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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言必行,行必果》原文

发布时间:2023-01-08 1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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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行,行必果

南怀瑾认为,中国历代都很重视“信”,信作为五常之一,对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怀瑾是忠信思想的有力提倡者,他强调,人要言行一致,重承诺,守信用。人只有“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他说,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言必行,行必果”,即认为仁义君子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

孔子认为信是人与人交往相处的基础,信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也是治国晋身的基本准则。比如,说了的话,一定要守信用;确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坚决果敢地干下去。而当权者只有守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相反,统治者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今日是而明日非,弄得百姓无所适从,这样的统治者人民也就不敢再相信了,日子长了就会失去民心。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把信列入仁、义、礼、智中,使信成为五常之一。他认为,信是不推托,有诺必践,即人应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中国古代,一言九鼎,一诺千金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串串的成语和俗语,都显示了古人对诚信的推崇。

战国时的魏文侯,有一次对管理猎场的人说:“两天后,我要到此来打猎。”

到了那一天,文侯因与臣僚们饮酒,正饮了一半,文侯停下了酒杯,说:“天不早了,我要出去。”

臣僚们惊讶道:“外面正下着雨,我们这里饮酒又很快乐,你干什么去?不要走!”

文侯说:“我两天前与管理猎场的人约好的今天去打猎,不管怎么说,不好失约啊!”说完冒雨走了。

贵为君王的文侯,如此信守与人的约会,是因为他明白信义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一条道德准则,人一旦许诺,就要做到,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守信、诚实、靠得住的形象,相反,轻诺别人,轻易食言,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守信的声誉,更会让他人看不起,有时还会严重地伤害别人。

三国时代,吴国大夫鲁肃在诸葛孔明的说动下,一时慌乱,轻率地许诺作保把荆州借给了刘备。岂知这一许诺,使得东吴最终围绕荆州,吴蜀你争我夺,东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气死了周瑜,为难了鲁肃。

古代历史上还有一件失信的史事。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率领五万人去攻打中山国。当时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国君姬窟利用此一父子关系,一再要求乐舒去请求宽延攻城时间。乐羊为了减少中山国百姓的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答应了乐舒的要求。如此三次,三个月过去了,乐羊还未攻城。西门豹沉不住气了,询问乐羊为何迟迟不攻城。乐羊说:“我再三拖延,不是为了顾及父子之情,而是为了取得民心,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国君是怎样三番两次地失信于人。”果然,由于中山国国君的一再失信,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结果一战即败。

与此相反,信守承诺的晋文公即使面临泰山压顶的危机也遵守承诺,最终得到了人心,取得了成功。

《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

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便命令撤退。此时,从城中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

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天吧!”

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

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纷纷赞扬道:“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

晋文公凭借着信义,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可见信是诚的重要内容。

孔子说,“恭、宽、信、敏、惠,五者仁也,而能行五者于天下,就称得上是仁人了。”在这方面,诸葛亮的做法也非常值得一提。

三国时代,诸葛亮在祁山布阵与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士兵疲惫不堪,诸葛亮为了休养兵力,每次安排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国内休养。

战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诸葛亮进言说:“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以现在的兵力来看,恐怕难以获胜,恳请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确保兵力。”诸葛亮说:“我率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与部下约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休养。而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大败敌军。

想到就说,朝言夕改;好夸海口,从不兑现;言不由衷,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居心叵测,谎言哄骗,凡此种种之人都不是诚信之人,往往被人嗤之以鼻和唾弃。我们要不忘记古人的教导,重诚守信,一诺千金,这才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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