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 饭 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 竟 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观照人生
【第2篇】
1 宇宙和人生
佛教，教义或佛理，来源于对人生（或世间）有某种看法，对人生问题有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说禅，说佛教，有如寻长江、黄河的源头，不能不由人生说起。
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包括看法和对待办法）是“多”。有一种道，在老庄眼里也许是最高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这很不容易，即以老庄而论，赞颂“虚其心，实其腹”，赞颂，就是已经在比较、选择，也就是心里早已装了不少东西，并非虚其心，不识不知。这里的情况，正如郑板桥所说，是“难得糊涂”。不能糊涂，睁眼就会看见人生，闭眼就会为这样那样的人生问题所苦。如孔子就颇有这种心情，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回到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时期，至少就常态的人说，是办不到了。所以就只好接受现实，该看就看，该想就想。遗憾的是，有不少现象，简直想不明白；有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是人生的环境或基地，旧的说法是天地，新的说法是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清楚。由有文献记录起，人们就在猜谜，阴阳五行，无极而太极，地水火风，上帝创世，等等，费了很大力，所得也许不值后来人一笑。笑人的后来人呢？所知显然多了，大的，由银河系到类星体，小的，由分子到基本粒子，外加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等等，可是，如果以彻底了解的要求为鹄的，究竟比阴阳五行之类前进了多少？像是只移动了一点点。我们住在“有”的世界里，“有”是怎么回事？甚至证明其为“有”，除了直观以外，我们也是想不出好办法。在这种地方，万不得已，我们还是只能接受或者可以称之为本能的信仰，我们既然已经“感”其为有，那就只好“信”其为有。
信为有，定了，接着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不是“无”？有没有起因？如果有，这“因”或“最初”是什么？想到初，自然连带会想到“趋向”，向哪里？如果有所向，即传统所谓“天命”，是不是蕴涵着“目的”？目的，由“意志”的桥一跳，就会过渡到“生命”，与“人生”近了，不可避免地又会引来一连串问题。
这一连串问题，因为接近，所以就更加迫切，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就是以“个人自扫门前雪”为信条的人也躲不开。古今中外的贤哲，几乎都是不想躲。有的甚至追得很深远，如法国的笛卡尔，一疑再疑，最后对“我”的存在也起了疑心。左思右想，渴望证明其为有。最后还是借重左思右想，说：
“我思，故我在。”证明“我”不是虚假的，拍拍胸脯就是。这样证明，后来有人（如罗素）认为也是自己骗自己，因为“思”只能证明“思在”，“我”是偷偷跟进来的。我们是常人，可以不、甚至不应该这样走入思辨的奥境；那就还是借重于常识或本能的信仰，说，不管原因和证据是什么，“我”的确是存在。“我”有了稳固地位，与“我”有关的“人生”也就成为硬梆梆的现实。人生，与宇宙相比，虽然个头儿小得可怜，但它是家门之内的事，所谓休戚相关，因而就不能不引来更多的人的更深沉的思虑。
2 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以著书立说或聚徒授业的为限，西方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由孔子起，可以说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方面费尽了心血。所得不能说少。但是，惟其因为看法和办法也多，我们可以推论，就质说，所得并不很多。明确一些说，所得的十之九是病情方面的清楚，不是药理方面的有效。说起病情，大大小小，一言难尽。这里选一点点大户谈一谈。
3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4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5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6 欲的满足
说来也许是值得感伤的，这更为根本的什么，或者并无价值可言。原因是，人生，扩大到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何自来，莫明其妙，有何意义，也莫明其妙。这是一面。
另一面，这现象的一部分（生活）却实实在在，并且在感知之前早已受命，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只能向此处而不能向彼处。这用《中庸》的话说，是“天命之谓性”。天为什么命，为什么这样命，不知道，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率性”而行。想抗吗？连抗的力量和方式也不能不来自天命。说句泄气的话，至少叔本华这样看，是彻底的被动。这被动的情况，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不能不动。这就使我们又碰到人生问题：怎么理解才对？怎么活动才对？“天命之谓性”是一种理解。与之相连的有性的性质问题，很麻烦。为这个，孟子曾经同告子展开辩论。孟子是理想主义者，主张性善，想凭借良心以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显然是书生坐在书斋里作的白日梦。与孟子相比，荀子实际得多，由书斋走到街上，看到形形色色，于是以所见为根据，主张性恶，也就是成为教化主义者。教化，会多有实效；但是，如果性恶的想法对了，推崇教化的善念又从何而来？孟荀以后，两千几百年来，无数读书人，包括韩愈、李翱，以及几乎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在这上面大动脑筋，因为像孟荀一样，都认为这同修身治国平天下有血肉联系。花样越来越多，如有善有恶，性善情恶，等等。现在，一般认为，反而被缺席裁判的告子（自己没有书传下来）的想法比较近真。他说：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这是说，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受之自然的某些趋向而已。我们说这种想法只是近真，是因为它还同善恶勾勾搭搭。其实，性和善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围内的“行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饥要食，渴要饮，有什么善恶可言？但告子终归通情达理，于水的比喻之后，还说了这样的名言：
“食色，性也。”这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因为它触及人生的奥秘：不食，就不能保持己身的生命；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生命。总之，人生，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是要活，要生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得雄伟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概括，因而近于玄妙，能不能说得较质实些？古人早已这样做过，如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一句的“人生而有欲”，尤其是其中的“欲”。欲是一种顽固地要求满足的力量，依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看法，这就是生命的底里。欲的表现是求，求就不能不触及外界（包括人和物），于是有得，有不得，有和谐，有冲突，并且，与得失相伴，有使欲更为顽固的，使求更为有力的“感情”，如喜怒哀乐等。
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人生”。这样理解人生，性质单纯；至于表现，则芥子化为须弥，千头万绪。它还容许伸张，或说遐想，如书中自有颜如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等，都属于此类。但不管怎样遐想，想得如何美妙，追到根柢，总是来源于欲。值得慨叹的是，欲虽然强有力，却是渺小的，即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就己身说是终须结束，就种族说是难于找到保票。总之，求彻底满足，求终极意义，都会失望。这就难怪，在人生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里，竟有轻生的一类；甚至提高为理论，即所谓悲观主义，如叔本华就是突出的代表。幸或不幸而绝大多数人是《吕氏春秋》一派，讲究“贵生”，至少是实际“贵生”。但是贵生，要生，就不能不碰到与生有关的种种问题，即所谓人生问题。这有来自内心的；内又不能不外，于是就成为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性质说可以归结为：欲不得满足，或生不得遂顺。
7 粗略认识
对于人生问题，我们由义利，由生而有欲等方面分析，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一，“人生而有欲”是根，义利、善恶，以及乐观、悲观等都是枝叶，至多只是干而不是根。二，有欲是受天之命，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受与不受，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应该承认，这里找不出道德哲学和美学性质的“意义”。三，欲表现为有所求的各种趋向，或说各种活动，趋，可能通顺，但由于条件（包括己身、他人和社会环境）的阴错阳差，更多的可能是不通顺，这就形成各种人生问题。四，感情是欲的心理形态的表面化，它兼有代表和助手的作用，所以谈人生问题，讲修身治国平天下，都不能低估它的地位。五，讲人生之“道”，至少就一般人说，不能不接受现实，走贵生的路，或说“顺生”的路。六，顺生之为可取，或者只是因为“容易”（没有终极意义）；如果是这样，显然，我们不能以易行为理由，反对其他难行的，不同于平常的。这是说，人生和人生问题虽然是“同”，人生之道却无妨不是同，而是“异”。
【第3篇】
人生之道
人生之道，用平常的话说，是应该怎样活；或说得具体些，是遇见某种情况，应该怎样对待，遇见某种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情况无限，问题无限，因而对待办法和解决办法也无限。无限的具体无法说，只好说原则。古今中外的贤哲，谈人生问题都只是讲原则，或以具体活动为例，以显示原则。但就是这样，也太多了，因为范围是古今中外。这里不是讲思想史，而是为说禅铺一条路，所以范围可以大大地缩小，只涉及中土的一点点大户，以期通过对比，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禅的面目。
1 勤勉的路
这条路是顺生的路，就是《中庸》所说，“率性之谓道”。
率性是顺本性而行，用上一节的说法是，既然有欲，就当想办法使欲得到满足。这还可以引经据典，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这样的人生之道，如果允许用民主的原则，它就会成为胜利者，因为一般人总要投票选它。这里说胜利，胜利不等于正确，因为如上一节所说，大道可以多歧，任何歧路都不会有什么究极意义。一般人投票，未必多想投票的理由，这近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这不识不知有大力量，因为小反其道而行，大难；大反其道而行，必办不到。中土学派有不少是走这条路的，主要是儒家。既然成家，当然不只要行，而且要想。于是而有连篇累牍的可以称之为积极乐观的理论。如孟子说：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里想望的显然是世俗所谓幸福的生活。什么是幸福？不过是满足求饱暖舒适的欲望而已。这自然不那么容易，因为社会中不只一个人，使人人的欲望能够协调，不因冲突而引来祸害，简直办不到。儒家的贤哲明察及此，所以于“率性之谓道”之后，紧接着说一句，是“修道之谓教”。这用我们现在的话作注解，是要用文化，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来节制，来调停。这自然也不容易做到，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期望以人力胜天命。为，追到根柢，是对付欲。但也逐渐认识，欲是修齐治平的大敌，因而，虽然仍旧相信率性之谓道，却对欲产生了戒备之感。荀子说欲的结果是求，是争。到宋儒就更进一步，设想“天理”和“人欲”是善恶对立的两种力量，人生之道要伸张天理而扼制人欲。可是，由表面追到本质，天理不过是人欲的节制，没有人欲，又哪里来的天理？（戴东原就这样想）因此，讲人生的这一种道，我们最好还是扔开玄妙的不可知，只说，走这条常人的率性的路，应该树立这样一个或者也可以称为量的原则：最好是使包括旁人在内的欲得到最大量的满足。这所谓大量，包括各种级别的，或说各种性质的。具体说，不只可以吃可口可乐，而且可以听贝多芬交响曲。与音乐同类的还有其他各种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活动。再推而广之，还有各种知识的钻研活动。这打个比喻，是已经温饱了，就应该鼓励腰间挂珮，鬓上插花，让生活带点诗意、理意。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应该求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这是常人的常态，可是作为人生之道，它也可以同哲理拉上关系，这哲理就是儒家大讲特讲的。这也可以反过来说，儒家讲这一套，是接受了常人的生活态度。因为是常人的，所以又成为传统的，如先秦典籍《尚书》《左传》等，论是非，定取舍，就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这条路，与其他人生之道相比，至少有两种优点。一是合乎情理，因为情理的根基是欲，肯定欲，求平和的满足，是绝大多数人乐于接受或说不能不接受的。二是因为勤勉，它就会使我们走向文明，纵使羽绒衣，巧克力，空调室，直升机，以及天文镜，原子能，民主制度，互助合作，等等，由哲理的角度考虑，是并没有终极价值的。
2 倦怠的路
这可以举先秦的道家，严格说是《庄子》为代表。儒家和道家，看到的人生和社会是一个，但因为兴致不同，反应却有别。儒家也看到黑暗的一面，可是觉得这花花世界有意思，值得费心思，想办法，把它改好，人力胜天，化黑暗为光明，即使失败了也不泄气，要“知其不可而为”。道家不然，而是认为，黑暗不能化为光明，而且，即使有常人所谓光明，也没什么意思，因而不值得追求。这是由于多看黑暗面（包括己身的）而灰了心又不愿费力抗拒的生活态度，是倦怠，而没有深到叔本华的悲观，所以不说出世，而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之，是任其自然，不因爱恶而执着于取舍。这种意思，《庄子·大宗师》篇描述得最为真切生动：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子舆）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躏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恶之乎？”曰：“亡（无），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悬）解也，而不能自解也，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能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对天命的态度，以招待客人为喻，儒家（代表常人）是热情，道家是冷淡。安时而处顺，就是一切都无所谓。这一切包括己身的苦乐和社会的治乱。因为无所谓，所以立身，是不干事，宁可曳尾于途中，以不材终其天年；对社会是反对机心，轻视一切文化施设。与儒家相比，道家的态度是远于常人的，所以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那种想法，在脑子里转转像是没什么滞碍，如果跳出脑子走入实际，就会到处碰壁。大的方面，是社会决不会因为某少数人的理想（也许应该称为幻想）而就变动甚至倒退；小的方面，就是庄子自己，如果生在现代，有机缘由北京往广州，也会乘飞机，或坐特快软卧，而不徒步奔波吧？如果真是这样，他的理论的价值就很可疑了。但是道家思想，作为一种人生之道，影响却是大的，因为人生是复杂的，正如一个大仓库，即使是装食品的，也无妨挤入一两箱刮脸刀片。影响最明显的是六朝时期的清谈，文士手挥塵尾，上天下地，以脱略世事为高。不明显的，是心内则淡泊，心外则隐居，几乎支配两千年来的许多所谓雅士。这用同情的眼光看，也可说是不得不然，因为率性，或因欲而有所求，尤其求而不能如意，确是有使人厌烦甚至难忍的一面。
3 以逆为顺
上面说，人生现象虽然是一，对人生的看法却可以是多。
原因主要是两种。一，人生现象包罗万象，某一人切身经验的只能是其中的星星点点，这星星点点有特定的性质，由满足欲望的程度方面说是有量的差别，甚至大差别，就是说，或者乐多苦少，或者苦多乐少。二，即使苦乐的程度相同，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感受和反应不同，看法和对待办法也就随着不同；这不同如果多而且深，就会形成“道”的差异。这有如同是买票消闲，有人看京戏，有人看芭蕾舞。道的差异，就中土说，最突出的是儒家和佛家的背道而驰。佛家远离代表常人的儒家，原因也可以举出两种。一种小的，是社会现实。总的有天灾人祸，分的有机缘舛错，以致安全和幸福没有保障，或说确是有不少苦，甚至难以忍受的苦。一种大的，是佛教来自印度，随身带来产地的非中土所有的思想，如现世多苦、六道轮回、修苦行可以解脱之类。戴着这种异国眼镜看人生，结果由浅到深就成为：一，现象界的森罗万象，睁眼时便有所选择，总是多看见不可取的而少看见可取的，或说见苦而不见乐。二，常常是，一般人感到可取的，佛家却认为无所谓，甚至可厌弃的。三，再发展就成为对“欲”，以及作为欲的表现和助力的“情”的否定（自然难于彻底，详见下），比如说，使常人神魂颠倒的锦衣玉食、翠袖罗裙之类，所谓人之大欲存焉，佛家偏偏要避之若仇。四，因为有以上观感，于是尽终生之力求证涅槃；办法，就禅宗说是“自性清净”；什么是净？实质不过是清除一切常人的欲而已。常人，以及代表常人的儒家，人生之道是率性，就是求欲的合情合理的满足。这条路，用佛家的眼光看，是不只无所得，而且必致永沉苦海。这样，就对欲的态度而言，儒佛就正好相反，儒家是“顺”之，佛家是“逆”之。可是照佛家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值得获得的，才是“顺”。我们，如果站在常人的立场，就无妨说佛家是“以逆为顺”。这逆，佛家也并非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人生之道是“出世间法”。出世间，设想能够求得无欲的人生，至少由常人看，困难一定不少。这一点，佛家也清楚地认识到，因而就不能不讲般若真空之类的理，坚持戒定慧之类的行，以及发展到禅宗，坐蒲团，参机锋，由棒喝直到烧木佛，面貌虽然怪，用心却是苦的。还不只用心苦，由常人看，这条路也是苦的，因为逆，就是行舟，也太难了。有不少人进一步，不只说难，而且说背人之性，虚妄不实。不过谈人生之道，说实虚要有个前提，而设想一个前提，理论上并能获得人人承认，恐怕比佛家的背人之性更难。因此，对于佛家的逆，作为一种人生之道，我们最好还是虚心地看一看，想一想，先分析而后评价。
4 道的同异
人生之道是多，其中个体与个体间有大异小异之别，就是只论大异也说不尽。但可以总括说，区别都来自爱恶的不同，以及爱恶等级的不同，还有对待办法的不同。恶的极端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生只是受自然定命的制约，没有积极意义；或者说，没有“去苦”之外的积极的乐，也就没有顺从欲的要求的必要。叔本华没有自杀，可是写了《论自杀》的文章，认为这是向自然定命的挑战。由人生之道的性质方面看，叔本华的看法像是五条腿的牛，虽然可能出现，却非常罕见。中土，包括佛家在内，没有这样的悲观主义，因为都相信，怎么样怎么样生活就“好”，虽然在“怎么样”方面，各家的看法相差很多。重要的是都承认有“好”，而叔本华就不承认。打个比喻，避暑季节，中土学派是往山还是往海之争，叔本华是不想避暑。不避暑，热得难挨，常人总是不愿意接受，或不能接受。其实，由生理和心理方面看，人人（包括叔本华在内）都是常人（非超世间之义），因而，至少由“行”的方面看，世间并没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以自杀了一生的只是求乐而不得的失败主义者，因为临死的时候也没有轻视乐。这样，就有所想望并寤寐以求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说，中土学派，儒家用不着说，连佛家也是积极的，甚至更奢望的（详见下）。但是，儒和佛的关系究竟很微妙。从都承认有“安乐”并都求“安乐”这个角度看，两家走的是一条路。不过走法则大异，儒家接受常识，从“欲”（人生而有欲的欲）的方面说是求合情理的满足；佛家则是“灭”，或者说，也要，但要的是一种性质迥然不同的欲，灭掉常人之欲的欲。这自然不容易，所以要多想办法，证明不只为可欲，而且为可行。
【第4篇】
寿则多辱
这句话出于《庄子》，多年前看到，想到人生，不免有些感慨。但感慨的确切情况，一时又说不清楚。何以故?因为人生，总的看，天命，人性，爱好，规律，等等，是复杂的；分别看，古今中外，森罗万象，头绪更加纷繁。专就寿说，以为会随来多种辱，至少由庄子看，有道理；可是放眼看看世人，讲卫生，勤锻炼，饱食暖衣之余，还要加些补药，所为何来?不过是多活些时候，何况依常见，也确是有荣华舒适与高寿相伴的。但也是依常见，尤其红粉佳人，最怕天增岁月，老之将至。这是一笔糊涂账，来于由不同的角度看，或由不同的人看，甚至同一个人而由不同的时间看。这不同就给寿则多辱的看法留有余地，或者说，由某时以及某个角度看，情况也可能正是这样。我老了，有时想到这句古话，原来轻飘飘的感慨就变为质实而沉重，就算作只是心情的一个方面吧，既然有此一面，就无妨说说。
由话的出处说起，《庄子·天地》篇说：“尧观乎华(地名)，华封人(守封疆之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独不欲，何邪(耶)?'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单说这寿则多辱，成玄英疏有解释，是"命寿延长，则贻困辱"。释辱为困辱，依生疏的通例，是成玄英认为，原话的辱，也包括困。如果他的理解不错，我们就可以说，尧用的是辱的广义，除了自己须负道德责任的失误之外，还包括受外力的限制，不能腾达、不能如意一类事。范围这样扩大有好处，一是其小焉者，"寿则多"就可以得到较多方面的支持，二是其大焉者，才可以借用孟老夫子的话，说"于我心有戚戚焉"。径直说，是因为命寿延长，自己觉得不顺心，旁人看着不赏识甚至不光彩的事就本来可以无而成为有或本来可以少而成为多。这是伴随寿而来的辱，也许无法避免吧?命也，所以就不能不感慨。感慨属于心，不好说；命表现为事，可以说说。事太多，只得大题小作，用以管窥豹法；并先泛说，然后反求诸己，说一些感触最深的。
泛说，用窥豹法是窥世人，显然，因寿而来的辱就会无限之多。幸而"窥"之后还有"一斑"，即容许用少量的事以显概括的理。这事，想只举三种。其一是佛门所说四苦之一的"老"。任人皆知，老，除年岁以外，会带来一切可意事物的下降，最明显的是活动能力的下降，如当年力能扛鼎，变为至多仅能缚鸡；当年走南闯北，变为至多扶杖到门外转转；一些通文的，当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变为江郎才尽，举笔不能成篇；等等。这分的种种还必致变为总的，是当年有本领，家门之内，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走出家门，帮助这个，指导那个，可谓"固一世之雄也"，变为"而今安在哉"。这种种情况又必致由外而内，即由觉知深化为痛心。总的说是没落感，不再有人重视，或简直被人忘了。这"人"，有只是路遇点头微笑的，关系不大；由远而近，到亲友，就分量加重；更近，到心之所系，就不能不兴白居易的"尽日无人属阿谁"之叹。因老而来的困辱，还有实际更难忍的，是也常见的兼贫而且病。贫来于社会，是收入少了甚至没有收入；病来于自然，因为身体的各部位健壮情况下降，病就更容易侵入。如果不幸而老与贫病俱来，自力更生的办法行不通了，可能的路就只有两条：一条好些，是靠人；另一条很坏，是无人可靠。无人可靠，困辱的情况会如何剧烈，可以想见；就是有人可靠，想到昔年的"行有余力"，甚至曾叱咤风云，也总是很凄惨的吧?
其二，再窥个一斑，是美人迟暮。上面说过，红粉佳人怕老之将至。其实应该说最怕。何以最怕?因为美将变为不美。男性，或女性而非佳人，如无盐、孟光之流，随年岁之增长也变，但变化的距离小，就不那么彰明较著，怕的程度也就可以浅一些。这里也许应该岔出一笔，问问何谓美，以及美为什么比不美好。答可以走繁难一条路，那就不得不绕个大圈子，估计连佳人以及爱佳人的人也未必有耐心听。所以不如走简易一条路，把判断权交给以"天命之谓性"为基础的常识，这是美的，会使多数人兴起爱慕之心。所谓多数，还包括被爱慕的，所谓顾影自怜是也；甚至本来抱敌意的，如桓大司马的尊夫人所说我见犹怜是也。佳人，据未经调查研究的所知，没有不欢迎爱慕之心的，换句话说，都爱美如命，或甚于命，纵使对于兴起爱慕之心的，未必都乐得给予"临去秋波那一转"。可是很遗憾，这比命还贵重的美，偏偏如春花之不能长此艳丽，而是随着岁月的增添，由消减而终于成为空无。话归本题，是寿使美变为不美；不美的程度还可以加深，就成为丑。变化如此之大，佳人本人有何感触，自然只有佳人自己能知道；我想说一点点来于外观的，以证取这样的一斑不是杞人忧天。我以莫知所自来的机缘，认识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性，上学时期都是校花，即公认的佳人。佳人，而且公认，其为美自然不容置疑。可是由于寿，古稀以后，我见到，怎么说呢?只好慨叹上天之有始无终，或说先是厚之，而后则薄之。有没有一厚到底的办法?驻颜是理想；至于实际，就只有不寿的一法，如明朝末年的才女叶小鸾，虚岁十七，未嫁而卒，给人的印象就总是娇滴滴的。另一面，如南明秦淮第一美人顾媚就不成，得寿，传说辞世时现老僧相，僧而老，与美大异其趣，还有谁会兴起爱慕之心呢?佳人而不再有人兴起爱慕之心，所失真是太多了，究其因，是寿在作祟。
其三，还可以窥个一斑，以证寿的影响更加重大。仍用以事见理法。这方面，如果翻腾旧文献，就会说之不尽。想只取个时代近并便于对比的，是绍兴周氏弟兄，二弟寿而长兄不寿。先说寿的二弟，如果写完五十自寿的打油诗，天不假以年，见了上帝，就不会有其后的出山，戴本不该戴的乌纱帽，住老虎桥监狱，易代后闭门思过，直到大风暴自天而降，受折磨而死。不寿的长兄呢，如果也寿，且不说八年的兵荒马乱，易代之后会如何呢?那支笔，仍写自由谈吗?还是学尹吉甫，应时作诵呢?总之，会有些问题，我们想不明白。而不寿，则一切问题都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这样说，尤其在这类大关节上，寿则多辱的看法就更值得深思了。
泛说完，照前面许的愿，要改为说自己的感触。如果人生一世，只分为寿夭两类，我当然要划归寿的一群。这不好吗?我是常人，虽然拿起哲学书本，也曾想入非非，可是由禅堂而走入食堂，就不能不恢复常态，就是说，同常人一样，仍旧觉得活着比死好，蛋糕比窝窝头容易下咽。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页；人生是复杂的，一面之外还有其他方面，这其他方面之中就有个不小的户头，是因寿而有的一些困辱。只说常在心头动荡的。一种，是由他人的怜悯而来的失落感。比如约一年以前，我的办公桌连升三级，由一楼迁到四楼，每天要上下若干次，路上遇见的人几乎都比我年轻，并都有惜老怜贫的善念，常常要说这样一句："慢点，别摔倒!"我口说"不要紧"，心里感谢，紧跟着感谢之情来的就是失落的凄凉。失落什么?健康，能力，甚至青春，什么都有。但想想，这是定命，又有什么办法?另一种，是记忆力的减退。这有时使我很难过，只举两类事为例。一类是找书。我存书不算多，大革命中毁了一半，所余更是有限，可是已经有几次，找某种书，以为必在某处，却找不到，结果只能望书橱而兴叹。另一类是记人。有很多次，见到不很生的人，人家近前，热情寒暄，我却叫不出人家的大名。问?装作记得?不免于左右为难。再说一种，是思辨力的减退。有些问题，昔日拿起笔，可以说清楚，现在像是不那么轻易了，有时甚至发现前后不能照应。这使我不能不感到，丧失的真是太多了。最后还可以说一种，是情意的没有归宿。用道家的眼看，我天机浅，又择求不慎，走了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相反的路，因而清楚地感到有人生问题，也就禁不住思索人生问题。都想了什么?有何觉知?一言难尽。只说与这里有关的，是心作逍遥之游，可以趋向情灭的禅境，也可以趋向情生的诗境，凭理智，认为趋向禅境是上策，可是情意更有大力，所以实际总是经常趋向诗境。可惜寿与诗境是常常难于协调的，比如诗境中有微笑的温存，表现为湘笺，为履迹，为剥啄声，由于寿就会变为去者日以疏。还能剩下什么呢?恐怕只能是"今雨不来"的孤寂之境之感吧?以上几种都是随寿而来的困辱，有什么办法能消除吗?理想的妙法是佛典的《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可惜，这又是禅境，刚说过是易知而难行的。于是剩下的就只有道家的一条路，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但围绕着"安"也还有些问题，一方面，能安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比如勉为其难，似有所获，这胜利怕也是阿Q式的吧?事实总是比想象更难对付，所以有时想到寿则多辱这句话，就不禁联想到孔子说的"畏天命"，天道远，可是不可抗，除慨叹以外，还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