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我比你还要威尼斯
我想说，我爱你，没落而又邪恶的公主；我爱你，衣衫褴褛而又喜怒无常的拜占庭妈妈；冰清玉洁而又涂脂抹粉的女神，我是如此地爱你；我的丈夫，一千日前的那个不速之客，听懂了我那无声的话语，告诉我说： “她也爱你。一直都在爱着你。永远爱你。”
一见钟情的托斯卡纳村屋>>>
回到公寓，我们拿上资料和一壶茶，上了床。这套公寓，八十一天后便会是那个名叫米亚托的男子的了，但这张床，兴许会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将所有的资源都盘算了上百遍，情况依然窘迫。银行支付的分期付款、卖房的收入、积蓄的结余、其他几项少得可怜的财产，茶还未凉，我俩的财政会议便开完了。躺在那儿，我们竟然有些兴奋，一种“小”的感觉，竟然在脑海中蓬勃了起来。这种“小”，并不意味着“卑微”或是“脆弱”，而是一种“新生”。我们开始细细地梳理了起来，寻求一切能够让我们手头宽裕一些的可能性，于是，一幅既不轻松，更不壮丽的画面，出现在了眼前。看来，我们真得去摆一个卖柠檬水的摊子了，但我俩都深知，即便是那样，我也会用一块旧锦缎，铺在摊子上，还会将柠檬水，倒进薄薄的水晶高脚杯之中。
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我们只好残忍地将搜寻范围压缩到了托斯卡纳北部区域。周日清晨，大雨滂沱，挡风玻璃外的雨刷器吱吱地哀叹着。我们朝着基安奇安诺、萨尔泰阿诺和切托纳进发，最后上了一条从未去过的山路。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向上而去，来到了一处松树、橡树葱茏的山顶。景色真美。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费尔南多问。我告诉他根据地图指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向一个名叫圣卡西亚诺德巴格尼的小村庄。
“罗马浴。可以治愈眼疾的温水。中世纪塔楼。人口，200。”我用假声，故作开心地念道。同上山的路比起来，下山的路已没那么曲折，除了最后一道突兀的左转弯，不过随即，就如同我俩的生命轨迹一般，一切都不一样了。公路来到了尽头处，我们停下了车子。
只见正前方的山坡上，一片乡村塔楼，隐隐绰绰地从雾霭中探出了头来，如同一个魔法世界。小巧的村屋，红瓦石墙，在雨水的一番冲洗之后，更加鲜活了起来。白云丝丝缕缕地缠绕在四周，待得一阵清风拂过，我们方才看清了它们的庐山真面。我们抛下车子，上了山坡，朝着村子爬去。广场上的唯一一间酒吧之中，一片寂静，一名只剩下了一颗门牙的男子，戴着一顶海军贝雷帽坐在一片萧索之中，犹如一件家具一般。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他前面，开始一番温和地探询。
他告诉我们，这个镇子和周边一切，几乎都是两大家族的私产，都是先人在烽火连天的中世纪时期保存下来，沾满了敌人的鲜血，因此，在这儿哪怕是一棵橄榄树，也别指望会被卖掉。他说这儿的人，都最低限度地改造特定的屋子，再长期租出去，借此讨生活。至于租客嘛，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演员，以及那些愿意为托斯卡纳的孤寂，支付大价钱的人。
他似乎无所不知。他说自己是圣莱昂纳多教堂的看守人，现在正要去带领一支送葬队伍，从教堂到墓地去。 “心脏病。”他告诉我们， “昨天早上，瓦莱里奥还站在你们现在的位置，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之后，他便回家去了，然后就死了。真是造孽哟，他才八十六岁。”他说要是我们喜欢，也可以加入送葬队伍，那可是一个了解本地人的好机会。不过我们婉言谢绝了。
分手时，他强烈要求我们去同两大家族中的其中一名女负责人谈谈，因为她家的一套农舍刚刚改造完，就在去赛尔苏里格酒店的路上，离村子不过几步之遥。 “她八十九了，很凶。”他提醒我们。敲门时，她果然在三楼朝着下面尖叫了起来，说她不想同见过耶和华的人扯上半分关系。我们告诉她说我们只是来这儿寻找房子的威尼斯人。她一头蓝发，颧骨高耸，听了我们的话之后，有些踌躇，不过我们还是勾着她，说出了她们家有一套农舍正在改造这一事实。对，我们可以看看，但不是今天。 “不行，那房子不卖。”她还没决定是不是要把它给租出去，还有我们应该知道，就为了能够在这个地方租上一套房子，有多少罗马人等了多少年了。我们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漂亮的村子，所以我们才会想要住在这儿。 “下周再回来吧。”她说。我们徒步走到那套农舍跟前，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想找到一个打退堂鼓的理由，但却没能找到。
那真是一栋极漂亮的小屋。用天然条石建成，高度大于进深。一片简单的花园，顺着山坡倾泻了下来。连着一片草地和一间羊舍，直通远处的小道。而那条小道，则弯弯曲曲地回到了村庄。我们站在花园边上那依然泪水莹莹的托斯卡纳苍穹之下，没有神灵的显现，也没有宏大的庆典，在正午的雨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星星。但分明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温柔地击中了我们的内心，就像一名女巫，带着她一半的法力，吻过了我们一般。我们凝视着眼前的小村庄，以及那些或远或近，犹如褶皱一般镶在她周围的或黄或绿的山谷，还有山谷外那条通往罗马的古道——卡西亚，深深地为其沉醉了。这确实是一处简陋的房产，但兴许，对我们来说倒不失为一个好地方。
二楼有一扇窗户，开着一条缝。于是，我沿着狭窄的走廊走了过去，踩着粗糙的脚手架，抬起那扇窗户，跳进一间浴室之中，落在了一面刚铺的地砖之上。那些地砖，全都呈深褐色，丑得有些过分。不速之客也跟着我跳了进去，看了一圈之后，告诉我说，这儿有家的感觉。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我比你还要威尼斯>>>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公寓真的被卖了出去，费尔南多真的从银行辞职了，而那个蓝头发的女负责人，也已同意将那房子租给我们两年，我们真就要住到那个小小的托斯卡纳村庄去了。尽管按照约定，我们5月初便可以搬进去，但我们还是决定从容一些，等到6月15日再离开威尼斯。喧嚣过后，我们只想简简单单地陪着威尼斯，平静地生活上一段时间。
终于再也用不上闹钟了。为了闹钟之死，我们还专门庆贺一番，但费尔南多还是在日出前半小时便会准时醒来。他的叹息和不安，惊扰了我，我也醒了。于是，我俩一齐起床，我在一件维多利亚最老的秘密外面，套上空军牌无领长袖运动衫，套上威灵顿靴子；而费尔南多则哪怕是在晚上，也总是戴着他的雷朋墨镜。收拾停当，我们磕磕绊绊地穿过马路，去看大海，去看那一点点亮起来的天际。随后，一身奇装异服的我们，使会成为玛吉餐馆的第一拨客人，带上纸盘中的热乎乎的杏仁饼和热气腾腾、哔剥作响的老式巴乐迪咖啡壶之后，再次返回床上。有时，我们会小睡上一会儿，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穿好衣服，朝着渡船走去。
无论走到哪儿，费尔南多手中都会拿着一个小小的黄色档案袋，装着关于橄榄种植方面的文章，以及设计图纸——他设计了一个烤面包用的炉子，打算就建在托斯卡纳花园中的壁炉那儿；此外，他还用塑料盆栽了十二株八英寸高的橄榄树，打算移植到花园的西面山坡上。他详细计算过，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他的第一次丰收，将在二十五个年头后来临，到时，他将收获一又三分之一杯橄榄油。每天，他都会如同一个即将去参加野营的小学生一般，收拾上一箱、一盒或是一手提箱东西，颇有一些心神不宁的味道。
“我真是太激动啦。”这话，他每天都要用他那蹩脚的英语说上五十遍。我看着他，有时不禁在想，作为一个在潟湖畔的办公大楼里有着一张大理石写字桌的人，他却要去一个僻远的地方，支起一个卖柠檬水的摊子，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很穷，至少在一定时期之内会很穷。”我告诉他。
“咱们已经很穷啦，”他提醒我， “就跟入不敷出的生意和捉襟见肘的生活一样，我们得耐心些。好日子，坏日子，艰辛，甜蜜都会有。一样不行，咱们换一样就是了。”
最后一个周六的早晨，他说： “带我去看看你认为我所没见过的威尼斯。”于是，我们坐上交通艇，来到了浮动码头。尽管我们已经吃了两次早餐，但我还是拽着他，径直走进了尼可，点了三份榛果冰激凌咖啡。 “三份，为什么要三份？”他很是意外。我自顾自地拿起多出来的那杯冰激凌和木勺，告诉他跟着我就可以。我们往前走了几码，来到了圣特沃索造船厂。那儿算得上是全市最古老的工厂了，专门负责贡多拉的建造和修理。我将丈夫介绍给了费德里科·塔莫提——贡多拉建造师的第三代传人。此时，他正在用砂纸打磨这一条新船的船头，双手探得笔直，青筋暴跳。他告诉费尔南多他正用的是一种用来打磨珠宝的砂纸，非常好，用来打磨金子都没问题——他知道，这些事我早已清楚。我将冰激凌递给了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坐在了旁边的一块木板之上，一起啜着、搅动着杯中的冰激凌，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着天气，说上一两旬能够在一起真不错类似的话。随后，我依然打头，引着费尔南多来到了一家旅行社的店面外，只见它那污秽的窗户上面，贴着一张手工制成的牌子，写着叶芝的一首诗：
去吧，人类之子！
去水边，去荒野，
牵起仙女的玉手，
问问她，
这个泪水涟涟的世界，
到底还有多少忧伤！
我将这首诗细细地翻译给了费尔南多，告诉他说我来威尼斯的第一周，当我见到这块牌子时，便觉得这首诗是为他而写的，他便是那个迷失的孩子；尽管现在，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迷失，但谁不曾迷失过呢？我们又有谁不想牵起仙女的手，让她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里到底还有多少忧伤呢？而婚姻，不过是一场两个人轮流扮演那迷失的孩子和仙女的游戏罢了。
另外一个清晨，当我们走在司卓达诺娃大街上时，店铺才刚刚开门。所有的声响，都回荡在大街之上。一名卖雨靴和鱼饵的男子，一边扫着店外的地面，一边吹着口哨；对面街上的另外一名男子，一边擦拭鲜亮的鞋子，将它们一一装进木框，一边吹着同样的曲调。这二人，就这样吹出了一曲二重奏。海浪拍打着海堤。钟声、起雾的示警号角声、上桥下桥的脚步声，声声入耳。有时，我会觉得威尼斯没有现在，她的一切，全都是由记忆构成，都是一些古老而又遥远的记忆。不管是新回忆还是老记忆，对于威尼斯根本就没有区别。在这儿，只会有那些薄如蝉翼的记忆，在一遍遍地上演。不过，刚才那首叶芝用拉丁文写就的诗，分明又在说，威尼斯也有名有姓。不过，就连这名字，也恍然犹如倒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景象？是倒影，还是折射出倒影的那些画面？我抚摸着费尔南多的面庞，凝视着他，运河中的倒影，闪烁着微光。
“等我们老了以后，你觉得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我问他。
“哦，按照某些标准，我们已经老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会像现在这样。不过实际上，你看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头来过，所以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还有时间去变老。”他说道。
“那你以后会不会非常想念威尼斯？”我问他。
“说不准，不过咱们要是想她了，可以随时回来看看的。”他说道。
“以后每年的救世节，我都想回来。”我告诉他。
帕拉弟奥⒈于1575年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朱缇卡岛上，设计建造了救世主教堂，用以纪念另外一场大瘟疫的终结。自打那时起，威尼斯人便年复一年地用船帆、灯火和波光，唱着他们神圣的哈利路亚。在7月指定的那个下午，但凡有船的威尼斯人，都会在朱缇卡运河的入海口处——圣马可盆地云集，节目随即上演。船上彩旗招展，载满鲜花，密密匝匝地排在水面上，对面甚至可以递上一杯葡萄酒，而且有时还可以相互扔上一件毛衣或是一盒火柴。而且，要是船身不大的话，还可以在船与船之间架上一块木板或是旧门板——一张临时餐桌便告完工。⒈意大利建筑师。他重建了维琴察巴西利卡（市政厅，始于1549年），采用两层拱廊和后来被称为“帕拉弟奥式”的基本样式（侧翼带方孔的圆形拱门）。
救世节是一次大聚会，是威尼斯人对自我的庆贺。他们说： “我们是威尼斯人，看看我们，看我们是如何活下来的。昔日的羊倌和农夫，变成了渔夫和航海家，在一片没有土地的水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活了下来。我们活过了哥特人、伦巴族人、鞑靼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不管是瘟疫、皇帝还是教皇，我们全都活过了他们。而现在，我们依然活着，活在这儿。”
救世节的晚上，一切都带有宗教意味。太阳落山后，船头上点起蜡烛，临时餐桌被搭起，晚餐被抬上了桌：缠着亚麻布的罐子中，满满的全是意大利面和豆角；填了香肠的潟湖炖鸭，陪伴着油炸沙丁鱼和汁浓味美的鳎鱼，闪亮登场；包裹着柳条套的细颈大瓶中的杂交曼佐尼以及马尔贝克，转眼间便已见了底；午夜时分的西瓜，早已等在了一旁。这是一个让幻想成真的节日，一个烟花犹如繁星，能将月亮背面也给点亮的日子。所有人都会待在水上，凌晨两点一到，帆不分黑白，船不论大小，一起吃饱了风，犹如一只凯旋的舰队，循着曼陀林琴音，慢慢地，慢慢地溯潟湖而上，前往林多岛，去朝拜那救世节的第一缕朝阳。
“这也是我的节日，”我告诉费尔南多， “我也是威尼斯人，就像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一样。我就是威尼斯人，费尔南多。我比你还要威尼斯。”
我们早已决定，离开时不会让威尼斯看到我们的泪水，但当我用棕色胶条封住又一个纸箱的开口处时，开始有些奇怪：费尔南多为何竟能淡定若此？我不想离开。这么多年来，离别对我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但此时的我，却早已没有了当年那份云淡风轻的洒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威尼斯时的样子，那时的我，生命中还没出现这位不速之客。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形，依然清晰如昨。第一次来威尼斯时，我不过待了短短两周时间，但离开时，心底里竟然生出了一份不舍和悲凉出来。当然，离别的时候，淫雨霏霏自然是免不了的。
清晨的暮霭，轻抚脸庞，柔而温暖。在切尼卡维拉给孩子们买的镀金丘比特，用《威尼斯日报》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了起来，妥帖地放在了腰上的袋子中。我拖着那个依然让人恼火的黑色手提箱，走过了先前的石阶。鞋子敲打地面的声音，比初来时要自信了许多，当然，也成为了河畔长廊黎明前唯一的声响。尽管前往圣扎卡里亚乘船要比去利亚尔托远上许多，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为的不过是再去广场看上一眼。银色的大海上，它犹如一个被放逐的孤岛，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我穿过皮拉泽提亚，越过钟塔，来到了圣狄奥多的圆柱和圣马可的狮子之间。正当我左转朝着码头走去时，大钟长长地响了六下，声音悲苦。那钟声犹如敲在了我的心上一般，我转过头去，回望了一会儿，在想，这圣神的钟声在我来时不响，却在我离去时敲响，到底会是什么征兆？
当我转身朝码头而去，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在罗马广场，我同一群铁路工人一起上了船。就这样，我带着悲伤，带着某种完结或是被人摒弃的凄凉，上了飞机。机上人员给了我一份小心翼翼而又无言的同情。一小时不到，我便已经开始想念起了菲奥雷拉和她旅店二楼那个可笑的小房间。她给我包了一些夹心面包：小小的面包，裹着厚厚的黄油，夹着她头天晚上煎好的又薄又脆的小牛肉片。飞机上，大约每过一个小时，我便会吃上一个三明治，一直设法将它们从威尼斯吃到了米兰，然后又坚持了两次转机，差不多一路吃回了家……
咱们又不是永远都不会来了，费尔南多安慰我。最后一天到来时，我们去了海边，看了日出，然后带着我们的月牙面包。回到了床上。此时的床，其实只剩下了一张床垫，所有的家具，都已在前往托斯卡纳的路上。我们一如既往地乘船，散步，进了莫瑞餐馆，然后又去哈利酒吧喝了茶；我聊了聊在圣卡西亚诺那些必须得去做的事情，然后回家，在我们那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浴室中最后洗了一次澡。穿好衣服后，我们告诉彼此，今晚不再去常去的餐厅吃饭，而是去圣祖利安广场后面的一栋简陋小屋——佩斯卡尔伯爵餐馆尝尝鲜。我们想要吃上一顿来自亚得里亚海的海鲜大餐，而娶了我的这个威尼斯小子则觉得佩斯卡尔伯爵是威尼斯最好的海鲜馆。于是，在它那积满灰尘的走廊凉亭中，我们就着一圈塑料灯管喝了冰镇卡蒂滋，吃了油炸杂鱼，品尝了烤贻贝、嫩煎扇贝以及月桂叶烤鳗鱼。服务生为我们开了一瓶90年卡皮泰利甜酒，眼见得旁边的食客正在吃烤蛏子，于是我们也要了一份，紧接着我点了炸狗鲨，尝了尝烤海鲈和炸红鲷。待得我们终于同那些昏昏欲睡的服务生说晚安时，早已是凌晨一点了。随后，我们悠然自得地走进了圣马可广场。
午夜过后，船需得等上九十分钟，才会有一班。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侧身坐到了皮拉泽提亚门口那粉色的大理石石狮后背上。 “咱们改变的速度，会比她快得多，”我对他说道， “等到咱们再回来时，即便是下周，一切便都会和现在感觉不一样了。我来这儿，已经超过了一千天。”一千个日日夜夜，不过眨眼之间。我想，这同生命何其相像！恍然间，我似乎听到了她的私语声：牵起我的手，同我一起变年轻；莫急莫躁，从头开始；串一串珍珠，戴在头顶；点起蜡烛，生起炉火；敢爱敢恨，真诚对待自我，活在喜悦之中。他将我从我的坐骑上抱了下来。该走了，但我却不想走。此时的感觉，同七八岁时与查理叔叔在嘉年华上度过的那些8月的夜晚，如出一辙。那时，查理叔叔会将十张红色的游戏票，放在我弹开的手心之中，再将我抱到那带着银色斑点的黑色木马之上。每一次，当音乐减缓，发出刺耳的声响，我的木马也最终停下来时，我都会像撕下心尖上的一片肉似的，撕下一张票，交给售票的男子。随后，我屏住呼吸，木马再次向前，一圈又一圈。
我通常都会一口气把十张票全部用完。在那匹银斑黑马之上，我俨然成为了一名勇武的骑士，一路纵马驰骋，越过水面，穿过漆黑的森林，朝着那栋开着金色窗户的房子，疾驰而去。我知道，他们会在那儿等着我。我相信，他们会迎到门口，带我进去，而屋里，则早已准备好了明晃晃的蜡烛、热乎乎的面包和好喝的汤，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欢笑。然后，他们会送我去楼上，让我躺在那张只属于我自己的床上，再用轻柔的被子，严严实实地将我给盖上；他们会吻我一百万次，会唱着歌，送我沉入香甜的梦境；会不停地说爱我，永远爱我。可是，那十张红票远远不够，不能将我送到那开着金色窗户的房子。 “该走了。”查理叔叔会一边说，一边将我抱下马来。
“该走了。”费尔南多说道。我想对着威尼斯嚎啕大哭，但却发不出声来。我想说，我爱你，没落而又邪恶的公主；我爱你，衣衫褴褛而又喜怒无常的拜占庭妈妈；冰清玉洁而又涂脂抹粉的女神，我是如此地爱你；我的丈夫，一千日前的那个不速之客，听懂了我那无声的话语，告诉我说： “她也爱你。一直都在爱着你。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