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和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有关。去年夏季的第一天，他们搬进我那条投递线上的一座房子。我再想到他们，是我拿起上星期的报纸，看见上面一个年轻人的照片，他因为用棒球棍杀死了他妻子和她的男友而被监禁在圣·弗兰西斯科。当然，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他们的胡子让他们看着很像。不过，由于情形十分相似，我想了很多。
我叫亨利·罗宾逊，是邮递员——联邦公民的公务员，我从1947年起干这工作。我一辈子都住在西部，除了战争时在军队服役的那三年。我离婚已经二十年了，有两个孩子，也几乎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我不是个轻薄的人，平心而论，我也不是个严肃的人。我的信条是：一个男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就该二者兼备。我还相信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好。不工作的人时间充裕，因此就会有太多的时间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
我相信这一点，部分由于住这儿的一个年轻人——他就不工作。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任，——那女人，她纵容了他。“垮掉的一代”——我想你们如果见了他们就会这样叫他们的。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褐色胡髭，好像他急需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再抽根烟。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发，皮肤细润，一看就知道是个美人。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画家。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可能也干这行。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他们付房租，而且也能勉勉强强过下去——至少那个夏天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一刻。我已经跑完我那条邮线三分之二，到他们房前，发现院里停着一辆福特56轿车，后面一辆U型拖车正敞着门。松树街上只有三栋住宅，他们是最后一户，另外还有默契森一家——他们来阿卡塔快一年了，格兰特一家——他们住这儿快两年了。默契森在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工作，吉恩·格兰特是邓尼公司的早班厨师。两所住宅，先开始是空地，是属于科尔家的，后来盖成了住宅。
那年轻人站在院中那辆拖车的后面。她正打前门走出来，嘴上叼着烟，穿一条紧身白色牛仔裤和一件男式白汗衫。她看见我，就站住，停在那儿看我从便道上走过去。尽管我拿着他们的信箱，我还是放慢脚步，朝她点点头。
“收拾妥当了吗？”我问。
“快了，”她说，把额前一缕头发撩开一边仍继续抽着烟0
“这很好，”我说，“欢迎你们到阿卡塔来。”
说完这话，我感到有些窘迫。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在这个女人旁边，都发现自己很窘迫。这也是让我从一开始就反感她的原因之一。
她对我淡淡一笑，我转身要走，那年轻人——他名叫马斯顿——从那辆拖车后面走过来，手里提着一大纸盒玩具。现在，阿卡塔不是个小镇了，倒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尽管我想你可能不得不说它还是属于小镇之列。可无论如何，阿卡塔不是世界末日，大多数住在这儿的人不是在锯木场干活，就是和渔业打交道，再不然就是在商业区的某家商店里工作。这儿的人不习惯看见男人留胡子——或留胡子而不做工。
“你好，”我说。当他把纸盒放在前挡泥板上，我伸出手。“我叫亨利·罗宾逊。你们刚到是吗？”
“昨天下午，”他说。
“这趟旅行真够受的！从圣·弗兰西斯科到这儿用了14个小时，”那女人在走廊上说道。
“他妈的拉住那辆拖车。”
“我来吧，我来吧，”我边说，还边摇着头。“圣·弗兰西斯科？我刚还在圣·弗兰西斯科呆过。让我想想，是去年四月或三月。”
“是吗？”她说，“你到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噢，不做什么，真的。每年我都要去一两趟。到渔夫码头走走，或看看巨人戏剧。就这些。”
片刻的停顿。马斯顿在草地里寻找着什么。我准备走了。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前门飞跑过来，吵吵嚷嚷地狂奔到走廊尽头。当那扇屏风门哐地一声打开时，我想马斯顿一定吃了一惊，而她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十分冷静，脸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看上去很糟糕。每次他准备做点儿什么，总会快速地痉挛一下。他的眼睛——一会儿盯着你，一会儿滑向一边，一会儿又盯住你。
那边有三个孩子，两个四、五岁左右的卷头发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小点儿的男孩儿紧跟在后面。
“可爱的孩子，”我说，“好吧，我要走了。你们得换换这信箱上的名字吧。”
“当然，”他说，“当然。一两天内我就换过来。不过最近我们不会有什么信的。”
“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这只老邮袋里会钻出个什么来。准备准备无碍的。”我转身正要走。“对了，如果你想到工厂找活儿干，我可以告诉你到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找谁。我的一个朋友是那儿的领班。他可能有……”我发现他们不太感兴趣，声音就低下来。
“不必了，谢谢。”他说。
“他不用找工作，”她插话道。
“那好吧。再见。”
“再见，”马斯顿说。
她再没说什么。
我刚才说过，那天是星期六，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星期一休息，直到星期二，我才又去那儿。见那台U型拖车还在前院，我并不吃惊。不过，他还没卸完车却挺让我吃惊的。我得说，有四分之一的东西已经搬到前廊上——一把装满东西的椅子，一把明黄色的餐椅以及一大纸盒的衣服，有些还耷拉在纸盒外面。另有四分之一的东西一定已经搬进房了，其余的都还在拖车里呆着呢。孩子们正拿着小木棍，敲打拖车的车帮，还从尾门那儿爬上爬下。他们的妈妈和爸爸却连影子也看不见。
星期四我又在院子里看见他，提醒他别忘换信箱的名字。
“我正准备换呢，”他说。
“抓紧时间，”我说，“搬到一个新地方，总有好多事要操心。原来住这儿的人，科尔一家，你来的两天前才搬出去。他要到尤瑞卡工作。给一家捕鱼和猎兽公司干。”
马斯顿摸摸胡子，眼睛看着别处，好像在想什么事。
“再见吧，”我说。
“再见。”
总之，他还是没换信箱上的名字。不久我又来过，带来一封写着那个地址的信，他说了句：“马斯顿？是的，是我们的，马斯顿……这几天我就把信箱上的名字换了。我得找一桶油漆，把那个名字……科尔，把科尔涂掉。”他的眼睛一直东张西望。然后他从眼角斜视着我，敲了敲下巴。但他还是没更换信箱上的名字。过了一阵儿，我也就耸耸肩，忘了这回事。
人们听到了一些传言。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他是个被假释的囚犯；他到阿卡塔来是为了摆脱圣·弗兰西斯科不健康的环境。据这种传说讲，那女人是他妻子，但那几个孩子却没一个是他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犯了罪，在这儿隐藏。不过没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他看上去不像哪种确实做了什么有罪的事的样子。大多数人看来都相信了那些至少是传得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最可怕的。那是说，那女人有毒瘾，她丈夫把她带到这儿，是要帮助她戒掉恶习。作为旁证，萨莉·威尔逊的来访总是被提起——萨莉·威尔逊是从“旅行车招待站”来的。一天下午，她碰巧拜访了他们家。后来她说，不是瞎说，那儿确实有些很有意思的事——尤其那女人。刚刚那女人还坐在那儿听萨莉说个不停——似乎是全神贯注——不久她就站起身，尽管萨莉还在说话，她竟开始画她的画，好像萨莉根本不在那儿一样。同样地，她刚刚还抚摩亲吻着孩子们，一会儿突然就开始对他们大喊大叫，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萨莉还说，如果你离她很近，就会发现她眼睛看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不过，萨莉·威尔逊在"旅行车招待站"的掩护下，干了不少年管闲事、打探人家秘密的事。
“你不明白，”碰上谁提这事，我就说，“如果他现在就去工作的话，谁还会说什么呢？”
同样，依我看，他们在圣·弗兰西斯科也招惹了不少麻烦，不管那麻烦的性质如何，他们是想从那些麻烦中摆脱出来。不过他们为什么挑上来阿卡塔安家，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肯定不是来找工作的。
最初的几个星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邮件，只有几张《老年》、《西部汽车》之类的订报单。而后开始有信来了，大概一周一两封的样子。我来时，有时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屋外散步，有时则见不到任何人。不过孩子们倒是总在那儿，屋里屋外的跑出跑进，又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耍。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模范家庭；可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草开始发芽了，可那是什么草啊，又枯又黄。谁也不会愿意看见这种东西的。我知道杰西老头来过一两次给它们浇浇水，而他们却说买不到水管。于是他给他们留了一根。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拿着那根管子在院子里玩儿，它的结局就是这样。有两次我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运动车停在房前，那车不是从这附近开来的。
我和那女人直接打交道只有一次。有一封信欠资，我就带着信走到她家门口。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让我进去，然后跑去找她妈妈。屋里堆满了零零散散的旧家具，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只是还不至说很脏。可能不够整齐，但不是脏。起居室里，一把旧躺椅和一把扶手椅靠墙摆着。窗户下有一只用砖和木板搭成的书箱，里面塞满了平装书。犄角处，堆着许多画，都反扣着，另一侧有一幅画还搁在画架上，上面盖着布。
我把邮袋换了肩，想站得更稳些；不过我开始觉得还不如我自己付了那笔钱呢。我一边等一边看着那画架，正想侧身走过去掀掉盖布看看，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
“我能帮你什么忙？”她说道，人出现在门厅里，一点儿也不友好。
我碰了碰帽檐，说道：“如果你不介意，这儿有封欠资的信。”
“让我看看。谁来的？噢，是杰！这个傻瓜。给我们寄了封没邮票的信。利！”她叫道。
“杰瑞来信了！”马斯顿走进来，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我等在那儿，两条腿换着站。
“我来付钱，”她说，“看在老杰瑞来信的分上。给。再见。”
就是那种样子——可以说根本没什么样子。我不能说这附近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他们不是那种你能真正适应的人。不过过了一阵，没人再注意他们了。如果人们在塞夫威超市碰上他推着货车，可能会瞧瞧他的胡子，除此之外就不会注意他什么了。再也听不到别的故事了。
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向两个方向。后来我发现一星期前她和一个人——一个男的——先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带着孩子们去了瑞汀，他母亲家。从星期四到第二周星期三的六天里，他们的邮件就呆在信箱里。窗帘全挂着，没人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把它打开过。但那个星期三，我看见那辆福特车又停在院中，窗帘仍挂着，但邮件没了。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都呆在信箱边等着我把信递给他，要不他就坐在前廊的楼梯上抽烟，很显然，他是在等什么。他一看见我来，就站起身来掸掸屁股上的裤子，朝信箱这边走过来。如果我有邮件给他，我发现他几乎还没递给他，他的目光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扫到了发信人的地址。我们很少交谈，哪怕是一句话；如果我们恰巧目光相遇，也只是彼此点点头，可连这种时候都很少。他很痛苦——谁都能看出来——如果我能，我真想帮帮这孩子，但我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大约是他走回来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他双手插在后兜里，在信箱前走来走去，我下决心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说点儿什么。我走上便道时，他的背正对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猛然转过身，他脸上的表情使我要说的话僵住了。我手中拿着他的邮件立在那儿。他朝我跑了两步，我把它递过去，看也没看。他盯着它像在发楞。
“占有人，”他说。
那是洛杉矶寄来的一份医疗保险计划的广告单，那天上午我至少投送了七十五张。他把它对叠起来，走回屋去。
第二天，他又在外面等。他脸上的表情老成了，好像比前一天能自制多了。这一次我有种预感，我带来了他正盼着的东西。那天早晨在邮站装邮袋的时候，我仔细看过了那封信。那是个普通的信封，地址是一个女人手写的花体字，占去了大半个封皮。邮戳是波特兰的，发信人地址上有姓名的缩写JD和波特兰街区的地址。
“早上好，”我说，把信拿出来。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刷地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朝屋里走去，冲着光举着那封信。
我大叫道：“孩子，她不是好人。我一见到她就敢断定。为什么你不忘了她？为什么你不去工作而忘了她？我当年处在你这种境地时，是工作，白天黑夜的工作，让我忘掉一切的；那会儿正打仗，我在……”
打那以后，他不再在外面等我了，他在那儿只是再呆了五天。每天，我都能瞥见他仍在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以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看，他就显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正站在窗户边，神情平静、安闲。窗帘都放了下来，百叶窗收起来，我当时就看出他收拾好东西要离开。不过，从他的脸色我能看出，他这次不是在等我。他的目光扫过我，越过我，落在了南方的房顶和树上。甚至当我离开了房子，又走下便道以后，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回头望了望。我能看见他仍呆在窗边。那种感觉是那么强烈，我只能转过身去，顺着他的目光的那个方向望过去。不过，正像你能猜到的，除了还是那片古老的森林、山峦、天空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天他就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转投的地址。时而还会有些邮件，是寄给他或他妻子或他们两人的。如果是甲级邮件，我们就保留一天，然后退还寄信人。不是很多。而我也不在意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工作，而我总是高兴有事做。
于晓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