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蠢蠢欲动的礌石
就像是一头生着一对蓝莓眼睛的熊，突然在春光里揉了揉眼睛，感受到了新的肌肉的生长一般，费尔南多也开始谋划起了自己生命的复兴。
威尼斯异乡人>>>
不过，生活毕竟不能夜夜笙歌。一天早晨，我趴在那张铺着赭色床单、垂着帐幔的舒适大床上，泪水涟涟。我这到底是怎么了？费尔南多说都是低血压惹的祸，大可不必去看医生。但我还是查了人名地址录。查过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儿的目录都没有进行分类，你必须得知道某个医生的具体姓名，才有可能查到他或她的电话号码。我来到旅游服务处，那儿的人再三向我保证，说威尼斯唯一一名会说英语的医生是一名过敏症专科医师，并告诉我说他很好打交道。我记下了他们的话，开始朝着他在圣毛里西奥的办公室走去。我坐到了一把直背木椅上，在他那犹如洞穴一般的办公室对面，摆放着一把拿破仑时期的躺椅。身材矮小、萎靡不振而又嗜烟如命的他，就这样靠在那把深灰色的躺椅之中，给我看起了病。
他问道： “性生活还正常吗？”我被他给弄糊涂了，他不会是说我对性生活过敏吧？
“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很正常。”我告诉他。
随后，在停下来同他的女管家探讨了一下午餐吃什么之后，他站到了我身旁，将指头搭在了我的脉搏上，说道： “你只是被惊到了，宝贝。”我希望他的意思是： “你只是受到了惊吓，亲爱的。”我问他要多少钱，他看起来错愕不已，就像是我这么面对面地谈钱侮辱了他一样。几个月过后，他的账单寄到了，35万里尔，约合175美元，对于那些富有的美国女人们来说，这笔费用根本就不值一提。
穿过这座城市时，我开始留意一些美国游客。他们在我眼中比其他任何游客都要亲切，而且他们那带着浓浓鼻音的腔调，只要一传到我耳朵里，我便会条件反射一般地回过头去。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都犹如亲人一般，尽管他们很难将我从周围的威尼斯人中给认出来，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同他们说说话。为了接近他们，我刻意坐进了一家咖啡厅，或是站进了一家美术馆门口那长长的队列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绕来绕去，话题总会转到我在威尼斯待了多久，或是下一步打算去哪儿上，很显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我也当成了一名游客。而当我告诉他们说我就住在这儿，很快就要同一名威尼斯人结婚时，彼此间的亲切感霎时便会变味。一名富有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一旦有人发现她的富有时，那人对她的态度便会立刻转变，先是将她当成一笔“资产”，然后才会将她当成一个“女人”。当我说完我的经历之后，我便立刻从一名美国人被划入了“老外”的行列，显然已经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了。我的用处，也立刻大变，成为了一名还算不错的美食推荐人，成为了一名不需要处方便能开出抗生素的药剂师，或是一个兴许可以在家里贡献出一间客房的人。
我开始考虑加入威尼斯的英国妇女俱乐部的事——兴许，她们可以抚平我的不安。我知道，她们一共有八十个姐妹，都是因为对意大利生活的失望，对各自的意大利丈夫的失望，而走到一起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陆，比如乌迪内和波代诺内这样非常远的地方，因此，每月一次的聚会，她们都得乘船才能过来。此外，许多人都是少女时代便来到了意大利，在一群黑眼珠的男孩当中逗留过一个暑假，兴许也在罗马、佛罗伦萨或是博洛尼亚上过一年的大学，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生活中老到的女猎手。不过这样的人，我在林多岛上只找到了三位。
总是戴着一顶头巾帽，身上挂满了赝品珍珠的八十二岁的艾玛。她在十二年级时嫁给了一名威尼斯导游，但对方很快便抛弃了她，投进前情人的怀抱。尽管她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快半个世纪，但她此时说起来依然痛心疾首。卡洛琳，一名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金发妇女，门牙间留着一条好看的半英寸左右的缝隙。她住在小岛一隅，每天都在面包店和肉店之间马不停蹄地奔忙着，但却从来不进牛奶店，就像那儿是土匪窝，专等着打劫她一样。我想，她应该是这种慵懒的炎热气候的受害者。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色蜡黄的女子，一头秀发，像是被狗啃过的一样，住在圣尼可罗教堂附近，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我曾经去过她家门口一次，看到了她的婚纱照：一个身材瘦长，满脸雀斑的姑娘，摆着奇怪的甜蜜造型；一个圆脸的男孩，一头波浪形的头发，被梳到了脑后，就贴在新娘颌下。在林多，每一次碰到他们出来散步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张照片，然后会心一笑。我想他们应该还在爱恋之中。
俱乐部的主席同时也是英国领事的妻子。她是一个西西里岛人，用嘶哑的嗓音，操一口带着浓重的特兰西瓦尼亚⒈腔调的英语。我到时，她那个矮小而沉闷的丈夫，刚刚收到一份通牒：领事馆的经费，已不足以维持那个豪华的办公室了。原来在美术学院对面有一座16世纪时期的宅邸，领事馆的办公室，就设在那宅邸的一层。不过现在，这群姐妹们依旧可以踩着它那堂皇的大理石阶梯，进入它装饰着桃花心木的屋内，聚在一起，喝上几口烈酒，诉诉各自心底里的苦。尽管她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很有魅力，但她们对彼此的熟悉，还是让人有些无从插足。还有就是，我还不大确定，是不是自此以后的二十年中，我都愿意同她们厮混在一起，喋喋不休地控诉着意大利姜汁饼干的供应无常。⒈罗马尼亚西北部和中部历史区，包括喀尔巴阡山脉所包围的高原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
蠢蠢欲动的礌石>>>
每天下午五点半，我都会去银行门口接费尔南多下班。我喜欢这样的约会，尽管这个时候，他的情绪通常都有些不大稳定。一天傍晚，他告诉我说他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准备一些材料，让我在他的办公室中等他。他出去之后，随手带上了房门，于是我独自一人坐在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之中。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不过，他却不大喜欢，说它的位置太偏僻，做什么都不大方便。墙上画着卖弄风情的妙龄少女，壁炉上镶着碧绿的大理石台面，桌上摆放着我们两人在圣路易斯的合影，空气中弥漫着香烟和老旧皮革的香味，还有我夫君的古龙香水的味道。随手翻动着一本金融日志，我想，我是多么喜欢这儿啊。于是，我脱下了我那轻薄的棕色虎鲨凉鞋，踩着椅子，将那双漂亮的小东西挂在了电视摄影机上。然后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双腿从丝裙下探出，来回晃悠着，就这样等着他，感受着贴着肌肤的大理石桌面传来的清凉。
离开银行后，我们朝着码头走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家吃饭的次数多了起来，费尔南多央求了我一番，说不想每天下斑后再去散步，想更多地待在我们那舒适的小窝里。他觉得自己很是受伤，双目通红，不管是冷了热了还是刮风下雨，他都觉得不舒服，就像是同老天爷有仇一般。不过，当他打开第三盒香烟时，我的爱意又浓烈了起来，因为那意味着一天的战争又结束了。他甚至开始仇视起了银行来，兴许，更多的是恨自己对它那高尚的忠实吧。不管工作与否，到了月底，荷包里的钱都不会多上一分，也不会少上一分。他期望每天都能同他那些口中散发着阿贝罗酒气的同僚们无所事事地闲坐，但良心又有些过意不去。除了一位破落的伯爵夫人和两位存款足够支撑二十五年的特例，他的客户大多都是那种等米下锅的商人。他替他们忧心不已，将还款日期一延再延，并调整还款规则，好让他们家里能买得起一顶软呢帽和开士米羊毛大衣。他替那些客户操碎了心，却不大关心银行本身。他说自打我们生活在一起以来，他的工作便变得了无生趣；他说他想要修理家具，想学钢琴，想要住到乡下去，想要一座花园；他说他又开始记起了自己的梦想。我的天，就像是一头生着一对蓝莓眼睛的熊，突然在春光里揉了揉眼睛，感受到了新的肌肉的生长一般，费尔南多也开始谋划起了自己生命的复兴。
乘坐汽艇回程的路上，我们总是坐在甲板顶层，从不介意天空中是晴是雨，船上人多人少。带着昌斯⒈一般空洞的笑容，他总是在失神地凝视着水面，不时回过头来看上我一眼，确认一下我还在不在。有时，他可能会说上一段某位同事身上的趣事，但更多的，则是聊他的上司。有时，他则会以一种沉痛的姿势，捧起我的一缕头发，将双唇印上去。⒈电影《富贵逼人》中的角色，由彼特·塞勒斯饰演。昌斯是一名头脑简单的老园丁，他整天以看电视度日，在长期累积之下，他的整个思想行为和世界观已完全电视化。偶然间他在别人面前“秀”了一下他的广博知识，竟然技惊四座，甚至还因此当上了政客倚重的智囊。
这天晚上，他在船上同一名老人打了招呼，并给我介绍说这位是马西米利亚诺先生。老人家生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笑意盈盈地伸出双手，拉起我的一只，握了好长时间，这才慢悠悠地朝着出口走去。费尔南多告诉我说这人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马西米利亚诺便经常带他去赛特·马尔季里河边钓一种名叫帕萨里尼的鱼——那是一种很小的鱼，威尼斯人喜欢连皮带骨炸来吃。他说那时他大约十岁，兴许是十一岁，整天只知道在卡斯泰洛城堡中玩台球，而不愿意上学。一天，马西米利亚诺陪着他坐了下来，问他，如果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喜欢那种台球打得很棒的小伙，而另外一个则喜欢那种能够阅读但丁的年轻人，问他会喜欢哪一个。费尔南多问他，为什么就不能娶一个既喜欢台球又喜欢但丁的姑娘呢？马西米利亚诺告诉他说不行，于是他当然选择了那个喜欢但丁的姑娘。马西米利亚诺注视着他，问道： “为了能够娶到她，难道你不应该做好准备吗？”费尔南多说那人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他开始没日没夜地读起了但丁，等待着那位姑娘的出现。他说，这一切真的好神奇，许多往事，犹如4月的残雪一般，很快便消融在了记亿中，而有的事情，则会盘踞在你的心底里，久久不去。对，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他。
我说我认识一个女的，去百老汇看了一场《梦幻骑士》后，步行回了家，趁丈夫熟睡之时，将所有想带走的东西都打了包。 “她告诉我说打完包后，她甚至还爬上床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到了机场后，才打电话给她的老板说再见。当天上午，她便到了巴黎，开始思考起了人生，现在仍然在巴黎思考着。不过她很好，过得更好了。”我告诉他。
他说道： “我认识一个男的，他告诉我说他背叛了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因为婚礼前夜，圣母托梦给了他，赦免了他将来有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过。四十年来，他每晚都会在夜色下平静地潜行一番。他还说同样的赦免，对他的几个儿子也同样有效。”轮到我了。
我告诉他： “我认识一个女的，被她丈夫的滥情折磨得都快要崩溃了，而当她的医生告诉她说她要是不尽快离开他，她便会没命时，她反问他：‘可是那段过去怎么办？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医生问她：‘那现在你打算把它变成三十一年是吗？你的痛苦，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你正在用时间的盾牌，来抵御着恐惧和懒散。在这场宏大的防御战中，时间是最死气沉沉的东西。’”轮到他了。
“我认识一个男的，他说： ‘有人成熟，有人腐朽。有时，我们会生长，但却从不会改变。不能改变，谁也不能。我们是谁，是天生注定的，没有一个灵魂能够改变另外一个灵魂，就算是他自己的也不行。’”
我告诉他： “我认识一个男的，同他那刚分居的妻子一起坐在林肯中心附近的一处沙龙外面，一边吃着油炸南瓜花，一边问她是否爱过他，于是她说： ‘我不记得了。或许爱过，不过我真的记不得了。¨’他紧紧地注视着我，将我的话又回敬给了我。
“我现在认识一个女的，说只有在凌晨三点，一个人才能衡量某样东西。她说如果你在凌晨三点还爱自己，要是你床上躺着一个人，凌晨三点时你还像爱自己那样爱他，要是你的内心一片澄澈宁静，屋内既没有神仙也没有幽灵，那便说明一切安好。最难欺骗自己的时刻，就是凌晨三点，她告诉我的。”
在大多数回家的船上，我们都玩这种“我认识一个女的，我认识一个男的”的游戏，而它，似乎正在让那个银行家的身影渐渐远去，而费尔南多的模样，则愈发清晰起来。回到家后，一起洗上一个澡，喝上一杯马丁尼，再吃上一顿普鲁弗洛克晚餐之后，他又记起来如何欢笑了。
一个秋日里的周六早晨，我们站在汽艇的甲板上，费尔南多给我介绍一位绅士时，我像往常一般随口用了“你”这一称呼，遭到了费尔南多的责备。那人约莫六十五岁的样子，系一条软薄绸的围巾，穿一套丝质西服，英俊而谦和。但我看他们两人说话时，分明有些僵硬。我的过失倒真就那么严重么？我们步行穿过威尼斯时，费尔南多陷入了沉默，甚至有些阴沉。我有些意外，想不到仅仅是用了一个“你”而不是“您”，便让他如此恼火。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后，我们在弗洛里安里边坐了下来，他终于开口了，跟我说了汽艇上那人的事。那人是一名医生，自打费尔南多记事起，便在林多岛上开了一家诊所。他说他妈妈曾经是那个医生的情人，因这件事而传出来的风言风语，让他在整整十二年的童年当中，都抬不起头来。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家里突然多出来一个人一样，一个比他的父亲、哥哥乌戈或他自己都重要的人。猝不及防而又莫名其妙的变故，差点毁了他们。林多人是不会有同情心的，他们只会将这样的丑闻当成谈资，四处宣扬取乐，打发时间。他父亲默默地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开始陷入了一场漫长的病痛，在经历了年复一年的折磨之后，最终死于心脏问题，既有器官上的病变，也有情感上的折磨。
“你依然在替他感到难过。”我说道。
“不了，”他赶忙说道， “我之所以会替他难过，是因为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再也不能锁我，让我挨冻了。能够见到奥诺弗里奥，我满足了，而且你只给了他一个‘你’，这一点我也很满意。不过我替我父亲感到难过，心疼他就那样陷入一段漫长而又暗无天日的孤独，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他离开了，但却将他的痛苦交到了我手上，然后，便轮到我沉默、窒息和无为了，轮到我将自己当做草芥一般了。我就要变成了他的接班人，变成了上一代痛苦病毒的变种。我才不会，我绝不会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跨过裂痕，像一个过客一样逃离自己的生活，唯恐被人发现，被人冒犯，耿耿于怀，至死不休。”
父亲离世后，他说，哥哥在同一年，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乌戈很早以前便逃离了林多，离开了那个名存实亡的家，前往卢森堡，进入欧洲议会，当了一名外交官。他死于心脏病时，年仅四十岁。 “我胸腔中的回音就像是砖头在敲似的，”费尔南多说道， “乌戈和我只探讨过一次这个话题，那是一天晚上，当时他十五岁，我十二岁。我们单独待在我们的房间里，躺在各自的床上，在黑暗中吸着烟。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只说了一个字：是。直到现在，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
“跟我说说乌戈，”我说道， “他长什么样？”
“他跟你很像，活泼，对事情容易着迷。他喜欢刺激，可以将一辈子浓缩成一个小时，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次冒险。只要他一回来，不管住多长时间，我都会亲自跑到渡轮上，去接他。他开一辆摩根，大冬天里也会把车篷给收起来，还有，他围着一条长长的白色围巾。他往靴筒里插香槟，还有一只红色的箱子，里边有两支巴卡拉玻璃长笛。那天，咱俩见面时，当你从那个天鹅绒的小包里掏出高脚酒杯和那个装着科涅克白兰地的银酒壶的时候，我的心里便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随后，我久久地沉默着。最后，当他抬起头来，紧紧地注视着我时，双眸中已经没有了那个不速之客的影子，只剩下了费尔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