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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欲善而民善矣

发布时间:2022-06-04 17: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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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季康子(1)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2),以就(3)有道(4),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5)之德草,草上之风(6),必偃(7)。” (《论语·颜渊第十二》)

【注释】

(1) 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为谥号,春秋鲁国卿大夫,鲁三家之一,封地在费邑(今山东省费县)。当时鲁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瓜分。季孙氏看重权势,权势甚至大过鲁哀公,僭越周礼,例如:在家祭典使用天子的八佾舞,孔子对此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去泰山做天子祭祀的事等。当时冉有、子路是他的谋臣,闵子骞也曾当费宰。

(2) 无道:无道德的坏人。

(3) 就:亲近、依从。

(4) 有道:有道德的好人。

(5) 小人:指普通百姓(心修养不如君子)。

(6) 草上之风:上,加。指风加于草上。

(7) 偃:音“演”,仆,倒。

【语译】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德的坏人,而亲近有道德的好人,这样好吗?”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呢?您想重德行善,人民也会跟着重德行善。君子的德就像是风,普通百姓的德就像是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倒。”

【研析】

为何应该行“德政”?为何有道的君子应该居上位?仁善的君子为何能积大德?其实这不就是天理吗?这不就是顺应宇宙的规律吗?生命要生生不息,兴盛繁荣,唯有谨守正直的本,重德行善才是正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君子居上位是合理的,这样才能广施德泽,才是人民之福,重德行善的人们,也将歌颂君子,理应尊敬君子,也能从中明白“善有善报”的理,君子有机会为人民做大好事积大德,行正道,是最好的示范和教化。

古人诚善厚道,就算有机会,也常自惭何德何能,推辞相让不敢居上位,因为他们敬畏天理,慎重其事。后来为何出现“兵征天下,强者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刑罚盛行,当政者要“杀”人民了呢?这在诚善的古人来看都是强暴的罪行,这样的人居上位,就是暴君行暴政,人们会反省自己犯了什么大过,才有此恶报。但在乱世,这些事却被视为理所当然了,因为人们的心道德水平已经大滑落,德少业多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所以不只是人因福德厚薄而有君子小人之别,就连时代也因此有太平乱世之异,为什么呢?正所谓“善恶有报”。

【延伸思考】

1、诚善的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心修养、重德行善为基点的,都是让人心悦诚服的,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没有强为。后来人们心坏乱不修,偏离正道损德造业多了,出现以武力争战和强制手段迫人顺从,久了,人们以为常,认为治国就必须得有这“必要之恶”。

想想看:自由意志和选择在行暴政的国家常不被尊重,生在乱世、行暴政的国家,对许多人而言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命定的,这些人应如何改变这样的厄运呢?

【参考】

1、应该从根本上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归顺正道、修养心、重德行善呢?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活着、并且珍惜自己。

2、人间世局像不像一盘棋?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许多预言是不是在流传着?你相信预言吗?人们常想着自己有多大本事,多了不起,甚至高喊人定胜天,不相信有神在安排世局,你赞同吗?如果有神在安排世间大事,你认为神会安排怎样格的头子和帮凶行暴政呢?暴政的结局,人们往往会遭受什么劫难呢?

【历史故事】

无为而治的汉文帝

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一方面文帝受老子思想影响,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另一方面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这使天下百姓受益无穷,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盛。

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大臣们同诛灭诸吕后,被拥立为天子。

文帝的仁德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

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音“提”)萦(音“营”)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

其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圣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由来已久的定规。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不合适的。这样,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但同时赐给全国民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其三,文帝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三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封立皇后。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姓窦。文帝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

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各方面上下都融洽欢乐。

其四,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还把授兵权或调军队的铜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

其五,对于自己,文帝则十分节俭。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其六,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臣中如袁盎(音,去声“昂”)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在治理国家方面,文帝更是以仁德为本,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文帝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却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不愿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

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蚀,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蚀,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公元前159年,天下干旱,发生蝗灾。文帝施恩于民: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禁令,减少宫中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裁减朝廷官吏的人数,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无为而治,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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