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玄字太初,自小就很出名。二十岁时当上了散骑黄门侍郎。有一次他谒见皇上,侍卫官将他安排在皇后的弟弟毛曾的身旁,夏侯玄看不起毛曾,并在行动、语言中表露出来。明帝对此很气愤,将他贬为羽林监。
正始(240～249)初年,曹爽辅政。夏侯玄是曹爽姑姑的儿子,于是他又被重用,历任散骑常侍、中护军。太傅司马宣王与他谈及时事,夏侯玄认为:“依才选官授职,是掌管国家的权柄,因此,考察委派由尚书台专管,那是上级的职责,人的言德行孝表现于街巷中,优劣高下听凭乡邻议论,那是下层的评价。要想使政治清明,选派官吏审慎得当,就要明确上级评判和下层评价的界限,不使它们相互影响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假如上级的评判过度,恐怕形成的评判就脱离了实际,而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门就开了;假如下层的评价过度,就恐怕自然的爵位与外人相通,而机巧权变的门道就多了。自然的爵位与外人相通,这是百姓非议的把柄;机巧权变的道多,这是动乱纷扰的根源。州郡以中正品评衡量才干和官职,已经有数年了,可(各自的标准)相差很远很乱,从没听说有过整齐统一的时候,这岂不是上级的评判和下层的评价混杂相间,各自失去他们的侧重所造成的吗?如果选中正只考察那些同辈人的行为,那些人就应与他行为一致,这样才可以做官。为什么呢?如果他在家里显示出孝行,难道会在官任中不尽忠尽责么?仁爱宽恕被九族称道,难道不会贯彻在办理政务中么?在乡党里行义决然,难道会承担不起责任么?这三者都取决于中正。他们虽然并没有什么官名,但任命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干得不错。德行有高低,排位有上下,那么他们所应担任官职的级别次序,也就区别清楚、一目了然了。干嘛一定让中正在下层行使选派的职权,而掌握选派权力的人在上面又对中正有所倚仗,上级和下层相互干扰,生出纷乱错杂呢?并且尚书台到下层去考核他们的功过,而各种职守原有自己的官长,没完没了的考察,没有比这更烦琐的了。(同时)街头巷尾的议论,只是个人的主观判断,却弄得主管者失去了本来的位置,众人各自惊骇,要使风俗清静,这样能行吗?天台遥远,断绝了众人上进的意愿。能够到达的人,尽在旁边近处,谁又不装好人来图谋实现目的?如若实现目的有了门道,那在家里修身养性,便已不如自己去请求于乡党了;自己去请求于乡党,便已不如到州郡里去谋求了。假如开了门道,而担心他们掩饰真情、背离实际,尽管再去严厉地要求中正,以刑罚来监督,还是没有用的,怎能比得上让(上下)各自管辖自己的职务。做官长的,就以他的属下能力大小与否,汇报尚书台阁;尚书台阁便依据官长所作的能力大小与否的排列,参考其人在乡党中德行评价的次序,拟定其人的类属和等级,不使有所偏颇;中正便仅仅考察其人的日常行为,区分出高下,判定属于哪一类,不使升职降级。由尚书台阁来总揽它,如果尚书台阁的选派有什么差错失当,那责任便自在于主管部门。
根据长官所作能力大小与否的排列,中正所作的分类和高下评价,按照相应的级别来任派,如不称职,责任便在尚书台阁之外,那便内外相互监督,得失有凭据,相互对照检查,还有谁能相掩饰?这样就会人心安定,事情有条有理,差不多可以使风俗清静,而才干与官职一致了。”他又认为:“古代设立官职,是用来帮助、教化百姓,掌管民众,管理财物的,因此设立君长,以职权来辖治他们。长官的职权,应该要有统一的安排而专门化。安排统一,便官职明确而上下级相安;专门化。便业务好而办事不乱。职掌简明而业务精通,上下相安却不能治理百姓,那是没有的。先王建立万国,虽然其详细情况不能尽明,但划分各国疆界,使他们各自保守自己的边境,便不是以相互束缚牵累为重的体制。向下考察商周的五等爵位的评定,只有职位的大小贵贱的差别,而没有君主与官僚、大臣与民众的两个系统相互牵制的制度。“官职系统紊乱,业务便不精通;业务不精通,职权怎么能够简明?职权不明,人民怎能安宁?人民不安宁,种种邪恶的东西便会兴起,而奸诈巧伪就滋长出来了。先王明智,所以使官守的职权专门化,统一规划官守的分工。“从秦开始,不依圣人之道,以私心来掌权,以疑心对待下属。害怕主管官员不好,设立监察部门来监督他们;害怕督监宽容枉法,设立司察部门来纠察,(使得)官员相互牵制,监、司相互督察,每人都心怀异心,上上下下干的事不同。汉代承续秦的余绪,没有谁来纠正变动它。“魏国兴起,每天忙得没功夫顾及,五等分爵的旧制,尽管难以一下恢复,可以树立礼仪标准来统一官制。现今委派的长吏,都是代君主管理人民,以郡守为重,上面再加刺史之职。如果郡所管理的只是在大的方面,和州相同,(也就)不要再以它为重了。应该撤除郡守这一层,只派任刺史;有刺史一职保留,对下面的监察便不会荒废。郡吏有数万人,遣放下去亲操农耕,以节省繁多的开支,补充财力,增产粮食。这是第一。“大县县令的才干,都比得上郡守,于是,他们之间争论是非,常常产生不同的意见。顺从对方则相安,坚持己见则争执。调合肉羹的美,在于结合异样的东西;上下级相安得益,在于能相互帮助。顺应对方就安,这是让琴和瑟同奏一声,(这是不容易的),撤除郡守之职,便也减少了官任而使职权简明。
这是其二。“再者,主管一郡的官员,职责是监督几个县,(他们往往利用职权)照顾、回护朋党亲戚和乡邑的旧交故友,如果谁不合意,便借官府的名义去整治。民众艰难困苦、凋弊,祸害就产生在这里。如果把它们合并(到州一层),造成动乱的根源便会自然堵住。这是第三。“今天上承前世的衰败局面,人口减少,贤士良才更少见,担任公职的很少。郡县两级贤能的官员,情况也不一样。而郡在上坐享县的成就,繁难的工作却由下面做,但官吏的提升,郡却可以捷足先登。这样做就使与民相亲的官吏,专门被留在下层;官吏是百姓的命之所寄,而这么一来,(他们变得)常常愚顽鄙陋了。假如现在合并郡县,多选拔清良官吏去任职,王德教化宣布流传,百姓也可以安宁了。这是第四。“作出规定,使有一万户的县,(长官)称为郡守;五千户以上的,(长官)称为都尉;一千户以下的,(长官)照旧称为令、长。长吏以上的官位,通过考核来选用,又以能力政绩来提升,所治理的人口、权力也随之增加,这是促使施展才干建功效力的有效办法。如果这种制度统一规定下来,那就会使官职与才干有了等级,治理和功绩井然明朗,(任免升降就不会乱了)。这是第五。
“假如撤除了郡守这一层,县便可以直接通达上层,事情(的上传下达)便不会壅塞堵滞,官员的迁调便不会滞留,夏商周三代的教化,虽不一定能实现,但简明统一的官制精神,差不多可以达到了。方便百姓,节省开支,就在于这里了。”他又认为:“文与质的交替使用,就好比四季的相互更替。君王奉天来治理天下,就一定根据它的弊端来疏通救治。现实过分质实,便以礼仪来装饰它;现实过分奢华,便以质朴来挽救它。现在,承续百王的后绪,秦、汉的残余,世俗风习非常虚华,应大力改革它,以改变天下民众的仰慕(方向)。今天的等级观念规定,从公、列侯以下,大将军以上,都可以穿戴绫锦、罗绮、纟丸索、金银饰镂,从他们以下,杂乱各色的服饰,都与平民相同。尽管上下等级各有差别显示,但朝臣的服饰,已经都能和君王相比,黄、玄的色彩,已经能够通用于下面了。要想使市上不卖华丽颜色的(东西),商人不贩运难得稀罕的货物,工匠不去雕凿刻镂,是办不到的。因此,应该大力治理它的根本,以古代的法规为衡量标准,文和质适当采用,择取它的折衷原则,以此立为礼法制度。车辆轿乘、服饰纹绣,都遵循质朴的原则,下令禁止平民奢侈华靡之风,使朝臣和有爵位的家庭,不再有锦绣绮罗的装饰,没有两种以上颜色的衣服和纤巧的东西,自上到下,差别的反映也要朴素,只是表示出有等级区分罢了,不要使它有哪怕是很小的过分之感。假如是因为有功得到的赏赐,由君王特颁的恩宠,都要书面报告有关部门,然后(才能)穿戴。君上感化改变下属臣民,就像风吹草低一样。朴素的教化从本朝兴起,那么下民后代的奢侈之心也就自然消除了。”司马宣王回信给他说:“审核官员,选拔人员,撤掉重复的官职,改革服饰制度,(这几项,你说得)都非常好。依礼来分类区别在乡里的行为,朝廷考核职任,大致也该像你所说的。
然而,(现行制度)中有习惯上的承继,不能一下就改革。秦朝时,没有刺史一职,只有郡守长吏。汉代虽有刺史之职,只不过是奉持六卿的条敕,所以(那时的)刺史又称作‘传车’,他的职任是传达话和(政令),没有固定的治所府衙,官职也不是正式的臣,以后才进而变为专署长官罢了。过去,贾谊也担忧过服制问题,汉文帝采纳了,虽然身穿粗衣却还是不能使上下满意。恐怕(你所说的)这三桩事,应该等贤能的人来解决了。”夏侯玄又写信说:“汉文帝虽自己身穿绨袍,然而却不改革修正法制,使得朝廷内外有模仿越职的服饰,宦臣得到没有(制度礼仪规范)限制的赏赐,由这里来看,大概他的宗旨只在于修立自己的声名,并非属意于治国。现在,公侯您主宰一世,追赶上古,将要实现极大的安治,排抑末细,端正根本。如果在上面决定礼仪制度,下层众人便会化而行之。在适宜改革(旧的弊端)之时,心怀尽忠竭诚,那么在命令发布的时候,下面的反应也就会像回音追随声响一样。可您却还表示谦逊,说:‘等待贤能。’这就如同伊尹、周公不会端正商、周的制度。我自认为没说明道理。”不久,夏侯玄担任征西将军,持朝廷符节都督雍、凉二州的各种军务。他和曹爽共同发动骆谷战役,当时的人嘲笑他。曹爽被诛杀后,征聘夏侯玄为大鸿胪,几年后调升为太常卿。由于曹爽的缘故,夏侯玄遭连累,心里很不舒服。
中书令李丰尽管一直被大将军司马景王所宠幸,然而私下里却偏向夏侯玄。于是,他结交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图谋让夏侯玄来辅政。李丰既在内掌权,儿子与公主联姻,又和张缉都是冯翊人,所以张缉听信他。李丰暗地命令他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请求入朝,想使他率兵进来,合力起事。等李翼请求朝见,却没被批准。
嘉平六年(254)二月,应当朝拜贵人,李丰等人打算借君王御驾亲临、各门有卫兵之机,诛杀大将军司马景王,以夏侯玄代替他,以张缉为骠骑将军。李丰秘密地告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说:“你们几个人在内廷,不法的事很多,大将军司马景王这人严厉刚毅,反复强调,张当(的下场)可以作为鉴诫。”苏铄等应诺听从他的命令。
大将军司马景王悄悄听到了他的计划,请李丰来相见。李丰去了,立即被杀。这件事下交给主管部门,逮捕了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押送给廷尉监管。廷尉钟毓启奏说:“李丰等人阴谋胁迫君主,诛杀丞相,大逆不道,请依法论处。”于是会集公卿百官廷尉来合议,都认为:“李丰等人各受特殊的恩宠,掌管机要;张缉得到君王姻亲的尊位;夏侯玄列为世代重臣。(他们)位居高官,然而却包藏祸心,谋划暴力叛逆,勾结宦官太监,授以奸计。由于畏惧顾忌天子之威,不敢明目张胆公开干,便想要胁君王,施展机诈作虐,图谋诛杀出色的辅政丞相,擅自互相委任,将要颠覆朝政。钟毓所判处的都符合刑法条律,可以施行。”皇帝的诏书说:“齐长公主,是先帝遗留在人间的骨肉,宽恕她三个儿子的死刑。”于是,李非、夏侯玄、张缉、乐敦、刘贤等,都被诛灭三族,其余的亲属迁到乐浪郡。夏侯玄心胸宽广,格调很高,在东市临刑时,面不改色,举止自如,和平常一样。时年四十六岁。
正元中(254～256),追封功臣之后,封夏侯尚的从孙夏侯本为昌陵亭侯,食邑三百户,以奉祀夏侯尚。当初,中领军高阳人许允和李丰、夏侯玄友善。在那件事之前,有一伪造的一尺一寸长的诏书,委任夏侯玄为大将军,委任许允为太尉,共同执掌朝政。有一身份不明之人,趁天未亮,骑马来把诏书交给许允家看门的人,说声“有诏”,随即驰马而去。许允随即把它扔掉烧毁,没有打开呈报给司马景王。后来,李丰等人的事情败露,调许允为镇北将军,持朝廷符节都督黄河以北的各项军务。任命没有公布,又以发放官物的罪名,将他抓起来交付廷尉论处。最后判处他流放乐浪郡,死在半路上。清河郡的王经,也和许允一样被称为冀州的名士。
甘露中(256～260),任职尚书,牵连在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情里被杀了。起初,王经做郡守,他的母亲对他说:“你是农家子弟,今天做到二千石的官,事情太过头了不吉祥,可以到此为止了。”王经不听,历任两州刺史、司隶校尉,最后招来灾祸。许允的同乡朋友崔赞,也曾以处世太招摇劝告过许允。
评曰:夏侯、曹氏两家,是世代的联姻亲戚,因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夏侯尚、曹真等,都由于是亲戚旧好、肺腑之人而显贵一时,追随在君王左右,建功立业,也都有所贡献。曹爽缺乏深厚的道德修养却地位显贵,又过分沉溺于声色服玩的享乐,这原本就是《大易》上已经阐明的危害,是有道的人所忌讳的。夏侯玄以规划设计政治格局制度而留名于世,然而和曹爽内外纠扰厮缠在一起,地位如此荣耀,却从未听说他帮助改正曹爽的错误,为他引荐良才。从这里分析论证看出,他们怎能避免可悲的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