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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哥开着他的黑色奔驰来了——两年来他几乎从我们兄弟三人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踪无影。尽管同在一个城市，可是他从来不主动跟我们联系，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兄弟之间更是少有往来。
当时我们一家刚吃完饭，我正要抽烟，心里就扑通了一下——我听见楼道里有他的脚步声。那是他独特的脚步声，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也能一下子听出来。三哥走路历来很重，脚步动静很大。这些年来他的体重一直在一百公斤左右，是个纯粹的大块头，一般人很难有他那样骄横霸道的体形。
三哥不请自来，肯定是有很重要很急迫的事，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唐突登门，事先竟连电话都不打。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他的手机使用率也很高，以前我们兄弟几个相聚，就很少见他消停过，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接电话，没完没了地到外面去应酬。
说来也难以置信，三哥这些年来，还从没有来过我家。打开门，看到他，虽然他的脚步声早就通知了我，但我心里还是一愣。我把他让进门，刚想和他寒暄几句，他就打断我的话，直截了当而且还是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明天上午跟他出一趟远门。他说着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我知道信封里一定是钱。看着厚厚的信封，我知道数目不小，但我看都不看，只是问他去哪儿，做什么。他很不耐烦，一边朝外走一边说我现在有事，忙咱明天路上再说。说完，跟我妻子象征性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他这个人做事历来就是这样，可我总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蛮横，还总是这样毋庸置疑和霸道。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我明白他肯定是有事求我。三哥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用钱来解决，亲兄弟也是如此。
望着窗外，我看见远处的一处工地，那里正在建大楼，我想也许这楼就是三哥建的0三哥搞了多年的房地产，市里好几个商贸大楼都是他盖的。最近他正在盖的那座全市最高的五十多层的大楼，好像投了好几个亿，报纸上有过整版的介绍。三哥在我们这个城市名气很大，是政协委员。我看见他大多是在电视和报纸上，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访谈节目里，看见他大谈特谈如何发展城市经济。
自从父母去世以后，我和三哥有两年没见了。我跟他无论是性格、做事方式，还有彼此的生活，都悬殊太大。所以我对他一向是少有往来，敬而远之。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那个信封去找他，他在公司。他的公司在闹市里，是一栋高层写字楼。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以单位事多为借口，告诉他我去不了。三哥听罢，连头都没抬，说，我已经跟你们领导打好了招呼，给你请了七天假。放心吧，工资和奖金，包括你的年终奖，你们单位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三哥说完，冲我一笑，我相信三哥的话是真的，我也相信他有这个能量。
没有办法，只好依他了。我问他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三哥笑了一声，用手指着我说，知道你为什么混到现在还是个大头兵吗？就是你的问题太多。要想往上升呀，就得少问这么多的为什么。告诉你，你现在应该是少问多做。说完他从另一间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轻轻放在桌上。他肃立在一侧，说你打开看看吧。
我弄不清他的用意，看着他，然后打开皮包，我当即就愣住了，原来竟是父亲的骨灰盒。我小心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黑红色的骨灰盒，擦得一尘不染，闪着幽暗的亮光。好多年都没有给父亲扫墓了，但是这骨灰盒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再熟悉不过，因为当年是我们一起挑选的，要的是最贵的紫檀木。
父亲去世六年了，骨灰盒上父亲的照片，还和他生前一样，没有一点儿变化，他微仰着头，头发很短很硬，紧闭着嘴唇，瘦削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目光冷峻而严肃，像刀子一样。父亲生前我们兄弟四个都怕他，几乎不敢抬头和他说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模样我都有些模糊，或者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从未留意过父亲的相貌。
三哥说，我们去大别山。你忘了，咱爹死前是有话的，要咱们把他的骨灰埋在老家。
父亲去世前的确是这样交代的。他离世后，我们兄弟四个为此曾开过一次会，但是大家都不说话。迁葬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最后三哥说，还是我来吧。其实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就他有钱，他不出头谁出头？但三哥应下这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他天天忙着挣钱，天天忙着盖楼，大概早把父亲的遗嘱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不知道三哥为什么在六年后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我不好问他，毕竟他是哥哥，大我十岁。但我猜想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才想起来办这件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恨父亲。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打我们，我们都忍着不敢吭声。但是，三哥不，他像狗一样叫，一次次地往爹身上冲，所以父亲对三哥下手最狠，碗口粗的笤帚能打成天女散花。父亲一天不打三哥，似乎吃饭都吃不香。三哥和父亲一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就像仇人似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是前世的冤家。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逛庙会，三哥偷着找人算命，那算命的说三哥和父亲属相相克，五行不和，如不分开生活，必有一人被另一人克死。当时三哥听后，脸色惨白。也就是从那以后，三哥凡是做重大决定以前，都要算上一卦。深信父子相克之说的三哥，中学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家，四处闯荡，后来他就做起了生意，拼命赚钱。从那以后，他和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了。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拜金主义者，二人水火不容，平时难得一见，但一见面俩人就吵。父亲七十岁时，寿席上三哥送父亲的寿礼是一个存折，有一万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是三哥十多年风里雨里挣下的所有的钱。其实三哥送父亲折子的用意，只是想告诉父亲，您看，我没走歪路，我成功了。我把我挣的钱都给您，我是孝顺的儿子，我心里是有您这个父亲的。也不知道当时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暴怒了，一下子站起来，当着众人面，把折子撕得粉碎，然后扔到三哥脸上，一字一顿地吼叫，你这是在抽我嘴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沾你一分钱！钱算个屎，老子不稀罕。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视财如命的儿子，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许你再进我的门！
三哥当时就傻了，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从那以后，直到父亲去世前，三哥再没和父亲见过一次面。
三哥开着他的奔驰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向着父亲的故乡——大别山区一个叫枝岈关的小山乡驶去。一路上，他专注地开着车，很少跟我说话。三哥把车开得非常平稳。我知道他经常独自开车出去办事，一个人开车出去，那肯定是办重要的事情。多一双眼睛，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麻烦。我三哥总是有办不完的重要的事情。
我坐在他旁边，无所事事，打开音响，没想到三哥买的光碟竟然是那些红军时期流传在大别山区的老歌儿。
我说三哥你现在也听红军歌曲？
三哥说，是呀，听。说心里话，这些歌儿很好听的。
我问他，怎么好听？
三哥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也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三哥可是真细致，他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肯定要对这件事有一番深入地研究。回趟老家，他也要提前预热一下，熟悉一下，找到一种感觉。
在开往憧憬已久的大别山区的路上，听着这些过去耳熟能详的红军老歌，我心里有种与此行此景特别吻合的感觉。我不知道三哥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触。
我想起父亲，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想象着父亲的故乡，想象着父亲年轻时在故乡的情景。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为什么不带司机，三哥只是哼了一声，没说话。以前三哥的话不是这样少，可自从办起公司，有了别墅有了车，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随着资产的扩大，话还越说越简单，有时很复杂的一件事，他就说几个字，让人很不好琢磨。跟他在一起，特别累，脑子累，心也累。
我琢磨着三哥，他现在那么忙，为什么要抽时间亲自为父亲骨灰的迁葬而忙碌呢？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出钱让我和大哥二哥去办的，这才是他的风格。过去家里无论什么事，只要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喜欢用钱来替代他，不管小事还是大事。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我们商定要哥儿四个轮流值班看护，他不去，他说他忙，实在抽不出空。他特别强调，他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如果他不在，公司的损失就会很惨重。我们兄弟三个很不以为然，大哥二哥对我说，他吓唬谁呀，好像没他地球都不转了？扯淡！但三哥不理会他们，他只是出钱，一下子出了很多的钱，让我们兄弟三个也不好再说什么，尤其是大哥和二哥，更是无话可说。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装着父亲骨灰的大皮包就放在我的旁边，一动不动。父亲现在非常安静，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我想他要是醒着的话，肯定会大吼一声跳下车去，他是绝对不会安静地坐在这里的。当年三哥买的第一辆车是桑塔纳，父亲看不惯，拒绝坐他的车。父亲离休前，有一辆专车“上海”，但他很少坐，其实家与单位离得不是很近。一般情况下，没有急事，父亲就走着去上班。父亲说过，他就是看不惯那种显摆的人。我把一只手搭在皮包上，好像要让父亲睡得踏实，又好像倚在了父亲的身上，嗅到了父亲身上那浓烈的烟草味儿，那一会儿眼前全是父亲的身影，父亲好像就真的坐在我身旁。
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死时八十七岁。对于父亲的历史，我们兄弟几人略知一些。父亲是个老革命，年轻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大别山区参加过赤卫军，后来又成为了解放军。曾在当地剿过匪，解放后进城，最辉煌的时候曾任解放军某部后勤部部长。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很冷淡，我们长大后才一点点儿知晓，原来他们的结合是上级领导安撑的。父亲出身农民，没上过学，母亲是在省城的一个茶商家庭长大的，读过初中；父亲性格暴烈鲁莽，母亲性情温顺安静。还有一点，父亲不爱说话，不仅不和我们说；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和母亲安静地坐在那里说会儿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俩一点都不般配，而且彼此仿佛相隔着很远。
我们还隐约地知道，在他们婚后不久，有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父亲着迷地看上了一个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文工团员，非要和我母亲离婚。我母亲为了脸面，没有答应，还通过组织找那个女的谈话，没想到那个女文工团员根本就不愿意，完全是我父亲一厢情愿。脾气暴烈的父亲觉得像打败仗一样丢了人，找到那女的，拔出手枪威逼那女的表态，逼着人家要嫁给他。在女文工团员的尖叫声中，父亲的枪被众人当场夺下。事后，闹得沸沸扬扬，父亲被处分、降职，和我母亲的关系也更加淡漠。大约过了一年多，父亲突然对一个新人伍的女电话兵又有了好感，又嚷着要与我母亲离婚，这次我母亲特别爽快地就同意了。没想到，人家那个女电话兵早有了心上人，不甘心的父亲就把那个女电话兵找来谈话，大吼一通，把那个女电话兵吓得大病了一场。当时影响特别不好，上级首长发了脾气，要不是看在我父亲战功卓著，身上还有四块弹片没有取出来，大概早就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父亲因此再次受到处分与降级。这两次事件，对父亲影响很大，导致后来父亲情绪变化无常，经常无缘由地发火，而且脾气越来越坏，使得他与上下级的关系都处得一团糟，天天嚷着要去朝鲜前线打仗。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不打仗了他就不适应，本来在后勤领导岗位上就有些吃力，再加上屡次犯生活上的错误，被一再降级，后来干脆就被转业到了地方。离休前，他只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后来这家企业倒闭了，父亲每月只能靠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生活，连医药费都无处报销。晚年的父亲，沉闷、痴呆、乖戾，经常几天不说一句话，一说话就是吵，除了我母亲之外，家里其他人从不主动和他说话。
我们兄弟四人，私下里都看不起父亲，认为他是一个事业和家庭都不成功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遇上事只知道吼，要么就举巴掌打人，没有一点儿涵养，尤其他犯的是生活上的错误，这就让我们更看不起他。我想母亲大概跟我们想的一样，只不过她没有说出来而已。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外人都很少提及父亲，他那“光彩”的革命经历，让我们蒙羞，而且他自己也从不说他早年的革命经历。是呀，他还说什么呢？当初他的警卫员，后来都当上了军长，他还有什么脸面讲他自己？
父亲这辈子毁就毁在女人身上！
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也一直以为母亲也是这样想的，但母亲去世前与我们的一次谈话，却让我们重新审视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同时也对父亲的经历有了更大的疑问。
母亲早父亲两年去世。她在医院住了半年，有一天，她把我们兄弟四人都叫到她的病床前，沉吟了好长时间。她突然说，她有一件事永远放不下，就是我们和父亲的关系。接着，她在没有任何前提之下，逼着我们每个人发誓，要保证让父亲平安顺心地度过一个晚年。当时母亲说，你们的爹脾气是不好，可他毕竟是你们的爹呀！你们要是看不起他，我绝不答应。想当年，他在老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提起他，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些年他心里苦啊，我走以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别看他外表是个粗人，可心思细着呢，什么事都爱往心里装。他苦了自己一辈子，他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啊。
母亲又犹豫着说，有些事你们可能也知道，那两个女人的事……你爹他绝不是一个胡搞的人，他正派着呢，我了解他。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事呀，我为这件事生他的气，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就是不跟我解释，你可以跟我说呀！过后我也想通了，我想你们的爹大概怕我听了心里不受用吧，也可能他珍惜那件事，不愿和我说罢了。
母亲还分析说，父亲当初看上的那两个女人，年龄、相貌、性格，甚至身高都一模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肯定有事情。后来母亲大概觉得在儿子们面前说这些，有些不太合适，就赶紧闭上了嘴，然后叹了口气，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太委屈了，叫我们好好待他。
在与我们谈话的十天后，母亲在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记得母亲死时双手没有伸开，也没有拳上，而是半张着，好像要去抓住什么，但又没有抓住一副失望无奈的样子。
我们兄弟四人跪在母亲遗体前，痛哭流涕，我们都没有想到，母亲与我们的那次谈话，竟成为了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遗嘱。在她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她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想到的还是父亲——那个让她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没有给她带来一点儿快乐的男人。
我坐在车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情，可能是因为父亲就“坐”在我身边的原因吧。
车在疾驶，我和三哥正奔向父亲的家乡，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那个叫枝岈关的小山乡，因为我们兄弟四人，都没有回过老家，父亲进城后，也一次没有回去过。三哥准备将父亲葬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否早已选好了墓地？
车里特别安静，我不知道三哥在想什么。但我猜想，三哥肯定已经有了办法，他不是那种瞎撞乱闯的人，这件事他大概早就有了安排。我又扭过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那个皮包，心里又纷乱起来。
中午，车在一家路边饭店停了下来。大概开长途车的缘故，下车后，三哥活动了好半天。我这才发现，他比两年前又胖了许多，尤其是肚子，又大了一圈。
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挑着竹门帘子，往里让客，饭店老板也过来招呼我们，热情得过火。饭菜上来时，隔着窗户，我看见外面有好几个人在围着我三哥的车看，还指指点点的。我说三哥你不该开这么好的车出远门，太扎眼了。三哥没有回头，喝着玉米面粥，笑着对我说，你心挺细的，吃着饭还拿眼照应着车，机灵，好呀。接着又说这头茬儿的玉米粥就是香，他吸溜一下又是一大口。看三哥喝得那么香，我也忍不住端起了粥碗，但是粥还没有进到嘴里，三哥突然抬头问我，你还记得八年前老家来人的事吗？
我被三哥一下子问愣了。三哥让我再仔细想想。我端着粥碗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母亲去世前曾经和我们说起过，有一个从枝岈关来的人找过父亲，来人叫徐浮安。至于徐浮安长什么样子，多大岁数，为什么来找父亲，母亲一概不知。因为父亲没有告诉她。那个徐浮安来找父亲那天，母亲没在家，父亲是在外边招待的。
我犹豫着说，那个老家人可能叫徐浮安吧？三哥点着头说，没错，就叫徐浮安。
我沿着自己的思绪继续回忆着，我记得那个叫徐浮安的人来过之后，父亲就开始烦躁不安，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总是嚷着要回老家去。要不是当时那会儿父亲身体不好，说不定我就陪他去了。
我把这些情况对三哥讲了，三哥嗯了一声，夸我的脑子好使，记忆力不错。
我有些得意，说，三哥，小时候你那些欺负我的事我可也都记着呢。
三哥说，那你就掰着手指算算，小欺负，一件一千，大欺负，一件一万，咱哥俩今天结清了吧。尽管三哥还是没有离开钱字，但我还是从愉悦的氛围里感觉到了温暖，毕竟我们是亲弟兄。看得出三哥的情绪不错，他用筷子搅着粥碗说，我们这次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徐浮安，然后通过他，再找到爹的老宅。
我问，找老宅做什么？
三哥说，我觉得咱爹想回老家，肯定是惦记老宅呀，我想就在老宅那里给他建坟立碑。我感到不解，说爹的心思你是怎么知道的？三哥眼睛闪了一下，没有接我的话，却说快吃吧，我们还要赶路。
吃完饭，我们稍作停歇就立刻赶路。平坦的高速路，车辆不多，三哥把车子开得飞快。
又走了一下午，天快黑时，三哥告诉我，今晚我们住寿县，不远了，马上就到。
正说着，我抬头一看，不远处一座古城已经矗立在前面。正是黄昏时分，落日下的寿县古城显得像童话一样辽远，令人充满遐想。车开进县城，我发现三哥的话就多了起来，他告诉我，寿县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小城，现在环绕四周的古城墙，是南宋时期的，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城砖一点儿都没烂，结实着呢，是真正的宋砖。三哥还说，淝水大战知道吧？就发生在这里南面的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我拍三哥的马屁说，三哥你知识蛮丰富，历史底子不薄呀。
三哥笑着说，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你忘了，我是搞房地产的，凡是跟砖头有关系的，我都有兴趣。接着，三哥又意味深长地说，这句成语在生意场上也很有警示作用呀！
汽车驶进城里，路况立时变得很差。不宽的街道上，汽车、自行车、三轮车和行人，挤得严严实实，根本开不起来，车子就像跳探戈一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扭身。我问三哥，怎么这么多人呀，是不是下班的缘故？三哥用带有几分嘲讽的语气说，你成天坐办公室，真是坐傻了，现在的县城呀，比城市还拥挤。那些乡里、镇里有点儿钱的人，还有那些乡里镇里当官的，都在县城里买房子。怎么办？开发商们就盖吧，人越来越多，房子越盖越挤。要是到了公休日，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夜里三点起来，在大街上走一走，还都是人呢，整个一座不夜城。别看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比大上海还繁华。
三哥轻车熟路地把车开进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我才发现，这是一家宾馆的后院。我抱着装有父亲骨灰的皮包，三哥又喊住我，打开后备箱，让我把箱里的另一个小皮包也背上，刚一上肩，我就觉得那个小包特别重，我问他是什么。他眉毛一挑，你想呀，什么东西最重？
三哥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面，悄悄地把那个小皮包的拉链拉开一点，这一看吓我一跳，里面是一整捆的钱，都是百元的，还没拆封。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应该有十万块钱吧。他带那么多的现金干什么，不就是埋一个骨灰盒和立一个碑吗，哪用得着这么多钱？难道三哥想为父亲造一个豪华墓地？这可是父亲生前最厌恶的。我想，父亲的亡灵也是绝不会同意三哥这样做的。
三哥在前面走着说，明白什么东西最重了吧？我的脸红了一下，三哥真是太可怕了，脑袋后面都长着眼睛。
吃完晚饭，三哥说他开了一天的车太累了，要早休息。回到房间洗完澡后，他头一挨枕头，就响起了鼾声。我却睡不着，百无聊赖中拿起了三哥的手机，这是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我发现是处在关机状态。我这才猛然想起，难怪这一路上三哥没有接听过一次电话呢，原来一出门他就把手机关掉了。我知道他在盖全市最高的一幢楼，这是他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为这个楼，他忙里忙外，眼下也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他拍板处理，可他现在偏偏却把手机关了，主动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显然不合乎他的逻辑，他可是历来都把生意放在第一位的。
我疑惑起来，难道去枝岈关，他真的就只是为了安葬父亲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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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父亲曾讲，解放前，枝岈关是一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大山村，虽说山清水秀，但人多田少，战事多，匪患多，所以特别贫穷。山里人常年只有一身衣服，放进棉花，就当棉袄穿，天热了，把棉花抽出来，又变成了单衣。
我们到枝岈关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多了，车子开过书有“走进第一清白地，游观无二碧净天”的簇新的石牌楼，人就逐渐多了起来。街道上人来人往的，哪里还有一点儿昔日困苦的痕迹？因为正是旅游季节，所以到处都是游客，起起伏伏的道路两边布满大大小小的饭店，还有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商店。看得出那些店铺建盖的时间并不长，二层楼的店门个个崭新明亮，红砖碧瓦，颜色艳丽。
我和三哥住进了位于半山坡上的一家三星级宾馆。宾馆特别大，装修也很讲究，根本想不到在这大山窝里还有这么气派的宾馆。尽管枝岈关现在已改制为镇了，但空气中弥漫的还是大山的气味儿，还有山乡的气息。推开窗户，只见外面都是绿树青草，吸一口，清新中带着甜味。一只喜鹊嘎嘎叫着，从窗前飞过，还有许多鸟儿在树枝上跳跃唱歌。我特别兴奋，问三哥下一步做什么。三哥无心观光，看了我一眼，让我跟他走。
在大厅里转了一圈，三哥就走向服务台。前台服务员是一个长相非常淳朴的小姑娘，扎着城市里已经非常少见的小辫子，眼睛像泉水一样清澈。三哥和小姑娘搭讪了两句，接着就非常随意地问她到哪里去找导游。小姑娘说，旅行社呀，这里有好多呢。三哥问那些导游多大年龄？小姑娘说都是二十多岁。三哥又问有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知识丰富，能讲的，他可以多给钱。小姑娘摇摇头说没有。三哥微笑着道谢，招呼我去外面转转，当我们快走到大门时，小姑娘又追了出来，她说她有一个表哥，岁数大，学问也特别大，不过是个业余导游。三哥挺有兴趣地随她回到前台，让小姑娘详细说一说。
小姑娘说她表哥叫徐明祥，是小学教师，四十岁了，写过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报纸上，特别有学问，现在学校放暑假了，他就出来兼做导游。见我三哥不说话，小姑娘强调说她表哥是有导游证的，不是黑导。小姑娘还说，她表哥特别能讲，口才好极了，枝岈关上下百年，有记载的，没记载的，他全能讲呢。我三哥笑起来，小姑娘你很有经济头脑呀，不让活计从眼前溜掉，好吧，让你表哥现在就来吧。我三哥做事特别急。小姑娘打了电话，说她表哥正在带团。三哥等不了，说让他马上过来，出三倍的钱雇他。小姑娘对着电话说了，那位表哥显然很感兴趣，也不知道在话筒那边说了什么，小姑娘不住地嗯啊着，点着头，然后举着话筒问我三哥，下午行不行？我三哥说下午两点不到，我就找别人。小姑娘连忙说，您别找别人，他下午一准来。
离开前台，我三哥自言自语，经济大潮洗刷人呀。我问他说谁呢，三哥唉了一声，没言语。我又问三哥不是找徐浮安吗，怎么找起了导游？三哥扭头看我，老弟，你真得出来好好锻炼了，你还不如那个小姑娘聪明。这样吧，回去以后，你听我安排，你得换个地方了。三哥又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我得替你规划规划。
三哥说完，径直朝餐厅走。我听了挺高兴，他要是为我“规划”还能错得了？看来这次跟他出来还是有收获的。想到这，我下意识地脚步加快，立刻跟上了他。
下午还不到两点，一个高个男子挎着一个劣质黑皮书包，一头大汗地敲门来了。他自报家门叫徐明祥。我三哥让他坐下来，请他抽烟他不抽。他看了一眼我三哥的软中华，又不住地上下打量我三哥，然后又看我。我三哥一边点烟，也—边打量观察他。
徐明祥长相和年龄倒也相差不多，瘦脸，胡须刮得很干净，白衬衣，牛仔裤，说普通话，地方口音不重。粗看他，倒像乡村教师，但细一打量，又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可也说不出来不对劲儿的地方。
徐明祥双眼闪亮，他问我三哥是第一次来枝岈关吗？准备玩几天？还介绍说他安排的旅游路线和别的导游不一样，有文化味儿。
三哥说，身体胖，爬不了山，不想乱转，想先听景。
徐明祥眨眨眼睛，想了想，问道，那先生您想怎么听呢？
三哥笑起来，你就在这屋里给我讲讲吧。
徐明祥愣了一下，禁不住说，他干了三年的兼职导游，第一次遇到不看景、愿意窝在宾馆里听景的游客。
我三哥拦住他说，谁说不出去了，我是说不爬山，你要是哪点儿讲得打动了我，我还是要去看看的。
徐明祥笑起来，那好吧，就听您的。
接着三哥报了价儿，你不是导游一天三十块钱吗，我三倍给你，九十块钱，这样吧，凑个整数，一百块钱。清楚了吧？既然红色游嘛，你就给我讲讲大别山，不，讲枝岈关的红色故事，我可要听真实的故事。
看得出徐明祥很高兴，他搓着手说，乖乖呀，遇上奇人了。您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保您满意。不是说大话，这枝岈关上下百年的事都在我肚子里装着呢。
徐明祥的一句“乖乖呀”把我和三哥都说愣了。父亲生前在特别高兴的时候也常会脱口说一句“乖乖呀”，那腔调、那语气和徐明祥的一模一样。尽管那会儿父亲很少高兴，说得也很少，但这大别山人的口头语“乖乖呀”，还是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
徐明祥见我和三哥愣神儿，以为是怀疑他的能力，他立刻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本子，小心地打开，一篇篇地翻给我三哥看。我凑上前去，原来是剪报本，上面都是徐明祥在报纸上发表的小文章，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来，都是关于大别山的革命故事。
徐明祥用手指着报纸上他自己的名字，非常认真地对我三哥说，这本上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文章里的故事可全是真实的，假了，人家报纸是不给发表的。
我三哥摆着手，又抬腕看看表，说今天虽然已经下午了，就按一天算，你先讲一段我听听。
徐明祥眼睛里似乎还藏着好多的疑问，但他不再多问，看得出他是真心想挣我三哥的钱，所以目的很明确地讲了起来。他不愧是教小学语文的老师，口才的确很好，讲得轻重缓急，绘声绘色。我和三哥也听得认真，随着徐明祥“乖乖”的不断冒出，我三哥看他的眼神也温和起来。
枝岈关为什么能搞起来红色旅游，是因为过去这里闹革命很红火，惊天动地呀乖乖，这么跟你说吧，解放后一九五五年授衔，枝蚜关在这里出了一百多个将军，那可都是开国将军呀。这地界是真正的红色老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算算有八十多年了吧，当时这地方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最初是红一方面军在这里活动，副军长就是后来的开国元帅徐向前，后来红一方面军并到了红四方面军。当时蒋介石的卫立煌部队在这一带和红军打仗，他们对红军可凶着呢。
我三哥让徐明祥不要讲得太宏观，要讲微观，要讲土生土生的枝岈关人当时闹革命的事，说越具体越好。徐明祥认真地说，啥事得有个开头呀，下面就讲具体的。我研究枝蚜关红色史十几年了，书上有的我知道，那书上没有的我也全知道，您想听啥，我就讲啥。
徐明祥摆开架势说，后来红军北上转移了，枝岈关一带的形势一下子就变复杂了。
那个时候，经常有拿枪的土匪出没，到四村八舍抢粮抢姑娘，祸害山民。村里就有人挑头，要组织人拿枪保卫村子，后来村村就有了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叫团练。枝蚜关的团练，是村里一个叫郑财主的人办起来的。最初只有自造的两条土枪，是打散弹的，响声大，但是没多大威力，吓唬人的。后来又有了一条枪，叫“湖北条子”，是郑财主花钱从湖北那边买来的。这点你们知道吧，枝蚜关正好在安徽和湖北的边界处，翻过山，那边就是湖北了。其实最初团练的宗旨挺好的，就是“保家治安”，当时只有六个人，领头的叫徐仁易。
说到这里，徐明祥停顿下来，问，你们知道徐仁易是谁吗？
我三哥立刻问，是谁，快说呀。
徐明祥带着几分得意，说徐仁易是他的老爹爹呀。
我三哥哦了一声。大别山人管爷爷叫“老爹爹”，这种称谓，很早以前我们就听父亲说过。徐明祥继续讲述，但语气里分明带着几分夸耀。他说，我老爹爹当时三十多岁，在做团练的头儿以前，做过村里的私塾先生，是个有文化的人，头脑可聪明哩，还写得一手好字，是颜体的。那时候一到过年他就给人写春联，写过不少的春联，谁求他，他就给谁写，没架子。但是他长相凶，吓人，又总是绷着脸，没有笑模样，所以四邻八村的娃娃没有不怕他的。那会儿，村里谁家小娃子不听话，只要一说再闹徐先生来了，小娃子立刻就乖了。乖乖，我老爹爹可有本事了。
当时六个人的团练，在徐仁易的带领下，没出一年就发展到二十多人，后来郑财主听从徐仁易的建议，又花高价买了一条当时响当当的枪“汉阳造”。那会儿枝岈关的团练在大别山一带实力很强，徐仁易信奉枪杆子总有理，枪比笔管用，也不知道他这想法是怎么转变的。反正后来他爱枪如命，为了搞枪，不择手段，除了鼓动郑财主买枪外，他还带人搞枪。团练里好多的枪，都是他带人在山路上搞埋伏，从掉队的红军伤兵手里抢下的，抢下枪后，他就把红军伤兵用枪托子砸晕扔到山下。扔完后，他还不马上离开，他要站在崖边，用手拢住耳朵，侧耳听一听，直到听到落地的声响，他才掸掸衣服离开。
我三哥对徐明祥说，这么说你爷爷不就是个土匪吗？徐明祥不承认，说他老爹爹可是一个人物哩，最初人是好的，团练守卫的可是村里的安全，只是后来他人变坏了，但那属于历史的局限。
我三哥不耐烦听他解释，摆手示意徐明祥接着往下讲。
徐明祥喝口水，接着说，其实我老爹爹后来出名，还不是因为抢枪杀人扩大团练队伍，是因为和赤卫军打仗，或者说，是和一个人打仗。
红军大部队北上后，还有一部分红军留下来，组织山民，成立赤卫军，所以当时大别山一带形势特别复杂，有白军、赤卫军、团练，还有土匪。最初团练还属于地方的，没有政治倾向，谁也不靠，可是到后来形势就变了，开始转向白军，和赤卫军对着干。
其实枝岈关的团练和赤卫军开仗，起因就是因为一头牛和一个人。那一年枝岈关西口有两户人家，为了一头走失的牛打了起来，恰巧这两户人家，各有人在赤卫军和团练，两家人都有靠山，谁都不服软。于是徐仁易放出话来，要赤卫军的人过来谈判。当时赤卫军方面出来一个人，是个年轻后生，也是枝蚜关人，这后生天不怕地不怕，脾气又火暴，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
我三哥忙问那个火暴脾气的人叫什么，徐明祥想了想，说他记着呢，但又特别着急地说，怎么就一下子卡壳忘了呢？我三哥让他回去好好查一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的名字查出来。徐明祥答应肯定能查出来。
谈判开始时，赤卫军的后生有理有节地拿出了证据，没犯态度。徐仁易没理了，但是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开始耍赖胡搅。读书人要是耍赖，那就更厉害；他说赤卫军算个原，是红匪，凭啥来谈判，说他只需用一半的人马就能把赤卫军打个稀巴烂。赤卫军的后生一下子就恼了，蹿上前狠狠地打了徐仁易一个耳光，说他讲话不算数，不是人。徐仁易大怒，叫手下人把那后生捆了，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放人，然后还没完没了，为了给部下争面子，他瞅了一个机会，领着人带枪打了赤卫军。
那一战打伤了两个赤卫军战士。
没想这件事被当地一个国民党的联防司令知道了，立刻派人骑着大马来枝蚜关，和徐仁易联系，极尽奉承，还送来了两支大枪作为见面礼。国民党司令来送礼，徐仁易立刻在枝岈关一带出了大名，连郑财主都高看他几眼。后来国民党方面还暗示有改编的意思，但徐仁易没同意，他存着野心呢，他想让自己的队伍再壮大，将来好有更高的砝码。其实这个时候团练上的事全由徐仁易一个人说了算，郑财主反倒要看徐仁易的脸色过日子。
后来团练又和赤卫军打了一仗，但是没想到这次被不怕死的赤卫军打败了。团练死了好几个人，还丢了好几条枪，赤卫军准备乘胜前进，把反动团练全部歼灭。可是徐仁易计谋多，他带人把剩下的枪都埋了起来，让他的人分散躲走，伺机东山再起。联防司令得知这件事后，借机再次派人来，准备扶植他。这次徐仁易同意了，并且答应把团练改为小保队，接受国军指挥。后来国民党支援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有钱，这样重新拉起的队伍比原来人还要多，从那以后徐仁易就开始死心塌地与赤卫军对着干，发誓要消灭“红匪”。这时蒋介石也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革命陷于低潮。
徐仁易带着他的小保队，配合国民党部队，四处抓红军和赤卫军，手段极其残暴。一次伏击中，小保队抓住了一个送信的赤卫军，那赤卫军是个十六岁的娃子，长得又干又瘦，看上去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小保队竟用拇指粗的麻绳捆了，浑身上下麻绳一道挨着一道，捆得密密实实的。从远处看，那娃子就像一根大麻绳一样，只露一个脑袋瓜，小娃子像鹅似的拼命向上伸着脖子，脸憋得黑青黑青的。他仰着头，嘴巴向天上张着，样子吓死人。小保队押着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小赤卫军游街，那小娃子喘不上气，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就用大棒子打他的后背。打一下，小娃子就往前蹦一下，脖子再往上挺一挺，借机喘口气，然后停下来，等着大棒子再砸下来。只有借着大棒子的砸力，小娃子才能喘气。就这样打一下，喘口气，硬是走了好几条街。最后一棒子打下去时，那小娃子的脖子再没有挺起来，头垂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我三哥听着，一句话不说，他一口接一口地抽他的软中华，当徐明祥歇口气喝水时，我三哥冷着眼，突然对他说，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呀，那不就是一个孩子吗？
徐明祥说，是呀，我也这么想呀。
我三哥捻灭烟，又问，你讲的是真的吗？
徐明祥站起来解释，是真的，当时就是这样子。
那你爷爷该杀！
徐明祥愣了一下，坐下来，很平静地说，是该杀，后来给杀了。
屋里有一会儿特别安静，谁也不说话。
那天直到天擦黑了，徐明祥才完成了他的讲述。在徐明祥接钱道谢正要朝外走时，我三哥叫住他，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晚上回去，好好查一查那个火暴脾气的赤卫军叫什么名字，接着又很随意地说，还有一件事，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一个叫徐浮安的人吗？
徐明祥眨眨眼睛，反问我三哥，你和他认识？
我三哥说，我是问你。
徐明祥说，这个人在哪里？
我三哥说，要是在省城的话，我就不问你了，这个人也是枝岈关人。
徐明祥很精明，没有追问原因，说，那就好办了，只要是这里的人，我就肯定能找到。不过你得给我时间。
我三哥摆着手，我没时间等你。三哥又说，找到这个徐浮安，我会重谢你的。
徐明祥乐起来，这样吧，你明天给我半天的时间，我保证能找到。
我三哥想了想，好吧，明天给你半天的时间，下午你还是两点到，把那个徐浮安带来。
徐明祥说，绝对没问题。临走时，他又停在门口，问我三哥那个徐浮安多大岁数，这样他找得更容易些。三哥看着我，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多大年龄，我就按自己的猜想，说现在应该三十多岁吧。三哥说，是，也就是这年岁。徐明祥听了，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三哥没有吃晚饭，他说特别累，想睡觉，他早早地就躺下了。晚上我醒来去卫生间，见三哥不断地在床上翻身。我没有打扰他。我知道人往往越累的时候，却越不容易睡着——看来三哥是累着了。
3
第二天下午，还差五分两点时，徐明祥果然领来一个看上去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介绍说此人就是徐浮安。
我三哥仔仔细细地看着这个人，我也在旁边打量此人。徐浮安身材不高，不胖不瘦，外表好像显得有些木讷，但又透着几分山里人的机灵，说话时喜欢看人的脸色。我三哥问他一些个人的情况，他说眼下开一个小饭馆，以前是种地的。
三哥又问他去过省城吗，他马上说去过去过，不过时间很早了。我三哥又问他，大约是哪年。他想了想说，好像是八年前吧。
我看见三哥轻舒一口气，看来时间倒是对得上，接着又问徐浮安去省城见谁。徐浮安说，是个老革命，在省城是个官。
叫什么？
徐浮安说，叫徐小孩。
这时，徐明祥又插话说，他昨天晚上查了一些老干部写的回忆录，那个火暴脾气的人，他查出来了，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徐小孩。又解释说，这个人他是知道的，不知为什么昨天死活就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
徐小孩就是我父亲！这是我父亲当年的名字。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进了城他才改的名字，叫徐胜利。我三哥没有说徐小孩改名字的事，而是继续称谓徐小孩。看得出，徐浮安和徐明祥只知道“徐小孩”，不知道“徐胜利”。
我三哥面色平静地让徐浮安讲一讲在省城见到徐小孩后的具体情况，还有找徐小孩有什么事情。可徐浮安却犹豫说，好多年了，记不清楚了。我三哥说你年纪不大，忘性倒不小。徐浮安赶紧补充说当时是一个亲戚领他去的，但那个亲戚已经死了。
是这样呀。我三哥沉吟着，没有继续往下追问。
我以为三哥会直问父亲老宅的事情，但他没有。他好像要继续验证什么，让徐浮安讲一讲他所知道的事情。我发现，在我三哥和徐浮安对话的时候，徐明祥始终注意观察我三哥的表情，他似乎看出了什么。
徐明祥对徐浮安说，你知道多少，就都讲出来。不着急，慢慢讲。
徐浮安朝徐明祥点点头，然后开始讲起来。他说他的老爹爹就是当年团练的创办人郑财主，我三哥很疑惑，说那你为什么姓徐，他说解放后老爹爹被镇压，他改了奶奶的姓。
接着，徐浮安说了一件事，把我和我三哥都说惊了。他说他奶奶是他老爹爹的第三房太太，姓徐，叫徐黄芽，但是后来村上人都叫她黄芽儿，出嫁时只有十五岁，而当初黄芽儿爹妈给她定的娃娃亲就是徐小孩。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尽管迟来了几十年，但是，久远的父亲似乎已经开始朝我们走来，父亲过去的经历开始凸现在我们眼前。
黄芽儿出身贫寒，小时候又黑又瘦，极不显眼，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皮肤白，眉眼俏，身段儿美，成了远近闻名的漂亮的姑娘，而且还能歌善舞。
大别山人喜欢唱歌，有山歌、茶歌、秧歌、牧歌、门歌，还有几千种小调，人们在劳作的时候，累了就相互对歌儿。比如采茶的时候，有女人在东山上唱：三月摘茶茶树青，奴在屋里绣手巾。两头绣的茶三朵，中间绣的采茶人。西山上立刻就会有小伙子应：四月摘茶茶成堆，卖茶进城把茶背。翻山越岭走得快，心儿还在紧紧催。
大别山人也喜欢跳舞，有十把小扇舞、十二月梳舞、打五扇舞，还有一种舞蹈最奇特，叫鸽鸫理窝舞。鸽鸫俗称秧鸡，是栖在秧田里的一种候鸟，它叫声清脆，农民们都把它的叫声，看作是丰收的兆头。这种舞蹈跳起来，就像鸟儿飞翔一样。
黄芽儿远近一带美得出了名，她唱歌儿好听，舞跳得好看，而她的名字，更是代表了对女孩的一种赞美。黄芽儿本是一道很有名的茶叶，源于唐朝，到了明清两朝，已经列为贡品，是一道齿颊留香、甘泽润喉的千年名茶。
我和三哥听到这些，都立刻联想到父亲死前为什么要决定把骨灰葬到家乡大别山，还有他生前与我母亲感情不和，以及他那两次的情感风波，这一切难道真的和这个山间美人黄芽儿有关？
徐浮安讲，黄芽儿虽说长在贫寒人家，但她长相俊俏，所以媒婆踏破门，但她父母死守着当年指腹为亲的诺言，都给推掉了，单等着徐小孩来迎娶。后来郑财主看上了她，黄芽儿才就此没有了退路。
最初，郑财主托人说媒，黄芽儿的爹娘当然不想让女儿去给一个大了三十多岁的男人做三房。日子再苦，也不能委屈了女儿，于是婉转地回绝了郑财主。郑财主对黄芽儿喜欢得不得了，非娶不可，他威胁黄芽儿的爹娘，如果把黄芽儿嫁给当了赤卫军的徐小孩，她就是“红匪”的匪婆，到时，要把他们一家拉出去枪毙了。黄芽儿的爹娘连惊带吓，一齐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郑财主见机，又掏腰包给黄芽儿的爹娘治病，最后软硬兼施，终于把黄芽儿娶进了门。
徐小孩听到了消息从外村赶回来时，黄芽儿已经上了郑财主的花轿。
黄芽儿的婚礼，是当时枝蚜关十几年以来最热闹的一场婚礼。四吹——笙、箫、笛、管，四打——抬锣、大锣、大镲、鼓，全都用上了，还从县城请来了一个“倒七戏”(也就是后来的庐剧)的戏班，演了三天的大戏。
就在婚礼当天的后半夜，当参加婚宴的人散去后，徐小孩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一样，腰别着锋利的牛角尖刀，翻墙跳进了郑家，想一刀结果郑财主，救出黄芽儿。但是狡猾的郑财主早有防备，他暗中布置好了人，徐小孩刚翻过院墙，就被郑家的家仆和两个扛“汉阳造”的小保队的人抓住了。
后院里掌上了松明火把，郑财主坐在屋里的太师椅上，屋门大开，黄芽儿坐在旁边的一个凳子上，旁边站着两个丫环，死命按着新过门的脸色惨白的三太太。徐小孩被吊在院里的一棵桂花树上，剥光了衣服，小保队的人用枪托，家仆们用木棒，一顿狂打。徐小孩挣扎着，不住口地骂，淡黄色的花叶像雨一样地落下来，落在徐小孩的身上、地上。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满院子里都飘着桂花的香气。徐小孩流出的血，很快就凝结在身上，在火把映照下，徐小孩仿佛一块悬吊着的黑红色的琥珀。无论黄芽儿怎么哀求放人，郑财主纹丝不动；黄芽儿下跪、磕头，额头磕出了血，郑财主眼睛都不屑一扫；最后黄芽儿哭得昏死了过去，他才叫人停住毒打。郑财主叫人把血肉模糊的徐小孩架到一间杂物房，派人看守，说转天一早送给国军领赏。
徐小孩已经昏死过去了，看守他的两个家仆，料他也不会跑走，就把门别上，呼呼地睡起了大觉。但是第二天，徐小孩不见了。他是怎么跑走的？院门紧锁，石墙有两人多高，没有人帮助他，他肯定自己跑不了。郑财主怀疑是黄芽儿在其中做了手脚，因为那个大院里只有黄芽儿有救人的可能，但是黄芽儿死不承认。郑财主也找不着证据，因为那天晚上郑财主睡得很沉。白天又是婚礼，晚上又是忙着设计抓捕徐小孩，他早已是心神俱累，再加上终于如愿得到黄芽儿，夜晚在新房又不惜体力地狠要黄芽儿，所以他是太累了，那晚就是有人把他抬出屋他都醒不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黄芽儿后半夜是否出过屋。再加上新婚的郑财主正宠着黄芽儿，对黄芽儿也没有什么办法，最后只好吓唬说，一旦要是查实是她放走了赤匪，绝轻饶不了她。
我三哥充满了疑惑，徐小孩受了那么重的伤，而黄芽儿又是一个瘦弱单薄的十五岁女孩，她是怎么把徐小孩救走的呢？
徐浮安说，怎么救走的，谁也不知道。但肯定就是她救的，是她后来自己说的。可是细节她从来不对别人说。过去的事也没人问了，谁还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感兴趣？
我也陷入思索，无法想象出那个过去了六十多年的大山中深秋的夜晚，两个年轻男女，不，是两个孩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于历史的讲述，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傍晚。我三哥说要请他们吃饭，边吃边谈，为了抓紧时间，吃完饭后，再到宾馆继续。见徐浮安瞅徐明祥，我三哥就笑着对徐明祥说，钱一人一份，二百块钱一分不会少。徐浮安不好意思咧嘴笑，小声地说，不是那个意思。
我三哥一挥手，走，吃饭去，然后回过身，对徐浮安说，就到你家开的那个饭馆去，给我们吃点儿当地风味。
徐浮安又瞅徐明祥，这时我三哥已经走出了屋门。我看见徐明样用眼色示意徐浮安，他们俩这才一起走出去。徐浮安总是看徐明祥眼色行事，我感觉这里面有事，但又一时猜不出是什么事。
枝岈关的夏季，晚上凉风习习，风中带着涩涩的青草香味儿。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山泉流淌的声音，不大不小，仿佛有谁在远处弹着古筝。点点灯光在树木缝隙中闪烁着，夜晚显得魅惑和诡异起来。许多游客走在山坡路上，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欣赏山中夜景。他们穿着鲜艳而时尚的衣服，在夜晚的大别山，倒也特别吻合，好像没有一点隔阂。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父亲，我不知道三哥想没想，反正我来到枝岈关，看见什么场景，都立刻会联想起彼时父亲在做着什么。
徐浮安的饭店不大，倒也十分干净。他老婆非常热情地迎出来，她个子不高，但非常结实，她把我们让到一张及至膝盖的圆桌前，圆桌四周有几个小圆凳。我三哥肚子大，瞅着小圆凳直皱眉头。徐浮安说，今天吃吊锅，这是大别山一带最独特的风味了。我三哥坐下来，试了试，也还可以。
吊锅，就是从房顶上下垂一个竹竿，竹竿下端有一个特别怪巧的机关，把吊锅挂上去，手一按那个机关，就可以将吊锅上下调整。桌面上有一个火盆，正好对着吊锅。
我三哥一上来就在桌面上放下一千块钱。徐浮安愣住了，表情有些激动，连说用不了这么多，您给得太多了。徐明祥也有些吃惊，但他还是比徐浮安老练，他看了一眼徐浮安，似乎是要他接受。徐浮安拿起钱，小心地放进衣袋里，又用手按了按，这才连说谢谢。这场景被我看见了，觉得他们俩之间好像有什么秘密。我三哥抽着烟，兴奋着，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小动作。
吊锅里放着山鸡、野蘑、山猪肉，还有说不上来的各种山珍海味，味道奇香无比。我们喝的是米酒；徐浮安说是自家酿造的，喝一口，果然味道不俗。徐明祥和徐浮安不断地向我三哥和我敬酒。我三哥酒量很大，喝了不少，他们俩也喝了不少。于是酒桌上特别热闹，徐明祥和徐浮安的话也比刚才明显地增多。
徐浮安用手指着徐明祥说，你的老爹爹太坏了，当年总是坑我们家的钱。徐明祥又说徐浮安，没有我家老爹爹，你家老爹爹的家财早让土匪抢了。两个人都不断地指责对方，语气强硬，但却面带笑容。
我三哥问他们，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住在枝岈关。两个人说是的，从没有离开过，而且他们的父辈也都没有离开过枝蚜关。他们还说，无论是小保队白军的后代，还是赤卫军红军的后代，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往哪里走，都是大山，出不去的。
我三哥还是不明白，上辈人那么大的仇恨，赤卫军和小保队打得如此惨烈，难道对后代的人就没有一点儿影响吗？
徐明祥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徐浮安说，就是有仇恨的话，又能怎样？喝的都是山上流下来的水，我家浇完田他家浇，都在一条路上走着，过去的就过去吧，再找寻过去，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才不犯那个傻呢。
我看见三哥愣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徐浮安像是喝多了，他从吊锅里夹上一块肉，像一个耳朵的形状。他举着“耳朵”说，要说仇恨，红和白仇恨大着呢，解不开又能怎的？就说这“耳朵”吧。
徐浮安又讲起来。当年大部红军离开大别山以后，当地反动武装特别猖獗。小保队和白军对赤卫军和留下来的红军特别凶狠，当时放出狂言，割下红军和赤卫军的一只耳朵，赏大洋两块。听说不到半年，光是枝岈关的小保队，就有了一箩筐的耳朵。
徐浮安说听他奶奶讲，那一箩筐的耳朵就放在小保队的大院里，吓人呀。没人敢凑前，就连饿极了的野狗都远远地躲着那箩筐，不敢靠过去。隔着那筐百步以内，就是把牲畜们往前赶，它们也绝不往前再迈一步。
徐明祥也说，当时就连伤病员抓着了也要杀掉。杀掉前，还要挖眼睛、掏心。有一次，在一块水稻田里，一下子就砍死了十几个红军伤病员，把稻田里的水都染红了。后来听老辈人说，那块稻田里长出来的稻子，都是红颜色的。白军还曾经抓住过女红军，有十几个人，每人都一百大洋卖到了城里窑子，有的是几个人糟蹋一个。那些女红军年岁都不大呀，还都是女娃子。
我三哥问，那徐小孩呢，他面对着这样的残暴，做什么了？
徐浮安说，听我奶奶讲，徐小孩站在山上朝天喊，不把那些割耳朵的恶魔们全杀光，他永远不会放下枪。
有一天夜里，已经当了赤卫军队长的徐小孩，带人袭击了小保队，杀死了三个小保队员，把那一筐的耳朵抢走了，后来听说埋在了山上，还在埋的地方种了松树。那时候大别山一带只有少量的红军，大部队都去北边打仗了，留下来的打仗的都是红军伤兵和赤卫军，而且赤卫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有的只有十四五岁。怎么说呢？就是一群孩子，再加上枪支不好，弹药不足，所以只能打游击。徐小孩带着人，一天都没停过和白军、小保队打仗。那时候一到晚上总能听到枪声，小保队的人也被打死不少。他们怕徐小孩，可就是抓不住他。
我三哥问徐浮安，你奶奶黄芽儿还活着吗？徐浮安说八年前就死了。我和三哥都一愣，问徐浮安去省城，是否是在他奶奶去世之后，徐浮安想了想，说是的。我三哥再问，你家中还有其他年岁大的长辈吗？
我三哥说想见一见。但徐浮安却望向徐明祥，徐明祥打岔，然后说起别的事，说要给我三哥唱当地情歌。
我三哥说他现在不想听什么歌，就是想让他们找一找上岁数的老人，他要当面问一些问题。两个人对一下眼神儿，说不认识。看我三哥不高兴了，才勉强答应了。说是明天要带一个叫老八叔的来，他是万事通，全知道。三哥问他们为什么不早说，徐明祥吭哧着，借酒装醉也不解释，仍举杯劝酒。我三哥掉下脸说，不喝了，累了，回宾馆，明天再说。
回到宾馆，我对三哥说这两个人好像在耍鬼把戏。三哥说他早看出来了，那个徐浮安肯定是假的，是个冒牌货，什么事一说到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事，他总要想一会儿，怕说错了。可不管徐浮安是真是假，只要能帮我们找到老宅就行，他们不就是为了钱吗？给他们。
过了一会儿，三哥把手机打开，打了一个电话。三哥打电话，喜欢直着身子，而且面容严肃，像一个正在指挥打仗的首长一样。他不说话，只是听对方说，只是嗯嗯着听，好半天才放下电话，然后又关掉手机。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最晚后天我们就得回去。我心里一沉，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三哥摇摇头；手一挥，说反正是麻烦的事。接着好像是对我说，又像对他自己讲，明天把一切都挑明吧，也没必要再瞒着了，那个徐明祥鬼精着呢，他现在什么都明白。
三哥好像太累了，他仰躺在床上，声音很远地说，咱爹过去不容易呀！赤卫军，不就是儿童团吗？都是一群孩子呀！再看现在的孩子，唉！过了工会儿，他又说，其实我是真想听他们多给咱讲一讲爹过去的事情，我听不够呀。
三哥问我，你说咱爹，那时也是不到二十岁呀，就带兵打仗了，面对刀枪，那么男子汉，你说当年要是咱们俩，能像爹那样吗？
我说，这不好比吧。
三哥说，不是不好比，是不敢比！你说爹他怎么从来不跟咱们说这些事呢？大别山，枝蚜关，我们应该早来呀。
我说，那就多待几天吧，哥，什么事非要提前回去不可，多待两天吧。我也是想多知道一点儿咱爹的事，以后恐怕很难有机会了。你说呢？
很少叹气的三哥又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我发现他非常感慨，同时也发现，现在三哥想要更多了解父亲的心情，与他想要快点儿找到父亲老宅的心情是一样的。
还好，还有时间。
4
转天上午，徐明祥果然把老八叔带来了。他介绍着身旁的老人说老八叔已经七十岁了，过去的事情特别清楚，有什么就问他吧。我和三哥看着这个老八叔，他个子不高，脸特别黑，头发已经花白，眼泡又红又肿；但他神态举止很沉稳，没有山里人的胆怯，一看就是一个很有阅历与身份的人。
可是徐浮安没有出现，他是应该来的，可是他没有来。我三哥也没有问，他只是例行地招呼老八叔人座，然后让我沏茶，摆出一副恭请老八叔的架势。
老八叔很客气，他坐下，寒喧尸番后，不时把目光在我与三哥身上扫来扫去。
三哥喝了口茶，直截了当地问老八叔，是否认识当年一个叫徐小孩的赤卫军，后来当了解放军，还在此地剿过匪。老八叔立刻说，他小的时候亲跟见过大名鼎鼎的徐小孩。我三哥直来直去，说他就是当年那个徐小孩的儿子，是来找老宅的。
正如我三哥所预料的那样，徐明祥听我三哥说后，没有一点儿惊讶的表情，那样子真的已经在他的掌控和预料之中。
老八叔说，你家老宅我知道。
我三哥说，既然知道，那现在就走吧，去看老宅。
老八叔说，现在不能去。我三哥大惑不解。老八叔解释说，你爹过去的宅子，现在是小学校，孩子们放假了，锁着门，不让进。
我三哥更糊涂，现在不让进，中午就让进了？
老八叔嘿嘿一笑，我有个熟人，他中午在，咱们中午去。
我三哥立刻说，那也好，那您就再给我讲一讲我爹过去的事吧。
老八叔朝我三哥挑起大拇指，乖乖，你爹是个英雄呀，老人家现在还……
我三哥说，已经去世多年了。
老八叔哎了一声，对我三哥说，你是英雄的后代呀。乖乖。
老八叔说再早前的事，他都是听说，可抗日期间的事，那可都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讲一讲他亲眼所见的事。
老八叔告诉我们，抗日期间，日本人占领了省缄，也到过大别山的其他一些山区，但是没有来过枝岈关；因为这里离着省城太远了，而且地势险峻，全是山路，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日本人不敢来。
日本人不敢来，但是好多国民党的大官都跑到枝岈关来了，都到这里避难来了。大官们一来，枝蚜关热闹了。不长时间，这个原本不大的山村，又来了许多山里人从没有见过的人，比如烫着爆炸头穿旗袍的女人，戴墨镜拿纸扇的贩卖鸦片的人，还有贩卖枪支弹药的人，把小山区搅得乌烟瘴气。
这时的徐小孩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当了游击队的队长。
那时共产党的游击队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们打日本，国民党军队打他们，他们是腹背两面受敌。这时徐仁易已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带着二百多人的队伍，专和共产党游击队作对。
徐小孩的队伍和徐仁易的队伍经常交火，双方都恨不能一下子打败对方，但还是游击队势单力薄。徐仁易靠着枪多钱多人多，再加上心狠手辣，老百姓们怕他们恨他们，但又不敢得罪他们。对游击队，他们同情，不敢明面帮，背地里也不敢帮，因为一旦被徐仁易他们知道，那是要杀人的。所以游击队当时特别艰难。
老八叔在说徐仁易这些“坏话”的时候，徐明祥坐在旁边坦然地听着，没有一点儿不自然。
老八叔说，有一次两个游击队员受伤在山脚歇息，胆小而又贪财的山民报告了徐仁易，被徐仁易指派的人抓住了，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关押在郑财主的大院里，徐小孩带人营救，没有成功，他本人也被抓了。当时郑财主没在村里，到省城看病去了。徐仁易叫人把徐小孩捆成肉粽子，就在准备第二天要活埋时，又是黄芽儿在夜里，用酒把看守的士兵灌醉，把徐小孩放走了。黄芽儿又救了徐小孩一命。徐仁易发现是黄芽儿放走了徐小孩，大怒。这时郑财主也回来了，也是恼羞成怒，用皮鞭把黄芽儿抽得伤痕累累，还逼问她第一次是不是也是她放走的徐小孩。黄芽儿勇敢地承认了，痛骂郑财主夺了她的身子，但夺不走她的心。她的心是永远向着徐小孩的，她永远是徐小孩的人。郑财主妒火中烧；后来徐仁易竟用大砍刀砍掉了黄芽儿的右脚！
我三哥转脸对徐明祥特别激动地说，你爷爷够狠的，要是遇上了我，我非得把你爷爷杀了！
我三哥又逼问一句，我爹和你爷爷势不两立，你说咱俩怎么办吧？
徐明祥无所谓，并且笑起来。他说，枝岈关的人，上辈人杀杀砍砍的，那是他们的事。后辈人现在生活在一起，没人记仇。你是大地方的人，咋比我们还小心眼呢？
我发火了，说，这不是心眼大小的问题，什么事都应该有个说法，起码不该这样糊涂。
徐明样张大无辜的眼睛说，不糊涂又怎么办？难道还要把我老爹爹从坟里拉出来给你们认个错？
我气愤至极，站起来，端起手里的茶水泼向徐明祥。茶水泼了他一脸一身，徐明祥只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笑了。他擦着脸，跟我三哥说，我不和你弟弟斗气，他还小。
我三哥假装斥责我，但是都没站起来。我发现他是赞赏我的举动的，假如我要是打了徐明祥，他可能更高兴。我看出来，三哥比我还生气，他不过是在压着火罢了。但他还是要教训一下徐明祥。他说，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爷爷，可是你应该有办法选择你自己。我看着你说你爷爷时那兴奋的样子，我就来气，从心里来气。
我三哥用手指点着徐明祥，徐明祥不敢吭一声。我不知道是我三哥的身块吓住他，还是他的奔驰车和手里大把的钱。反正接下来，我看见徐明祥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一张脸，迎着我三哥。我从心里看不起他，我知道，就为了从我三哥手里拿到更多的好处，他可能什么都能忍受。但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么些年他心里难道就真的对上辈人的杀杀砍砍都不记仇了？无所谓了？心眼儿这张筛子大得能过石子？
我看看他那张被我泼过的脸，心里想不可能！他现在也许是恨死我们哥俩儿了，这恨可能是双重的——他既恨我们是徐小孩的后代，又恨我们比他有地位也有钱，只是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敢流露出来而已。
中午的时候，我三哥开着他的奔驰车，在老八叔和徐明祥的带领下，去那所小学校。
门卫和老八叔打着招呼，拉开大门，放我们的车进去。下车前，三哥给了徐明祥和老八叔一人二百，说这是一会儿让他们俩吃饭的钱。两个人双手拿了，相互瞅瞅，连说谢谢。三哥站在校园中央，四处看着。学校的操场不小，很破旧，全是土地。周边的教室看上去得有很多年历史了，屋顶上长满了蒿草，风吹草动，寂静无声。整个校园像是刮一阵风就能吹散了一样，到处弥漫着呛鼻子的土味儿。
我三哥问徐明祥，枝蚜关有几所小学？
徐明祥说，就这一所。
我三哥问他，是在这儿教书吗？
徐明祥说，在另一个镇的小学。
我三哥说，是不是枝岈关的小学校穷，你才去的外面？
徐明祥低头不说话。
我三哥又问，盖宾馆哪来的钱？再说这镇上好多新房呀，怎么就不能把小学校翻盖一下？
徐明祥说，那些宾馆商店都是招商引资的钱，小学校怎么招商呀？再说游客来，谁看学校呀，不过最近听说镇上在研究盖新学校的事，可那是领导的事。
我三哥没说话，在校园操场上走。徐明祥凑上来说，您那车的两个车轱辘，都比这学校值钱。老八叔听了，“乖乖”了一声，我说咋跟坐船一样呢，原来这值钱呀！
三哥命令我们都上车坐着去，或是到别处待会儿，他想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一走。徐明祥和老八叔立刻躲到边上，然后两个人小声地说着什么。我倚在车上，远远地看着三哥。我看见三哥肥胖的身体在无人的土操场上来回地走，时而低着头，时而仰着头，仿佛一个石碾在乎整着操场。离着老远看他，我才突然发现，其实在我们兄弟四人中，五官和性格最像父亲的就是三哥。以前就像，现在更像。三哥和父亲彼此相恨，可他却最像父亲。要是他再瘦下来，就是活脱脱的父亲了……三哥在操场上走着，偶尔猫下腰，专注地看着脚下的土地。我想他可能在寻找我家的老宅，可是这么大的一块地，他怎么能认出哪块是呢？
来到枝蚜关的这两天里，我发现三哥像是变了一个人，变得傻了，变得没有了主意，变得很冲动，一点儿都不像我原来那个很有头脑很有主见很沉稳的三哥了。来枝岈关前我心中的疑问，重又出现，三哥这次来，真的就仅是为了寻找爹的老宅吗？还有，他要在老宅的地下安葬父亲的骨灰，还要建坟，还要立碑，可这是学校的操场，在这里安葬父亲，眼下看来，显然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下一步，他该怎么办？
下午，三哥对我说，这两天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过去对不住爹，真是对不住。
三哥很激动地说，爹要是活着，我就让他打，怎么打，我都不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跑。
我问他为什么。
三哥说，爹这一辈子可是出生入死，当年是郑财主那样的人把爹的幸福给毁了；后来，解放了，他又栽在女人脚下。
三哥又说，我想为爹做点儿事。至于怎么做，我在想。
事情总是突然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像我想不到自己会来枝岈关一样。
当天晚上，已经是十一点了，我和三哥正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隔着房门一问，回应者是个女性，听声音还很年轻。我和三哥都面面相觑。我心想，这么晚了谁还能来找我们呢，何况还是千个陌生的女人。
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年轻女人。大约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身材很瘦，举止得体，目光沉静，一点儿都不像是一个山村里的人。她自报姓名，说她叫徐菊梅。我三哥说不认识。她说，你是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你是徐胜利的儿子。我和三哥都吃惊不小。这是我们来到枝岈关这两天来，第一个说出我父亲第二个名字的人。徐明祥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叫徐小孩，但是都不知道后来改叫徐胜利。
我三哥急忙把她让进屋来，问她有什么事情。
徐菊梅进屋后，还没落座就说，你们见到的徐浮安和老八叔，都是冒牌货，是假的。那个老八叔还不到六十岁，根本不是七十岁。还有那个徐浮安，更是冒充的了，是徐明祥找来的替身。真正的徐浮安早病死了，现在要是活着的话，该是六十岁了。
最后这句话，把三哥和我都吓得一激灵。我三哥问她，你又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话就是真的？徐菊梅说信不信，由你们，那几个人给你们说的事，是真的，因为徐小孩的事情，老一辈枝岈关的人都知道，年轻的也听老辈人说过。那是一个英雄，在大别山地区谁不知道呀？但是他们谁又知道徐小孩后来改叫了徐胜利？
我三哥不由得点了点头。
徐菊梅接着说，只有我知道你爹后来的名字，所以你要相信我的话。
我三哥问，那你想要说什么，想要做什么？
徐菊梅说，我就是想，让你不要受骗，我看不下你们被别人骗。还有，因为……因为，我们俩有关系。
我和三哥都糊涂了，让她快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关系。
年轻的徐菊梅，说起话来成熟得像个中年女人。徐菊梅的姥姥就是当年的黄芽儿。黄芽儿共生了两个女儿。徐菊梅的母亲是黄芽儿最小的女儿。原来当年徐浮安到省城找我父亲，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着当时十几岁的徐菊梅。徐浮安是徐菊梅的堂舅。他们是在黄芽儿去世后不久去的省城，应该说那次行动是执行她姥姥黄芽儿的遗嘱。
我三哥问她当年去省城找我父亲，到底有什么事。徐菊梅说是通知一声姥姥去世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送一只银脚镯。这是她姥姥临死前唯一的请求。
我三哥瞪大眼睛，吃惊地让她说说关于那只银脚镯的事。
原来那只银脚镯是我父亲当年送给黄芽儿的，也算是一个定情物，黄芽儿一直戴着。从我父亲送她那天起，就一直没有摘下过。后来只剩下一只脚的黄芽儿，一直把另一只银脚镯藏在身上。黄芽儿把那副银脚镯看得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徐菊梅说，姥姥是戴着一只银脚镯躺进棺木里的。临终前，姥姥拿出那只藏了几十年的脚镯，让我们交还给徐小孩，姥姥说到了地下，活着的时候身体缺少的部件会自己长出来的，她要在地下等着徐小孩把那只镯子再给她戴在那只脚上。
徐菊梅还说，当年姥姥被砍掉脚时，她堂舅徐浮安就在现场。
徐浮安在带她去省城找我父亲徐胜利的路上，曾给她讲了当时黄芽儿被砍脚的情景。当时气极败坏的郑财主闭着眼举着大刀就要向黄芽儿的脚砍，说是一辈子也让她走不了路，离不开郑家大院，帮不了那个赤匪。尽管他举起了刀，但还是下不了手，毕竟黄芽儿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徐仁易见状，让人把郑财主搀到了前院，随后他举起来大砍刀，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挥了下去。刀下落的力量太大了，黄芽儿的脚和脚镯都飞了起来，但是黄芽儿没有去看她的脚，而是像只鹰一样，身子一跃而起，一下子抓住了那只脚镯，她双手紧抓着脚镯，还没有落到地上，人就疼昏了过去。后来，郑财主知道了那副脚镯的来历，就逼着她扔掉。但是黄芽儿发誓，要是敢动她的脚镯，她就立刻撞死。可能郑财主见黄芽儿已经没有了一只脚，动了侧隐之心，对这件事也就没再过问。
徐菊梅还说我父亲徐胜利去招待所看她和她的堂舅，当他见到那只银脚镯时，双手哆嗦着一把抓过来，紧紧攥进了手里，像孩子一样把手贴在心口处，然后就开始落泪。徐菊梅说，老人只是落泪，一句话也不说。既不问过去的事，也没有问黄芽儿死后的情况。他只是无声地哭，一直哭，也不擦眼泪，就那么任泪水一直流着。
我和三哥都无法想象父亲落泪时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从没有看到父亲落过泪。父亲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表达过温情，他表达的都是愤怒，他把温情埋在了心底。其实母亲去世后，父亲也是一个人独坐在屋里，两天没有吃饭。想必在那独坐的两天里，他也为母亲哭过，只是我们都没有看见。是的，在那一年里，黄芽儿和我母亲相继去世，现在推算，大约前后也就相差两三个月吧。现在想起来，从那以后，直到父亲去世，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应该说父亲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很少暴怒了，只是一句话不说，好像没有了嘴。本来父亲身体还是不错的，后来就每况愈下，他的死应该也和郁闷有关吧，也和黄芽儿与我母亲的离去有关吧。
三哥问我见没见到过那只银脚镯。我说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
三哥自语着，这个老头呀，把它藏哪儿去了呢？他怎么什么事都能装在心里不讲呢？他到底要讲给谁呀？
屋里特别压抑，一时间谁都不说话了。
后来徐菊梅说，我知道你们这次来，是要找你家老宅，可你们也不想一想，几十年了，怎么可能还有呢？知道你家老宅的老人们都没了，再说你爹那个时候又不是大户，穷人家的房子哪里有什么根基呀。
接着徐菊梅又说出了我们的爷爷奶奶的情况。
徐小孩参加赤卫军，尤其是在当了队长，为了给牺牲的赤卫军战士报仇，带人打死了小保队的人以后，徐仁易就以“红匪”之名，一把大火烧了徐小孩的家，把徐小孩的爹妈还有哥哥和嫂子全家绑了，放在一个大竹篓里，沉了潭。一共四口人，全被活活地淹死了。徐小孩知道后，大病了一场，闭着眼，躺在山上的草窝棚里，不吃不喝，发高烧好多天；后来眼看人就不行了，坟坑都挖好了。可是就在一个大雨的早晨，他却突然退烧了，自己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他靠着大树，硬是举起了枪。
我们爷爷奶奶的情况，研究红色史的徐明祥肯定知道，那个“徐浮安”也会知道，还有那个装作七十岁的老八叔，他们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没有说。他们不是像他们讲得那样，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他们还是有所顾虑的，他们还是害怕的。害怕我和三哥会对他们做出什么冲动的行为。
那天晚上，徐菊梅待到很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一点儿陌生感，似乎很早就熟悉一样。我们说了很多的话，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去，没有离开枝岈关，也没有离开大别山。
徐菊梅感慨地说，大别山不像别的地方，那才真叫残酷呀。就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打得血肉横飞呀！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打下枝岈关后，大部队开走，只留下六个人，一个排长，五个战士，发动群众，维护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那时候徐仁易上了山，又变成了土匪，群众怕土匪，怕徐仁易。他们杀人不眨眼呀！由于当时解放军的力量太弱了，徐仁易下山袭击，打死了三个战士，排长和两名战士被抓。重又夺回枝岈关生杀大权的徐仁易，把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开大会，当着乡亲们的面，把三个解放军绑到地边上枪杀了。每个解放军的身上都挨了几十枪，人都给打烂了；后来血水流到地里，原本刚成形的玉米一夜间齐刷刷地爆出了穗儿，像顶着红缨帽的战士似的怒视着天，一片火红呀。到了晚上，有人就听到玉米地里传出杀呀杀呀的喊声。后来大别山一带传说这是红军显灵了。不久又从村里传出来，说解放军是神军，徐仁易那帮匪徒早晚得让解放军给消灭了。
果不其然，转过年来，徐小孩随刘邓大军某部回到家乡剿匪，很快匪徒们死的死抓的抓，最后已经光杆一个人的徐仁易躲到山洞两个多月不敢下山。在这期间，徐小孩始终不下山，带着战士们，昼夜寻找。后来他固执地让所有人都下山，他要一个人留在山上，他放出话，一定要单枪匹马把徐仁易抓到。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枝蚜关下起了大雪，多年没有见过的大雪，山路全部被封，根本上不去山，山下的人就着急，可是又没有办法。山大呀，上哪儿找去，只有等着。
大约二十多天以后，徐仁易还就真被徐小孩一个人抓住了。他一个人愣是把徐仁易捆起来，麻绳一道挨着一道，徐仁易被捆得密密实实的，只露着一张脸。徐小孩在后面拿枪押着。人们当时都认不出来徐小孩了，他瘦了许多，一脸的胡须，头发乱成了鸡窝，脸上都是血道子，血凝结在脸上，身上的棉袄都翻出了花，腿也一瘸一拐的。要知道徐仁易比徐小孩高半头，而且也壮实，徐小孩是怎么把他制服的呢？这一切他没有向别人说过，别人问他，他也不说，谁问都不说。
后来把徐仁易押到省城，公判后枪毙了。徐小孩尽管立了功，但是也受到了批评，犯了自由主义作风。后来徐小孩随部队紧急开拔走了。临走时，徐小孩和黄芽儿都没有见一面。从那以后，徐小孩没有再回过枝岈关，两个人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徐菊梅对我三哥说，关于你爹的好多事，我都是听我姥姥说的。我姥姥说起你爹时，就像小女孩一样，脸红红的，眼睛里装满了幸福。可当我问她解放初剿匪时徐小孩就在枝岈关，两个人是有机会见面的，可为什么就没有见面呢？我姥姥只是抹眼泪，什么也不说。
徐菊梅叹口气，他们那代人就是这样，把什么都埋在心里。
后来徐菊梅临走时，像个长辈一样，对我和三哥说，你们这次来，是来看你们的老宅，说明你们是孝子；凡是孝子，都是好人。可就是别被坏人骗了。现在好多人都钻在钱眼儿里了，人心变了，要防着点呀。不管咋说，你们的爹和我姥姥……后来徐菊梅说不下去了，扭过身，推开门，什么也不说，快步离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我三哥也是发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一根儿接一根儿，屋里呛得睁不开眼睛。
后来三哥突然大哭起来。他哭得伤心、委屈、愤怒，接着他坐了起来，我看见他的大白胖身子，就像一个四处漏水的巨大的水桶，哗哗地往下流，流得浑身都是泪。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三哥哭成了这个样子。
哭完，三哥终于告诉了我他来枝岈关的真正原因。
原来，三哥动用了几亿资金，建造市里一座最高的楼。可是工程启动之初，地基下陷。他一方面与监理公司找建筑工程院专业人员测查原因，一方面拿钱“疏通”各职权部门，想让工程不停工；同时他还找了一位新加坡的占卜高手卜算阴阳。那位占卜师推算出，三哥只有将去世六年的父亲的骨灰重新安葬在故乡老宅的地基下，在上面再立一座石碑，同时石碑四周不能有遮挡物，这样他所谋求的事才能成功。对卜算深信不疑的三哥，于是带我前来大别山。三哥是人在大别山，心其实还是在惦记着他那座楼，于是那天三哥开了手机，往公司打了电话，得知那座地基不稳的楼，政府方面开始出面干预了，已经停工。于是，他这才决定要提前回去。
三哥说，谁骗我？是我先骗了爹，骗了枝岈关！接着抓住了我的手，说，这次来，我不是也骗了你吗！
三哥用手揪着自己的头发，发誓一样地说，我一定要为枝岈关人做点儿事！为了爹，为了黄芽儿，也为了这片土地。真的，做生意这么多年，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难以打动我了，可以说我的心都长了一层厚厚的硬茧了，眼睛也他妈的不会流泪了——现在，是大别山、是枝岈关让我变了……
5
三哥和我走不了啦。
转天一大早，有一穿西装、扎领带的像是领导的人，在一年轻人的陪伴下，来到我们房间。一见我们就先诚恳地承认错误，说是对大别山做出重大贡献的老红军的后代来枝岈关，政府招待不周，还请原谅。
我三哥很客气地给他们让座，问他们是何人。那年轻人毕恭毕敬地介绍穿西装的人，说这是他们枝岈关镇的办公室黄主任。我三哥很随和很客气地说来此没有公事，纯粹私事，没想惊动政府，不好意思添麻烦。
黄主任整了整领带说，革命的后代，理应好好招待的。接着要准备中午请我们吃饭，要我三哥尝尝皖西边草的白鹅，有二十斤重呀，还有用木棒敲石头被震晕捉住的沙锥鱼，还有被杜甫赞美为“白小”的古脍贱鱼，还有全身银白的瓦虾。
我三哥见黄主任说起吃来没完没了，特别反感，刚才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冷若冰霜。我三哥来时为什么不想找当地官员，他跟我说，就怕吃饭，他对吃饭厌烦透了。
黄主任正热情地说着，见我三哥脸色不对，就停住话头，转而特别关心地告诫我三哥，不要轻信陌生人，这地方自打开放搞旅游，社会很复杂，还是要相信政府。
看得出我三哥想快点儿把他们打发走，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找我，需要我做什么吧？
黄主任眼睛闪烁了一下，什么也不做，就是吃饭，聊聊天。
我三哥沉着脸，说他很累，不想吃饭，也不想聊天，就想睡觉。
黄主任有些不太高兴，但还是微笑着，他拿出一张名片，说下午再联系。临走时又郑重其事地说，镇长到县里开会去了，明天下午就会回来；镇长已经叮嘱了，一定要见一见，不能怠慢了革命功臣的后代。
黄主任他们走后，三哥想出去，但却再也出不了屋了。枝岈关镇政府的官员们，像文化科、旅游科，还有许多科的领导，走马灯一样，从他的房间进进出出。我心里猜出来，镇上的人肯定知道了三哥的身份。
我待不住，一个人去外面转悠。中午回来时，三哥通知我，他已经给徐明祥、“徐浮安”、老八叔，还有徐菊梅，都打电话了，下午他要爬山，让他们陪着。我问他为什么？三哥说，我知道父亲的骨灰应该埋在哪里了。
下午，我们一行人向着枝岈关东面的最高峰白马尖爬去，白马尖是大别山区的第一高峰。三哥亲自背装着父亲骨灰的大皮包，气喘吁吁，他谁也不让背，就要自己背。他浑身流着汗，但他走得最快，好像体格一下子健壮起来。
在通向主峰的山路上，山陡，但是风景太美了，没有多少人工的痕迹，一草一木，都非常天然。尤其看到松树时，我三哥总要停下脚步，用手拍拍树干，然后仰起头，看着大树，不住地点着头，嘴里还喃喃自语着。我知道，他不定是在猜想，哪棵树是爹当年为了纪念死去的赤卫军战士种下的。
一路上，“徐浮安”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老八叔则在不断地和徐菊梅解释着什么。徐明祥倒没什么，很自然地过渡到导游的角色，他指着身边的各种树木，不断地给我三哥介绍，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银屡梅，哪是二级保护的领春木、连香树、兰果树，还教我三哥识别哪是白马鼠尾草，哪是天女花，讲得头头是道。
我三哥问桂树在哪里，红军那首歌儿，就是唱的桂花。徐明祥笑起来说，歌儿里唱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现在是夏天，要等到秋天桂花才开呢。接着徐明祥指着不远处的山坡说，那一片都是桂树，开花的时候，满山遍野的香味，把人都能香醉了。
走一段，在一个山路的转角处，见到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不高，已经很旧了，碑文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看得出是很早以前修建的。
这时候一群年轻人正好从这里路过，望着石碑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东西，谁看呀，还挡路。
我三哥突然一把抓住说这话的年轻人，问他刚才说什么。
那群半大小子们，一下子把我三哥围住，但看我三哥那身块，又不敢动手。徐菊梅他们赶快跑过来拉开。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我知道。我知道三哥在想什么。
三哥非让那些年轻人在墓前把头上戴的遮阳帽摘掉，把烟灭了。他大声地说，红色游不是来看山水的，你们懂吗？你们知道为了闹革命，这大别山死了多少人吗？当年那些红军牺牲时，比你们还小呢！他们还都是孩子，你们懂吗？
那群年轻人，像看怪物一样瞅着我三哥。我三哥让他们给烈士墓鞠躬，他们不干。领头的那个小伙子，对我三哥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们，有病！
三哥说，就凭你们刚才那不恭的话，不恭的行为！
那帮年轻人说我三哥没事找事，不可思议。我三哥冲动地说，今天你们就得鞠躬！
接着，他做出了让所有人——也包括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举动。他给那些年轻人每人发一张百元人民币，叫那群年轻人在烈士墓前摘掉帽子集体三鞠躬。
那些年轻人拿到钱后，都愣住了。我三哥也不看他们，他自己率先鞠躬，他鞠得严肃庄重，尽量地弯腰，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我们也跟着一起三鞠躬——鞠躬，徐菊梅高声喊道；二鞠躬，她的声音拉得很高；三鞠躬，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声音里有了一丝哭腔。
那帮年轻人被这场面镇住了，他们也摘下帽子，弯下腰，鞠了三个躬。
然后，三哥长出一口气，带着我们继续爬山。可是没爬几步，三哥就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我知道刚才那样做，对死去的那些红军战士不恭。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只有给他们钱，才能让他们对烈士折一回腰。
三哥又说，也不能怪他们，我像他们这么大不也是不理解爹吗？天天跟爹顶着干吗？
我不住地点头。那一会儿，我不敢看三哥的眼睛。
徐明祥赶紧凑上来劝我三哥不要生气，紧着介绍说，这座山的最高峰，叫白马峰，海拔一千多米，由马头、马鞍、马背和马尾构成。
当我们终于大汗淋漓地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半个马的形状完全呈现在眼前，远远地望去，绵延几十里。
三哥喘着气，双手叉着腰，四处看，问怎么看不见马头。徐明祥说，咱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马头。
三哥哦了一声，说好好好。接着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言不发，望着远方。这是一片向着东方的开阔地，前方没有任何阻挡，只有湛蓝的天和飘动着的白云，仿佛仙境一般。
这时，三哥小心地打开皮包。众人都把眼睛瞅过来，都想看一眼我三哥谁也不让碰的皮包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当我三哥拿出来，他们都惊住了，谁也没想到会是骨灰盒，都呆呆地看着。他们这才知道我三哥来这里原来是来安葬父亲的。
三哥把骨灰盒放到石头上，又把我喊到他身边，然后我们折了两个树枝，我跟着三哥刨大石头下面的土。众人见状也都明白了，有找石头的，有找树枝的，一起蹲下来挖坑。人多力量大，不大一会儿工夫，一个一米多深的坑就挖好了。
三哥对我说，这里风光太好了，就让爹在这里天天看着大别山，看着枝岈关，也看着他想念的人。
三哥抱住骨灰盒，小心谨慎地放到坑里。就在要埋时，他说想再看一眼父亲，我说那就看一眼吧，我也想看看。
我和三哥又把骨灰盒拿上来。
三哥打开盒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候突然刮起一股风，太大了，骨灰竟被吹起来，像灰色的雨一样飘飞。父亲死前已经很瘦小了，没有肉，都是骨头；但是没有想到他的骨灰却是那样多，他的骨头比肉多，骨灰把我们眼前的视线都给遮蔽了。这时天空也莫名其妙地暗下来，刚才还是太阳高照，现在却阴沉得吓人。
风越刮越大，众人都吓傻了。
我三哥跪了下来，我也跪下来。年岁最大的老八叔，一直愣在旁边，这时也啊了一声，突然扑通跪在地上。其他人也都纷纷腿一软，双膝着地——老八叔大叫，我们错了，错了，错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皖西民间传说，准备埋骨灰时，如果骨灰被风吹得纷纷扬扬，表示死人发怒，要惩罚活着的人，惩罚那些做过错事和违心事的人。
父亲发怒了。在他的家乡发怒了。父亲是有脾气的一个刚烈男人。活着时是这样，就是他死了这么多年，遇见他看不惯的事看不惯的人还会照样发怒的。这就是父亲，就是死了，也没改变他的脾气。在下山的路上，徐明祥与“徐浮安”、老八叔先走步，我和三哥还有徐菊梅边走边看山景。快到山下，三哥坐下来，他突然对徐菊梅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黄芽儿的墓？
三哥说你姥姥影响了我父亲一生，如果我不去看看她，也不能了却我父亲的心愿——尽管父亲从来没说过，可是我知道他一生中最想见到的，但是却再没见到的就是这个女人。
徐菊梅沉默片刻，点头答应了。
我们又重新上山，黄芽儿的墓在后山上，掩映在一片松树林中。她的墓碑不高，是一块纹路清晰的青色条石，石质很好，一点儿也没有干涩风枯的迹象，相反倒有一种湿润的感觉。松树林很安静，阳光经过茂密枝叶的过滤，非常细碎地照在墓碑上，有一种特别柔和温暖的感觉。
三哥将墓碑上的落叶摘掉，然后，三哥和我将两束现摘的鲜花放在墓前。
面对这座很不起眼的墓，我们三个人都沉默着。这样普通的坟茔，在这里很多，可是面对这个女人惊天地泣鬼神的过去，我和三哥却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为了我们的父亲付出了一切——营救过父亲两次，还失去了一只脚。可是她得到了什么呢？
徐菊梅又说，给姥姥下葬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那不是一个下葬的日子，倒像是一场婚礼，一个人的婚礼，一个女人的独自的婚礼。黄芽儿一生受苦，但她一点儿都不后悔，相信支撑她这一信念的是与父亲有关，跟大别山有关，跟革命有关。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
那天面对着墓碑，三哥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心里都只有深深的愧疚。我和三哥在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向这个从未谋面的女性，向这个至死都依然爱着我父亲的女性。
那天回来后，三哥夜里一直坐在窗前，他在抽闷烟。我说该睡了，明天还有事呢。三哥看着我，长叹一口气，说盖那座大楼，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明明知道地基不好，为什么非要盖呢，那是要天塌地陷的呀！
我知道他内心痛苦，但又无法劝他什么，只好岔开话题，可是他却执拗地偏要说。他说了很多，包括工程的前前后后，如何做了手脚，如何打通各种关节。
现在他在不断地质问自己，他脸上是汗，声音颤抖。
第二天早上，三哥突然改变了计划，准备马上坐飞机回去。
我不解地问，这么急呀，车怎么办？
三哥不说话，直着眼睛。看得出他真的很疲惫，两个肩膀垂下来，仿佛那里压着很多人的身躯与很多层的高楼。
这时，徐菊梅、老八叔，还有徐明祥和“徐浮安”，都来送我们。一见面，徐明祥他们三个人，就开始掏口袋，接着全都掏出了钱。徐明祥说，我们商量了，你的钱，我们不能要，还给你吧。
我三哥说，那是你们应该得的，收起来吧。
老八叔过来，握着我三哥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了，你和你爹一个样，你像你爹，是个大好人。
我三哥不住地点头。他那和蔼温顺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
徐明祥、“徐浮安”还有老八叔，坚持要把钱还给我三哥。三哥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真想给我，那就听我的吧。他们连声说行呀。
三哥说，你们把钱捐给枝蚜关小学吧。接着，又对徐明祥说，我希望新的枝蚜关小学建好后，你能回来教书。
徐明祥涨红了脸，说，我一定答应你，不为别的，也算为我的老爹爹赎罪吧。
老八叔对我三哥说，我比你虚长了几岁，你可要原谅我们呀。
我三哥紧紧握了握徐明祥和老八叔的手。
告别老八叔和徐明祥他们，我们连忙奔去机场，是那位黄主任送我们，还有一位司机，开的是我三哥的奔驰。车刚开，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黄主任就回过头，对我三哥说，我给镇长和书记打了电话。他们一再叮嘱我，一定要……
我三哥拦住他的话头，摆摆手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黄主任说，好好好，到时候您再来具体细谈。
我三哥说，秋天我会过来的，我要看看桂花。
黄主任说，大别山人都喜爱桂花，桂花是红军花，因为它的种子是红色的。秋天桂花开的时候，大别山可漂亮了。
我悄悄问三哥，你做了什么事呀？
三哥说，乖乖呀，你问得太多了。
这几天，三哥经常蹦出一句“乖乖”来，说得特别自然，好像“乖乖”竟成了他的口头语。尽管三哥没有说出什么事，但我也能猜出来他做了什么。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带走，留在了枝岈关，那就是三哥的小皮包，那个曾在他心目中最沉最重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三哥把头仰在后面。闭着眼，好像在自言自语，乖乖呀，我不了解他们呀！我不知道三哥说的他们，指的是谁，是父亲和母亲，还是黄芽儿与枝岈关？这一趟，一心只问生意事的三哥没有料到他居然会在几天的时间里走进了父亲的过去，走进了他的历史深处，甚至走进了他隐秘的情感与内心——从此父子两人，在这阴阳两个世界里身心贴近。
来的时候，父亲还和我们“坐”在一起，我能感到他的身架；他的呼吸和他紧锁的眉头。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尽管现在我和三哥都觉得身旁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可父亲现在回到了他的枝岈关，回到了他的黄芽儿的身边，我和三哥总算如释重负。此刻，车里有一股温暖的气息包裹着我们，这温暖好像是三双手在抚慰着我们——一双是父亲的，一双是母亲的，还有一双是黄芽儿的。
父亲现在仿佛又坐在我们身边，他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舒展开了，笑容满面。我和三哥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他——他脸上的表情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失败者，也不是一个晚年痴呆木讷的老人，而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现在轻轻地飘荡在我们耳边。来时我们就听了一路，可在此时再听，让我和三哥百感交集。我和三哥都凝视着窗外的大别山，看着眼前远去的枝岈关，沉默无语。我想我和三哥，对父辈们留下的历史回响——哪怕当年一片树叶掉落的天籁，一声久远的枪响，一句痛快酣畅的詈骂，一支抒发内心的小曲，都应以一颗敬畏之心专注聆听。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建设新世界
作者简介
武歆，男，1962年出生。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散文约三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树雨》等4部，中短篇小说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等。近年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2004年获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现在天津作协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