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从莫斯科发回一条消息,标题十分别致:《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下周受审》。这位女婿名叫丘尔 巴诺夫,被捕前曾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因受贿65万多卢布并犯有滥用职权罪被指控。消息中特意指出: “丘尔巴诺夫的婚姻没有破裂。他的妻子加利娜·勃列日涅娃是否作为证人出庭,将由苏联最高法院来决定。” 看来,已故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个女婿,前景大为不妙。
显然,审判一个贪污受贿的高级官员本不是什 么新奇事,似乎用不着过分渲染,而如果此人关系到了 某某 大人物,那可就另当别论,颇具有 “新闻价值” 了。上述勃列日涅夫之女婿受审案,即是一例。“女婿”这个角色,历来为人们另眼相看。
中国戏剧舞台上,亦有不少 “女婿戏”。久唱不衰的《铡美案》中,那个新科状元陈世美,就是因为经不住引诱,去做了皇帝的女婿,才惹出了这桩公案,最终被千夫所指。另一出京剧《打金枝》的主角也是皇帝的女婿,血气方刚的郭暧,因为受不了公主的任性和骄横,忍不住挥了一下拳头,却差点儿断送了性命。皇帝的女婿也不好当呀!
然而,封建时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乘龙快婿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天下自然是非亲莫属的,于是乎,只要是“天璜贵胄”,不管是酒囊饭袋,不论是纨裤膏粱。该王则王,该侯则侯,封妻荫子,不亦乐乎。所以何人不盼得有个攀龙附凤的幸遇?如是“太后娇客天子婿,人人争做驸马公。”一旦选中为东床,顷刻间身价百倍,荣华富贵接踵而来,何乐而不为?
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更何况后台便是老“泰山”。你看那个陈世美,一旦做了驸马爷,便翻脸不认人,倚仗权势,抛弃糟糠之妻;有恃无恐,暗害亲生儿女,真是可恶到了极点!但话说回来,若不是碰上了铁面无情、敢做敢为的黑包公,谁敢动皇帝的女婿一根毫毛?
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当今神州,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而那些活跃在经济领域中的“官倒爷”们,大都是一些很有“背景”的人物,其中亦不乏那种仰仗老丈人权力的角色。他们到处拉关系、通路子,倒腾紧俏商品,巧取豪夺,一夜暴富。而一旦事发,则又背靠大树,求助于“官官相护”,靠一张条子或一个电话化险为夷。由此,有人发问,勃列日涅夫任总书记那阵儿,有谁敢在丘尔巴诺夫头上动土?
其实,敢于向自家女婿动真格的人,也还是有的,明太祖朱元璋便是一个。
朱元璋以一个淮西布衣登上皇帝宝座,对于贪官污吏的危害深有体会。他说: “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贪官污吏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说到做到,以猛治贪,一直坚持“重绳赃官,置之严典” ,官吏贪污六十两银以上的就杀头示众,毫不留情。
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奉命出使四川,一路上鸣锣开道,好不威风。欧阳伦得意忘形,沿途广收贡品,后来竟强行用低价购进茶叶若干担,意欲日后易地而高价抛出,牟取暴利(看来“官倒”早就有之)。谁料到有人上奏此事,朱元璋大怒,执意要杀欧阳伦。此刻,便到了这出戏的 “高潮”——女儿苦苦哀求,太后屡屡劝阻,大臣们一一求情,朱元璋久久思索……女婿俗称外子,算得上“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从个人角度而言,杀了女婿,女儿便成了可怜的寡妇,的确不易下手……斗争的结果终久是王法大于人情,“将欧阳伦推出午门斩首! ”
朱元璋这事干得漂亮。“论恩则丘山不胜,在道则湖海可忘” ,大义灭亲值得称赞。
由丘尔巴诺夫受审想到了这许多,但愿大大小小的 “驸马公” 读了此文,请勿对号入座。
(1988年第11期《新疆青年》)
【赏析】
这是一篇颇具力度的文章。作者锋芒所向,直指时弊,有力地抨击了当今社会中活跃在经济领域里的那些很有背景的“官倒爷”们; 不但抨击他们的仰仗权利,巧取豪夺,而且更进一步抨击这些官倒爷们一旦事发,背靠大树,官官相护,化险为夷的现象。鲁迅当年谈到杂文时指出,“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力,首先就在于它正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的反响或抗争,而不是鲁迅所批评的那种“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小摆设” (《鲁迅全集》第4卷,第441页)。
文章的有力,还在于剖析的深刻、犀利。作者从“女婿”谈起,但并不局限于“女婿”这个角色; 透过翁婿关系,作者看到的是对权利的仰仗和滥用,看到的是权利对人心的腐蚀。因此,文章的锋芒所及,就不仅是依仗丈人权利巧取豪夺的女婿,而且是一切在权利问题上具有滥施和仰仗关系的人们,“女婿”成了一个普泛化的名词。而一句“勃列日涅夫任总书记那阵儿,有谁敢在丘尔巴诺夫头上动土?”则更把问题扩展开来,把读者的目光引向那些在其位坏其政的官官相护者。更进一层,作者又把这种现象的根源归之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归之于“家天下”的封建政治观。于此可见,文章之有力,根源于作者思想之深刻。
在表现方法上,此文的力度又是以含蓄的方式传达出来的。作者深刻的剖析不是取逻辑的表达方式,明白、直截地告诉读者,而是作为无形的精神流注于文章全体;激烈的抨击也不取直言指斥的方式,而是蓄力千钧,引而不发——把一切直接的抨击留给读者去完成。作者讲朱元璋的故事,并未作什么发挥,但读者不是可以由此想得更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