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好地方
那是九月末的一天，休和我在阿姆斯特丹。我们受邀去吃晚饭，五点离开酒店，花了足足一百二十美元才打车来到女主人的家；她是一名儿童书作家，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条运河旁边。我们抵达时，天已经黑了。有人开门来迎接我们，但过了一会儿我才认出那是弗朗辛。挡住她脸的是两个装满水的透明塑料袋。两个袋子都用绳子吊着，就悬在门口，像睾丸一样。后来我当然问起了这件事，她说是驱赶蚊子用的。“我不清楚是什么原理，但蚊子一旦看到或者感觉到三明治袋，马上就会调头飞向相反的方向。是这么回事吧，波林？”弗朗辛对她的女朋友说道，“整个夏天一只蚊子都没有，过去可满屋子都是。”
我本来计划把当晚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琢磨那两只袋子，但总有其他事情出来碍事——弗朗辛的家就是其中之一，几乎算得上建筑群了：弗朗辛学院，有很大的现代写作空间，还有独立的壁龛，专门用来展示她写的数十种书及其衍生产品，洋娃娃、海报、日历之类的。
晚餐地点设在运河旁边的后院里。当晚天气晴朗，冷得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气，因此生起了火。与我们共进晚餐的还有波林、弗朗辛的前夫，以及他们的一个儿子，他二十岁了，名字叫丹。和他母亲一样，丹一头金发，至于面容嘛，如果我们可以自选材料来构建自己的面容，基本上就是他这副模样：形状完美的蓝眼睛，完美的颧骨，一嘴完美的大白牙。除此之外，他非常善良，也很有趣。晚饭后我们将椅子摆在篝火周围，享用着苹果蛋糕。休问了一个关于经济的问题，丹解释说荷兰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只要你能拿到硕士学位，那么一份工作基本上算是到手了。”他自己在读大学二年级，专业是拯救地球。“专业的正式名称不是这个，但概括起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
我问起他都学些什么课程，他为我们讲了那周早些时候的一节生物课。“我们在谈论老化，以及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话题。过去人们三十多岁就死了，但看看现在的情况吧！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丹还说第一个能活到两百岁的人已经出生了，“没人知道具体是谁，但他或她绝对存在。”
也许是他声音中的那种权威性，或者是他眼中反射的火光，但无论什么原因，这在我听来像是一则预言。我吃完最后一块蛋糕，把身体探出去，问道：“到了一百六十岁的时候，那个人会说‘你知道吗？我开始感觉累了’，还是会蜷成一团，浑身都是口水和肉毒杆菌？”
“我们不知道。”丹说。
我盯着火焰，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所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爸爸。而我将成为那个照顾他的人。“想想挂在走廊的塑料袋吧。”我对自己说，但不管如何努力，我还是摆脱不了那种想法，在漆黑的运河旁发抖时不行，后来回到阿姆斯特丹还是不行。出租车的计价器数字在不断上升，我把那些数字当成了年龄，而不是金额，心想：“六十六，那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岁。六十七，那几乎没有变化。当我六十七岁时，我爸爸才一百岁。”
那意味着他还有整整一个世纪可以在奇怪的时间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去做结肠镜检查。这个习惯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时他第一次做了这种检查。“太可怕了，”他回忆说，“大夫让我脱掉裤子，然后把我绑在一张没有底座的椅子上——把我捆得像个人质。然后他的身子微微前倾，把一根三英尺长的金属棍捅进我的屁股，这真不是开玩笑！你能想象吗？我只能坐在那里，苦苦央告他放了我。后来又把我整个人颠倒过来，汗珠不断从我的鼻子上往下滴。我跟你说，那太可怕了，像拷问似的。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然而，这句话还没说完，他补了一句，“我觉得你也应该去做一次。”
“但我才二十一岁！”
“永远不嫌早。”他告诉我，“快去吧。我出钱。”
我对我姐姐莉萨说：“他好像觉得我会很享受。”
我听说现在的检查流程比七十年代末期简单了一些。不必把你绑在椅子上了，只需要侧躺在床上，全身麻醉，然后一只包装绳粗细的细长触手便会进入你空空的结肠内部。“再简单不过了，”一个大夫向我保证，“我们把你弄昏过去，当你醒过来时什么也不记得。”
“不记得你们在我屁眼里搞的各种勾当吗？”我说，“不好意思，但我一点儿也安心不下来。”
“你就是个开始了倒数的定时炸弹，”我爸爸说，“记住我的话吧，你再等下去准会后悔的。”
等我五十岁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了。第二年他的努力又加了一倍，然后竟然成了他嘴里的唯一话题。2010年夏天我做了口腔手术，刚从牙周病医师那里回来，我的嘴还麻着呢，下巴也在滴血，这时电话响了。“既然你那边完事了，我希望你能去做结肠镜检查。”我爸爸说。
后来我带他去了纽约的一所大学，我要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在我上台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希望你考虑一下结肠镜检查的事。”
我们每次谈话都少不了这个。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时也不例外，当时我打电话问他想要什么圣诞节礼物。“我想要你去做该死的结肠镜检查。”
“你想要的礼物就是某个人把异物插进我屁股里？”
“没错，你他妈说对了。”他还是不肯罢休，直到我累了，告诉他我坚持不住了。电话挂断后两分钟，他又打来了。
“或者要一部苹果手机也行。”
当我认真考虑这件事时，发现他真的不是没有希望活到两百岁。他现在已经八十九岁了，从没住过院。他一周要去健身房骑四次动感单车，除此之外平时还经常走路、拖拉重物什么的。他的记忆力也很好。购物、做饭的事全部自己完成，而且从没叫错过我们的名字。他告诉我，秘诀是每天吃七颗用杜松子酒泡过的葡萄干。
“黄色的还是深色的？”我问道。
“无所谓。”
“不用杜松子酒可以吗？把它们泡在咖啡之类的液体里行不行？”
“你到底还想不想长寿了？”他反问道。
当我告诉爸爸丹的预言时，他说：“噢，狗屁。一个二十岁的荷兰小孩，他知道什么？”
“他是在学校里学到的。”
“才不是呢，”我爸爸说，“这家伙只是在开玩笑。”对于弗朗辛走廊里挂着的塑料袋，他也持相同的观点。“都是瞎扯淡。”
“吃七颗用杜松子酒泡过的葡萄干就能活到八十九岁不是扯淡？”
“嘿，”他说，“葡萄干真的有用！”
如果和葡萄干没有关系，那么便是其他东西在起作用。相比他旺盛的精力，我这个只有他一半年纪的人相形见绌，我们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的第六个月，我妥协了。当时我在美国，参加一场持续三十天、围绕三十个城市的巡讲活动。我计划去看望家人，后来想到反正要待一阵子，便给北卡罗来纳州内窥镜中心打电话做了预约。我选择的地方不在罗利——否则我爸爸肯定会坚持来看我的手术——而在莉萨居住的温斯顿-塞勒姆。
提前两周预约为我争取了充足的取经时间，好的和坏的都有。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的是检查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使你的结肠便于检查，必须事先清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大夫会给你开泻药和大便软化剂的恐怖组合，相当于把你钉在马桶上十二至十八个小时。我询问的一些人在内窥镜检查期间仍保持清醒，还和大夫一同观看监视器里的实况直播呢。这类人一般也会计算自己的税款，并在购买干燥器或者烤箱前阅读《消费者报告》①。实际上，他们和我完全不是一种人。① 一本由美国消费者协会出版的月刊。
不过既然他们会把我弄昏过去，我感觉还能接受。可后来我遇到一个女人，粉碎了我最后一点心理防线。“摄像头进去的那部分还凑合，”她回忆说，“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后来我被推进了所谓的‘放屁房间’，被告知只有排出了令他们满意的足量气体才可以离开。”
“不！”我激动了。
“他们会给你的结肠充气，回家前无论如何也得排干净。”她告诉我，“还有个护士在我的肚子上按来按去，像和面似的。”
“这些事都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她闭上双眼点了点头。
“我做不到。”我对她说。
“但你必须那样做！”
“不可能，真的。我做不到。”
“我那次没有放屁房间啊，”莉萨听完我转述那女人的故事后说，“至少不是写在门口的。你可能无法相信，但我还是挺享受结肠镜检查的。”要不是我姐姐的热情，我很可能会把预约取消。实际上，她在这件事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怎么称赞都不为过。检查的前一天，她给我拿来泻药，并为我倒了第一杯混合了大便软化剂的佳得乐。我喝了大夫要求的三十二盎司，熬过了后来的剧烈反应，第二天早晨又逼着自己喝下一瓶。我本以为二十四小时不吃固体食物会把我饿坏的，连走路都走不稳，但实际的饥饿感和平常没什么区别，于是到了预约的时间，我们启程前往内窥镜中心。
我在前台做了登记，工作人员向我说明那一天剩余的时间内无法开具支票或者做法律决策。“这样可以吗？”接待员问道。她十分开朗，身上有一股香味，我拿起她递来的笔签署授权协议时，注意到了她胸口的爪印文身。看起来像是被一只脚上沾了泥的山猫踩过或者抱过。
“她们人都很好。”莉萨安慰我说，那位叫维特的女接待员听完向她道谢。在我们身后的候诊室里有五六个人。都比我的年纪大很多，大部分人都在看电视。不是新闻节目，而是循环播放的医药宣传片。“你正受到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困扰吗？”宣传片的旁白这样问道。后来又问我们是否患有肠道易激综合征。
“哦，不会吧。”莉萨冲着电视机皱起眉头，低声说道。我还以为要再和她坐一会儿，多了解一些关于失禁的新知识，但在最后一张表格上签字后没多久，我便被人领到大楼后面，进入了检查室。房间中心是一张很高的病床，一侧墙壁的架子上摆满了药品，大概有十多种，但抓住我眼球、让我忽略了其他东西的是K-Y凝胶，储存在邦哥鼓大小的桶里。
“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接下来的程序吗？”一个名叫道恩的技术人员问道。
我告诉她我宁愿不知道细节，后来她离开了房间，我一个人脱掉衣服，穿上了无背的长袍。衣服穿好后，她帮助我在床上躺好，并向我介绍麻醉师，她手中拿着一根氧气管，询问我是否对乳胶过敏。
我回答说不过敏，可心里想的是：“真的不过敏吗？”她把管子粘到我的鼻子上，并在我的胳膊上输入静脉点滴，这时肠胃病医生出现了。我自己还没注意到，就已经来到了比大多数医生都年长的阶段。那个大夫看起来将近四十岁。他自称“霍尔姆斯”——只有姓氏，没有头衔。我们握了手，接下来麻醉师将满满一针管奶油色的液体加入了我的静脉点滴。
“现在我想请你到好地方去。”她说。我的长袍开了，可以感觉到凉风吹过我的后背。
“什么地方？”
“你的好地方。”她重复了一遍，“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在您之前的那位病人，选择了奥古斯塔①高尔夫球场，醒来时刚刚赢下了一站大师赛。”① 美国乔治亚州城市。
起初我觉得自己的好地方在舞台上。我同往常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从舞台两侧走向指挥台，全场的目光都将汇聚在我身上，但我突然改了主意，准备回我长大的房子看看。那是七十年代早期的某个晚上，姐妹们和我围坐在餐桌旁，努力逗我妈妈开心。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她，脑袋歪向一侧，正在用蜡烛点烟，这时我又跳跃到了一年夏天我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滩租住的小屋，后来又到了诺曼底的一个九月午后。麻醉师把针管里的液体都打进了我的静脉点滴，我刚要说：“别急，等等，我还没选好呢。”或者说，在我以为自己说了这些话的时候，我进入了一种天鹅绒般柔软的虚无状态。
等我醒来时，已经离开了刚才的房间。四面都有帘子围着，透过缝隙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把折好的纸放进信封。我出神地问她我们之前是否见过面，当她回答说没有时，我朝她轻轻摆了摆手，就像矮精灵对乘着枫叶漂流的小仙子做的那样。“噢，你好啊。”我低声说道。
我从未有过这种无所不包的幸福感。一切都那么平滑、美好。每个人都棒极了。如果我还在喝酒或者吸毒的话，这种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除了2009年做肾结石手术时用了些二氢吗啡酮，我已经完全清醒十三年了。
“嗯，给你用了异丙酚。”霍尔姆斯大夫后来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就在给自己注射这种东西。”
谁能责怪他呢？要是能睡得这么好，每天早上还能在一片满是绒毛的爱之云上醒来，让我拿什么去换我都愿意。
“下面需要你排出一些气体。”把折好的纸装入信封的女人说。她讲话的样子像一名教师，而我则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你觉得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为了你，做什么都行。”我按照吩咐做了，发现那和吹奏管乐器没什么两样。别的帘子后面也坐着不少音乐家，我发誓我听到他们跟着我演奏起来，我们这一群人构成了上帝的铜管乐器方阵。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一直在心满意足地放屁。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我穿好衣服，有人把我带进了一个放着报纸和《圣经》的房间。我在那里又见到了莉萨，她高兴地说：“我没有骗你吧？”
“绝对没有。”我叹了口气，“那时我只是不敢相信。下次咱们应该一起做，那该有多好啊。”
在我眼中她正在闪闪发光，而我的身体也散发着爱的光辉，像只电灯泡一样。这时霍尔姆斯大夫进来了，通知我们一切顺利。“恭喜您，”他说，“您拥有二十五岁小伙子的结肠。”
这时的我是最容易上当的。“真的吗！二十五岁！”
“其实是开玩笑的，”他说，“健康的结肠看起来都差不多。”他向我展示了几张摄像头拍摄的照片，但我一张也看不懂——当时没看懂，因为我一直像个气球似的对着小房间的墙壁放屁，回到莉萨家后我依然没想明白。后来药效消失，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刚准备出去散步，我爸爸的电话来了。
“怎么样？”他问道，“你现在的看法如何？有你想象得那么糟糕吗？”
我本想感谢他多年来的纠缠，承认他心中一直在为我着想，但我就是说不出口，结果成了：“爸爸，他们发现了点东西。爸爸……老爸……我得了癌症。”
这样骗他太不应该了，我明白，但为了说这些话我等了将近一辈子。自怨自艾的时候，我像背台词一样反复演练这几句话，想的不是我会对谁说这些话，而是我自己，盘算着我说这些话时会显得多么可怜。但是，“老爸”那个词还是吓到我了，于是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样一来就更看不清莉萨了，她在沙发另一端听着，通过嘴形跟我说了很多话，但重点可能是——“你这样做会下地狱的”。
“关键是不能放弃。”我爸爸说。他的声音非常坚毅，完全是他年轻时那副全知全能的样子，让我听了更不想告诉他真相。“你要坚强，”他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但我告诉你，儿子，咱们一定能熬过去的。”
最终我还是会告诉他的，但在那之前，至少是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想停留在这个好地方。如此的受人关爱和保护。如此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