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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倒霉透顶

发布时间:2023-03-08 1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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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倒霉透顶 

有很多事情我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财物被偷绝不是其中之一。不管我的居住环境怎么样,是在独栋房屋里,还是在酒店房间里,每次我回来看到梳妆台的抽屉没有被扔在地上、翻个底朝天,我都会默默奉上表示感激的祈祷,不过这和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我真心认为我的感激之情会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想象一下2011年11月末我的表情吧,那时有人闯进了我和休与我妹妹格蕾琴租住的地方,偷走了我的电脑包。

我想念我的笔记本电脑——一整年的工作啊,不见了!——但我真正烦恼的是我的护照,连同支票簿一起塞进了电脑包里面的口袋。这下损失可大了,因为那是我唯一的身份证明,而且里面还有我的永久居留权贴纸。

那玩意儿相当于英国的绿卡,想取得它可并不简单。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前,我得去申请签证,那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自我第一次申请以来,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但在2002年作为一名作家还可以过关。我需要填一大堆表格,并证明自己确实出版过作品。相应地,休也作为作家的男朋友获得了签证。那意味着进入英格兰时,会有边防人员询问我是否写过悬疑小说,问休的则是你的男朋友是否写过悬疑小说。其他文学体裁不予考虑。

我们每四年要去更新一次签证。需要到凄凉的克里登小镇去,那里会排起我所能想象的最长的、最绝望的队伍。排队者也是最五花八门的。我自认为能听出不少种语言,但事实证明还差得远呢。“那肯定是他们瞎编的。”听着前面那对夫妇说话,我会这么想。大多数情况下,其中的女人会穿得像死神一样。她丈夫则穿一件画着船或者马的运动衫。他们说的语言毫无韵律可言,发音还极其可怕,我都不敢想象那种语言里会有“生日蛋糕”这种词。如果休和我延期签证的申请遭到拒绝,我们还得回到巴黎或者纽约去,而他们要回到哪里呢?斩首镇吗?还是阴蒂切除术村?对他们而言,这是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个还能不能吃到约克郡布丁的问题。

申请签证和及时延期这种麻烦事我都交给休,他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奇才。相关机构无论需要什么都难不倒他:我们的出生证明原件,他祖母的一绺头发,我十二岁时穿的鞋。人们觉得离开家乡到外国定居不难,可实际上非常耗费精力,而且是故意如此。政府的打算是筛除懒惰的人,但真正筛除的是请不起移民律师的人。如果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如果不是因为休喜欢挑战,我们也会请一个律师。就这样,我们满足了更新三次签证的要求,可以去申请永久居留权了。除了数不清的文件和表格,还要读一本叫做《生活在英国》的手册,并参加后续考试。

休与我同一天参加考试,我们在2008年夏天花了好几周时间复习。那时我知道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区别。也知道了英国妇女1857年才贏得与丈夫离婚的权利。还知道了在英国未满十六岁是不能送牛奶的,但具体的原因我想不明白。这算是又一件奇怪的英式不公之事吧,就像这里的夏天一样。

在参加真正的考试之前,我先用学习手册后面的模拟题进行了测试。“人们在圣诞节时吃什么?”这是其中一道问题。还有一道是:“万圣节时有人来敲门你会怎么办?”这是道多选题,提供的选项包括“报警”和“跑走并躲起来”。

我笑了,但这真的不是笑话。如果你来自乍得,头上套着连裤袜的小孩到你家要糖时,你可能会被吓疯的。至于圣诞节时吃什么的问题嘛,我知道尼日利亚在宰牲节时吃什么吗?北京在清明节时又吃什么呢?

另外一道题问为什么大量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移民英国。我记不清全部的选项了,但A是“为了逃避种族主义攻击”,C是“为了侵略和占领土地”。

休和我与十多名外国人一起进行了考试,但最后并不公布分数,我很确定自己得了满分。休答错了那道关于六十岁以上者进行眼部检查的花费的题,其余的都做对了。我们的永久居留权贴纸没什么好看的——只是照片周围有很多印记和图章——但我们还是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就像你难产七年后终于在着火的房子里倒立着生下了一名婴儿,而此刻你正看着孩子的照片。对了,你生孩子的时候还在耍刀哦。

下一步就是申请我们的英国护照了,虽然并非必要的步骤。按照目前的情况,休和我的余生都可以在英国生活、工作了。

护照被偷之前,我获得永久居留权已经四年了。被盗事件发生在瓦胡岛①上。但告诉别人这一点会影响他们对我的同情,所以我尽量不提这个。而且,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夏威夷”。只有两个地方会发生盗窃案:电视节目和现实世界。在电视节目里,你还能找回自己的东西;在现实世界里,如果走运的话,接你电话的警官会询问一下是哪种电脑。千万别被这件事弄得期望太高。他这样问可能只是碰到了一个软件问题。接我们电话的警官相当果断,不过不是太可靠。“是啊,”她叹了口气,看了看原来放电脑的地方,“这地方贼很多。”①  夏威夷第三大岛,火奴鲁鲁所在地。

她就是这么懒——连“小偷”都不愿意说,才多一个字哎。

距离我们租住的房子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海滨公园,警官离开后我和格蕾琴便去了那里,心中确信能在某个垃圾桶里发现我的电脑包。我猜笔记本电脑应该不见了,但护照还是能找回来的。我竟然那么有信心,真是太疯狂了。格蕾琴和我找了一个又一个垃圾桶,就在我即将开始搜索灌木丛时,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大。你觉得自己原来注意到了,可能是在从伦敦飞往悉尼的二十三个小时的航班上,但只有当你开始找东西时,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星球的巨大。我的旧护照可能在任何地方,但在我心中,我看见它在一张满是划痕的玻璃咖啡桌上,表面沾满了冰毒。

我猜偷我东西的人可能是个好人,只是迫于无奈。他拿走的,也就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们的手表和照相机,曾祖母传给我的结婚戒指——都用来给生病的孩子买食物了,或者是给一位有趣、值得帮助的老人买了一个新的髋关节。但是,那么想只会让情况更加复杂。像我之前那样做就简单多了——认定那家伙是个人渣。卖了你的东西只为一包毒品,在你辗转反侧、思来想去的时候,他却在偷来的电视机前快活。后悔?他唯一后悔的就是你离开的时间太短了,手头的东西太不值钱了。

我从可靠的来源处获悉,DNA检测发明之前,很多小偷会在受害者的床或者地毯上拉屎——这是附赠的侮辱,完事之后再从窗户或者某个钻进来的洞口逃之夭夭。他们可以在犯罪现场干这种勾当,而且仅仅是为了侮辱,在我看来进一步展现了他们的堕落。

我的电脑是在星期二上午十一点被盗的,当天晚上我在火奴鲁鲁还有个读书会。活动开始前,犯罪连续剧《天堂执法者》的几位主演来到后台,他们比当天早些时候接待我的警官管用多了。“咱们首先要做的是设置悬赏。”扮演陈浩·凯利警督的演员说。我从未跟如此英俊的人说过话,结果回话时显得相当迷茫:“你想当我的什么?”

休、格蕾琴和我又在瓦胡岛上待了五天,后来我们飞回了洛杉矶,路上我只好用警方报告作为身份证明,不过下飞机后就补办了新的护照。丢了的护照照片很不错,但新的这本把我照得像根阳具,上面画着一张老人的脸。我本可以多照几张,但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这就是遭遇小偷后的新我——那朝气蓬勃的乐观都不见了,被某个夏威夷的瘾君子盗走了。每次我看自己的新护照,都会想起他,琢磨他在干什么。我在心中构想的人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脖子上有一处活力十足的文身——图案相当漂亮,也许是一只蝎子正摆动尾巴。他成了一个纸娃娃,我会用那天最招人讨厌的事情来装扮他:他看电影时发短信;他在福来鸡①吃饭;他会往感谢信里塞发光的小饰物,你一打开那些倒霉的东西便会洒出来。①  美国第二大鸡肉快餐连锁店。

我还经常琢磨偷我东西的人是否被逮住了。如果他坐牢的话,谁会去保释他呢?他妈妈?他女朋友?我猜他是个直男,因为同性恋者,甚至双性恋者,准会拿走我那个经过橡胶处理的帆布手提袋,就放在我的电脑包旁边,你绝对猜不到别人有多么喜欢那个手提袋。

2011年11月初,我乘飞机回到伦敦。法国的边检人员才不管谁进入他们的国家呢,但在英格兰情况完全不同。“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想知道这个,“说真的,你来这里干什么?”永久居留权能让这些人闭嘴,不过现在既然丢了,我便回到了初始状态,被当成一名卑贱的游客。

“你会在英国待多长时间?”在希斯罗机场接待我的边检人员问,“你要住在哪里?”

我解释了相关情况,那个男人让我站到一边,然后拿着我的护照进了一间办公室,用电脑查我的资料。电脑证实了我的永久居留权,我可以离开了。没有问题。一个月后我从韩国回来时,又经历了同样的事。后来我乘火车去了巴黎,回来时遇到了一位女性边检人员,她对我十分苛刻。“你为什么没有申请新的永久居留权贴纸呢?”

我提醒她说,那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要上交护照——这可是大问题,因为我需要不停地出差。

她的手臂在胸前交叉起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而她很严厉地指出我可以在家里写作。

“呃,在家里没法写关于韩国的事。”我很想这么说,但和她那样的人争论毫无意义,于是我只是站在那里,不停地摇头。

“我没有义务放你过关,”她鄙视地吐了口气,“你明白吧?”

我清了清嗓子。“明白。”

“你说什么?”

我感觉身后的人都在看着,而且和平时的我一样都在琢磨:“这个捣蛋鬼是谁啊?”

“明白。”

“明白?你明白什么了?”

看起来不把我逼哭她是不会罢休的。“明白你没有义务放我过关。”

当时我竟然做出那种事,简直再愚蠢不过了。我怎么可能在别的国家期待家乡的温暖呢?怎么会觉得填完表格并在考试里得了高分,就能感受到在美国时那种理所应当的归属感呢?我是什么人啊?边防人员的刁难也许会令我感到懊丧,但我觉得我的手不会发抖,我高了三个八度的声音也不会哆嗦、撕裂,让我像得了帕金森症的白雪公主。“可是……”我想说,“可是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

“请到这边来。”那女人嘟囔着从椅子里站起身,离开了工作间,我朝她的腰带上瞥了一眼,本以为能看到挂在上面的头皮。我拿着包跟她进了一间办公室,她的一名同事正在电脑里查我的资料。等护照盖章的工夫,我又在长凳上琢磨了十分钟那名小偷,之后我得到通知可以走了。休说我不过是碰到了一个糟糕的边防人员,但这次经历实在太可怕,回到伦敦后我逼休弄好了全部的表格和文件,为我申请一张新的永久居留权贴纸。表格和我的护照一同寄到英国内政部去了,还有一张数目可观的支票,一周后我收到一封信,说他们收到了我的信封,希望可以在六个月内为我办理完毕。

我对休说:“六个月?”

“那是最慢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不定下周就来了呢。”

我是在六月初寄出护照的,到了七月中旬还没有音信,我不得不取消了在意大利的一场读书会。七月底依然没有音信,我又损失了一张不能退款的欧洲之星车票,是前往法国的。没有人愿意遇到问题,而遇到这么一个复杂、官僚的问题更是能把人逼疯。当我面对面给别人解释这个问题时,我能看得出他们的眼神呆滞;当我在电话上给别人解释时,我能感觉到他们打开了电脑,正查看他们的退休账户。

由于没有护照,我被困在了这个刚刚移民过来的国家。都要怪那个夏威夷的瘾君子。他在沙滩上快活,我却要忍受有史以来最潮湿、最寒冷的夏天之一。作为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人,我对于湿热的天气相当熟悉。我受够了三十二摄氏度的高温——我恨那种天气。但是,偶尔几天暖和的日子也不错,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在可怕的塑料雨衣下面穿着毛衣和长袖汗衫了。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下这么多雨。西萨塞克斯郡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小鸟淹死在鸟窝里。连青蛙都死了不少。那可是青蛙啊!我们的意大利之旅本来是读书会外加几天假期。但我没办法跟休和我们的朋友爱德华多在皮埃蒙特①开车兜风了,只能穿着惠灵顿长筒靴围着我们的房子转圈,看着肿胀的鼻涕虫在水中漂过。①  意大利西北部地区。

除了我,大家好像都出去了。

为了改善单调的生活,休和我每周有一天会拿起大号的高尔夫雨伞,慢慢走到酒吧去,到那里打听一些当地的新闻。我们为数不多的邻居中,有一位还没来得及飞到西班牙去,她家就被小偷光顾了。那时她正在楼上睡觉,小偷拿走了她的手提包,后来发现她的车钥匙在里面,便把她的奥迪车一并开走了。作为回应,当地警方建议我们从今往后拿着车钥匙睡觉,以此作为预防措施。

要是他们在法国或者美国以这种方式回应,我倒不会吃惊,但英格兰人不是个个都是大侦探吗?无论案件多么复杂,不是都能被专业人士或者业余爱好者及时解决吗?那是你从英国的图书和电视节目中得到的印象。夏洛克·福尔摩斯,玛普尔小姐②,海蒂,温斯洛普③,巡官乔治·詹特利①:他们来自全国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甚至还有伊迪丝·帕杰特②笔下的卡法德尔修士,他是本笃会的一名修道士,在十二世纪的什鲁斯伯里解决各类犯罪案件。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指纹,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但他还是侦破了遇到的每一桩案件。可现如今,近九百年过去了,解决的办法成了“拿着车钥匙睡觉”?这算得上进步吗?我们蹚水回家时我对休说:“干脆让我们睡在车里得了?”②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一名女侦探。③  英国犯罪/喜剧连续剧《海蒂·温斯洛普探案》中的女主人公。①  英国同名探案连续剧中的主人公。②  英国女作家,以写作凶杀案推理小说闻名。

十月中旬我计划飞到美国去,开始遍及三十个城市的巡回演讲。取消行程是不可能的,所以九月初我打电话给内政部,要求他们退还我的护照。这相当于取消我的申请,先前缴纳的五百美元也等于打了水漂,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电话那头的人向我解释说,可能最多需要二十个工作日才能将护照退回。她还说如果我去美国,不保证英国政府会让我回到英国。

我挂上电话时心想,被从英格兰驱逐出境还不算最糟的事。什么样的国家需要六个月才能更新某人护照里的贴纸呢?明明所有信息都在电脑里。然后我又想起了其他我不喜欢的地方:乱丢垃圾,普遍的酗酒问题,他们都把“一月”( January)读成“Jan”。不过话说回来,哪个地方没有问题呢。只是手头没有护照的话,我没办法平静地接受它们罢了。

来到美国后不久,有人在瓦胡岛上发现了一个电脑包,里面有支票簿和护照。他或她将其拿到了最近的邮局,还附上了一张字条:“阿喽哈①。发现这个无人认领的包。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希望它可以尽快回到主人身边。”字条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谢谢”两个字。①  夏威夷语“你好”的意思。

邮局的管理人员通过支票簿与我的银行取得联系,三天后我的旧护照便失而复得了。我把护照打开,对着永久居留权贴纸一顿猛亲,然后打电话给夏威夷的邮局管理人员,得知电脑包是在我租住的地方附近发现的,离我和格雷琴搜索的区域并不远。他那边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了。护照和支票簿都没有霉味,所以也许是最近才被丢弃的。是谁干的呢?我已经不在乎了。那个小偷已经离开了我的脑海,取而代之的是那位助我摆脱英国内政部的好心人。我脑中的负情绪变成了正能量。我又相信运气了。能找回我的电脑包固然很好,但找不回来的话我也可以接受。我唯一的遗憾是这件事有些虎头蛇尾。以一个谜题开头,却以另一个更大的谜题结束。“那位路过的好心人,你是谁呢?”我不禁在想,“现在你正在做什么呢?捐献骨髓?为盲人读书?还是教残疾儿童跳舞?”

十二月初返回英国时,我将两本护照一同递给了希斯罗机场的边检人员。他看了看包含永久居留权贴纸的旧护照,又看了看新护照,最后在新护照上盖了章,返还给我。他可能说了“欢迎回家”,或者更简单的“下一位”。对于心中想着更美好事物的人而言,那些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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