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对这门学科的建设也贡献过力量的事，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建国之初，“中国新文学史”开始进入了大学的讲坛， 中央教育部规定它为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 并且组织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其中“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依照部定在1951年6月以前，各门必修课都要草拟一个教学大纲，印发全国有关各校施行。其中“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就是由教育部聘请老舍先生召集的;参加的还有李何林同志①、蔡仪同志②和我(原定有陈涌同志③，他因事未能参加)。我记得商讨会是于1951年春天在老舍先生家里举行的，共有两次。那个“大纲”大家推我起草，后来李何林同志将起草经过和“大纲”条目以及选录的几篇重要文章，编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一书，于1951年7月由新建设杂志社出版。老舍先生当时讲的许多话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意见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文学史必须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不能光讲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这在今天也许并无太多的新意，但在当时确实有其针对性， 因此那个“大纲”也是努力这样做的。老舍先生很关心新文学作品在读者中的流行情况，但并不具体议论某一作家或作品，他认为作家应该以自己的作品来赢得读者，这是我在同他多次接触中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以为这是值得效法的一种品德。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老舍先生作品的出现，就是促使新文学的读者面大为开拓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从开始起就担负了思想启蒙的任务， 因此就作品内容说，最初进入作家写作视野的， 是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主要启蒙对象的农民;作家要求写出他们的生活、命运和追求，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但由此也带来一种后果，就是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城市中占很大比重的市民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他们对新文学仍然十分隔膜， 市民文化阵地主要是被鸳鸯蝴蝶派所占据的。直到老舍先生的作品出现， 才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与情绪， 更重要的是老舍先生使这种反映成为真正的艺术。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市民阶层以及其他阶层的广大读者，使现代文学的“根”更深地扎在中国普通人民(包括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 同消闲式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争取读者的较量，是关系到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一场硬仗，应该说，老舍先生是以他的创作实绩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近来关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讨论很热烈， 其实虽然由于不同的文化素养，读者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但“严肃”与“通俗”绝不是对立的。目前为人们所谴责的那些东西，是既不严肃，也不能视为通俗文学的。谁都知道老舍先生文笔幽默， 得到了各阶层读者的喜爱，难道从任何意义讲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不严肃的吗?老舍所创造的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特别是作为形式基本要素的语言)，都是现代的， 同时又是民族的， 可以说真正作到了“雅俗共赏”。他的一些艺术精品成为现代文学的典范， 作者本人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有数的语言大师之一。其实，这些话对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现在已经成为普遍的常识;但这恰恰说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筛选和检验，老舍先生的地位和贡献已经得到了历史的确认。
那么，我们对于老舍先生及其创作的认识， 是否已经到头了呢?当然不是。以前人说“好书不厌千回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属于“常读常新”的那类艺术;每读一遍人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启示，都能给人以新鲜的艺术滋养。我这次重读了经过舒济女士精心编选的这本选集，就再一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新的“发现”的惊异和喜悦。按说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上了年纪的人， 已经不大容易产生这种新鲜感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辑录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老舍先生的作品(包括刚刚发现的《小人物自述》)，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本身的生活和艺术底蕴的深厚，作者本人个性的鲜明， 它很自然地把读者带入了 “不断创造”的新天地。
请读读《小人物自述》里的这段文字吧。在叙述了自己出生的艰难后， 作者这样写道：
每逢看见一条癞狗， 骨头全要支到皮外， 皮上很吝啬的附着几根毛， 像写意山水上的草儿那么稀疏， 我就要问： 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这点关切一定不出于轻蔑， 而是出于同病相怜。在这条可怜的活东西身上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当初干吗活着?怎样活着来的?和这条狗一样，得不到任何回答， 只是默然的感到一些迷惘，一些恐怖，一些无可形容的忧郁，是的，我的过去——记得的， 听说的，似记得又似忘掉的——是那么黑的一片， 我不知是怎样摸索着走出来的。走出来， 并无可欣喜;想起来，却在悲苦之中稍微有一点爱恋;把这点爱恋设若也减除了去， 那简直的连现在的生活也是多余， 没有一点意义了。
你能不为老舍先生的真诚坦露而深深地感动么?在这里，老舍先生向我们——每个读者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这关于“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的思索，这“一些迷惘， 一些恐怖”，这“无可形容的忧郁”，这“悲苦之中稍微有一点爱恋”，——所有这些情感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都是“老舍式”的。它向我们提供了理解老舍作品的一条线索，一条从作者的内在的、深沉的心灵世界去理解他的作品的线索。
“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这是老舍先生从自身艰难生活中提出的关于人生哲理的反思，饱含着内心的酸辛;但它同时又构成了贯串几乎老舍所有作品的内在的主旋律。在他的作品中所描绘的各种生存方式的背后，都响彻着这样的老舍式的“天问”， 牵动着他的缕缕情思。
在收入本书的《月牙儿》里，被压迫的下层妇女曾经做过“自食其力， 用我的劳力自己挣饭吃”的梦，却被无情的现实一次次地击碎，最后终于明白： “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她选择了母亲的生存方式：“卖一辈子肉， 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同时又痛心疾首地呼喊：“我爱活着， 而不应当这样活着!”
在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里， 另一位下层人民的典型洋车夫祥子因理想破灭而沉沦时，他也看到了一条委琐的、瘦棱棱的癞狗，那正是祥子命运的象征： “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将就着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想了。”作者沉痛地作了这样的概括：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 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 可是变成了走兽。”这里几乎是重复了 《小人物自述》里上述作者自己的生活体验。这就表明：老舍先生在描绘下层人民的命运时， 是浸注了他的全部感情的;从某种意义讲，也就是在写他自己。用作者的话说， 就是“同病相怜”。因此， 他不能不在客观描绘中注入自己的主观感受。面对着“人无论怎样挣扎， 只能如动物般活着，人变成兽”，这人世间最大的残酷， 他和他的人物一起感到了 “一些恐怖”与“一些迷惘”。“我招谁惹谁啦?”“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老舍先生和他的祥子(《骆驼祥子》)、裱糊匠(《我这一辈子》)， 为着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出了同样的充满惶惑、愤激的声音。
老舍先生的作品中，还描绘了城市风光和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是与悠久而精致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收入本书中的几篇散文《想北平》、《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以及《小人物自述》中，作者怀着不可言说的温情，绘下了一幅幅精巧的剪影：在北京， “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 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 都市“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 在这里， 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这环境是“人为之中显出自然”的; “面向着积水潭， 背后是城墙， 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 无所求也无可怕， 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这生活是“动中有静的”(《想北平》)。这里的人呢，是那样的有模有样有气派!你瞧那身打扮： “青洋绉裤子，新漂白细市布的小褂， 和一双鱼鳞洒鞋”;你瞧那身技艺：“腿快， 手飘洒， 一个飞脚起去， 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断魂枪》)!还有那古道热肠的侠义性格， 即使“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 仍然到处救济别人， “人情往往能战胜理智(《宗月大师》)。老舍先生一再强调，他自己和由这样的环境、人物、生存方式构成的北京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联系： “我的一切都由此发生，我的性格是在这里铸成的”(《小人物自述》)，“它是在我的血里”(《想北平》)。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半殖民地化，“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人们还来不及思索，这一切“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了; “今天是火车、快枪， 通商与恐怖”(《断魂枪》)! 当“神枪沙子龙”意识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宣布“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断魂枪》)，忍气吞声地躲在已经改成客栈的后院里时， 那老舍式的疑问“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的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 而它所唤起的情感， 只能是“无可形容的忧郁”，“悲苦中又含有挣脱不掉的爱恋”。在这里，人物与作家的情感已经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这是老舍先生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曲挽歌。
收入本书中的《何容何许人也》与《新韩穆烈德》， 一为人物速写， 一为小说，但都写出了某些市民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老舍先生说：“他们的生年月日就不对：都生在前清末年，现在都在35与40岁之间(按：此文作于1935年)。礼义廉耻与孝弟忠信， 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分量。同时， 他们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 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何容何许人也》)。老舍先生相当准确地写出这群生活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大时代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地位， 以及他们“徘徊、迟疑、苦闷”的思想性格特征。作者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发现了 “哈姆雷特” (译为“韩穆烈德”)的幽魂，“理智上的清醒认识与行动上的无所作为”构成了他们生存方式上的尖锐矛盾， “结果呢， 还是努力维持旧局面而已”。“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这个问题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知识分子的自省使他们陷入了更深的矛盾和痛苦。这些人， 都是老舍先生的朋友，作者说“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他们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何容何许人也》)。显然，这些朋友的影子中也有作者自己。哈姆雷特式的矛盾是作者虽然加以嘲讽但又确实曾经有过的， 作者在剖析他的知识分子人物时， 他也在或一程度上剖析着自己。因此，在他的笔下， 既充满了嘲讽(一种自嘲)， 又含着脉脉的温情(一种自我宽解)。
从根柢上说，老舍先生的内心感情是忧郁的，但他选择的表达方式却是笑。他在一篇散文里说： “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又是一年芳草绿》)。我们正应该这样去理解和欣赏他的“幽默文”。请读读《多鼠斋杂谈》： “戒酒”、“戒烟”、“戒茶”，单这几个“戒”字，就道尽了抗战时期文人生活的窘迫， 在自我嘲解中充满了辛酸。还有“衣”这段文章里那件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在作者的笔下， 却写成了它“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 再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 在这种老舍式的幽默里， 显示着在困苦中挣扎的中国文人传统的达观和倔强。不用细说，这里字里行间， 都闪现着老舍先生的身影：戴着那顶“经雨淋、汗沤、风吹、日晒”，“铁筋洋灰的呢帽”， 穿着“自来旧”的布制成的“困难衣”， 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走着， 走着……。他从小在困苦中长大， 任凭什么样的物质的、心灵的磨难都压不倒他!
就这样，我们在老舍先生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看见了作者本人。在他描绘的社会生活与人物形象里， 都熔铸了他自己的遭遇， 理想，追求与个性。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描写之下，奔涌着或是迷惘、忧郁，或是愤激、爱恋的作者情感的潜流。他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主客观交融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蕴含着一种醇厚的诗意;如他自己所说，像《月牙儿》这样的作品，他是有着“以散文诗写小说”的自觉追求的(《老舍选集·自序》)。老舍先生无疑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本书就收了一篇题名为《诗人》的文章，他把诗人称之为“最快活、最苦痛、最天真、最崇高、最可爱、最伟大的疯子”，“要掉了头，牺牲了命，而必求真理至善之阐明，与美丽幸福之揭示， 才是诗人”。这可以说是正是老舍先生的自我写照：他不是为了真理， 为了艺术，“舍身全节”， 写下了最悲壮的生命之诗么?前面我说过，老舍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艺术地将市民阶层的命运和追求引入了现代文学领域;现在，我还要补充说：他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市民诗人”。
老舍先生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他的脍炙人口的精品大都是长篇，要在一本篇幅不多的选集中选出可以代表他多方面成就的作品是很困难的。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借一斑略知全豹”;本书编者舒济女士不仅与老舍先生父女情深，真正领受过作者品德的感召，而且参预了《老舍文集》的编纂工作，对作者的全部作品进行过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经过她的精心编选，应该说，读者是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对老舍先生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成就的比较准确的了解的， 因此我愿意把它推荐给爱好文学的广大读者。
1986年2月22日，于北京大学寓所。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注释
①李何林，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家。1904年生，安徽霍丘人，曾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南开大学等，担任过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1988年逝世。②蔡仪，文学理论家。1906年生，湖南人，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蔡仪美学论文选》 (上下)等。③陈涌， 文学评论家。1919年生，广东南海人，主要著作有《文学评论集》、《陈涌文学论集》等。
赏析
就文体而言，序文是既可以以叙为主， 自由宽泛地侃侃而谈， 又可以是一篇殚思竭虑、议论风生的学术论文。王瑶的这篇序便属于后者。
王瑶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论家、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你如果是一位青年学子，得允王先生为之作序，那无疑是一种充满荣誉的鼓励和奖掖;假若是一位像老舍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王先生的序作则就具有权威评论和历史定位的价值。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老舍》卷不过只选集了老舍创作很少一部分，包括8篇短篇小说、4首诗及30篇短文，它不能代表老舍创作的主要成就，若仅就所选作品进行评论那就受到了限制。这篇序文的分量之重、之可贵正在于不受此限制，而是以此书选文为主要例证和线索，结论则是建立在对老舍其人及全部作品的研究和理解上，而且将老舍置于整个新文学发展的背景上，论析了老舍创作的风格特点及其独特贡献、在中国新文史学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当这篇序作提前以《老舍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为题发表在1987年的《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观点不断被征引作为评价老舍创作的权威性结论。
就这篇序作的内容而言，大体上包括四部分：其一即开头一段，说明老舍不光是作家，他还是和序文作者一样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最初贡献的开拓者之一。老舍当时提出的文学史应以作家作品为主的看法得到参与者的共识。序文并由此高度评价了老舍创作的出现，“就是促使新文学的读者面大为开拓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从而显示出序作者的史家眼光。其二是综论老舍对新文学的贡献及地位，指出老舍的创作扩大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题材视野，并使新文学描写市民生活“成为真正的艺术。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市民阶层以及其他阶层的广大读者，使现代文学的‘根’更深地扎在中国普通人民(包括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老舍的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现代的，同时又是民族的，可以说真正作到了‘雅俗共赏’”， “他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市民诗人’”。其三进一步具体论述重读老舍作品的新“发现”：老舍通过创作关于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无不饱含着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和心灵世界酸辛，它构成老舍创作的“内在的主旋律”。接着序作从老舍反映底层社会生活的作品，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甚至从一些描绘城市风光和普通人生活末节的散文小品文等，细致阐述了在“老舍先生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看见了作者本人。在他描绘的社会生活与人物形象里，都熔铸了他自己的遭遇，理想、追求与个性。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描写之下，奔涌着或是迷惘、忧郁，或是愤激、爱恋的作者情感的潜流。他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主客观交融的世界”。其四是序文末段表明对选本《老舍》的看法。作为序文此段是必要的，作为论作则结束于前段末尾最好。
总之，这篇序作，其实是一篇科学性强、逻辑严密、既高屋建瓴、又析理入肌的学术论文，它对于我们认识老舍的特殊贡献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权威和指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