的，雨打在黑黑的船篷上，一片悠远，那远远的水面隐隐约约也是一条船－－真不知道那里是不是还住着兴化小锡匠？十一子现在怎么样了呢？巧云，那个小媳妇现在还是不是在挑担呢？这些天真的问题只在肚子里打个盘旋，便咽下去了，谁也不知道，谁也无法回答。
在水边的那块空地上立了一会儿，近水边全是密密的水花生，交错缠绕着，淖中央呢，早不是小说中所写的狭长沙洲，而是一排红砖房屋，有点象仓库，那个让十一子和巧云呆到月到中天的小小沙洲是变了——一切无可避免地都是会变的。
远处一片烟。
雨一直就在下，一直就没个停的迹象。
离开大淖巷时，视线中一辆黄色三轮车渐行渐远，雨中的墙缝草绿极了。
出巷是人民街，斜对面一个老虎灶，一个布店或者别的什么店，一个酒坊——几个极粗大的坛子很是醒目，“酒坊”两个字极大，似乎是隶体，正在端详那两个字，忽然发现边上竟也是条小巷，折进去一瞧：“竺家巷”——可不找的就是这三个字！又是一阵惊喜。
想都没想便把脚迈了进去，和大淖巷差不了多少，只是略宽一些，走了不过五六十米，一个红标牌便出现了：“汪曾祺故居”－－—是九八年立的，高邮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牌子位于竺家巷七号和九号之间，一边门关着，一边门开着，却不象开放的样子，里面一椅、一桌，天景透出的几盆花草让小屋显出些许古韵。
有些犹豫不决，是不是该敲门呢？
想想还是没敲，走下去了，从北走到南，竺家巷并不长，南边临街口的老屋里，一对老夫妻，七八十岁了，坐在小木桌前慢条斯里吃着饭，很简单的几个菜，熬小鱼，还有几样青蔬，却吃得那么香——想起故乡的祖父母来，忽然想要落泪才好。
这么一个地方，不大，却让人有些魂不守舍，到底什么缘由呢？
到底决心去老汪的故居看一看——好不容易找着了，可不能给自己留下些许的遗憾。
在南边巷子口买了一包烟、打火机（平时是很少抽烟的），在雨中点起一支烟，就这样撑着伞，慢慢走近那地方，感觉真好，象回家。竺家巷九号是个不大的房子，光线昏暗，一个老人坐在那里看电视，分明老汪的身影一般，头发尤其象——是幻觉？想想又蹩回七号，门是关着的，窗子里透出一个女孩子的身影，似乎在找什么书本。
折回身，终于探进九号的房子里，问那老人：“请问，这里是汪曾祺故居吗？”
老人立起身，连声说：“是，是，是！”招呼着自己坐下，且沏上一杯茶。
有些吃惊－－—这老人和汪老头儿长得那么像！一问，果然。老人叫汪曾庆，小名海珊，是汪曾祺在高邮的弟弟，也是唯一的弟弟。老人说他和汪曾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这就是任氏娘，汪曾祺的二继母，也是汪曾庆的生母，汪曾祺《我的母亲》里对任氏着墨不多，却充满感情。
记不清和老人怎么谈的汪曾祺，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所说的总也离不开汪曾祺－－—仿佛那是一个分别很久的家人一般。乱七八糟地这就样聊着，老人说原来他在卫生防疫站工作，现在退休了，一个人过，就住着这个小小的房子，经常有国内外的文化人摸到这儿，寻找汪曾祺的故居。
“其实，这里说不上是故居的，这里只是汪家的一个偏房，过去没人住的，放杂物。汪家的产业过去是很大的，至少也有五十多间，后来全被没收了。”
有些感叹－－—其实能叹些什么呢？老人说汪家解放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流亡生活，一家人流落到镇江，颠沛流离，那真是苦呀。大哥汪曾祺八十年代回到家乡，那个家早就没法住了，只能住在宾馆里。那时候，汪曾祺和市里的领导提出落实一些汪家的住房，当时领导们倒是满口答应，但事后却总是不了了之。
“大哥在世时就这样，去世后更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老人叹口气——我竟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就样说着，又说起老汪的作品，老人笑着说，大哥写的很多都有原型的，比如《受戒》里的那个小英子原型，还在的！《岁寒三友》里的陶虎臣也是实有其人的，还有《鉴赏家》里的叶三，《异秉》里的王二，都是实有其人的，不过，大哥说这些小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
说起汪曾祺回乡的趣闻，老人更是如数家珍。
老人抽着烟，一圈圈灰白的烟雾环绕着，有一瞬间，真疑心那就是汪曾祺。
把这感觉告给老人时，老人笑着说：“我烟抽得少，和他没法比－－他呀，烟酒两个字，了不得！”
因为说起汪家的家世，老人不知从哪里翻出本《汪氏家谱》，指给我看，汪曾祺在家谱中的哪里，他自己在哪里－－—那里他的署名是汪海珊，他们这一支的汪家都是清初从徽州迁来高邮的，到“曾”字辈时，已过了八九代了。又拿出些汪曾祺生前的照片——其实这些照片大多我都见过了，但那是在书中，如今，在汪曾祺的故居抚摸这些熟悉的照片，那份亲切真是无法言说。
一个胖胖的五六十岁的男人踱了出来，老人忙着介绍，告诉他又来了个慕名访寻汪曾祺的年轻人。又给我介绍说这人就是汪曾祺的妹婿——金家渝。
金家渝先生也退休了，两位老人在竺家巷经常接待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曾祺爱好者。
金家渝一家住在七号，七号与九号是相通的，中间一个小小的过道，不大的天景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有兰花、文竹、君子兰等，一片幽香的韵致。
老人找出两幅画，告诉我这就是老汪的真迹，一幅画的是花鸟，用墨尤其好。墙上挂着一幅汪老水墨淋漓的书法，看内容，是：“焦循雕菰楼词话云，秦少游品令，掉又（月瞿），天然个品格。此正秦邮土音，今高邮人皆然也。”——“个”确实是高邮人的土音，读二声，扬州所属县市也只有高邮把“个”读得扬起来，我记得老汪在《词曲的方言与官话》里对此曾专门提及的。金家渝告诉我说，这都是汪曾祺写作累了随手写的，是他在北京跟汪曾祺要的，包括国画也是这样，有几幅是汪曾祺画了赠给李政道、聂华苓等人的，因为不满意，又重新画了一幅，这不满意的也就给金先生拿了来。
说起老汪的书画，一时似乎有些打不住。
汪曾庆老人说起，汪曾祺的儿女用父亲的稿费出了一本《汪曾祺书画集》，是非卖品，只送给亲朋好友及家乡的，问我想不想看。
自然是忙不迭地点头。老人便爬上阁楼取来这本书画集：红色的封面上只一个丁聪画的老汪像，装祯朴素典雅——我听说过这本《汪曾祺书画集》，一直心向往之，因为是非卖品，原以为无缘识见，不想无意中竟在这里碰上了，也算幸事！
这本书画集是汪曾祺子女寄给汪曾庆的，一直没拆封，老人要我拆了细细看，见我有些犹豫，老人说：“拆吧，没事的－－—反正是要拆的。”平常而真诚的语气，让人感动，遂小心翼翼地拆了塑封，一张张细品，读汪老的画，如读着汪老那平和精美的文字，宁静之外，却又被一种笔墨之外的东西攫住了你，吸引着你。老汪自己说过喜爱徐青藤、陈白阳等人的画，有逸气，无常法，所谓画如同小说散文一般，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想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心态，无论文字，还是书画，也就具有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境界－－—他的画是真正的中国文人画一脉，如同他的文字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意一般。
看了几幅画，不得不感叹他老人家的笔墨，尤其是留白功夫。一枝普普通通的花，淡墨随意那么点几笔，成一朵花瓣，然后三两片叶子，便以一笔恣意直拖下来，这一笔是叶茎，靠的全是书法的底子，干净利落，笔墨间却又极富韵致，题款顺势便与那一笔平行下来，有味极了。
一幅画自署“学虚谷法”，确是虚谷的笔意，也有未署学某家的，却仍是可以看出那些名家的笔意的，但又融入了汪老自己的性格，徐青藤、陈白阳自是不必多说，现代的，比如黄永玉的荷花、吴冠中的花与树，全被这个聪明而狡猾的老头儿借来了。也有一些画无题，一幅有一只蜻蜓和蜘蛛网，题记云：“中午，煮面条等开水作此。”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真是有趣！一幅画只坐一罗汉，题识为《狗矢！》，想起禅宗的棒喝——不知是不是这个味儿，“狗矢”后面的那个惊叹号吓了我一跳，这个老头儿！
金先生介绍说老汪颇为自负的是他的荷花，是这样，收入书画集中的一百多幅作品，荷花至少也有十多幅，算是最多的了——这十多幅却是风格各异，没骨荷花清妍秀丽，写意荷花水墨淋漓，一幅题为〈残荷不为雨声留〉的荷花图则纯用焦墨，三四杆莲蓬，两张交错的荷叶，其间是飞白一般的荷茎，欹斜曲折，自然穿插，若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谁敢这样画？！
《荷塘月色》全用淡墨写就，画中无月，却分明让人感到轻泻的月光。
这个老头儿，真能折腾——老头儿骨子里应当是不安分的。
书法作品里有汪老喜爱的宋儒名句：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也有：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老人自称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从这两句他最喜欢的诗里是可以了解一二的，如同他的文本，在平淡素净的背后，却弥漫着温馨的悲悯情怀，老头儿所写的绝非闲适，闲适与平淡只是其文字与书画的表面，而在深层次的意义上，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无限博大宇宙意识的人，那种对于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以及对于世间挣扎着的生灵的悲悯，一笔一画，无不可以让人触这个平和老头儿跳动着的温热的心。
见了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感觉和汪老有些神似，汪丽纹夫妇和汪曾庆翻出1997年给汪老送别时的照片集，一张张翻着，除了家属，还有张兆和、李陀、林斤澜、李锐、余华等人，金家渝说，那天给汪老送别，张兆和来得最早，她对汪老的儿女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沈从文夫人、汪曾祺的师母，照片上的张兆和眼睛里满是泪水，浸满了悲痛，谁也想不到这个汪老头儿会走得这么快，他曾经说过他要写到八十多岁的。
他还有那么多愿望，《七十书怀》里这样说：“活着，就得做一件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
说起汪老未完的心愿，金家渝先生不无伤感地告诉我：老人生前，美国的聂华苓、法国的居里安女士等人因为喜爱汪曾祺，曾经提议，出资在高邮湖边建一个象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那样的地方，就以老汪的名字来命名，每年邀请一些作家住在这里，但遭到了老汪的拒绝，老头儿对家里人说：“用人家的钱，心里不安，何况，高邮有自己不少房子的。”——老人为写长篇小说《汉武帝》准备了很久了，有那么多卡片（金家渝比划着给我看），他一直盼望着高邮地方能给汪家落实房子，这样他也好回来静下心来写他的《汉武帝》，老人曾对金家渝说：“我要回去写《汉武帝》。在北京，干扰太大了。我不要住宾馆，我不要过奢侈的生活。我想住在自己家里。”可惜的是地方政府口头答应了汪老，却一直没有兑现。
汪曾庆和金家渝两家五口人还是挤在竺家巷这两间局促的老屋里。
其实高邮是有个汪曾祺文学馆的，设在当地名胜文游台内，是启功老人题的馆名，我看过，却感到在那里终没有原汁原味的“汪味儿”，若把那个文学馆建在竺家巷内，再适当恢复一些老汪童年的旧居（哪怕只是十分之一），与附近的酒坊、老虎灶、大淖巷等旧观一起，一定会让海内外的汪曾祺爱好者喜不自胜的吧。
可惜这仍然只是个愿望而已。
无论如何，老人对故乡是充满感情的，这样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关系，如天真的孩子深情依恋着母亲，老人有打油诗写道：
“我的家乡在高邮，
风吹湖水浪悠悠，
岸边栽着垂杨柳，
树下卧着黑水牛。”
那些充满温情与悲痛的文字，那些美丽的苍凉，那个平易的老头儿，真的就去了吗？
我平白地觉得老人一直就没走，老人仍在那个蒲桥边自得其乐着，在袅袅的烟雾里，用他的文字和字画温暖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
他说：“自己写作或是画画，只是送人间一点小小的温暖。”
其诗云：
“我有一好处，
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
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
伸纸画芳春。
草木随目见，
鱼鸟略为真。
唯求俗可耐，
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欢喜，
携归尽一樽。”
——其实，能在文字或是画作里给人间送些小小的温暖，谈何容易！在看多了太多的做作与虚伪，看多了那些只怕自己不先锋不另类的垃圾后，回过头去，再看看那些平实的文字，看看那些逸笔草草的书画，觉得这个只想给“人间送小温”的老头儿是那么的难得。
李陀先生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里说：“我深信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这个和蔼平易的老头儿所应该得到的尊敬，会远远在许许多多今日正声名显赫的诸般人物之上。”
又说：“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如今头雁飞走了，留下一片清冷。 ”
头雁是飞走了。
临别汪曾祺故居时，忽然想起，这一天正是5月15日，差一天，离老人仙去的1997年5月16日不正是五周年么？——竟有这样巧合的事？！
头雁飞走已经整整五年了。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地面湿湿的。
竺家巷汪氏一家人站在九号门前，微笑着招手再见，就要走出这小小的巷子了，这条古街，不能不回头看一看——这个飞出过头雁的小小地方，仍是那样的温情。隐约间，似乎看得见大淖水边的蒌蒿，田埂上美丽的脚印，牧鸭而归的小舟，听得见幽冥寺“当——当——”的钟声，李三“笃——笃——”的更声…… 所有的这些，因为那些文字将会永远保留着。
我相信，那个飞去的头雁给人间留下更多的，除了那些清凉着这个世界的文字，更多的，还是他所希望的片片小温——安静地温暖着每一个有会于心的人。
2002年5月16日－17日汪老仙去五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