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鉴赏】
诗坛上创新和复古的两军交战自宋后就从未间断。明代“前后七子”以摹拟相尚，一时蔚为风气。但既有人复古，亦必有人反对。“公安派”健将袁宏道是抨击最力者。他在《与张幼于》的信中痛斥当时的没落文人云：“记得几句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屯扎李空同(梦阳)。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确是辛辣有力，鞭辟入里。他们提出的文学主张，可归纳为几点：1.文学有时代性，即随时代而发展，反对崇古非今; 2.反对尊古派的摹拟剽窃，认为文章无固定格式，要发人所不能发，方为新奇; 3.重视文学的独创性，提倡抒发性灵。这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的言论。到了清代，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尊唐和尊宋两派，各不相让，自矜正宗。叶燮《原诗》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复古倒退的倾向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因而这种斗争彼此消长、层出不穷。继“公安派”和叶燮之后，奋起抨击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即是袁枚和他的挚友赵翼。
赵氏的进步主张，主要见于《瓯北诗话》。这儿选的“论诗”三首，不仅阐发创新宏旨，而且在立意和语言上都是履行这一主张的。
第一首鼓吹推陈出新的必要性。“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开头两句就高屋建瓴，从“争新”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这一大处着眼，说明“人巧”也应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古人从生产经验而获得生活经验，陶轮 (钧) 飞转，周而复始。日月推移，四时代序，也是如此。所以造化又称“化钧”。自然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生的事物出现，新陈代谢，变动不居，于是自然界便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天工”既然如此，那么 “人巧”难道应该停留在某一水平上吗? “人巧”本来就是人类聪明才智的结晶，如果有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谁就必将被时代所抛弃。何况“人巧”有着不可逆转的性质，人类住进了高楼决不会再去尝穴处的味道; 出门有了玉辂，又何必重制椎轮呢?《瓯北诗话》卷十二有一段话与上两句诗的含义相同，他说： “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故虽出于人为，其实即天运也。”赵翼是把诗看做“天精华”的，所以应同样遵循物竞天择的至道。“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这接下的两句进一步阐发“争新”的必要。“预支” 当然是一种假设，诗人立足于当代，所反映的只是一时之事，出的“新意”充其量也只是较前为新，谁又能得五百年后的 “风气之先”?诗人在这儿用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立论的基点，推开一步，意思是说，即便如此，那到了一千年后再返视五百年前的“新意”，也是丝毫没有新意可言的。这样写，显然比任何正面的说教更为雄辩有力。赵翼另有一首五古的《论诗》，其中有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古疏后渐密，不切者为陈”的句子，则不特高唱争新，而且简直是力倡“笔墨当随时代” 了。
第二首可以看做是足成上首未尽之意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诗人说出了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探究一下人相争诵、震古烁今的原因，不正是因为李杜继往开来，前无古人的缘故吗?不过，李杜再好，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他们的 “新意”早已定格，不可能再激起今人的亢奋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事实正是如此，不是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那雕虫的诗人更不在话下了。山川毓灵，必然有英雄继起，主盟诗坛，促进诗歌的向前发展，又何必在李杜之前气短，自叹弗如! 这两句不愧是警世名言，它能使懦者立，智者勇，催人不断开掘自己的潜力，向历史上的巨人挑战。它又何啻是一帖清凉剂，使沉迷于唐人唾余中讨生活的时辈幡然易辙。这种无畏的精神和发展的观点，在《瓯北诗话》中是一以贯之的。此书以李杜开头，接武依次是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和查慎行，韩后显然即是他确认的后出而“各领风骚”的“才人”。《诗话》卷十有一段议论，颇能看出他高人一筹之处：“故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唯查初白(慎行)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笑貌)。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正因为他没有荣古虐今的陋见，所以才敢于说出李杜的过时，也正因为他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这首诗历百年而尚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第三首虽涉及诗歌评论，但与前者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眼须凭自主张”，是说对待古人的作品也应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细致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这种正确的态度相对立的，即是“纷纷艺苑漫雌黄”。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不加分析地一概抹杀，如此等等都是艺苑内习见的“漫”的表现，这其中最为可悲的莫过于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他们无非似矮子看戏，趁人起哄罢了。“矮人看戏”的比喻，出自朱熹，但组织入诗，便觉妙趣横生。《瓯北诗话》卷二也有引用这个妙喻的一段评论：“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唯《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尝云： ‘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我们应该看到，赵翼所倡导的评论须出己见，也是他鼓吹“争新”、“独创”的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如果置于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中去考察，这其实充斥着乾嘉年间的朴学精神。
这三首诗，语言通俗为一大特色。除了“化钧”、“风骚”、“雌黄”三个成语，其余都是俚语，句子也有白话倾向。通俗平淡，赵翼称为“坦易”。在坦易和艰涩之间，他是宁取前者的。《瓯北诗话》卷四：“中唐诗以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既有如此精辟的认识，那么我们对他这样写也可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