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起清江南织造曹氏四代宦海浮沉，没于曹雪芹。他过着从“粪土金银，弃掷珍馐”到“举家吃粥酒常赊”的生活，于是十年功成《红楼梦》。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唐代杜甫一生跨开元盛世和中唐乱世，于是在“万方多难”中成就了“诗圣”的大名。曹雪芹和杜甫，二者同样以文学作品填充了命运的落差，创作出至今仍领风骚的文学作品。
杜甫的一生，有两个主要的矛盾推动着他文学与生活的进程，一是他早年入仕和归隐之间的矛盾，二是他中年应顺应本性爱民还是帮助统治者削民之间的矛盾。
在作者冯至笔下的唐长安城是整饬、庄严的,然而家家户户红墙映着的已是夕阳。被国家富强之景翳眼的玄宗不知桑门害政，将社稷国运交托于佞臣，便与贵妃纵情声色，讽谏受阻，忠者见谪，信者被害，而当时蒙在“盛唐”政治上的便是阴霾。在后来驱使着杜甫诗载民间疾苦的一腔爱国热情、忧国思情在这时只被买买官职前为官之一次又一次的名不副实的选官考试和越来越窘迫的生活打击着，这说明唐朝在没有破落得要买卖官职前谋官之路就如老鼠洞――见则堵之，也使得他与李白相处时亲睹的其豪放生活与现时入仕无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一边想念着李白，又一边不断予权贵以求官之诗，贫困与事业心注定杜甫无法潇洒。而此时杜甫的诗正如原文所说，“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
杜甫诗风的变化与他人生矛盾乃至唐朝国运的转折在时间上是有重叠的，但是最前者首先起了变化。孔语“四十而不惑”，从杜甫的诗歌之路的选择上看来的确如此。40岁写下的兵车行一诗开始，他诗的国土扩大了，他的现实主义诗歌由受苦受难的百姓填充而越来越入木三分，导致这个变化的是“他由于进仕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饿接触到人民的痛苦”。因为“君子不仕无义”而在入世与出世间拣出前者，又因为这个选择而悟得上述道理进而发生后来文学创作上的改变，看来杜甫本人虽然佛缘不深但他一生的经历总是规规矩矩的循了因果论。
“拜应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这是杜甫朋友高适临官场有感，但对于杜甫以往历历在目的何止是这冰山一角，对百姓的怜悯之词又岂止这三言两语？那时他４４岁，身无一职，在县尉的乌纱帽前，却又不愿步高适后尘，然而当时唐朝的山河也即将要破碎在安史之乱中。后来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流亡时期他又获得左拾遗一职，这个职位低得可怜得官职是皇帝身边负责上柬与荐良的。这样他人生的第二个矛盾（中年应顺应本性爱民还是帮助统治者削民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像撞石钻土、喧豗不止的滂沱雨，虽然来势汹汹，但却为杜甫诗风改变这早已播下的种子得茁壮生长提供了机会。
对水深火热人民的无法割舍将杜甫从皇帝身边拉向群众，即使这并不是杜甫乐意的。一组诗篇杰作――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出现已可说明矛盾哪方占优势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终于，杜甫无边落木与不尽长江的磅礴之气没有化成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浪漫与不羁，他点石成金的文采也不会化成近代作家们的刀枪笔杆，他的那条诗路就像农人咬牙忍着烈日，渔夫挺腰顶着风浪后最真实却有力的诉说。杜甫的诗撼人心扉，是因用笔的力度重似写史。
世界上许多文学家认为沙翁不是属于某个年代的而是像他自己的作品一样的永恒，但是即使这个信念再坚固，人们在研究和欣赏的时候也无法轻易的跨过时代与文字运用不一的坎儿，我们在研究杜甫的时候也是遭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篇传记终于让我停在以往一贯奔走着的驿道旁，稍将重点从分析《蜀相》中“自”和“空”是否可以换掉、《登高》的首联到底可以数出多少个对仗结构，移向真实具体的蓬乱的长安之春是如何让杜甫惊心、溅泪，移向拥洞庭胜状的岳阳楼上杜甫是如何因目睹战火而愁思不断，而这些都是走马无暇目及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