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原臣 黄宗羲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嗟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注释〕
当：担当、承受。嗜欲：嗜好与欲望。私暱：同“私昵”，亲近爱幸的人。昧：不明。牧：统治。橐(tuó)：盛物的袋子。纤芥：细微。曳：拖，牵引。唱邪：劳动时发出呼声。唱，长声高呼。唱许：回应的答声。执绋(fú)：执，拉；绋，原意为大麻索，可译为绳子。荒：废弃、弃置。自恣：自我放任、为所欲为。草野：指民间。知遇：赏识宠遇。跻：登、升。骇然：诧异的样子。浸淫：渐次接近。鹄(gǔ)：目的、目标。“臣者以为鹄”，即受到帝王礼遇，是臣下追求的目标。
(张 静)
〔鉴赏〕
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总结了经验教训，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对专制主义的政体极其痛恨，因此特别富于民主思想的色彩。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对封建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其中《原臣》一文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该文在《原君》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如果说《原君》是从君主角度来分析专制政体弊病的话，那么《原臣》则是从臣道的角度出发，对封建专制主义政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黄宗羲反对君主把天下作为私有财产，强调“公天下”的重要性，他批判了那些盲从君主而不以“天下为事”的臣子，批判了传统的“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伦理与奴化思想。
《原臣》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文章首段分析“臣道”，开篇便将封建专制政体下的那些对君主专制行径“视于无形，视于无声”，甚至“杀其身以事其君”的所谓“臣节”罗列出来，强调这并非是为臣之道。因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臣下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此，盲从君主而毫无见解，屈从帝王而毫无建树，“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这便是“不臣”，并未真正遵从臣道。
第二部分进一步指出臣子的这种所作所为，是“臣为君而设”。因为在专制主义政体之下，君主分设臣下，是基于“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的观念。君主把天下当成“私物”，必然将导致四方劳扰，民生憔悴，从而使国家衰亡。
第三部分则从“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间，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一根本理论出发，以夏桀、商纣、秦王朝等国家的兴衰作例证，分析了君臣关系。黄宗羲认为：为臣之道，若“轻视斯民之水火”，即使“辅君而兴，从君而亡”，仍然是违背真正的“臣道”。在黄宗羲看来，治理国家就像拉大木一样，君与臣便是一起拉大木之人，如果“手不执绋，足不履地”，那么治国之职守便荒而不理。从这一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初步具备了那种君臣是为百姓服务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一种极为进步的观点。
第四部分分析为何会出现臣下盲从君主的情况。黄宗羲认为，那些“骄君”并不为天下万民考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只想得到那些肯为自己“奔走服役之人”，而那些为了自己“一时免于寒饿”的士大夫，则对君主感恩戴德，自以为受到“恩遇”，因此只求效忠于帝王一人，而不顾万民死亡。黄宗羲揭露了这些甚至处于“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的臣子们的可恶嘴脸。在黄宗羲看来，在“以天下万民为事”的前提下，君臣“名异而实同”，并非主人与“仆妾”关系。
文章最后对传统的君臣、父子关系作了对比分析。按照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万世不变的纲常，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只是在“国”与在“家”的区别。黄宗羲对这种君臣如同父子的说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君臣关系并非是父子关系，因为父子之间有血缘关系，“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况且君臣之名是因为有“天下(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没有治理国家的责任，那么我对国君如同路人。至于为官之人，也必然以“天下为事”，那么这种关系是“师友”关系，否则臣下便成为“君之仆妾”，两者关系成为主仆关系了。在黄宗羲看来，君臣关系是经常改变的，而父子关系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显然，《原臣》一文思想深刻，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具有启蒙思想色彩。文章观点鲜明，逻辑性很强，文字相当流畅，不失为一篇极有价值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