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在1922年3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 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 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 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6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 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10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22卷(1925)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 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 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7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 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3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1卷12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 “第一是小品文字， 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 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 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 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 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 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13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7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 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 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 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 美文古已有之， 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 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 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 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 思想上也自然要比400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 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 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 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 从表现说， 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 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 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 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 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 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 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 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 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 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 或委曲， 或缜密， 或劲健， 或绮丽， 或洗炼，或流动， 或含蓄， 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 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 写过小说， 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 说我不能做抒情诗， 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 《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 《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 那种经济的， 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 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4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 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 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 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 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 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 是在读者。
1928年，7月31日。
(《背影》， 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初版)
赏析
《背影》是朱自清的著名散文集，1928年出版，共收散文15篇。这些散文大多具有浓郁的情致和诗的意境，形成了清新朴实、委婉深切、严谨细密的风格。它对于创建民族风格的白话散文，发挥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背影》的序言，可以看作一篇文艺论文。它具体地说明了白话散文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发展的原因，论述了散文体裁的特点及价值，并说明了自己走上散文创作道路的经过等等。它对现代散文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序文充分体现了朱自清分析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诚挚谦虚的性格。朱自清分析问题全面细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偏执、虚夸。如对散文体裁的价值的评估：“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他还说，散文“不能算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又指出： “对‘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同时又说：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是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朱自清对散文体裁的这种评价完全是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朱自清对自己的才力的估计充分表现出他的谦虚、坦率、朴实。如他在对各种文体作评价之前，先说：“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种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在谈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 “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他还说： “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不虚夸、不矫饰、坦率、诚恳是朱自清性格的突出特点，在这篇序文中其性格得到明显的显现。
序文的语言朴实自然，充分体现了朱自清散文的语言风格。朱自清写散文追求一种“谈话风”，这篇序文就是具有“谈话风”的。作者不是摆开架势大作文章，而是像对着读者娓娓谈心一样， 自自然然、朴朴实实地说明、论述有关散文的种种问题。如“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的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种谈话的口吻。全文就是用这样谈话的口吻来论述有关散文的理论问题的。正因为如此，使人读起来感到亲切有味，在不知不觉中领会、接受了作者对散文的种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