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渐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似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注释〕
许由、务光：相传尧想将天下传给许由，汤想把天下让给务光，他俩都不接受，所以称为去之而不欲入。渐：一点一点地进行。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语见《史记·高祖本纪》。即“我所成就的家业，与二哥比谁多？”当初，刘邦的父亲认为刘邦是无赖，不如其二哥刘仲能干活。刘邦得天下之后，以此话问其父亲。这里，刘邦把天下作为自己的家业。毕世：一生。屠毒：宰割、残害百姓。肝脑：使百姓肝脑涂地。意指给百姓带来惨烈的痛苦。花息：利息。寇仇：强盗，仇敌。独夫：指残暴无道、众叛亲离的统治者。语出《孟子》。规规焉：浅陋拘泥、小心谨慎的样子。腐鼠：腐臭了的死老鼠。喻最不值钱之物，语出《庄子》。至废孟子而不立：明太祖朱元璋读到《孟子》“民为贵，君为轻”一章，下令毁孔子庙中孟子的牌位；他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次下诏修订《孟子》，书中凡含有民主思想的章节全部删去。摄缄縢(téng)：摄，扎紧；缄、縢，均是捆扎箱子的绳索。固扃(jiōng)(jué)：扃，门栓，，锁钥，两句的意思都是为了防人入室开箱盗物。但是遇到大盗，他会连箱子一起搬走。比喻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设立了许多法律，但也不可能永远保住天下。毅宗：明崇祯帝朱由检。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毅宗挥剑杀其女儿，曰：汝奈何生我家？摧沮：沮丧。绝尘：超脱尘俗。俄顷：短暂。
(储玲玲)
〔鉴赏〕
《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伟大思想家黄宗羲写作的一部脍炙人口的政治哲学名著。
《明夷待访录》的初稿(后被称为《留书》)一卷八篇，写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时值作者参与的浙东抗清斗争失败之后。作者自称写书目的是要总结历代“治乱之故”，为后人治国而留言。时隔十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作者进一步探究“治乱之故”而“条具为治大法”，在原稿基础上扩充为二卷二十六篇，定名《明夷待访录》。后来刊刻时，其弟子又剔除其中有强烈反清内容的五篇另行抄录而刊行了一卷二十一篇本的《明夷待访录》(即今传本)。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的整个君主专制制度，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大纲，从而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原君》篇是《明夷待访录》之首篇，也是最富批判性的一篇。作者以古今对比的手法表现其托古改制的政治态度，严厉批判了“天下君有”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阐明了“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全文可分三个部分去赏析：
一是赞美古代(主要指尧舜禹三代)之治世，提倡“天下为公”、“君为民”的公利主义的“服务”思想。作者认为，自私自利是人之本性，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但天下(社会、人民)是有公利需要兴、有公害需要除的，这就需有人出来领导民众兴利除害。这种领导者(即“人君”)勤劳无私，其职责是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害，其典范就是古代的尧、舜、禹。他们使天下人民“受其利，释其害”，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二是批判“三代”以后之乱世及其根源——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反专制主义的“君害”论思想。作者认为，三代而下(自春秋至清朝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都处在“一乱之运”、“有乱无治”(见《《明夷待访录·题辞》)，而造成这种乱局的根本原因是后之人君“以我(君)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可以“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的私产。他们在未得天下以前，不惜屠毒天下、离散人民而残酷争战，既得天下之后，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所以，作者的结论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对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
三是揭示出君与民的责权关系，提出了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作者认为，古代理想社会的君民关系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这里的“天下”即指民众(人民)，“主”即主体，是主宰者，是权力的来源；“客”即客体，是为主体服务者。君的天职是毕生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害，而非“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虽然，黄宗羲在本篇及《明夷待访录》全书中还没有“民为主”、“主权在民”这样的语言文字，但在其“君害”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中已经隐含着“民为主宰”、“利害之权皆出于民”的思想。其实，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类似“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的人是与黄宗羲几乎同时同地区的明末绍兴文人张岱，张在所著《四书遇·孟子·丘民章》中阐述孟子“民贵君轻”主张时说：“予夺之权，自民主之，非‘贵’而何？”这与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伸张民权、抑制君权”的思想在当时有蔚为思潮之势。所以，侯外庐先生在所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高度评价《明夷待访录》说：“此书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这一评价是相当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