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
——﹝北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释义
这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九月八日，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就西羌、西夏事宜写给宋哲宗的奏议。
元二年八月，北宋俘获了与西夏勾结的西藩首领鬼章，槛送汴京。这是宋朝开国以来首次俘获敌国元凶，百官称贺。苏轼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指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他就北宋的边防政策提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既不可随便制造事端，也不可胆小怕事。苏轼指出，“生事”如无病而服药，“畏事”如有病而不服药，它们的害处相同，都会置人于死地，并批评了北宋政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失策。苏轼意在奉劝朝廷，既要谨慎持重，不可无端生事；遇事又不可退缩，要主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