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 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 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 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 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 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 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 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 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己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 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 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 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 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赏析】
《山地回忆》是孙犁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大体上能够概括孙犁小说的一些风格特色:取材小中见大; 构思新颖别致;情感细腻含蓄;文笔清新活泼。
小说的构思由两个细节——“山地蓝”和一双袜子引发开去,布局巧妙,章法严谨。小说由当前出发,追忆往事,从一个农民代表身上穿的一件土靛染的浅蓝粗布裤褂,回想起多年前山地战斗生活那段不寻常的岁月; 由和平时期很少见到的土里土气的浅蓝粗布联想起战争年代被视为“鲜亮好看”的“山地蓝”;再由山地不种棉花,以麻代线,连袜底也用麻来纳,引出一双袜子的故事,然后回叙“我”与那个姑娘及其一家人那段难以忘却的动人的往事。因为这双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成了老交情,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正是1941年冬天,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年代。那双袜子的经历侧面透示了时代的风云,象征着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它是如此坚实牢固。“我”走遍了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由于一次偶然的疏忽,袜子被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却冲不掉“我”对山地生活的回忆,也冲不掉“我”对那姑娘的怀念之情。前有伏笔,后有呼应,像嚼橄榄一样,念起来回味无穷。可见小说的思路是沿着上述那两个鲜为人注意的细节逐层延伸、拓展,开掘出新意的。构思就显得很独特,不落俗套。
小说的核心部分自然是写人,写那个连姓名也未作交代的姑娘。
作者刻画人物,采用了传统小说惯用的艺术手法,即选择一个特定的场景,让人物在里面活动着,从人物之间的对话和动作中,显示其个性特点和精神风貌,从而折射环境和时代的面影。
河边那个场景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笔墨干净利索,人物个性跃然纸上,氛围点染富有特色。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处处从“我”的视角和所见所闻出发,以情境的目击者的身分来进行叙述,因而就增添了身历其境的真切感和主观抒情气氛。“我”在河边洗脸,突然受到下水流那边一个姑娘传来的一声指责: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去!” “我”惊了一下,说话的声口好厉害! 此处的写法,我认为是借鉴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出场,达到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我”有些恼羞成怒了,难免会申辩几句,可是又受到那姑娘更为严厉的呵责:“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连珠炮式的进攻,简直逼得我招架不住,“我”只得忍气吞声地表示认错,但她还是寸步不让,话说得多干脆:“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不行!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怎么办?弄得“我”哭笑不得,非常尴尬。这幕场景描绘,几乎全是对话,只是加上不多几个动作描写,没有作任何心理开掘,然而姑娘的音容笑貌,神情姿态,却宛然如在眼前,尤其是说话好“凶”,那快嘴利舌,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尽管那姑娘说话似乎有点尖刻,但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当她发现“我”在严冬季节还光着脚,没有袜子穿,她就立即表示愿意为“我”做双袜子,还主动邀请“我”到她家里去,从对话的前后对比中,写出了姑娘的热情、纯朴、善良,还略带一点儿孩子气。
作者在对人物作对话描写的同时,并未忘记对人物作必要的肖像描写。从一人眼中写另一人,有人认为,这是来自西方现代小说的新的叙述和描写手法。其实未必尽然。我国传统小说,采用此法的颇多。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荣国府,都是从黛玉的视角来描述各式各样人物的举态相貌的,写得就非常精彩。这篇小说刻画姑娘的神态,就从“我”的内视角作艺术上的扫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 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 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 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 食粮。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 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 了。
这里的肖像描写,我认为有三个特点: 一、不作静态描写,而是从人物的动作中刻画人物的肖像,呈现出一种动态美; 二、从“我”的内视角来写彼,彼的谈吐、神情、动作,都是“我”眼中所见、耳中所闻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因而在彼身上无形中打上了“我”的情感烙印,这比全知全能式的外视角叙述要生动得多;三、重神似不重形似。尤其是“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寥寥数笔比喻性的描绘,却显得如此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中国传统小说和绘画,提倡传神写照,贵在得意。相传晋代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眼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刻画人物,首先要画好眼睛; 眼睛画活了,人物的特征便抓住了。我们不要把“画眼睛”之说理解得过于狭隘,凡是能显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之处,都可以说是“眼睛”的所在。作家善于捕捉住对象的最有特色的动作、语言、神情,通过一举手、一投足、一顾一盼、一颦一笑这些外部形象的艺术描绘,揭示出人物的鲜活的个性风貌,这就是我国传统小说美学中关于传神写照之说的基本内涵,它明显地区别于现代西方小说的“重内轻外”。作家孙犁是擅长用白描手法“画眼睛”的,这篇《山地回忆》中对姑娘的描绘,可说是提供了生动的一例。
孙犁的小说不追求情节的巧合,比较接近于散文化的风格。讲究浑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篇小说没有把着眼点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上,而是选择了两次战斗中间的一段缝隙,也即是相对平静的阶段,写出了军民之间的日常生活和鱼水之情。如果说,小说的前半篇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以特写式的镜头集中刻画了那位山村姑娘的风姿神韵的话,那么小说的后半篇撰写“我”与那一家人的亲密关系,更有点像纪实散文了。不拘一格,意随笔到,行文更为自由。《山地回忆》要是不标明是篇虚构性的小说,你把它放在散文、回忆录或报告文学之内,恐怕读者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吧。这类具有散文化风格的小说,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数量不算小。如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河上柳》、《桃园》,沈从文的《柏子》、《静》,艾芜的《山峡中》、《流浪人》,乃至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的人家》,都称得上是散文化小说中的精品。孙犁的《山地回忆》,排入此一行列,我想是决不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