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垃圾
我说不清具体的原因，但休和我一旦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便不愿再动了。在法国的那些年，除了去阿尔勒待过一周，我从未到过南方。后来我们搬到了英格兰，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伦敦我们很熟悉，但伦敦之外的一切都是谜，永远是“找一天”我们要“出去看看”的状态。2010年夏天，我们抵达的当天就去拜访了西萨塞克斯郡的几个朋友。他们原来向我们介绍过南方的美景，但当我们亲眼目睹时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些壮观的山丘处处点缀着白垩，一望无际的翠绿色晃得我们的眼睛生疼。道路并不宽阔，两旁的树木构成了天然的遮阳棚。所有房屋都有各自的名字，这一点同样显得迷人。朋友住的那间叫做“老庄园”，不远处则是“谷仓”。休和我只在他们家借宿了一晚，就已经被征服了，可怕的丁克家庭似乎总是容易被这些事打动——我们要把诺曼底的度假屋卖掉，尽快搬来西萨塞克斯郡。
回到伦敦后，我们上网找到了两处能负担得起的房产。第一处叫做“基情草垛”，坐落于“蛋蛋十字村”和“乳头山”中间。即便还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首选。仅为了那个地址我都愿意掏钱把房子买下来，但休想要点更有沧桑感的，于是我们最终选择了二号方案，一间小农舍。他们估计这间农舍大约是在四百年前修建的，除了壁炉和可移动的电暖气，没有其他取暖设施。半数窗户都打不开，另外一半则是怎么也关不上，漏进来的雨水令地板发了霉，遍布裂缝的墙上还出现了不少大块的霉斑。后院原来有一只猪，但不幸逝世了——休猜测是“羞愧而死”——这块占地两英亩的房产就是这么破旧，成了遍布陶器碎片、猎枪弹壳和啤酒瓶盖的雷区。
靠边的地方就是那栋二层的农舍了。最初是用石头筑成的，后来用砖块修补过，之后又用貌似脏雪球之类的东西再次修补过。第一层的窗户只有塔罗牌大小，不过还挺好看的：同样好看的还有内墙，上面有数根房梁穿插而过。天花板上也有横梁，已遭到蠕虫和甲虫全方位的蚕食。
“咱们要了。”休站在起居室里这样告诉我，我们还没来得及看二楼呢。在周边的田园风光衬托之下——青翠的山丘阴影中，绵羊正在啃食青草——这栋建筑物本身已经无足轻重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今天把这事搞定，咱们马上开工。”
如果我犹豫了，他会离开我的。因为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这一点是我很久以前知道的。我还知道，要信任他，特别是在和房产有关的问题上。除了田园风光，房子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也是吸引他的地方：没有石膏板壁橱或者预制的淋浴隔间，所以不必打掉再全部重来。因为这栋农舍是二级保护建筑，所以更换碎裂的窗户玻璃时不能改为双重窗格，会影响那种充满历史气息的寒意；排水沟和烟囱可以进行维修；但阁楼不允许开天窗，墙壁甚至不允许进行隔温处理，理由是会闷住原来的房梁。休还问起屋子里厨房的门能否往左移动两英尺，得到的答复不仅仅是“不行”，而是更接近于“当然不行”。仿佛我们问的是能否往红酒里加些冰块，而对方回答说：“恶心，这两个家伙是从哪儿来的？”
七月末我们正式买下了这栋农舍，留给原来的房主三个月的时间收拾行李。休拿到钥匙时我刚好在国外，这时工人们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庞大工程。他们干的很多事都是看不见的，比如排水沟和化粪池。古老的屋顶被取了下来，再按照原来的顺序将长满青苔的瓦片安放回去，从外观上看与之前毫无差别。腐烂的地板撬掉了，长霉的地方清理了，然后水管工和电工也加入进来了。
工人们在农舍里忙活的时候，休住在由马厩改建的客房里，那种地方要么是用来吓跑客人的，要么就是用来把他们困在里面，让他们慢慢地抑郁而死的。冬季时格外阴冷，想暖和的话要直接站在壁炉旁边。你像一块烤肉似的在炭火前转圈时，心里想的是下一班回伦敦的火车是什么时候。
等我回来和休在马厩团聚时，已经是十二月了，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之前忽略的很多东西。比如，在一点五英里之外的地方，有一家滑翔俱乐部。在俱乐部的网站上，很多会员狂热地表示这项活动有多么安详。他们说得没错，滑翔机相当安静。可拉着他们来到空中的螺旋桨飞机却像一把会飞的电锯，天气晴朗时那种噪音几乎整日无休。
但真正令我在意的，是道路两旁的垃圾。在伦敦，如果你把东西贴到墙上，或者塞到篱笆墙的缝隙里，是不能算作垃圾的。只有落到了地面才算数，这时罪魁祸首变成了风，而不是你。这令人沮丧，不过城市里的垃圾我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在乡间，在如此美丽的乡间，真是太令人痛心了，那些东西你一旦注意到了，就没法再假装它们不存在了。
我们的房子前面是一条蜿蜒的林荫小路，通往安伯利。那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小村庄，保护工作做得极好，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仿佛电影场景一般。“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时是这么说的。因为确实太美了：舒适的酒吧，十二世纪的教堂，二十多座保存完好的农舍，很多还保留着用茅草搭成的斜屋顶。生活的中心是一间小小的食品店，十二月的第一天下午向小店走去时，我见到的垃圾比我在诺曼底整整十五年间见到的还要多。我对身边的一位女士说：“是不是刚刚有游行队伍通过？”
当我向邻居们提起垃圾的事时，他们也认为那让人很难为情。“三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住在我们房子右边的女士说。她无法告诉我情况变化的原因，只能把它归结于整体衰败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像涂鸦一样，只会无情地蔓延，直到人们失去与其抗争的勇气。随后，让人感到更加无力的是，他们还宣布这成了艺术。我试过用这种态度看待垃圾：“噢，那个伏特加瓶子反射的光线多么漂亮啊！看看那些鲜艳的蓝色糖纸，和棕色落叶的对比简直太美了！”但是没能成功。
在农舍的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前往普尔伯勒小镇。最初的几英里是在狭窄的小路上，会穿过一片很大的树林。那里基本上没有矮树丛，这样方便鹿群奔跑，但垃圾也一览无余了，有时甚至是整袋的垃圾。还有不少用麻布袋装着的生活垃圾，人们总是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丢弃它们。他们竟然连家用电器也扔：微波炉、电视机、过时的音响系统都被扔进了树林，好像替它们找到了好归宿似的。这些东西可以拿到垃圾填埋场处理，但那是要收费的，还得大老远跑过去，所以为什么不送给狐狸呢？它们可喜欢音响了，是不是？还有电线磨损了的意大利面包机。建筑材料是另外一种常见的废弃物——聚氨酯空罐、煤渣砖碎块、石膏板和热水器。
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忙碌的双车道公路。我在上面骑行了四分之一英里后，遇到一个男人，他正在往塑料袋里装垃圾。他看上去将近五十岁，头戴一顶绒线帽，把整个前额都盖住了。“不好意思，”我说，“是有人雇您干这个的吗？”
那天很潮湿，路过的车溅了我一身泥巴，那个男人告诉我他是自愿的。“我住在这里，垃圾太多，我看不下去了，所以出来捡一点。”
又有一辆车开了过去，我说出了最为奇怪的一句话。“呃，您……”我告诉他，“您真的是……一位好……市民。”
骑车离开时我满脸通红，但后来回想起我那旬傻呵呵的恭维，心中还是庆幸自己停下车并说出了口。并非我的生活发生了剧变，或是别的什么，但几周之后，我最终也成了一个路边的男人，并开始理解小小的赞赏有多么重要。
看到你捡垃圾，人们会觉得那是对你的惩罚，作为法庭指定的社区劳动的一部分。“他是不是闯入工具室的家伙？”他们会想，“他难道是从停在路边的车里偷了电池？”起初我还担心路过的人会怎么想，但后来我的善良本性占了上风，竟迷上了捡垃圾。进入状态之后，已经没有别人参与的空间了，除了休偶尔会帮忙，但他可不会停下汽车去捡遇到的每一只塑料袋。他会谈论垃圾的事，但当话题转到加热油的价格，或者安放铺路石的正确方式时，他便被吸引走了。可对我来说，除了垃圾没有其他的话题。
自从我们搬到西萨塞克斯郡，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天气好的时候，即天气干燥时，我的衣服上没有泥点，只有钻篱笆时沾上的尘土，那是为了去捡葡萄适的空瓶子；葡萄适是一种能量饮料，消费者喝完之后可以扔更多的瓶子，而且扔得更远。我的胳膊上都是划伤，那是为了去黑莓丛里捡空的薯片包装袋，那玩意儿是永远捡不完的，薯片在英国就像太空中的饭菜一样受欢迎。袋子上写着“阿根廷火烤牛肉味”，或者是“卡真①松鼠口味”。①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法国移民后裔。
自从清理路边垃圾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的指甲变黑了，像是用过的火柴，那是从泥土中抠瓶盖的结果。我的头发里几乎总是有树叶和树枝。因为我知道会弄得很脏，所以特地准备了破衣服，结果成了流浪汉的模样。
“你应该给自己找一根棍子，”一位邻居对我说，“在棍子的一头钉一颗钉子。那样你就不用弯腰了。”
这个主意不错，但我这副尊荣再加上一支鱼叉就更像流浪汉了。而且，那玩意儿可能不太方便携带。刚开始收集垃圾时，我完全用步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开始骑车了，把一袋垃圾拴在我的后挡泥板上，以此来平衡我前车筐里更大的袋子。我的背包里都是湿纸巾，捡完脏尿布或者生了蛆虫的肉块之后会用得上。我对自己说：“算了，别捡了。”但如果我不捡，道路就算不上完全干净，只能说是差不多干净，而那和“挺脏的”是一个意思。
穿过树林骑车回家时，我看着那摇摇欲坠的垃圾袋，回想自己的劳动成果：终于没有破坏环境的东西了，连烟蒂都没有。我心里想的是“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享受吧”，因为第二天早晨一切都会恢复原样。有一次，我找到一辆婴儿车，座位已经烧坏了，好像坐在上面的孩子也被一起烧掉了似的。几周后我发现一本色情杂志，但大多数时间都是老一套，薯片袋、啤酒和红牛的空罐，以及无穷无尽的吉百利、特威克斯和玛斯巧克力的包装纸。汽水和糖纸说明是孩子干的，但根据“保护英格兰乡村运动”的数据，四分之一的人口承认会将垃圾扔出窗外。那意味着我要对付的是一千三百万人，而似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欣赏我的劳动。
一天下午开车从海滩回来的路上，休指着路边的一个麦当劳袋子，里面的东西都洒了出来。“要我说，如果哪家公司的产品被人发现扔在了地上，就应该直接倒闭。”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用这种语气说话了，好像我们的看法真的很重要，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策似的，搞得我们像国王或者领主一样。“那样的话就没有麦当劳和可乐了——完全消失。”
“反正对你没有影响。”我对他说。休不喝汽水，也不吃巨无霸。“但如果是你需要的东西呢，比如颜料？我经常在树林里发现一桶一桶的颜料。”
“没关系，”他说，“让生产商倒闭好了。我可以自己做。”
如果真的有人能自制颜料的话，那就是休了。
“那么画笔呢？”
“拜托，”他有些不屑，自我感觉更加良好了，“我做梦时都能弄出好几根。”
又过了几天，从普尔伯勒的肉铺回来后，他给我讲了羊皮囊的点子。“你瞧，给每人都发一个。然后，如果你想喝软饮料，打包咖啡，或者别的什么，那个羊皮囊就是你必须使用的容器。”他看起来非常得意。“还可以装上背带，”他补充说，“像水壶一样，只不过质地更加柔软。”
“好吧，但人们不会直接把羊皮囊扔出窗外吗？”
“那他们可惨了，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他说。
“要怎么清洗呢？”我问道，“如果早上喝奶，午饭时喝红酒怎么办？难道不会串味吗？”
“你……给我闭嘴。”他对我说。
夜里我躺在床上，心里琢磨着明天要清理的区域。影响我进度的是保持工作，因为要折回去检查昨天下午和前天下午清理过的地方。“这之前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不禁在想，“肯定有什么我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吧？”
天气逐渐变暖了，在马厩的生活也容易了一些。三个老朋友从美国来看我，一个是七月份到的，八月份又来了两个。“想去捡路边的垃圾吗？”我问他们。
他们都回答说：“当然了。听起来真好玩！”
我觉得霍舍姆区自治会应该给他们一点奖励，比如免费去阿伦德尔城堡参观什么的。清理垃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要顾及所有道路，需要一支数百人的团队。再说了，除非人们的行为习惯发生改变，否则政府又能在这方面有什么作为呢？
“我保证不会说三道四，但你们曾经往车外扔过垃圾吗？”我问那些为我们施工的工人。他们都告诉我没有，而我说：“真的，你们可以跟我说实话。”
我还问过当地商店的收银员、茶馆老板和屠夫。“没有，”他们都回答说，“从来没有。”
我发现了半盒甜甜圈，心中想象着节食者用一双胖乎乎的手把这个扔到一边，哀号道：“给我把这个拿走！”可能大号啤酒罐和空酒瓶被遗弃的理由也差不多。那是一种否定，我对自己说，或者，不对，那是愤怒的表现，每件垃圾不都是一种说“草泥马”的方式吗？
为了让这一切都说得通，我虚构了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减肥者、一个酒鬼和一个反社会的年轻人，但在我认识的人中，最爱扔垃圾的是我的希腊祖母，她在1976年去世了。那个女人可以把任何东西扔出车窗。她唯一的标准就是合适。
“你他妈的干吗呢？”我爸爸过去经常这么喊，而她要琢磨一会儿才能明白他指的是哪件事。“放屁？不对。把杂货店的纸袋扔到高速路上？那有什么问题吗？”对于祖母来说，重要的是车子里面干净，而不是外面。一辆干净的旅行车能反映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干净的环境嘛，那是什么玩意儿？看看天空，到处散落着云彩，沙滩上的贝壳更是随处可见。那和排水沟里的一百个罐子有什么区别？
我祖母不会开车，如果她会，所扔的垃圾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不需要很多人就可以把路边弄脏。只要有决心，四五个人足够了。有一种东西我反复发现——健怡可乐的塑料瓶，里面还有一张精心叠好的玛斯巧克力棒包装纸。我想这大概是某人下班后的加餐，把糖纸塞进空瓶子里之后，那个人觉得已经尽到了对社会的责任。虽然他确实把两件垃圾变成了一件，但在学会把垃圾留在车里之前，我认为他没什么可得意的。“你觉得你是谁啊？”第一、第三和第五次碰到这种瓶子时，我想，“你知道这种东西要四百年才能分解吗？对你来说，这是不是和冲厕所一样难以理解？”
“政府应该登记所有人的DNA，”我说，“然后，如果发现地面上有瓶子或者空罐子，只需要在瓶口处做个检测，就能把扔东西的人投入监狱。”
“他们要是倒在杯子里喝怎么办？”休问道。
我说：“你非得给我出难题不可吗？”
这很可悲，真的。看看我们，一对刚刚定居下来的异乡人，坚定地认为一旦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一切都会变得完美。我对自己说，这有时真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内心深处，我猜那只是一句胡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