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谏猎书
司马相如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截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力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害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处于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译文
臣子听说物有族类相同而能力不一样的，所以力气要称誉乌获，速度要说起庆忌，勇敢要数到孟贲、夏育。臣子愚蠢，私下认为人确实有这种力士勇士，兽类也应该是这样。现在陛下喜欢登险峻难行之处，射猎猛兽，要是突然遇到特别凶猛的野兽，它们因无藏身之地而惊起，冒犯了您圣驾车骑的正常前进，车子来不及掉头，人来不及随机应变，即使有乌获、逢蒙的技术也施展不开，枯树朽枝全都成了障碍。这就像胡人越人从车轮下窜出，羌人夷人紧跟在车子后面，岂不危险啊！即使一切安全不会有危险，但这类事本来不是皇上应该接近的啊。
况且清扫了道路而后行车，驰骋在大路中间，尚且不时会出现拉断了马嚼子、滑出了车钩心之类的事故。何况在密层层的草丛里穿过，在小丘土堆里奔驰，前面有猎获野兽的快乐在引诱，心里却没有应付事故的准备，这样造成祸害也就不难了。看轻皇帝的贵重不以为安逸，乐于外出到可能发生万一的危险道路上去以为有趣，臣子以为陛下这样不可取。
聪明的人在事端尚未萌生时就能预见到，智慧的人在危险还未露头时就能避开它，灾祸本来就多藏在隐蔽细微之处，而暴发在人忽视它的时候。所以俗语说：“家里积聚了千金，就不坐在近屋檐的地方。”这说的虽是小事，却可以引申到大的问题上。臣子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作者介绍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书，学击剑。景帝时做过武骑常侍，病免。游梁时结识文士邹阳、枚乘等游。至梁孝王门下，善辞赋，甚为相得。梁孝王死后，相如回蜀，与卓文君相恋成婚，传为千古美谈。奏《天子游猎赋》（即《子虚赋》和《上林赋》）受到武帝赏识，召用为郎。后以中郎将奉节通西南夷，写出了《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议论风发的名文。后来拜为孝文园令，不久因消渴疾（糖尿病）免官家居，卒于茂陵。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结构宏大，气势磅礴，想象广阔，辞藻华丽，旷世莫比。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二十九篇。明人张浦辑有《司马文园集》一卷。
赏析：严密的逻辑推理，精湛的进谏艺术
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辞赋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他的赋作是“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司马相如的辞赋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如《西京杂记》记载：“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枚皋文章敏捷，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相如涉及进谏内容的散文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艺术性，传之于世的主要有《谏猎书》《遗书言封禅事》等，它们集中体现了司马相如高超的思辨能力。
在君权至上的社会中，很多进谏之臣因“披龙鳞”、触怒君王而丧命。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之例，屡见不鲜。故汉文帝时贾山作《至言》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时说：“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阐明人臣的责任，间接提到直谏可能带来的后果——“死亡之诛”，可见，进谏的风险极大。然而，司马相如的《谏猎书》，却写得在情在理，委婉动听，饶有意味，让汉武帝愉快地接受他的观点。
逻辑思维体现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第五十七）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口吃”，我们无从闻得。但他的《谏猎书》却体现了他极为严谨的理性思维，这是劝服别人的一个必要条件。
《谏猎书》是在“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驱逐野兽”时相加为谏猎而写的文章。《资治通鉴》（卷十七）也记载“（上）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东、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君王好田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了进谏汉武帝，司马相如运用了一系列推理，严谨得出“不能田猎”的结论，理由充分，使人信服。
他一开始就写：“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截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这里举例说明人当中有殊能者，如秦武无乌获、古代勇士庆忌、贲（孟）（夏）育等，类比野兽中也有轶材之兽。因为人与野兽有可比点即均为“动物”，只不过司马相如没有明说罢了。这个推理稍整理，归结如下：
人（人是动物）有乌获、庆忌、贲、育等殊能者；野兽（也是动物）；所以，野兽也有轶材之兽等殊能者。这一个类比推理，肯定了存在轶材之兽的可能性。
接下来，司马相如列举了田猎时遇到的种种可能性。“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又有“枯木朽枝尽为害矣”。所以导致“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即祸之不远之义。想象合理、理由充分，完全符合思维规律中的充足理由律，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直言推理：如果卒然遇轶材之兽，车子来不及掉头，人来不及应变，则祸之不远；卒然遇轶材之兽，又有枯木朽株尽为难，所以，祸之不远。
司马相如思维相当严谨，前面列举的毕竟是可能性，所以他后而又提了一句“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一段透过一个类比推理、一个充分条件假言直言推理，隐含相如的看法，即“不要田猎”。此结论通过以下推理推出：如果陛下去田猎，那么就可能遇轶材之兽；如果遇轶材之兽，又有枯木朽株为难等因素，则祸之不远；不能远祸，所以，陛下不能田猎。
这是一个充分条件纯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司马相如虽然在文中没有明白写出这个结论，但通过推理是可以很明确得出的。这种进谏风格显得委婉而不生硬。
《谏猎书》第二段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谏猎。“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衔橛之变”指“马衔或断，钩心或出，则致倾败以伤人”之义。“内无存变”的“变”就是“衔橛之变”。从中可看出一个推理：如果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则时有衔橛之变；如果涉丰草，骋邱墟，则前有利兽之乐；清道而行，中路而驰；涉丰草，骋邱墟；所以，有衔橛之变，也有利兽之乐。
以上是一个假言联言推理的复杂肯定式。紧接着，司马相如又用以上推理的结论作为前提，进行一个肯定前件式的充分条件假言直言推理：如果有衔橛之变，有利兽之乐，则为害也不难；有衔橛之变，有利兽之乐，所以，为害也不难。
层层推进，逻辑性极强。综合分析后，我们可以推出一个隐含的结论，即：如果陛下去田猎，那么就可能有衔橛之变和利兽之乐；如果有衔橛之变和利兽之乐，则为害也不难；小能为害也不难，所以，陛下不能去田猎。
这里得出了和第一段一样的结论，即对汉武帝进行谏猎，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进行阐发，好处是能巩固加强结论的力度，增强说服能力。
最后，司马相如用了一句谚语“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来进行类比，说明有千金财产之人尚且罹瓦坠而伤之，更何况是帝王！则更应自爱才行。
如果说很强的逻辑性能使进谏富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注意进谏的艺术则能让君王乐于接受。
司马相如极注意进谏的艺术。他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充满儒雅风度，这与他外表的风采是吻合的。《汉书司马相如传》记司马相如初到卓王孙家做客时“雍容闲雅，甚都！”大家为他的风采“一座尽倾”。在他的进谏中见不到愤慨激昂的话语，而是委婉易听，使得汉武帝不知不觉地接受他的进谏。在《谏猎书》中，他进谏的艺术表现如下：
第一、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充满温情。
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容易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就是采用这种办法说服盛怒中的赵太后同意以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为齐国人质的。他告诉赵太后，“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他借太后的爱子之情，提出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观点。触龙站在赵太后的角度考虑问题，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谏逐客书》也是从秦王的角度出发，最后说服秦王收回逐客之命。司马相如的《谏猎书》也是站在汉武帝角度陈述田猎带来的隐忧，即田猎可能给武帝带来人身伤害，如遇轶材之兽、衔橛之变等。所以他出于对汉武帝的人身安全的考虑劝武帝不要以万乘之躯贸然犯险。这种话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充满温情，是汉武帝“善之”。
贾山在汉文帝时也曾谏猎。《汉书·贾邹枚路传》记他在《至言》中提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驰，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这里，田猎的弊端显得非常尖锐，它不只是一种娱乐，而且关乎国家社稷大事。贾山的所恐之事，不仅不是危言耸听，而且还很严肃、深刻。但是，从接受者的角度上说，这些话难免会扫君王的兴，稍有不慎，则会给贾山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司马相如与贾山同样都谏猎，前者更具有艺术性，它不是取巧卖乖，而是体现了司马相如洞察人心的能力。他首先把汉武帝当成“人”而不是身负重任的“帝王”，然后把他的闲雅风度贯穿在进谏中，他就如朋友般加以关怀，他的进谏当然更让人乐于接受了。
第二、含蓄委婉，低位规劝，语气谦和。
从他的这篇文章我们能充分体会到这点：司马相如不是生硬地批评汉武帝的错误，而是通过层层推理得出“不能田猎”的结论，含蓄地点出汉武帝的不当之处。《史记·滑稽列传》（卷一百二十六）记载：“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之”，如果说优旃的进谏，委婉中略带讥讽的话，司马相如则是一点讥讽的意思也没有。他说“臣之愚”“窃以为”“臣愿陛卜之留意幸察”“愿陛下全之”等等，他不说轶材之兽“犯上”，而说“犯属车之清尘”……这些例子比比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极为尊敬，提到自己的观点时则极为谦虚，基本上采用虚拟语气，显得很委婉，无任何强加于人之感，这种态度比较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这是他进谏的艺术，也是他进谏易为汉武帝接受的又一原因。
第三、以微知著，进谏中带有哲意的思考。
司马相如的进谏举重若轻，款款道来，在《谏猎书》中，他虽站在汉武帝的角度，从小处入手阐述田猎带来的人身伤害，但并不说明他的文章没有哲学的深度，相反，他能以微知著，从小事中概括出深刻的生活哲理。他说：“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其实，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如在《遗书言封禅书》中，他说：“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谁存”（即“没有开始顺善而后不昌大的，没有谁可逆失而能久存的”之义）他说：“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檬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即：因此，轨法踪迹平易，则让人容易遵守；深恩广大，则容易兴旺；法度显露明确，则容易效法；皇位承袭问题理顺，则容易继承大业）等等。这种话颇引人深思，对于被进谏者来说，他这充满智慧、蕴含深刻哲思的语言何尝不被乐而受之呢？
司马相如的辩才是十分出众的，根据《资治通鉴》（卷第十七）记载：“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可惜的是，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司马相如如何与他人进行辩论，他高度思辨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也只能从他传下来的作品中窥得一鳞半爪。对司马相如的研究，多数学者集中在他的辞赋上，毕竟汉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是最伟大的代表作家。《谏猎书》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加深对司马相如的认识，他富丽的文章词采与严谨的逻辑思维相得益彰，他忠心耿耿却又不盲从，他进谏君王却又能脱离“文死谏”的老套，显示了潇洒儒雅的个性风格。
总之，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对世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诚然，也有不少文人暗地里讥笑讽刺司马相如阿谀奉承，写的文章夸张失实。然而，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大汉帝国繁荣、空前统一，司马相如的文章反映了这个强大的汉帝国的面貌，也多少表现了当时统治者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他的辩才、进谏的逻辑与艺术也将为今日劝服、游说等社会活动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