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反抗
《鼠疫》的作者是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展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而《鼠疫》这本作品的主题，在我看来，便是“荒诞”与“反抗”。
故事发生在一座名为奥兰的普通城市，一座没有臆想、纯粹现代的城市.开篇是里厄医生在公寓文中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当时所有人都不以为然，直到鼠患发生，人们开始困惑、惊异，而门房之死便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一个恐惧大行其道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天光明净的季节，“鼠疫”这个词却在奥兰中回响。开始时，政府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报道一下，白纸小布台匆匆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随着患高烧症的人数天天飞跃，防控才进入下一阶段—封城。之后便是各种反抗鼠疫的措施，帕纳卢神父的周末弥撒，塔鲁组织了一支民间志愿队等等。里厄大夫自始至终奔驰于抗疫一线，朗贝尔从渴望逃离到参加志愿队，格朗患上鼠疫后奇迹般的辛存以及一直和鼠疫斗争的斗士塔鲁最终丧命于鼠疫。
“鼠疫”并不只是鼠疫，它还是疾病、战争等一系列恶的代名词。“鼠疫，每个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塔鲁，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英雄，他声称自己只是克制自己不做“无辜的杀人者”，并认为人很难进入第三境界，但因此，他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求减少损失。这本书中的英雄主义并不在于牺牲或是奉献，在加谬看来，歌颂奉献更像是一种道德绑架，无视了人的自我意志，用牺牲将个人幸福掩盖并将牺牲推上神坛，“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这会让人认为义举十分罕见，而冷漠与罪恶，才是常态。我认为加谬推崇的英雄主义是反抗精神。“全国人民都在忍受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这种反抗，是所有人在鼠疫来临时都应该做些什么，即然病魔降临，那就责无旁贷，必须与之斗争，鼠疫是所有人的事，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鼠疫似乎将所有人囚禁了，但这并不是鼠疫让生活如此，而是生活本就如此。死亡并非是鼠疫的杰作，鼠疫的可怕无非是让从未思考过死亡或是试图逃避的人也置身其中了。就像小说结尾前的对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如同朗贝尔因鼠疫的发生被滞留在奥兰城一样，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非自愿，鼠疫初期，朗贝尔视自己如局外人，把自己寄托在与家人重逢的美好未来上。可现实是，过去和未来均不能拯救他。所有人都被流放到现在了，每个人都在游戏中。为此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与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荒谬当道，爱拯救之。”正是因为现实如此荒诞，却恰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隔绝现实的联系，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活着，生命正是一条不断抗争的路.正如里厄与塔鲁的对话——您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永远是暂时的，这我知道，但不能称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对，这不成其理由。但是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这一段与西西弗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确信自己的自由已到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生以待毙或投身于崇高理想，都是徒劳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无功，所有成果都将归于平静。那么当胜利与失败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那我们的抗争还能称得上有意义吗？抗争本身就是意义。人类的抗争或许无济于事，人类永远也无法消灭恶，但是唯有反抗了，才能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反抗对事物没有意义，但反抗本身便是意义，我反抗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