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鉴赏】
清代的汉族文人，总对异族统治下的生活难以泯灭屈辱之感，尽管清代历朝的统治者采用文字狱和科举的软硬兼施政策，但文人的抵触情绪和抗争思想，有如压在磐石下的竹鞭，仍在曲曲弯弯地生长，总在寻找破土而出的机会。赵翼这首诗，便是这样的一支竹鞭。
元好问(1190-1257)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后改元氏)鲜卑族，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哀宗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官至尚书右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在家筑野史亭，记录了金代的大量史料。元好问的诗风沉挚悲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赵翼对遗山极为敬佩，他的《瓯北诗话》特辟一卷论元遗山诗(兼及人品)，认为是继苏轼、陆游后的又一座丰碑。赵氏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所以他能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对遗山作出全面的评价。也正因为本诗是读罢《遗山集》后的兴感之作，所以格调和遣词上无疑受到元氏的若干影响。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首联即概括地写出元好问所处金元易代的时代背景和他在保存文献上的功绩。元好问是“代王言”的近臣，他是亲眼看到哀宗自缢、国破家亡的惨祸的。这场浩劫使金朝的皇家图籍档案毁于一炬。元遗山痛感保存史料是史官的职责，因此才能忍辱含垢地活下来，凭着记忆和采访，写下了《壬辰杂编》等著作，为后人编《金史》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金朝文献，尤其是元氏身历的宣哀两朝的君臣言行，实赖遗山的著述而得以为后世所知，所以赵翼予以极高的评价。
颔联紧承上句，进一步为遗山的行为辩护。对于这一联的构思，《瓯北诗话》有一段作出了很好的说明，他说：“于是构野史亭于家，凡君臣事迹，采访不遗，至百余万言。所著《壬辰杂编》等书，为后来修《金史》者张本，其心可谓忠且勤矣!中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为人訾议;然始终不仕蒙古，则确有明据，故郝经所撰墓志及《金史》本传，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谓完节矣。乃李治、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见用于元世祖为可惜，此真无识之论也。设使遗山后死数年，见用于中统、至元中，亦不过入翰林、知制诰，号称‘内相’而已，岂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册哉!余尝题其集云：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颇道著遗山心事矣。”这确实反映了赵翼的进步历史观。不做元朝的官，已经不玷名节了，又何必效伯夷叔齐的愚忠，为不食周粟而饿死呢?何况遗山的苟活，是生怕楚弓——金朝的文献失散，那么他的活难道比殉节这种无谓的死逊色么?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二程以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论的痛斥。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这一联补叙“浩劫”，一悲一泣，写尽元遗山的创巨痛深。上句描绘了幽兰夜火这一标志金亡的画面。天兴三年(1234)，宋和蒙古南北对蔡州 (今河南汝南)合围，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旋为部下火葬，可见这幕悲剧在遗山是刻骨铭心的。下句则用社稷坛边的大树在秋风中哀泣它的凋零，想象遗山对故国的眷恋。金朝自太祖完颜阿骨打定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至蔡州国亡，历一百二十年。立国时种植的树木当已参天了，但它们已为敌国所有，树若有知，一定在泣诉它的不幸呢。这句脱胎于遗山 “乔木他年怀故国”(《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一句，但由于寓情于景，显然比原句要更胜一筹。
末尾结穴到《元遗山集》上，专对元氏的诗歌创作给予评价。在赵翼看来，国家的沦丧虽是大不幸，但对爱国诗人来说却正相反，原因是他的心灵在经受激烈的撞击后，必能进发出耀眼的火花，因此这富有真情实感的诗篇也必然具有诗史的价值。沧桑的变故，反而成就了诗家的名声，这岂非大幸?《瓯北诗话》云： “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又云： “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 皆可为此联注脚。
赵翼之所以对遗山诗“低徊不能置”写下了如此动情的感想，我以为是因为不久前也曾发生过一场浩劫，也出现过一批“赋到沧桑句便工” 的诗家之故。如赵氏十分推崇的吴伟业，就是其中之一。再远一些的，文天祥何尝不是如此。赵翼都用与元好问相似的笔调歌颂过他们，这就不得不怀疑赵翼有以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深刻用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