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充满奇想的一年(2)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O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室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