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充满奇想的一年(3)
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我记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约翰谈谈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事不跟约翰商量。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方的声音。
我并不认为他总是对的，他也并不认为我总是对的，但我们彼此是对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投入和兴趣都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我们肯定会有争执，因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评论，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说我们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满了职业上的妒忌和憎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一般人坚持这么认为，只能说大众对婚姻的理解相当空洞。
这也曾经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件事。
从纽约医院回家当天晚上，我只记得房间里阒寂无声。
我在医院拿到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条灯心绒长裤，一件羊毛衫，一条皮带，我想没有别的东西了。灯心绒长裤的裤管已经裂开，我想应该是医务人员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迹。皮带被卷了起来。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插进他写字台上面的充电器。我记得我把他的银色钱夹放进卧室的一个盒子。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和法律服务证书都放在其中。这时我查看钱夹，看到他带着的是这些卡片：一张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纽约州驾驶证；一张大通银行的贷记卡；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一张富国银行的万事达卡；一张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卡；一张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会员卡（当时正是学院奖的投票时间，用这张会员卡可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不清楚了）；一张医保卡；一张地铁卡；还有一张美敦力公司发行的医疗卡，卡上写着"我身上植入了一个Kappa
900
SR型心律调整器"的字样，还有这件设备的序列号，移植它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附注"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记得自己将原来在他口袋里的纸币和我自己包里的纸币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钞票，小心翼翼地将二十元和二十元放在一起，十元和十元放在一起，五元、一元和五元、一元放在一起。我记得我一直在想，当我这么做，他会明白我正在处理事情。
当我在纽约医院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个门牙缺了一角，我想那是摔倒造成的，因为他脸上还有淤伤。隔日，我在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看到他的尸体，脸上的淤伤没那么明显了。我跟殡仪员说别给尸体化妆，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做点清洁工作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淤伤遮盖掉。和殡仪员打交道时，我依旧很漠然。我到坎贝尔殡仪馆来下了很大决心，决意避免任何不合适的反应（比如流泪、愤怒、在一片肃穆中无助地笑起来），结果我什么反应都没表露出来。我妈妈去世后，带走她尸体的殡仪员在床上空出来的地方放了一束假玫瑰。这是我弟弟告诉我的，他非常生气。他们也会给我假玫瑰。我记得自己匆匆选了一副棺材。我记得在我签署文件的办公室有一个老旧的时钟，已经停了。约翰的侄儿托尼·邓恩当时陪着我，他问殡仪员钟怎么不走了。殡仪员看上去很乐意向人解释这件装饰品，他说那个时钟已经停了好几年，但被当作"某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供人缅怀这家机构的往昔。他似乎拿时钟来给我上课。我想着金塔娜。殡仪员所说的，我也能大声地说出来；但我所喊不出来的，是想到金塔娜时脑里回荡的诗句：你的父亲长眠海底深处/他的双眼已经化成珍珠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