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
【鉴赏】
这两首诗，是从《遣兴》二十四首中选出来的，它形象地描述了袁枚的认真写作态度和创作观点。袁枚写这两首诗时，已经七十六岁 (乾隆五十六年，公历1791年)。可以说，它是袁枚一生诗歌美学观点的形象概括。由于它是诗歌艺术，因而必须富于形象性，由于它要表述诗学观点，因而必须富于概括性。因此，它体现了形象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它是融会在遣兴的抒情笔调之中的。所以，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情感的。它寓理于情，以情显理，情理交融，亦情亦理。它是诗化的悟性，又是悟性的诗化。我们似乎也可说它近乎哲理诗。
袁子才乃是风流倜傥的才子，酷爱写诗，居然也感到下笔困难，岂不怪哉?难道他没有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思?难道他捉襟见肘、文思枯涩?若作此种理解，那就误入歧途了; 稍作揣摩即不难看出，这是表明了袁枚严肃的创作态度。袁枚虽然才思敏捷，但在写诗时，并不像平时喝茶那样容易，而是匠心独运，经过千锤百炼的。他熟知中国文化典籍，先辈艺术大师的创作经验对他产生过很深的影响，因而他下笔时，不是轻率的、草草了事的，而是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杜甫云： “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些，都是诗化的创作体验，对于袁枚当然要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袁枚在写作时权衡损益、斟酌浓淡、反复琢磨，所谓“一诗千改始心安”是也。
袁枚是注重文采的诗人，他在表现哲理、抒发情感时，总是把握着诗的形象特征的，因而他在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便运用了比喻，把自己说成是“阿婆”、“初笄女”。前面已经说过，袁枚此时已逾古稀之年，故戏拟“阿婆” 的心态，是贴切的。老太婆梳头，一丝不苟，仍然像刚刚成年 (及笄)的女子，头未梳成，是不让别人看的。袁枚修改诗稿，也是如此，不到改好，也是不愿拿出来的。人到老年，还有一颗童心，莎士比亚称之为“返老还童”。所谓老天真，所谓老少年，就表明了老人的赤子之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袁枚却以少年女子精心梳头的情状自况，既真实地描述了他年迈的心态，又加强了他那诗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年刚及笄的女子，才华出众者，代不乏人。年未及笄者，也有能诗之才女。《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中说：“‘钱林，字昙如，吾乡玙沙先生之幼女也，年未及笄。《偶成》云：独坐西窗下，萧萧雨不成。芭蕉三两叶，多半作秋声。’《落花》云：‘觅路乍迷三里雾，含情如怨五更风。’皆佳句也。”(《随园诗话》下，第678页，袁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个故事，有助于理解袁枚写的《遣兴》诗。
袁枚不仅提倡改诗，而且重视性灵。因此，他强调：“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寻诗”，表现了对诗的境界的执著追求;“有诗”，显示出诗的创作的收获。从寻诗到有诗，是个艰辛的磨炼过程。寻诗的目的，是为了有诗;有诗的关键，在于寻诗。在探索中，既要仰仗修改，又要依靠性灵。李商隐《无题》诗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灵犀，乃是指犀牛角中心有一条白色的纹路，直通两头，故曰“灵犀一点”，这是袁枚所师宗的性灵，故曰“是吾师”。其实，袁枚所提倡的“灵犀一点”与李商隐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不完全相同。袁枚是用创作实践(写诗)去印证他的性灵说的，因而不仅有其情感的丰富性，而且有其理论的深邃性。所以，光是皮相地一般地描写夕阳芳草，并无多大意义，必须懂得运用，以显现人的性灵，则才可成为绝妙好词。总之，袁枚的“灵犀一点是吾师”，就是诗化的性灵说。
性灵说看起来很玄乎，其实是有其实际内容的。它提倡真情实感，机灵活泼，新颖独特。所谓真情实感，就是写作时不矫饰，戒虚伪，要表露自己的心声。他在《续诗品三十二首》中将“葆真”列为一种风格，来阐明真的要义。他说：“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征典求书。”这种状态，便是失真。所谓机灵活泼，就是要写出活泼流动的生机来。他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十七)这种“立”，便是活的表现。所谓新颖独特，就是有独造性，不陈旧，不落套，不人云亦云。他说：“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乡党》云：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之矣。’能诗者，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随园诗话》卷六·四七)又说：“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三十二首·著我》)这些都是求新的意思。
袁枚的性灵说，虽以求真、求新、求活为具体内容，但却染上了神秘的色彩。他说：“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续诗品三十二首·神悟》)这里所谓的性情，是属于性灵的，它与神相通，足见其玄妙了，也可看出“灵犀一点”与“神悟”的关系了。
但性灵又不能完全从神悟中得到，它与后天的琢磨也有关系，故袁枚又提出“勇改”的口号。他说：“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续诗品三十二首·勇改》)这里所说的“人功”，是指写诗时的“勇改”之功;怪不得诗人在《遣兴》中高呼“一诗千改始心安”了。
通过以上论析，不难看出，袁枚在《遣兴》二首中所提倡的，一是尚勇改，一是崇性灵。这两者又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