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平十六岁时，父亲说过这样的话。虽是骨肉父子，但一来关系并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谈，二来父亲就人生发表哲学（想必，大概）见解是极为稀罕的事，以致当时的交谈作为鲜明的记忆存留下来了。至于因怎样的情由说到那上面的，却是全然想不起来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只有三个。既不多于三个，又不少于三个。”父亲说。不，堪称断定。父亲以轻淡而果断的语气这样说道，就像再说地球用一年时间绕太阳一周。淳平默默听着——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他感到吃惊，至少想不出当时应表达的意见。
“所以，即使你日后同多种多样的女人相识和交往，”父亲继续道，“如果弄错了对象，那也是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点最好记在心里。”
后来，几个疑问浮上年轻儿子的脑海：父亲已然邂逅了三个女人不成？母亲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样的疑问不可能问父亲。如开头所说，两人的关系并非亲密到可以畅所欲言。
十八岁离开家，进入东京一所大学，自那以来同几个女性相识和交往，其中一个对于淳平是“真正有意义”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现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体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别人多花时间才能将什么变成具体形式，天性如此），已经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如今已当了母亲。因此，基本上应该把她从人生选项中剔除，必须横下心将这一存在从头脑中驱除出去。结果，剩给他人生的“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数目——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父亲的说法的话——就成了两个。
淳平每次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时都要自问：这个女人对于自己是真正有意义的对象吗？而这一提问总是唤起一个苦恼，具体说来，就是他在期待（又哪里会有不如此期待的人呢？）所遇对象是“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同时，又害怕将数目有限的卡片在人生较早阶段彻底用光。由于与最初遇上的宝贵女性失之交臂，淳平不再对自己的能力——将爱情适时适当地具体化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力——怀有自信了。归根结底，或许自己是把很多无聊的东西搞到了手，却一再错过了人生中最贵重的东西，他经常这样想道，于是自己的心每每沉入缺少光明和温暖的场所。
因此，他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几个月后，一旦发现对方人品和言行有不如意或触动自己神经的地方——哪怕仅仅一处、哪怕微乎其微——他心田的一隅都会多少宽松下来0这样，同多位女性持续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就成了他的一个固定人生模式：打探情况似的交往一段时间，抵达某个地点后即自行解除关系，分手时基本上没发生争执没留下积怨，或者不如说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同不大可能平稳解除关系的对象过多接触。如此一来二去，淳平就有了一种选择合适女性的嗅觉。
至于这种能力是先天性格所派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他本身也无从判断。不过，如果是后天的，那么说是父亲的诅咒所致也未尝不可。大学快毕业时，他同父亲大吵了一场，自此断绝一切往来，唯独父亲提出的“三个女人”之说，在未得到根据充分的解释的前提下，成为一种强迫观念紧紧伴随着他的人生。有时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想，或许自己该朝同性恋发展，这样就有可能从那莫明其妙的倒计数中逃脱出来。然而不知是幸与不幸，淳平只对女性怀有性的兴趣。
那天结识的女性事后才知道比他年龄大，三十六岁。淳平三十一岁。一个熟人在惠比寿通往代官山的路旁开了一家法国风味餐馆，他是应邀去参加开业宴会的。他身穿佩利·埃里思深兰色丝绸衬衣，外面套一件色调相同的夏令休闲西装。由于说好在那里碰头的好友突然来不成了，总的来说他时间多了出来。他独自坐在候客吧台的凳子上，用大号杯慢慢喝着波尔多葡萄酒。当他开始用眼睛寻找餐厅老板的身影以便打招呼告辞时，一个高个子女性手拿一杯不知名称的紫色鸡尾酒朝他走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姿态十分优美。
“在那边听说您是小说家，真的？”她把臂肘支在吧台上，这样问道。
“大体上像是那么回事。”他回答。
“大体上是小说家？”
淳平点头。
“出了几本书？”
“短篇集两本，译作一本。都不畅销。”
她再次打量淳平的外观，还算满意似的笑笑：“不管怎样，遇到真正的小说家是生来第一次。”
“请关照。”
“请关照。”她也同样说道。
“不过，遇上小说家也没多大意思的。”淳平辩解似的说，“因为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钢琴手可以弹钢琴，画家可以来一张素描，魔术师可以表演简单的魔术……可小说家大致可以说一无所能。”
“但是，不至于不会让人欣赏到——喏——某种艺术光环那样的东西吧？”
“艺术光环？”淳平问。
“就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闪闪发光的……”
“每天早上刮须的时候都端详镜子里的自己，可一次也没发现那玩意儿。”
她温馨地一笑：“写哪个种类的小说？”
“常被人这么问，但说明种类有些难度，因为不能纳入特定的类别……”
她用手指抚摸着鸡尾酒的杯口：“那么就是说，似乎是所谓纯文学那样的东西了？”
“或许。其中可以让人感觉出‘不幸的信’那样的味道。”
她再次笑道：“对了，我有可能听过您的名字吗？”
“您看文学杂志？”
她轻微而果断地摇头。
“那么，我想不会。因为在世间完全是无名鼠辈。”淳平说。
“入选过芥川奖提名吗？”
“五年间四回。”
“但没得到？”
他只是微笑不语。她也没有征得同意，径自在他旁边的凳子坐下，啜了一口杯里剩的鸡尾酒。
“那有什么。奖那玩意儿说到底不就是圈内人的运作么！”她说。
“实际得到之人如果这么明确说的话，恐怕还有说服力。”
她报出自己的姓名：贵理惠。
“有点像弥撒曲的一节。”淳平说。
看上去，她个头好像比淳平高出两三厘米，头发剪得很短，肤色晒的甚是完美，脑形无可挑剔。穿一件浅绿色麻质外套，一条及膝长的喇叭裙。外套袖子挽到臂肘，里面是式样简洁的棉布衫，领口别一个绿松石色胸针，胸部不大也不小。衣着潇洒得体，同时又贯以鲜明的个人方针。嘴唇丰满，每当说完什么就一松一收的。因此，大凡有关她的东西看起来都奇异地栩栩如生、清新亮丽。宽额头，想事的时候横向聚起三条皱纹，想必皱纹倏一下子消失。
淳平发觉自己被她吸引住了。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漫然而又执拗地撩拨着他的心。得到肾上腺素的心脏奏出低音，像在悄悄输送信号。淳平突然感到口渴，向从身旁经过的男服务生要了法国矿泉水。这个女人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对象吗？他一如往常地思考起来。莫非是所剩两人中的一人？第二个好球？该放过还是该击打呢？
“从小想当作家？”贵理惠问。
“是啊。或者不如说没想过当其他什么，想不出别的选项。”
“总之梦想成真啰？”
“怎么说好呢，我是想成为优秀作家的，”淳平摊开双手，比划出三十厘米左右的空间，“但到那里有相当长的距离。”
“任何人都有出发点。来日方长对吧？不可能刚开始就得到完美的东西。”她说，“你今年多大？”
于是两人互报了年龄。看样子她对自己年长这点丝毫不以为意。淳平也不介意。总的说来，较之年轻姑娘，他更喜欢成熟女性，而且多数情况下，分手的时候对方年长也更好办些。
“做社么工作？”淳平问。
贵理惠嘴唇闭成一条直线，这才现出认真的神情：“那么，我像是做什么工作的？”
淳平摇晃酒杯，让红葡萄酒转了一圈。“提示呢？”
“无提示。怕是很难吧？不过，观察、判断是你的工作对吧？”
“那不对。观察、观察、再观察，判断尽可能推后——这才是小说家的正确做法。”
“言之有理。”她说，“那，观察、观察、再观察，再进行想像——这同你的职业伦理不相抵触吧？”
淳平扬起脸，重新细细观察对方的脸，力图读取上面浮现的秘密信号。她直直地凝视淳平的眼睛，他也直直地凝视对方的眼睛。
“不过是没有根据的想像罢了——怕是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吧？”稍后他这样说道，“就是说，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的、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
“一语中的啊！的确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一如所言。不过，再具体限定一下可好？”
“音乐方面？”
“NO。”
“服装设计？”
“NO。”
“网球选手？”
“NO。”
淳平摇头：“晒的相当可观，形体又紧绷绷的，胳膊上有肌肉，应该常做野外运动才是。但不像是从事户外劳动的，感觉上。”
贵理惠挽起外套袖，把裸露的双臂放在吧台上，翻来覆去地检查。
“进展绝对理想。”
“但不能提供正确答案。”
“保有小小的秘密是很重要的。”贵理惠说，“我不想剥夺你观察想像这一职业快乐……不过么，给你个提示：我也和你一样。”
“就是说，我是把很久以前、从小就想干的事情作为职业的，就像你那样。到达这一步的路程倒是决不平坦。”
“那就好！”淳平说，“这点极为重要。职业这东西应该是爱的行为，而不像是权宜性的婚姻。”
“爱的行为。”贵理惠心悦诚服，“好精妙的比喻啊！”
“对了，我想我听到过你的名字，嗯？”淳平试探道。
她摇头道：“我想不可能。在社会上又不怎么出名。”
“任何人都有出发点。”
“完全正确。”贵理惠笑了，随后严肃起来，“不过我的情况和你不同，客观上一开始就需要完美，不允许失败。完美，或者零，没有中间。也没有返工。”
“这也是个提示。”
“或许。”
男服务生擎着香槟盘转来，她拿起两杯，递给淳平一杯，提议干杯。
“为了共同的专业性职业。”淳平说。
随即两人碰了碰杯口，杯口发出清脆的、含有秘密韵味的声响。
“你可结婚了？”
淳平摇头。
“彼此彼此。”贵理惠说。
那天夜里，她在淳平房间住下了。喝罢餐馆给的礼品葡萄酒，做爱，睡了。翌日十点多淳平醒过来时，她已不见了，只有旁边枕头上的一个凹窝呈残缺记忆的形状遗留下来，枕边留了一个纸条：“有工作要做，走了。若有那个意思，请联系。”上面有手机号码。
他用那个号码打去电话，两人在星期六晚间幽会。在餐馆吃饭，喝少量葡萄酒，在淳平房间做爱，一起睡了。到了早上，她又像上次那样消失不见。虽是星期日，她也同样留下“有工作要做，消失了”这样简洁的字条。淳平仍然不清楚贵理惠做怎样的工作，但从事一大早就开始的工作这点则可以肯定，而且她——至少有时候——星期日也工作。
两人话题很多。贵理惠头脑聪敏，善于表达，话题也多。比较说来，她更喜欢看小说以外的书——传记、历史、心理学，喜欢看那些为一般读者写的科学书籍，那些领域的知识渊博得令人吃惊。一次，淳平为她对预制件房屋的历史又有那么精密的知识感到惊讶。预制件房屋？莫非你做同建筑有关的工作？NO，她回答。“无论什么，总之我对非常实际的事情感兴趣，如此而已。”她接着说道。
可是，她看了淳平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说非常精彩，远比预想的有趣。
“其实我暗暗担心来着，”她说，“如果读了你的书觉得毫无意思，那可如何是好，那该怎么说呢？好在是多于的担心，看得非常愉快。”
“那就好。”淳平放下心来。在他按她的要求把自己的书递过去时，他也同样忐忑不安。
“不是奉承你，”贵理惠说，“我认为你具备特殊的素质，具备优秀作家所需要的什么。气氛虽然平静，但有几篇写得特别生动，文字也美，尤其平衡感非常好。说实话，无论对什么我都首先注意平衡，音乐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碰上有欠平衡的作品和演奏——就是说碰上质量不大好的未完成的东西——感觉会变得很糟，就像晕船晕车似的。我不去听音乐会，几乎不看小说，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讨厌碰上平衡感差的东西？”
“是的。”
“为了回避这种风险而不看小说不听音乐会？”
“正是。”
“在我听来见解相当偏颇。”
“天平座嘛！对不平衡的事物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说无法忍受也好，或者……”她就此缄口，寻找贴切的词语，但未能找到，于是发出暂定性的叹息。“这且不说。依我的印象，你迟早会写出更长更宏大的小说，从而成为更有分量的作家，我觉得。这或许得多少花些时间。”
“我本是短篇小说作家，长篇写不来。”淳平以干涩的语声说。
“就算那样。”她说。
淳平再未表示什么意见，只是默默倾听空调的风声。事实上，过去他曾向长篇小说挑战了几次，然而次次半途而废。无论如何也无法长时间保持写故事所需要的高度注意力。刚下笔时觉得似乎可以写出漂亮东西，行文生机勃勃，前景如在目前，情节自然喷涌，但随着故事的进展，那种气势和光芒开始一点点地失去。水流越来越细，很快像蒸气机车一样减速停下，最后彻底消失。
两人躺在床上。季节是秋天。长时间融洽的做爱结束后，两人都赤身裸体，贵理惠把肩缩到淳平怀中。床旁桌子上放两个白葡萄酒杯。
“跟你说，”贵理惠开口了。
“嗯？”
“你么，另有非常喜欢的女人吧？或者说是怎么也忘不掉的人。”
“有。”他承认，“看得出？”
“那还用说！”她说，“女人这东西，那方面格外敏感。”
“我倒认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敏感。”
“我也没说所有女人。”
“也到是。”
“可能不能和那个人交往？”
“有类似具体情由的东西。”
“情由消失的可能性完全没有？”
淳平短促地断然摇头：“没有。”
“相当深入的情由吗？”
“深不深入我不知道，反正情由就是情由。”
贵理惠呷了一口白葡萄酒。
“我没有那样的人。”她自言自语地说，“并且非常喜欢你。一颗心被强烈吸引，两人这么在一起，心情能变得十分幸福和踏实。不过没有和你成家的念头。怎么样，可放心了？”
淳平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他没有回答贵理惠的问话，岔开问道：“那是为何？”
“你是问为何我没有和你成家的念头？”
“嗯。”
“介意？”
“多少。”
“和一个人结成日常性的深入关系，这在我做不到。不但和你，和谁都一样。”她说，“我打算把经理百分之百集中在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上。如果和谁一起进入日常生活，或感情深深陷在对方身上，就有可能做不成了。所有，现在这样即可。”
淳平就此想了想说：“就是说不希望心被扰乱？”
“是的。”
“心被扰乱，就要失去平衡，可能给你的职业带来严重障碍。”
“一点不错。”
“为了回避这样的风险而不同任何人共同生活。”
她点一下头：“至少在从事眼下职业的期间。”
“不能告诉我那是怎样的职业？”
“猜猜看。”
“小偷。”
“NO。”贵理惠严肃回答，随后开心的展开笑容，“倒是不同凡响的猜测，可小偷不早上出动。”
“Hit man。”
“Hit person。”她纠正道，“总之NO。怎么想起的都这么骇人听闻？”
“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工作？”
“当然，”她说，“完完全全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
“秘密搜查官？”
“NO。”她说，“此话今天到此打住。还是听你讲你的工作好了。能讲一下你现在正在写的小说？在写什么？”
“眼下在写短篇小说。”
“什么故事？”
“还没写完，中途休息。”
“如果可以，想听一下中途休息前的情节。”
听得她这么说，淳平沉默下来。他规定自己不把没写完的小说内容讲给别人。这类似一种jinx。话一旦出口，某种事物就会像晨露一样消失，微妙的含义就会变成单薄的舞台背景，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但是，在床上用手指梳理着贵理惠的短发，淳平觉得对她说出来也未尝不可，反正这几天也卡在什么上面寸步难行了。
“用第三人称写的，主人公是个女性，年龄三十四五。”他开始讲述，“一个技术不错的内科医生，在一家大医院工作。独身，和在同一医院工作的四十五六岁的外科医生保持秘密关系。对方已有家室。”
贵理惠想像那个人物。“她可有魅力？”
“我想有充分的魅力。”淳平说，“但不如你。”
贵理惠笑着吻在淳平脖子上：“这个么，是正确答案。”
“需要正确答案的时候，自然还以正确答案。”
“尤其床上。”他说，“她休假独自旅行，季节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住在山谷一家小型温泉旅馆，沿着山谷里的一条河悠然散步。她喜欢观察鸟，尤其喜欢观察翠鸟。在河滩散步时发现了一块奇妙的石头，黑里透红，滑溜溜的，形状似曾相识。她当即看出，原来是肾脏形状。毕竟是专家。大小、色调、厚薄都和真肾脏一模一样。于是，她拾起肾脏石带回。”
“不错，”淳平说，“她把那石头带回医院自己的办公室，作镇尺使用。大小正适合压文件，重量也恰到好处。”
“气氛上也适合医院。”
“正确。”淳平说，“不料几天后，她发觉一个奇妙的现象。”
贵理惠默默等待下文。淳平为使听者着急而停顿有顷。不过并未有意为之，说实话，往下的情节尚未形成。故事就卡在这里动弹不得。他站在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环顾四周，绞尽脑汁，考虑故事的进展。
“到了早上，那块肾脏石的位置移动了。下班前她把石头放在桌面上。她生性循规蹈矩，总是限定在同一位置，然而一天早上石块竟在转椅坐垫上。也有时在花瓶旁边，有时在地板上。她首先以为增加错了，继而怀疑自己的记忆系统出了什么毛病。因为门锁着，房间谁也进不来。当然门卫有钥匙，可门卫已工作很长时间，不至于擅自进入他人办公场所。况且，每晚侵入她的办公室，动一下作镇尺用的石块位置，又有何意思可言呢？房间里其他东西都没变，什么也没丢，什么也没动过，惟独石块位置变了，这使得她百思莫解。你怎么看？为什么石块在夜里改变位置了呢？”
“肾脏石具有自己的意志。”贵理惠淡淡地说。
“肾脏石到底能有什么意志呢？”
“肾脏石想摇晃她，想一点点花时间摇晃。那就是肾脏石的意志。”
“为什么肾脏石想摇晃她呢？”
“这——”她嗤嗤笑了，“石块想摇晃医生的意志。”
“不是跟你开玩笑。”淳平以不耐烦的语气说。
“那不是你来决定的么？毕竟你是小说家嘛！而我不是小说家，只是听者。”
淳平蹷起眉头。由于全速开动脑筋，太阳穴深处隐隐作痛。或者喝酒过量也未可知。“思绪清理不出来。我这个人，不面对桌子实际动手写成文章，情节就动不了。再等一等可以么？这么说的时间里，觉得好像可以写下去了。”
“可以可以。”说着，贵理惠伸手拿过白葡萄酒杯，喝了一口。“等着就是。不过这个看来非常有趣。肾脏石怎么样了呢——作为我很想知道结果。”她翻过身，把形状姣好的乳房贴在他的侧腹。“跟你说，淳平君，这世界上大凡一切都是有意志的。”她透露秘密似的低声说道。
淳平困意上来了，没办法应答。她出口的话语在夜间空气中失去了作为句子的形状，混杂在葡萄酒轻微的芳香中，悄然抵达他意识的深处。
“例如，风有意志。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注意不到这点，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注意。风带着一种意图包围你、摇晃你。风知晓你心里的一切。不仅风，什么都这样，石块也是其一。它们对我们一清二楚，彻头彻尾。某个时候来了，我们有所感知，我们只能与之和平共处。我们接受它，并且活下去、走向纵深处。”
此后五六天时间，淳平几乎闭门不出，伏案叙写肾脏石的故事。如贵理惠所料，肾脏石继续静静摇晃着那位女医生。一点点花时间，而又坚定不移地摇晃。傍晚和情人在都市宾馆不知名的一室匆忙交合时，她把手悄悄放在对方后背，用手指摸索其肾脏的形状。她知道自己的肾脏石潜伏在那里。那肾脏是深埋于她情人体内的告密者。肾脏在她手指下缓缓蠕动，向她传递肾脏的信息。她同肾脏对话、交流，手心能够感觉处它的滑润。
女医生逐渐习惯了夜夜改变位置的黑漆漆的肾脏石的存在，将它作为自然之物接受下来。即使石块在夜间移往什么地方，她也不再惊诧。每次到医院上班，她都在办公室的某处找到那块石头，拾起来放回桌上，这成了自然而然的日常性习惯。她在办公室的时间里，石块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停在同一位置，犹如在向阳处熟睡的猫。她锁门离去后，它马上醒来，并开始移动。
她一有时间就伸出手去轻轻抚摸它光滑的黑色表面。一来二去，她渐渐无法把目光从石块上移开了，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她逐渐失去了对其他东西的兴趣。书读不下去，健身房也不再去了。虽然给病人看病时能勉强维持注意力，但此外的思考则开始变懒，敷衍了事，和同事的交谈也无法提起兴致。衣着开始马虎，食欲明显减退，甚至人的拥抱现在也让她厌烦。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她向那石头低语倾诉，侧耳倾听石块倾诉的不是话语的话语，犹如孤独之人向猫狗诉说什么。呈肾脏形状的黑色石块现在控制了她生活的大部分。
那石块大概不是来自外部的物体——在推进故事情节的时间里，淳平明白了这一点。关键在于她自身内部存在的什么，是她心中的什么激活了呈肾脏形状的黑色石块。它还希望她采取某种具体行动，为此不断发送信号，以夜夜移位这一形式。
淳平一面写小说一面思考贵理惠。感觉是她（或者她身上的什么）再把故事推向前进。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没有写这种超现实故事的打算。淳平脑袋里事先粗线条地构筑的是更为静谧的、心理小说性质的故事框架。在那里，石块并不是随便移来移去的。
女医生的心恐怕要从以妻室的外科医生情人身上离开——淳平预想——或许开始怨恨他也有可能。她大概下意识地希求那样。
如此整体轮廓出现之后，往下编写故事就比较容易了。淳平一边用低音量反复听着马勒的歌曲，一边对着电脑，以就他来说相当快的速度把小说结尾部分写完。她决心同外科医生情人分手，告诉对方自己再也不能见他了。他问没有商量余地了么，她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没有。休息日她乘上东京湾的渡轮，从甲板上把肾脏石扔到海里。石块朝着又深又暗的海底、朝地球核心笔直地下沉。她决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扔掉石块，她觉得增加身体轻快了许多。
然而，第二天早晨到医院上班时，那石块正在桌上等她。它稳稳地待在原来位置，黑漆漆，沉甸甸，以肾脏的形状。
写罢小说，立即给贵理惠打去电话。相比她很想看脱稿大作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她让写的作品。电话没有接通，里面传出录音带的声音：“您博大的电话无法接通，请确认一遍重打。”淳平重打了好几次，但结果一样。电话无法接通。他想，也许她的手机号码出了什么问题。
淳平尽可能不出家门，等待贵理惠联系，然而没有联系。如此一个月过去。一个月变成两个月，两个月变成三个月。季节变成冬天，不久新年来临。他写得短篇小说刊发在一家文学杂志的二月号上。报纸广告上的杂志目录印出淳平的名字和小说篇名——“天天移动的肾形石”。贵理惠看见广告，买下杂志阅读作品，未述说感想而跟自己联系——他期待这一可能性，但结果却是惟有沉默在不断叠积。
她的存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淳平的心感觉到的疼痛比原来预想的剧烈的多。贵理惠留下的失落感摇晃着他。如果现在她在这里该有多好——他一天之中要这样想好几次。贵理惠的微笑、她出口的话语、相互拥抱时的肌肤感触无不让他怀念。喜欢的音乐，心仪的作家的新著，都安慰不了他的心，感觉上一切都那么遥远、那么生疏。
贵理惠有可能是第二个女人，淳平想道。
淳平再次遇到贵理惠，是在初春的一个午后。不，准确说来并非遇到，而是听到贵理惠的声音。
淳平那时坐在出租车上。路面拥挤。出租车年轻司机打开短波广播节目，她的声音从那里传来。起初淳平不太敢确定，只是觉得声音有些相似，但越听越清楚那是贵理惠的声音，是她的讲话方式。抑扬有致，轻松自如，停顿方式也有其特征。
“嗳，把声音调大一点儿好么？”淳平说。
“好的。”司机应道。
那是在广播电台演播室里的采访。女主持在向她提问。
“……就是说，您从小就喜欢高处了？”女主持问。
“是啊，”贵理惠——或者声音酷似她的女子——回答，“从懂事起就喜欢爬高。越高心情越放松。所以总是央求父母带到高楼大厦去。一个奇妙的孩子。”（笑）“结果，您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最初，在证券公司做分析员，但我很清楚那种工作不适合自己，所有三年就辞职了。刚开始擦大楼玻璃窗。本来想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什么的，但那种地方是男子汉世界，轻易不接受女性，于是暂且干起了擦玻璃窗的临时工。”
“从证券公司分析员变成了擦窗工。”
“老实说，作为我还是这样自在。和股票不同，就算跌落，跌落的也只是自己一个。”（笑）“说起擦窗，就是坐在吊车里，从楼顶上‘咕噜噜’往下垂放那种活计吧？”
“是的。当然安全缆是系着的。不过有的地方无论如何要把安全缆解掉。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的，地方再高也一点儿都不怕，所以相当受重视。”
“不登山吗？”
“对山几乎没有兴趣。在别人劝说下尝试了几次，但是不行。山再高也不觉得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仅限于垂直的人工高层建筑，什么缘故不晓得。”
“如今在城里经营专业情节高楼玻璃窗的公司，是吧？”
“是的。”她说，“打临时工攒了钱，六年前独立开了一家小公司。当然自己也去现场干活，但基本上成了经营者。这样可以不听命于人，自己自由做出决定，方便。”
“可以随意解掉安全缆？”
“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笑）“不喜欢系安全缆？”
“嗯，感觉上好像不是自己似的，简直就像穿了硬邦邦的紧身衣。”（笑）“就那么喜欢高处？”
“喜欢。置身于高处是我的天职。其他职业脑海中浮现不出来。职业这东西本来应是爱的行为，不是权宜性的婚姻。”
“现在放一支歌曲，詹姆斯·泰勒唱的《屋顶上》（Up on the Roof）。”女主持说道，“之后继续走钢丝话题。”
放音乐的时间里，淳平探身问驾驶员：“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是在高楼与高楼之间拉一根钢丝，在上面走来走去。”司机介绍说，“拿一根保持平衡用的长竿，算是一种杂技表演吧。我这人有恐高症，乘坐玻璃电梯都胆战心惊。说是好事也行，反正有点儿与众不同。人倒好像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那是职业？”淳平问。他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失去了重量，似乎是从车顶缝隙里传来的其他什么人的语声。
“嗯，好像有很多赞助商支持着。前不久听说在德国一个什么有名的大教堂做这个来着。本来想在更高的高楼上做的，但当局怎么也不批准。因为高到那个程度，安全网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她说要一步一步积累战绩，逐步挑战更高的地方。当然，光靠走钢丝吃不了饭，就像刚才说的，平时经营擦大楼玻璃窗的公司。同样是走钢丝，但她不愿意在马戏团那样的地方工作，说只对高层建筑感兴趣。”
“最妙不过的，是在那里可以使自己这个人完成变化。”她对采访者说，“或者说不变化就无法活下去。到了高处，那里只有我和风，其他什么都没有。风包拢着我、摇晃着我。风理解我这一存在，同时我理解风。我们决定互相接受，共同生存。惟有我和风——没有他者介入的余地。我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瞬间。不不，感觉不到恐惧。一旦脚踏高处，精神整个进入高度集中状态，恐惧当即消失。我们置身亲密无间的空白中，而我最最中意那样的瞬间。”
至于采访者能否理解贵理惠的谈话，淳平无从知晓。但不管怎样，反正贵理惠已经将其淡淡地说了出来。采访结束时，淳平叫出租车停下，下车走剩下的那段路，时而仰望高楼大厦，仰望流云。他明白了，风和她之间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的。他从中感觉到的是汹涌而来的嫉妒。可到底嫉妒什么呢？风？到底有谁会嫉妒风呢？
往下几个月时间里，淳平一直等待着贵理惠跟自己联系。他相见她，想单独和她说很多话，关于肾形石也想说说。然而电话没有打来。她的手机依旧“无法接通”。夏季到来，连他也放弃了希望。贵理惠已无意见他。是的，没有埋怨没有争执，两人的关系平稳地结束了。回想起来，这同他长期一来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毫无二致，某一天电话不再打来，一切就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地偃旗息鼓了。
该不该把她算到倒计数里面去呢？能将她视为三个有意义女性中的一个么？淳平为此相当烦恼。可是得不出结论。他打算在等半年，半年后再决定好了。
这半年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写短篇小说。他一边伏案推敲语句，一边心想贵理惠此刻大概也同风一起置身高处。自己面对桌子独自写小说之间，她独自位于比谁都高的地方，并且解掉了安全缆。淳平常常想起她那句话：一旦精神进入高度集中状态，那里便没有恐惧，只有我和风。淳平察觉到了自己开始对贵理惠怀有从不曾在其他女性身上感到的特殊感情。那是轮廓清晰、可摸可触、有纵深度的感情。他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一感情，但至少不能以其他什么取而代之。纵然再也见不到贵理惠，这一情思也将永远留在他的心间或骨髓那样的地方，他将在身体某处不断感受着贵理惠不在所造成的怅惘。
临近年底的时候，淳平下了决心：把她作为第二个好了。贵理惠对于他乃是“真正有意义”的女性之一。第二个好球。往下只剩一个。但他心中已没有恐惧。重要的不是数字。倒记数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完完全全容纳某一个人的心情，拿总是最初，又总是、也必须是最后。
大体与此同时，呈肾脏形状的黑色石块从女医生的桌子上消失了。一天早上，她发觉石块已不在那里。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点她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