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阴霾很重的冬日，大年初一的早上。那样的阴霾里，景物却显得很清晰，因为没有光影的明暗对比，人和物是平面的，每一点细节都丝丝入目。那个小女孩儿，来自隔壁弄堂，黄巴巴的没洗净似的脸，头发也是枯黄而且稀疏的，但眉眼还算清秀。我们的弄堂和他们的弄堂没什么往来，他们有时候会侵入到我们的前弄里玩，而我们通常不开前门，进出都走后门，小孩子呢，通常又不被应许走出家门。可是这一时刻，是因为过年，还是别的什么理由，纪律突然松懈，前门开了，我们和他们相遇。这条前弄变得很喧哗，闹喳喳的。那小女孩儿背着手，靠在竹篱笆上，篱笆那边是一所女中，在寒假中，又是过年，女中的操场上没有一个人。她靠在篱笆上，面前站着一圈人，其中也有我，听她说话。她在说什么呢？她在说，昨天夜里，她的奶奶去世了，所以，今天早上，就是待会儿，她的爸爸将带她去买棺材。除夕夜，家中有人亡故，照理是不幸的事情，可是她说话的神情，不仅没有悲戚，反而有一种骄傲，挺炫耀的。而我们，大约受她的影响，甚至生出了羡慕，当然不是羡慕亲人亡故，是羡慕她的经验不同凡响。更令我吃惊不小的是，“棺材”这一件东西，竟然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朗朗乾坤里。当我们对她的话抱着怀疑，追根问底的时候，她的父亲却来了。一个男人，穿着黑呢大衣，头戴黑呢帽，大衣和呢帽显得陈旧和不洁，面上浮着灰尘还是别的什么的微屑，可能是被他脸色映衬的。这是一张憔悴的脸，太阳穴，鼻翼两侧，眼睑底下，就像沾着洗不净的污迹。这父女俩都像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蛛网，这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同一个被死亡污染了的夜晚。我想，这男人是哭过了，他声音喑哑。奇怪的是，即便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而且极有限的时间里，他依然表现出了个性。他很温和且有耐心，他从他们弄堂走到我们弄堂，穿过闹哄哄的小孩子，来到那小女孩子跟前，搀起她的手，领她走出去。小孩子们静了一下，然后窃语道：他们去棺材店了。
后来，我走在街上，街这边和街对面多是商店的橱窗，或就是敞开的弄口，也有临街的住户，在马路上晾晒衣物，淘米择菜。哪里嵌着一个棺材店呢？而我知道，就有。行色匆匆的人里面，也一定隐藏着个把去赴棺材店的人，为了装殓他们的亲人。这一个不期然间获取的知识开辟了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在它光亮的表面底下，简直像蜂窝似的砌着无数空间，互相隔离着。这就是这城市的立体性质。
有一个学期，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同学，一个留级生。她长一张粗笨的面孔，通常来说，留级生总是不好看的。他们身处学校这个社会的下层，学习落后又往往与家境好坏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大多形容粗糙，穿着简陋，行为乖戾。我说的这一个留级生，低额，短鼻梁，宽颧骨，单睑的小眼睛，骨骼粗大，身体就很结实。她身穿一件紫红灯芯绒罩衣，这罩衣说不上是新是旧，颜色算得上鲜艳，可是却有几处明显的虫蛀的痕迹，使它变成破损的了。她告诉我们，这块灯芯绒衣料在“当铺”里放了一些日子，赎回的时候就成了这样子。这又是个惊天秘密，生活又拓开一个密室：“当铺”，在我们成长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共和国的青春期，那旧社会的产物早已泯灭在历史的黑洞里。想不到，却还残留在缝隙。它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是看不出它在哪里。可我已经比较有经验，晓得在这水泥砖瓦的内腹，有着意想不到的存在。这名留级生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班级，是转学走了，还是继续留级，抑或是退学。在这短暂的接触中，她也留下了印象，这印象的主体部分是那件紫红色、虫蚀的灯芯绒罩衣，穿在她粗拙的身体上，这身体也将承担起同样的被咬噬的命运，她那双小眼睛里流露出忠厚的驯顺的光。
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也过着神秘的生活。她的学习成绩正好能够不留级，一直和我们做同学。在这样较为长久和稳定的相处中，她的神秘性并没有减退。小学校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街区，甚至就在同一条街，她居住的弄堂与学校紧邻，且是一条庞杂的里弄，千家万户的样子。如此密集的环境里，很难谈得上隐私权，可事实上，我们一直不了解她的生活。她时常缺课，是不是有规律的隔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心去记录。有时候，正上课，她母亲却来了，得到老师应许，将她带走。老师总是应许她的缺课或者早退，虽然看起来很不满。她的母亲，一个中年女人，和她一样，长着一张白皙的兔子脸，就是说，嘴特别小，将人中挤得尖起来，就好像总是撮起着嘴唇，眉间又总是蹙着。在她母亲是愁苦和焦虑，显现出生活的磨折，在她则成了一种负气的表情。这种面相同样出现在她哥哥脸上。她有两个哥哥，年纪长相都差不多，以至我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都是少年甚至青年了，体魄魁梧。这脸相到他们身上就成了凶蛮，因缺乏教化而充满动物性，这动物性又在市井中染上粗鄙。说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读书或者做事，但见他们横着肩膀进来出去，很不好惹的样子。我去过她的家，小小的一间屋，不知怎么盛得下这一家人，却收拾得窗明几净，看得见她的母亲的手，勉力生活的手势。她的一个哥哥侧卧在床午觉，双手夹在蜷起的膝间，睡得很沉，我们几个在窗下的方桌上做作业、说话，都没吵着他。可是他的熟睡却有股佯装的意思，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一跃而起，挥向他的妹妹。我们都看见过他劈掌打他妹妹的情景，这一间小屋绝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而是充斥着暴戾的空气。她和她的母亲就在这里过活，那么她的父亲呢？她的父亲显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的缺课，理由就是去看爸爸，而一旦说去看爸爸，老师就无法驳回请假。渐渐地，她开始借口这理由用来逃课，小孩子少计算，不免用过了头，终于把戏拆穿。老师找来她母亲，母亲当下与老师约定，以后必是她亲口与老师请假，才放人。最后，母亲央求老师不要让她哥哥知道，因哥哥会打她，这绝不是出于正义性或者责任感，只是打人成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猜测和传言她的父亲在哪里，久而久之，衍生出一个说法：她的父亲在监狱，因印制假钞判十年徒刑。十年时间，对于未满十岁的小孩子来说，漫长得足够一生，无疑地，他永远出不来了。就这样，我们又知道了监狱。我们谁也没去过监狱，它在我们脑子里，是与失怙，贫弱，兄弟暴政，母亲的辛劳联系在一起，它很怪异地转移到一间寒素却整洁的小房间，床上躺着成熟男子的肉体，在明亮的午后深睡，窗外是如潮如涌的市声。
我们班上曾经极短暂地停留过一个同学，一个学期都没有坚持完毕就离开了。这么仓促的接触，其实连认识也谈不上，可是却足够激起鄙视和敌意。她得了一个极富侮辱性的外号，叫做“臭人”，不知缘何而起。她毛发浓厚，大概是想让头发削薄，就理了男孩子式的短发，不料想更显头发多而且粗壮。她肤色偏黑黄，肥鼻厚唇，是那种腺体发育旺盛的类型，所谓“臭”是否来自于此呢？也就是通常所说，体味比较大的意思。但小孩子多半没什么偏见，他们懂什么体味大不大的，不过是对某个人起反感了，于是不惜恶毒诋毁。这个女生究竟在哪一点上惹怒了大家，使大家一起对她生厌，不得而知。她没有交下一个朋友，也就无从知道她内心所想。关于她“臭”的说法在班上悄悄流传，在这传言之下，藏着一颗卑劣的心。一个女生能有怎样的臭呢？这“臭”又究竟是什么意味？接着，虚枉的流言变得形象化了，就是夸张地躲避她，倘若被她碰着，便尖叫和怒斥。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游戏，虚拟出一种危险，然后自卫反击。人们沉浸在游戏中，刺激得很兴奋，就在这兴奋情绪中，对那人的恶感又升级了。事情被渲染到一个程度，那就是传言成事实，她真的是一个“真人”了，她散发出不可容忍的气味。人们对她的嫌恶变得认真了，连一些比较持重，不热心起哄的同学也参与进这鄙视了。我不知道这同学家住哪里，家中几口人，父母操什么营生，一个“臭”字将背景变得晦涩了，似乎真的隐匿着不可示人的秘密。就是这些暧昧的暗示，在小孩子身后投下阴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攻击人，嫌恶人的，身后都拖有暧昧的阴影，这是我们的穴居，藏身的一小格空间，只是不自知而已。
街两边的砖木水泥格子里，藏着些什么样的人？满街流淌的人，又来自哪一个格子里？他，还有她的脸型，身型，以及表情都是经过那些格子的塑造；那些大小格子呢，又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改造。街拐弯角的文具店铅笔柜台里的女人，青白的皮肤，绷紧了额角，鼻尖，颊和腮，似乎没有余格来作“笑”了，就显得很凶。小孩子买铅笔，忘了拿找头，多半因为怕她，过一时，哭着由大人押着来问。女人将找头捏在手里，问那小孩：你说说清楚，是你不拿，还是我不给？等大人一头向她赔罪，一头斥骂小孩糊涂，这才把找头往柜面上一推，走开了。当她下了班，将女式挎包带子收得短短的，挎在背上，身姿就显得很俏，走在街上的人流中，你会认不出她来，她好像变成另一个人，街面上许许多多年轻抑或不年轻的女人中的一个。街道上的人潮就能够修改人的面目，修改到大致差不多。一旦退入他或者她自己的那个空间，个性便显现了。而那个自己的空间且是有纵深度的，就是说在女店员服务的那个地方，自然是要比大街具有个人性，但在那之后，甚至之后的之后，还有着更为私密的空间，不为人们知道。她绷紧的青白皮肤，小而尖锐的额，鼻，颊，腮，严厉而淡漠的表情，多半来自那一个更加深邃的空间，那里有着更多的生活的内情。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马路上和少体校的女教练相遇。
我们区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篮球班的女教练，终日穿一身洗褪颜色的旧球衣，脚上一双旧球鞋，起皮的嘴唇里咬着哨子，却不妨碍说话0看不出她的年纪，看她的脸，干枯暗淡，挺苍老，看她跑跳腾挪的身姿却很矫健。她带球穿刺过来，腿抬得很高，落地很轻柔，透过球衣，可看见髋关节的上下运动，连带着膝和踝的动作，篮球呢被压得极低，几乎贴着地面，就像粘在她指尖上，疾骤地弹跳，到篮下，一跃，球直落网中。她一定是从某个职业球队里退役，然后从事业余少年体育教育，继续着运动场上的生涯。就是这么一个女教练，职业在她身上刻下了烙印，可是当我在街上遇见她，这些职业的性质迅速退去，退到公共的背景里，同时，一种更为私人的，称得上隐私的属性呈在了面前。这条卵石路的小街上有一个米店，这天米店里来了一批红薯，于是小街排起了买红薯的长队。红薯，对于稻米为主的江南城市是个稀罕物，也是凭购粮证限量供应，并且过时不候。前来排队买红薯的大多是小孩，红薯多半是作了他们的零嘴，时间又在星期天，于是，拎着竹篮和铅桶，呼啸而来。我看见教练时，她已经买到了红薯，一手提一个铅桶，一边扭头喊着谁的名字，那名字听来是个乳名，大约是她的小孩。她还是穿着球衣球鞋，但嘴上没有衔哨子，她其实没怎么变，可是那一种称之为“隐私”的气息笼罩在她身上，是居家的气息。应着她的喊声，有两个小男孩一左一右共同提一竹篮红薯从她身边迅速地过去，不看她也不回答，好像害羞和母亲当众交谈。看到孩子和红薯，她脸上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迎头撞上我，欣然喊出我的名字，体育老师多是这样大咧咧的性格。我一扭头走了，心里很为她感到难堪。教练在这条小街的米店买配给的供应，说明她也住这个街区，要不是偶尔相遇，我怕是永远不知道这一点。这街区不大，可里面的人，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给我们路段送信的邮递员，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瘦长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剃成板刷。他的绿色的邮衣袖口上和膝盖处打着同色的补丁，裤脚管各夹一个木头衣夹，是为防止车轴磨损裤管。看得出这是个俭省的人，并且家境贫寒。他的年龄和样子，都与邮递员不怎么对路。邮递员这个职业总有着一种浪漫性，他们携着天南海北的信呀包裹呀，满世界飞跑，将自行车骑得溜转。他们将报纸投篮一样投进敞开的门和窗，倘若有汇款挂号信需要盖图章，便阔声朗气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就好像传圣旨或者传福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又多少有一点佻，可是这一个，年纪就不符合，态度呢，是审慎的，下力地一脚一脚踩着车，就像一匹载重的老马。后来，我们班上来了一个留级生，她连留三级，比我们足足年长三岁。和留级生通常情形不同，她气宇轩昂。可能因为她的年龄，足可以不把我们这些小东西放在眼里，她多过我们的三岁年龄里已经积攒了见识，完全可能超越学校生活；再可能是因为她有着高大的身量，但奇怪也在这里，她并没为她的身量感到不自在，而是表现出强悍的气势；这就要涉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她的性格。如她这样，学习不佳，连留三级；家庭极度贫困，以至衣衫褴褛，这样岁数的女孩子都不该穿成这样破旧，脚指头永远顶出鞋子的破绽；她的书包，文具，不知来自于什么人的周济，几乎已成废品，可她就是很骄傲呢！这可能是从极度的卑微里反弹出来的自尊，但也不排斥那样的可能，她就是对生活抱有朴素观念的人，并不以贫穷为耻，也不以学习不好为耻，人生自有大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她住在我们这条繁华大街分支出去的幽静小街上，本来是高尚住宅区，路两边多是独幢的花园洋房，她的家就在其中一幢的一间。这座独幢小楼已经分割成无数独立空间，住进无数人家。我去她家玩过，一间向阳的房间，应是从当年的客厅划分出来，再用板壁隔起。她母亲总是卧床，不是生病，就是分娩，床上一堆破被子，地下一串小儿女。这绿草茵茵之上的欧式小楼里，她家的贫穷景象，格外触目惊心，可他们一家，却气定神闲。她的父亲在邮局做事，照理她父亲的年纪比较合适做内务性的工作，但考虑家庭的困难，还是派给他邮递的差使，这差使意味着拥有一辆无偿使用的自行车，还有一年两套制服。我以为，我们路段上的老邮递员，就是她的爸爸。
和邮递员的性质有些接近，对面弄口公用电话担任传呼的，是一名腿有残疾的青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四处可见腿有残疾的孩子，他们通是致残于一种疾病，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脊髓灰质炎。他们拄着单拐或是双拐，噔噔地行走在大街小巷，这些拐杖往往出自他们父亲的手，不怎么合标准，可是粗壮结实，经得起磨折。说起来也蹊跷，这些有腿疾的孩子都格外地好动，调皮捣蛋的人群中总有他们一分子。拄拐并没有妨碍他们行动，正相反，他们因此有了驭乘，更加神气，他们操纵他们的拐杖，真是熟练极了，就好像是延伸出来的腿。这样的残疾多半会给日后的升学与就业带来障碍，可是就算他们不残了腿，也未必就是读书的料。他们对读书不怎么在心，生活里自有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至于就业，他们本来对职业没有偏见，这是从开埠时候保留下来的传统，平等意识之一种。那传呼电话的青年，不就是个好例子？要说，有腿疾并不适宜做这一行，可人们都以为很自然，并不挑剔，有什么要紧不过的事情，就算自己跑一趟又如何？他呢，一半出于腿脚不方便，一半是出于懒惰，总是要将传呼电话单累积到一定数目，再慢吞吞起身。有一些只是传话，有一些则是等回电，对方一定也是公用电话，不晓得在哪条马路的弄堂口。但无疑的，也是聚着一班人，修锁的锁匠，修鞋的皮匠，剃头挑子，小裁缝的铺子，抑或还是一个老虎灶，就有往来打开水的人。这是固定的人和营生，还有流动性的，比如磨剪刀的，补碗的，修棕绷的，爆炒米花，拉丝棉，算命的瞎子，甚至，偶尔的，北路过来的耍猴戏的人。这样的弄口，特别能体现百业兴隆的城市气象。所以，等回电绝不会无聊的。那跛足的青年，就像折了翅膀的信使，拐来拐去传送消息。这青年的衣着和脸色都是一种青苍，好像来自缺乏光照的空间。街两边的房屋，在平整的墙面之后，有着多种复杂的结构，交错镶嵌无数的夹层，隔墙，加顶，破壁，它们都是建筑奇迹，使空间变得可以繁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形状各异的格子里，充斥进形态各异的生活，养育出各种生物。这青年来自哪一格呢？他身上脸上洇染的影调是属于哪一种？你也许会以为是疾病，其实并非如此，这种认识是出于对疾病的概念化理解，有的时候，情形却是相反的。
饮食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疾病患者，都在吃空的碗盘里，留下一张小纸条，表明要特别消毒。这纸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薄纸裁成，专放于一个小碟。你就看见这里那里，空碗残留的汤水，半浸了一片粉红的纸。这就是疾病的花朵，隐藏在这纸片后面的是什么样的面容？
从我们大街分支出去的又一条狭街上，有一扇窄门，嵌在两间商店的铺面之间，门内一架木梯，直通楼上，那往往是楼下店主的家居。店铺多是碗店，草席棉花店，腌腊店，小百货店，体现了柴米人生的小康之道。你几可推演当年创业者的历程：窥见商机，防缺补漏开出生意，投下多年的积攒，还有女人陪嫁过来的金银首饰，再缩减衣食，渐渐上了轨道，而这条街亦成闹市。后来，这些店铺收为国有，业主脱离干系，成了楼上单纯的住户。这一扇窄门，似乎依历史沿革，是铺面门板中的一条，移开来，看得见木扶梯底下的一张饭桌，放着泡饭锅，一点酱菜，还有两根油条，算作荤腥。如许寡淡的饭食，养育出的就是透明的肤色，太阳穴和眼睑下的淡蓝筋脉，因为无力而格外柔顺的头发。你不期然地，看见从这门的狭缝里，出来一个又一个美女，年龄依次从小姑娘到少女，再到成年女性。一律有着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梁，鲜明的唇线，由于削瘦轮廓变得尖锐，线条也有些硬，却鲜明起来。她们看上去都有一种飘逸的风度，倘要仔细追究，便是虚弱。她们似乎无力直起腰，于是就都含着胸，她们甚至合上嘴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就微张着嘴，张成一个温柔的微笑。你很难听见她们的声音，她们说起话来就像耳语。她们是影子，美丽的倩影，这就是家族性结核病。有一日早晨我从那条小街经过，遇到她们中较为年长的一个在街上行走。柔软的黑发贴了头皮顺过耳后，显出纤巧的头颅，一道流利的线条从额经过鼻梁，双唇，再到下颌，深进颈窝。其时店铺还未开张，这条嘈杂的小街清寂着，清洁工已经在工作，扫除了街边的垃圾，她的侧影就从空廓的背景上掠过。后来，听说这家里第二个女儿病故了，会不会就是她呢？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数清她们总共有几个，又谁排第几，她们悄然活着然后故去。在这砖木水泥墙的裂隙里，不晓得有多少隐匿的人和事，是这城市“垢”一样的东西。那街面上，艳阳之下，煌煌闪烁的景物，其实是缺乏生动性的。当然，那是主流社会，是整块的石头与砖面，可是，也别忽视了那些嵌墙缝的物质，它们起着粘合的作用，没有它们，社会就散架了。
我很难忘记的是，夏季里，熏蚊子的夜晚。由街道里委，再到各居民小组，挨门挨户发放驱蚊药剂。晚饭以后，规定的时间里，关闭门窗，凡吃的喝的，全覆盖遮蔽，大人小孩走出房间，留下家中负责任的那个，在搪瓷盆里点着药剂，闪出家门。这样，所有的人就都来到露天了。弄堂里，大小马路上，都是人。趿着拖鞋，短衣短裤，手里摇着蒲扇，腋下夹一个板凳，走到哪坐到哪。缺管教的小孩在人群里穿梭，惹得人怒声斥骂。除去那些熟悉的脸，比如，喊电话的，修锁修鞋，惯常在街面上活动的，许多从未谋面的脸也出来了。照理说，是陌生的，可奇就奇在这里，他们并不那么陌生，反而是稔熟的，似曾相识。原来，所有的人都出来，在了一起，个性便隐退了。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当这所有人集合起来，呈现的便是主流社会的面目。这面目是在彼此的模仿中形成，互相影响，再根据民主集中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成块成面、体积巨大的存在覆盖了全体，嵌墙缝的泥灰完全被洗涤，荡然无存。熏蚊子的夜晚，虽然人们都拥出户外，可是并不杂芜和壅塞，反而有一种阔朗，是清明世界。那沟沟坎坎里的污秽，成年的饭米粒儿，蟑螂屎，动物的骨头残渣，甚至完整的老鼠的干瘪尸体，你闭着眼睛想吧，过日子遗下什么糟糠，在看不见的阴湿地里发酵腐烂，衍生出病菌，当然，也化作肥料，又可说是日子的膏腴。熏蚊子的药剂有一股凛冽的气味，杀去空气里所有起腻的微屑。规定的时间过去，人们从大街分流，各回各家，推开房门，一刹那间，沉渣泛起。
我们的小学校曾经举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这城市挑选了十处体现历史进步的场所，比如人民广场，昔日是跑马厅，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代表，如今改造为劳动群众集会的地方；比如人民公园，殖民时期张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比如少年宫，外国冒险家的豪宅，如今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等等，每一处安排有一名同学，普通话标准且口齿伶俐，介绍这地方的变迁，旧貌换新颜。那是由老师撰写，事先背诵下来的文章。义正词严，文风磊落。在此堂而皇之的讲述下，这些场所脱去了它们表面的建筑形态，显露出内里纪念碑式的宏伟性质，这是正史的气质，人在跟前变得渺小而且盲目，就像蚁群一样的生物。我们这群蚁群中的幼蚁，为提防走散，手牵着手，在老师引领下，从一个历史场所走向另一个历史场所，那些讲述者，领了特殊任务，分外骄傲，扮演着历史的代言人。他们立得笔直，扬着声音，将那北方语系的普通话咬得字正腔圆，引来路人的伫步。这些成年的市民，亲历旧政新朝的交替，在他们只是具体日常的人生，蓦然变成文词，概念覆盖了记忆。这就是我说的主流社会的空间，它们是巨型建构，供重大事件上演，并不是供人的生活，对于生活，它们的比例太夸张了。大理石的材质，罗马柱，或者工农政权风尚，平行与垂直的线条，都太不得体了。生活的形状曲折蜿蜒，有着微妙的细部，甚至阴暗面。
说出来怕人不相信，街道两边铺陈开去，再到另一条街道收住，切齐边缘的屋顶下，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小空间，它们简直不合逻辑，都有些荒唐。比如说，在一条弄堂的后排房屋，民居的中间，竟安插着一个派出所，这可是国家机器啊！却如此不谨慎，毫无防范地处于左邻右舍之中，那些警察都成了市民的街坊了。其中有一个肥胖的警察，人称“大块头”的，连小孩子都喊他的诨号，他也不发怒，而是饶有兴味地一句去一句来对嘴。这个派出所，似乎也没什么严肃的业务。有一次，收容过一名乞讨的女人。在这条位于繁荣商业区的里弄，都没怎么见识过外乡人，尤其是外乡的穷人。居民们纷而沓之，先是看热闹，再接着，不知由谁带头，开始回家端吃的送来。转眼间，女人面前摆满了吃食：米饭，面饼，番茄，黄瓜，毛豆，芋艿——正逢中秋。又不知谁带头，由送吃改变为送穿：旧衣旧裤，旧鞋旧帽。人们一下子激发起怜悯与施舍的热情，多少也出于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比较经常的工作是调解打架吵架的纠纷，邻里间，家庭内部，或者是前边马路上。相骂和扭扯的当事人走进派出所，后面跟着越聚越多的看客，一并拥进派出所的大门，站满了院子。人们脸上的表情都很激动，心里盼望事态更趋剧烈，但即已到了政府一级部门，就绝不会让恶性事故发生，所以，无论如何都已是强弩之末了。那朝北，对了后弄的小房间，是派出所囚禁的地方，窗上装着铁栅栏，这才有一点专政机关的严厉，同时也有了一些儿阴惨的意味，可是很快就被日常生活给溶解了，生活就是有这样的溽染力。事实上，大多时间它都闲置着，曾经囚过一名小偷，哭泣着蜷在墙角。“大块头”挥舞着一根铁链子，大约是自行车上的废链子，我们宁愿将它看成一桩刑具。“大块头”脱了制服，蓝色的汗背心系在制服裤里，腰上系着牛皮带，显现出警察的威风。趴在窗外的我们心嗵嗵跳着，又害怕又希望铁链子抽到小偷身上，而小偷也从啜泣转向号啕。可是铁链子徒然在空中“哗哗”地响，就是不抽向他。最后，“大块头”收起铁链子，留下小偷一个人，反锁上囚室的门。哭声立刻止了，人从墙角出来，四处望望，看见窗户外的我们，咧开嘴，发出威胁的声音。这时，我们就看见了他的眼睛，那里干干的，没有一点眼泪的痕迹，而是发射出一股凶光。他其实还是个孩子，却显然变质了，如人们说的，“料”坏了。他身体结实，推平的头颅是圆大的，咧开的嘴唇里是白森森的牙齿。虽然有铁栅栏隔着，我们依然感到了危险。当天，他就从这间囚室消失，不知释放了，还是送往上一级的惩治部门。像偷窃这样的小罪过，迟早还是要回到社会，回进大街上的人流。人流中，就潜着这些小小的、卑琐的罪行，虽然我们辨别不出他们，可是他们的脸，影响了总体性的表情。派出所对我们弄堂还是起到荫庇的作用，它所在的日子里，我们弄堂从未发生过偷盗，唯有的一桩却是在本弄内部，就在我们家。端午节，我们家的粽子，就像农户的庄稼，穿成一串，悬在窗户上，一夜之间，一串成一只。那一只粽子，孤零零地挂在绳梢头，就好像在讥诮我们。应该说，这窃贼挺有幽默感，将一桩恶行变成一个玩笑。我们家的保姆，就提着这一只粽子，去到派出所报案。案子很快就破了，是隔开几个门的那幢房子里的男孩子。那幢房子是市里某个机关的宿舍，这城市的政府机关宿舍也是这么分散间插在市民堆里。那里住着山东南下的干部，应算是这城市的政权阶层，可却过着一种粗糙的生活。这粗糙性一是来自原籍，山东某乡村的生活方式；二是多子女；三是战争的遗痕。他们家就一个蛮荒世界，人们统称他家孩子为“野蛮小鬼”，他们逃学，留级，欺弱，扰民，大大挑战了这弄堂的保守主义气质。事发之后，小孩的父母面对谴责，态度十分平静，小孩子就像猫，偷嘴算得上什么？这与品行操守并无干系。派出所和鸡毛蒜皮搅在一起，连它自己，都沾染上坊间的习气了。
我们的小学校，也是分散在街前弄后，与民居夹杂一起。还有大大小小的工场间。这城市的工业，领全国之先进，有多少金牌产品就在逼仄的里巷制造产出。有一度，时兴学生义务劳动，我们小组在玩具厂，被领进蜿蜒的弄堂，上了一具阁楼。地板中央，放了一筐塑料鸭子，刚刚从模具中压出来，还烫手，我们的活儿是将毛出来的边缘用剪刀修齐。塑料鸭子颜色鲜艳，造型可爱，分开来个别地看，也许是生动的，可合在一起堆尖的一大筐，就觉形象呆板，而且气味难闻。它们的塑料身躯弹性特别足，任怎么扭曲，一松手立马回到原状，这让它们有了一种类似厚颜无耻的肉感。奇怪的是，这么韧性的材质又是脆弱的，谈不上有多么锋利的剪刀沿边线一夹，多余的毛边便落下了，这让人生出一股痛快劲，含着些施虐的快感。阁楼上的工人又是有腿疾的男人，但不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而是更陈旧的某种疾病，因他年纪不小了，要长过小儿麻痹高发期的年龄，而且残疾的性质也不同。他不用拄拐，双腿却不能合拢，从胯部分开着，呈骑马姿势。他负责运送，将模压出来的鸭子送上阁楼，再将修齐的送下阁楼。他骑跨的姿势很不适合上下阁楼狭窄陡峭的木扶梯，可他行动自如，只是看起来有种残酷。他近乎猥亵地分开的胯，两侧髋骨突出，呈出尖锐的角度，带动着两条畸形的腿。这连带着他的脸也变形了，他的刀条脸中间突起一具长鼻子，地包天的嘴形使他看上去或者像哭或者像笑，目光闪烁，像暗中的萤火。这景象让人消沉，而我，就此了解了塑料鸭子的来历。那摆在玩具店柜台里面，胖墩墩，憨乎乎，鲜红着扁嘴的小鸭子，它们的隐私，只有我知道。
简直深不可测啊，这些抹光或者拉毛，砖砌或者板壁的墙里边，有着拥动的人和生计的暗流。无数种营生，以及这营生养育出来的称作“人”的生物，就是大街上过往的人潮。一旦汇入露天里的人潮，他们的面目就难以辨认。都是多面人，人群里是一种，私底下又是一种。或者说他们的面目都是那种物质的最小单位，融合力强，汇在一起，形成人潮的总体面目。光天化日下，明朗，坦荡，严正，简单。可是，难道你看不出来？当光线移动，这里那里呈现了阴影，绘画者称为影调的，其实，那是戚容，来自于各自的、暗藏的、不自觉的、东一点、西一点的生活的压榨——类似蜗牛的蜗居，负在背上，走到哪，背到哪。
即便是临街的敞开的空间，也蕴含着神秘性。在我们弄口西侧，零散着一些小店，曾经有一家旧书店，单间门面的店堂里，总着壅塞着小孩子，争夺着看连环画。连环画和其他书籍混杂着，堆放在条案上，本来是出售的，结果引来的是白看的小孩子。他们在书堆里淘着连环画，一旦淘出一本便不松手，一直看到打烊。书店的店主，或者只是店员而已，是个老头，戴着一顶蹩脚的假发，就像一顶不合尺寸的帽子，因他是做旧书的买卖，难免让人想到那假发也是从旧货里淘来。每到午后放学时间，就开始了与小孩子的战争。先是阻拦，阻拦不住就驱赶。小孩子就像蝗虫，越驱赶越多，最终反而是他，被小孩子从条案旁挤开，站在人堆外面跳脚。许多次，他奋力挤进人堆，夺走他们手里的连环画，可夺下这一个的，那一个又拾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小孩子坏了生意，旧书店很快关门大吉，不复存在了。还有一爿水果店，也是单间门面，布放着当令水果。有一次——唯有一次，进到一种罕见的水果，外形像某种植物的根茎，比如马铃薯和红薯，它的名字果然就叫“凉薯”。最奇异的是它的皮，那土褐色、粗纤维的皮能够完整地撕下来，露出雪白的瓤。这瓤是清脆的，类似梨，但不如梨的水分多，也不如梨的味甜，严格说，它不完全是水果，而是一种粮食。不知道它来自什么地方和地貌。这城市，尤其是这城中心的街区，没什么眼界，对外面的世界即少见识又排斥，从他们的语言称谓里都可见出，外边来的人，他们一定称“外地人”，连外方传入的蚕豆种，他们都是称“客豆”的。那“凉薯”带来了一些儿外面的气息，可是很快消失了。水果店紧邻着一爿花店，这小资产阶级的人生里的一点风雅，经营者是什么人呢？是那个下眼睑，脸颊，下唇都像受到地心吸引力往下垂的女人？是那个梳着分头，脸色白皙，照理是文雅的，却带有江湖气，像是龙虎万金油广告的男人？或者是那胖胖的，无须的，夏日里把汗衫塞进短裤腰，显出很暄和的肚腹的老头？再就是嘴角生一颗黑痣，眼神有些毒的瘦女人。这些小本经营者各有一部发家与衰落的历史，是政治经济史里的稗史，如今在公有制的漏罅里苟活。最后，终于有一天，这一些小店铺全部拆除，建起了一个街心花园，本来掩在它们背后的一排石基红砖水泥卷拱门廊的楼房显露出巍峨的身影，方才我说的我们的小学校就零散在这排建筑里面。
有一些面孔从人潮里醒目地穿行过去，就像一些警世恒言，是从普遍性的人世中提纲挈领出来的。比如那个外国人，真正的外国人，不晓得是从哪一段对外史里留下来的。他长着稻草色的头发，圆脸颊，翘鼻子，以此看，还是个少年，未脱稚气，长出鲜明的轮廓。他骑一架自行车，常看见停在某一幢公寓大楼前，与人说话。那也是些少年，应和他差不多年纪。当你恰好从他们旁边经过，就可听见他们说的是纯熟的沪语，夹带了街上的切口。其时，你发现，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甚而至于，上海人。他和他的朋友，看起来属于一些闲人，没有职业，也谈不上有什么学业，他们往往是街道的主人。每个弄口，大楼底下，电影院门前，都会站几个。再比如，那个越剧明星，就住在这个街区，可谁能看见她？谁也不能看见她！却有一日，乘一架三轮车，脚下是一堆碧翠的西瓜。她穿了连衣裙，肩上披着大波浪，靠在车椅背上，就从我们弄前悠然驶过。有的人根本没注意，注意的人又都傻了眼，你想的到，这是来自浙江一个叫做嵊县地方的小姑娘，如今，她拍摄的越剧电影，人们天不亮就起来排队买票，而且每人限购四张。还比如，那穿了褪色的中山装，微微驼背，一副毛了镜片的深度近视眼镜，你以为是店铺里做账的，事实上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工人。又比如，小学校的校工，窄额紧腮，有着狸猫一般警觉的眼神。谁家的女用人，夏天一身浅蓝竹布衣裤，头发梳得溜光，牵一个日本娃娃头的小女孩子——这些是经常出没的面孔，人潮上打着漩涡的几处，底下是潜流交汇。
在这居住密集，人事繁杂的地方，却也有着称得上自然的处所。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资质平平，家境也平平。她穿的花布罩衫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她的泛黄的头发也梳得很光滑，编成细细的辫子。她平时并不参与到同学间尤其女生间的纠葛纷争，可却又不是孤僻的，那只是生性恬淡。她确实是有些特别，这特别在于，她无声无息，同时留下着印象，这印象也是淡泊的，但始终在着，不容抹煞。她没有母亲，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行政二十四级，只够做个杂务。能够独自照料女儿，女儿底下还有两个儿子，能给这孩子干净的外表和内心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候会在街上找那些穿干部服，戴干部帽，神色谦恭的男人，认作她的父亲。有一些人已经被我们概念化了。有一次，她向我们说起，星期天，她爸爸带他们几个去到他供职的机关大院里挑马兰头。经她一说，眼前立马就出现一幅图画：她挽着篮子，带着小弟弟在野地里剜马兰头。这才知道，平常如她，也是有着些许的我们所不体尝的快乐。
这个街区里的一些标志性人物，他们已被我书写过，以一种变体的方式，被我的文字存档，存在于另一个空间里了。那是一个以诈传诈的空间，通常叫做“虚构”。他们换成另一种物质继续存活。他们，所谓标志性人物，携着虚构的前史以及后史，兀自活动起来。他们比较正面地出现在我生活里，印记比较鲜明，而这里，却是隐晦的，被那些鲜明的印象遮蔽了。由于我受视角的限制，它们只可能进入我的余光，在余光里绰约显现。可是余光，就像泛音一样的东西，有了它，事物才呈现出它毛茸茸的边缘。每一件事物都不是与周边其他事物决然隔断的，而是渐入与渐出，余光攫取的就是这一段。将要滑出事物的边缘可是还没有，和事物的性质已经断了联系，正准备联结另一件事物的性质，这件事物又恰好是前一件的反面，就是这将脱未脱，将即未即，使我们得到一些些全视的暗示。对于三百六十度的空间来说，我们人类都是半盲。
在我们的街上有一个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大幅肖像照片，以明星为多，另有一些虽然无名，可却形象可喜，仪态不凡，可称是人里的龙凤。他们比实际上放大了的脸庞在黑白的影调里就像活的一般，布纹的相纸材质微妙地受着光，使人脸肌肤格外细腻光滑，眼睛明亮。在这橱窗里，时不时会有几幅小孩子的照片，有一幅是两个女生搂着肩膀，张开嘴放肆地笑。看起来她们像是在自然光下，因为头发被风吹起，身后的背景空空荡荡，不是室内的人工照明，常有一簇光当头打过来。她们大约是站在露台上，衬着天空。而且这样的大笑，只可能在无拘无束的室外环境。还有一幅是两个男生互做鬼脸。仔细打量，两个男生其实是一个，运用了分拍合成的技术。这些男生与女生，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所以能够成为照相馆橱窗里，众人瞩目的角色——照相馆的橱窗，堪称这条街的梦境，他们的幸运源自于近水楼台之便，这家照相馆的暗房，就在他们所住的公寓内。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联系，临街的照相馆背后，第二还是第三排楼房的一套公寓里，有一间房间，是照片的洗印间。它终日门窗紧闭。曾经到这女生家去玩，走廊上遇见两个男人，腰系深色围裙，搬着胶木箱进出暗房，门隙开一条缝，然后迅速合上，谁也看不见里面的情景。你很难假设这家照相馆的组成结构，它的临街的橱窗里的照片，竟然洗印自弄堂深处腹地，那华丽里面，不禁掺上烟火气味。我说过，许多意想不到的空间，猝然嵌入在不相干的地方。比如草席店的做账间，比如成衣店的裁缝间，比如，小学校的库房，甚至，诊所的注射室……可是，这都不比照相馆的暗房。暗房，带有着机密性，它就像魔术师那口大箱子，放进去什么，拿出来偏偏不是什么，而且无穷无尽，源源不断：彩旗，鲜花，金鱼，白鸽，甚至一个大活人。在前边，照相馆的摄影间里，照相师头埋在一袭黑布罩下，手里的橡皮球一捏，四面灯光陡地灭了，这一瞬息就是在暗房显现。我们同学的家，就与暗房门挨门。我的同学对这神秘性早已熟视无睹，他们和洗印间的员工常打交道，怎么说，邻居嘛！他们家的大人都拜托员工管教他们。他们给照相馆做模特儿，照相馆则将他们的形象陈列于众，日日笑靥迎人。
这条公寓弄堂里住着我们许多小朋友，我们喜欢上这里来。下午放学以后，有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可以互相串门，因为各家的大人还没有下班回家。我们从这一幢楼蹿到那一幢楼，从这一套公寓蹿到那一套公寓。这些公寓不全是独居一户，有时是两户，有时甚至三户合居，门户就不那么严谨了。公寓的格式分有三四型，在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面的同样位置，格式是同样的。倘若走错一排，或者走错一幢，再抑或走错一层，就可能走入完全不同的另一户人家。不晓得曾经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而我，一个隔壁弄堂的外来者，有一日，就走错了门。
我走入的正是那间暗房。是不是潜意识里一直藏着窥秘的好奇心，将错就错？恰恰这一日，暗房没有上锁，也许，最当紧的秩序已经完成，员工们便松弛了神经。就这样，我推门而入，迎面是强烈的醋酸味，四下里漆黑，远处有一团红光，红光里有一个男人，背对着门。他一定以为进来的是我的同学，他们的小邻居，头也不回地说道：又捣蛋是吧！随着他话音，红光向我移近，这才发现，那团红光并不在远处，相隔不过三五步距离。我不出声，心怦怦跳着。他又说：过来看看吧！我迟疑着，迎红光走去。四周影影幢幢，红光似乎在扩大，而且增亮，这是因为我适应了周遭的黑暗。来看吧！他又一次邀请道。我走过去，看见他伏身在一个水池上方，用手里的一柄镊子翻检池里的相纸，使它们避免粘合在一起。他侧过脸看我一眼，并没有认出这是一个陌生的孩子。在红光里面，人都变得彼此相像吧，可是，水池子的液体下，却形象鲜明。大小形状不一的相纸上，是人脸，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刚出生的婴儿，张着没长牙的黑洞洞的嘴。它们层层叠叠，被镊子推过来推过去，于是，有一些翻到底下，另有一些浮上来，铺满了水池。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街上的人脸，住在密密匝匝的格子里的人脸。我从来未见过他们，可是一眼就认出来的；他们与我从不往来，却只一墙之隔，藏在砖木石头水泥的屏障之后。他们全在这里，溶溶红光之中，栩栩如生，我都听见了他们的呼吸。这是我们街区里的“魅”。
作者简介
王安忆，女，福建同安人，曾在安徽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任上海《儿童时代》编辑，1980年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69届毕业生》、《黄河故道》、《流水三十章》、《米妮》、《长恨歌》，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海上繁华梦》、《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小城之恋》、《叔叔的故事》等。短篇小说《民工刘建华》、《世家》、《化妆间》分获本刊第十、十一、十二届百花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