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西行六十里，有一个地方叫葫芦坝。这葫芦坝周围，依山傍坎共有大小五个村寨，六百多户人家。1970年冬天，全国学校大多处在瘫痪状态的时候，这里却办起了一所民办大学。虽说它的存在仅仅只有十八天，就像暗夜中的一颗流星，稍纵即逝，但在当时确实使整个自治州一十六个县都为之震动。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曾忘记这件事呢。
那么，在那严寒的日子里，到底是谁承头办起这所民办大学呢?莫非他是天神下凡、三头六臂、脚踏风火轮的英雄人物?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产大队堂支部书记，名叫潘老岩。当地老百姓把他叫做“地陀螺”。这就是说，一个大队的党支书记，虽然只不过像小米、芝麻样大的官儿，可是在那年月里，却必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差事，不论是省里、州里、县里、区里，不论是武装部、粮食局、税务所、土产公司、文化馆、兽医站……所有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大小干部，都可以用上级的身份，对他们布置工作，交待任务。发号施令；不论谁来了，都说这是党的工作，都要强调他的工作的重要性，都会振振有词地讲上一番大道理。作为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潘老岩，他能不抓这些工作吗?但是，就只有爬坡下坎，东奔西颠，恰像那“地陀螺”那样不停地旋转，一鞭一鞭地挨抽，一声一声地哼叫，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至于俸禄呢，只得到同等劳力一年的工分报酬。据说，葫芦坝大队那几年，由于没有“堵好走资本主义的路”，所以一个劳动日还能值到一角五分钱。
就凭这些资本，潘老岩能办起一所民办大学吗?不能。那么，他又凭的什么呢?从长相看，潘老岩并不是什么虎背熊腰、龙准燕颔，而是生得一副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在那短短的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泥鳅眼，而且由于长年累月被烟火熏燎，经常害上角膜炎，所以更显得样子猥琐，就像那戏台子上的丑角儿。论文化，他充其量只能算个扫盲毕业。尽管从土改那阵起，几乎年年都在办夜校，而他总是第一个报名。每天晚上他都率先在胳肢窝下夹起一条小凳子，坐到夜校的黑板跟前，拿出他那支只值到八有钱的黑杆钢笔，笨拙地在本本上戳字。谁知到了第二年，花去了一个冬天才认得的那些字，却被春雷一震，山水一冲，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葫芦坝大队党支部书记潘老岩，就是这么个人物，可却要异想天开地承头去办什么民办大学。当时，社员们就开他的玩笑说：“岩支书，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你当支书当了那么多年还不过瘾，还想当大学校长呀?”“岩支书，人们说矮子爬楼梯步步登高，你却要一步登天呀。小心一头栽下来，你屋头还有婆娘娃崽呵!”
由于他个子矮小，人们有时也叫他“潘老矮”。久而久之他自己也习惯了。有时还挥动着他那双棒槌般的短胳膊，一边挽着衣袖一边叫道：“我潘老矮生来没有什么本事，就靠的大家，大家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吧!”
二
1970年的冬天，似乎提前来到了苗岭山区，那冷冷清清的苗年刚刚过完，气候也就陡然地变冷了。这一天，潘老岩到对门寨去串亲戚。主人家在火炕上放起个铁三脚，架上口小铁锅，磨芋、豆腐、“绿头公鸭”一锅煮，每人面前斟上一碗红苕酒。大家感到又寒心又满意。要按苗家向来好客的习惯，客人来了，主人一定要拿出十盘八碗才甘心。那肥腊肉切得有巴掌宽，搭上一片血豆腐，夹满你的碗，要吃得你嘴角流油。送客出门，后面还抱着个大酒坛，不灌得你胸前的衣襟都湿透，是不会轻易把你放走。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没完没了的磨难，早已把每家弄得清汤寡水，今天能有这么一锅菜，大家来凑在一起，散散心，也算是不错了。几口酒下肚以后，大家就天南海北地乱扯，有笑话，也有牢骚。当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停课闹革命，过后又复课闹革命，闹去闹来，把学校闹得个乌烟瘴气，眼看葫芦坝大队的初中生上不了高中，高中生上不了大学，家长们为此着急忧虑。这时，潘老岩放下筷子，万分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苗家的秀才要绝种喽!干脆，我们自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吧!”
“岩支书，你想得倒是顶美哩。”当下有人答道，“依我看，要办一所什么民办大学，无非是起两间砖头房子，打些桌椅板凳，漆上几块黑板，栽上两根蓝球架架，再买点教学用具，这些都好办。我们有的是木料，砖瓦也现成。可是，你去哪里找那些戴眼镜的教授先生?就算你找到了，你能付得起他们的俸禄吗?”
“对呀!”有人附和道，“他们按月要领一两百块的钞票拿在手中数起，怕要走完好几条田埂才数得完哩，你个葫芦坝大队能供得起吗?”
潘老岩被问得哑口无言。闷了好一会，他忽然把酒碗放到地下，大声叫道：“怎么?把我们葫芦坝大队的那些大学生都喊回来，还怕没有老师?你们想想嘛，我们那十多个‘波翁’里头，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哪样人材不齐全?”
潘老岩这话当然有根据。葫芦坝这地方，虽说是在山区，但地处相邻几县的交通要道，再加上它那几片好山好水，因而，一向商贾往来不绝，人烟稠密。解放前，国民党的不少党、政要人，就曾骑着高头大马或坐着滑竿到这里“开发边区”。与此同时，也有共产党派人来到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那一年，红七军从广西上来攻打古州城的前后，这里就出现共产党的传单和红皮小册子。大概是由这些地理、历史的原因，这葫芦坝无形中成了这一带苗家的文化中心。解放前，这里就出了三个大学生。不用说，这三个都是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弟。解放以后，这里的大学生就出得更多了，截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算下来就有九个。因此，潘老岩不止一次地在别人面前称道这些人是他们葫芦坝大队的十多个“波翁”。
“与其让他们在外面挨批挨斗，不如把他们要回来。”潘老岩挥动着他那短胳膊愤慨地说，“党和政府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知要花去多少钱呵!”
“是喽!是喽!听说有的人在外面还被打得死去活来呢。”
“前年子，潘吉昌在的那个单位，就有两个人来搞他的外调，”潘老岩继续说，“他有哪样问题嘛?只是家庭出身不好。共产党的政策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么?解放军一来，他就参加了工作，还到过朝鲜前线呢。后来转到地方，又被提拔当了个工程师。我问那两个搞外调的人，到底潘吉昌有哪样问题，他们也说不出名堂来。我看，这样瞎整下去，要败坏共产党的政策喽!……”
大家又扯了一会，潘老岩觉得自己已经喝得二两昏昏，便起身告辞回家。由于头天夜里下了阵毛毛细雨，现在被冷风一吹，石板路上就凝起了一层薄薄的鸡屎凌。潘老岩怕在过桥时摔下去，便顺手在路边拣了两根草绳子，把脚底下的一双老胶鞋捆了几圈，然后“嗤嚓嗤嚓”地走来。当他来到寨边一条岔路口时，忽然看到路坎边搁着一个大大的背包。这时，天上已经飘起雪花，只见那大背包上积起了一层白粉子。潘老岩停下脚步，站在大背包跟前，心想：这是谁的背包呢?怪了!要是本村人回来，他为啥不直接进家；要是机关干部下乡想找碗苗年酒喝，也该到大队办公室去；要是走亲访友的人，他还带着个背包干什么……潘老岩有个习惯，碰上什么事，总爱琢磨个半天。
叭叭叭……他蹲到大背包跟前吸着烟，皱起了短眉毛。忽然一阵冷风刮来，他两肩不由一抽，腰背上也顿感一阵惊寒。抬手一摸，头帕上已经落了不少的雪花。站起来，紧了紧腰带，正欲转身回家，却见大队团支部书记阿榜姑娘从自家的屋当头出来。潘老岩招手把她喊到跟前，指着背包说：“你看，这是哪样?”
“哦!这背包?……”阿榜略为思索说，“潘吉昌!这是潘吉昌的背包!”
“潘吉昌?……”潘老岩不胜惊讶地说。
“嗯，是潘吉昌!刚才我看到他回来了，这阵子可能还在你家等着你哩。”
“等我?……他家不是还有个老母亲吗，怎么不直接回家去?”
“岩支书，他也许是犯了错误才回来。”年轻的团支部书记提醒说，“他不先到你家，和你见个面，怎么敢回家呀!”
潘老岩不说话，却在那大背包跟前转起圈子。忽然，把短烟杆装进衣袋里，对阿榜姑娘说：“来，帮我把这背包扛到肩上。”
“岩支书，你……这阵子都在讲阶级斗争……”阿榜姑娘犹豫着。她曾多次听人说过她家的这个堂叔，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经常被戴上右倾的帽子。每次评比，他总是扛黑旗，气得寨子里的那些年轻人直咬牙。可潘老岩却满不在乎地说：“娃崽们，我们庄稼人办事要实打实，不要去跟着瞎折腾，图那个虚名干啥，天亮才见马牙霜哩!?
年轻的团支部书记，并不认为潘老岩以往的那些行为“右倾”，只不过她觉得这个堂叔心眼太死，脾气太倔，吃了不少眼前亏。
“来呀!你站在那里看神仙过路?”潘老岩大声吼道。
看到党支部书记发脾气了，阿榜只好走过去，帮着把大背包抽起放到他的肩上。
当下，潘老岩便佝偻着腰身，从寨脚一直扛到寨头，而且一直扛进潘吉昌家老妈那间小黑房子里。
这就是潘老岩迎接他们葫芦坝大队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情况，此后，葫芦坝大队的其他“波翁”中又陆续有几个被清洗遣送回来。
这期间，潘老岩的脾气变得特别坏，仿佛他每天吃的喝的不是红苕掺饭和酸菜汤，而是三斤火药再加半斤干辣椒面面，动辄就冒火。
“阶级斗争当然要讲。不讲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可是，总不能把自家人也推到敌人那边去呀。照这样乱整下去，把有学问有技术的人都不要了，社会主义建设还建设个屁!”
不过，也就在这段时间，他要办一所民办大学的想法也逐渐酝酿成熟。
三
过完苗年不久，潘老岩就带领着葫芦坝大队的社员群众，开始修建民办大学的两间砖头平房。在数九寒天里，只见他穿着几件单衣，外套一件粗麻织成的“马哥头”式的坎肩，挽着袖子，跟着年轻人一起，像比赛力气似的从田坝头的瓦窑旁把砖瓦挑到寨边的一座小山丘上。那里原来就有一座山庙似的房子，解放前拿作国民小学堂，解放后作了改建，四面围起土墙，只留下一道山门。现在，这所民办大学的房子就挨着那小学校后面挖土下脚石。
正当潘老岩他们展劲修建房子的时候，一桩偶然的事情发生了。
苗家人最忌讳的是狗爬房顶、野鸡进寨。那一天，突然有一只山雉从山上飞来落在小学校的屋梁脊上，然后又“咕咕咕”地怪叫着飞回山林里去。第二天，潘老岩的幺儿子，便从自家门前的高坎子上跌下去，头颅上跌破个大口子，在膀子也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野鸡进寨和幺儿跌坎，这本是两件毫无相关的事情，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偶合罢了，可是在一些老年人的头脑中，却认为这是老天爷发怒降下的惩罚。潘老岩那体弱多病的女人，本来就反对丈夫承头去办什么民办大学，这一下，早已郁结在胸中的怒火便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她要潘老岩立即停止那所民办大学的修建。潘老岩当然不会答应，夫妻俩大吵了一台。第二天清早，她便背起那小幺儿跑往舅舅家去。
潘老岩追到寨边，只见她的女人一边弹着泪水，一边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茫然地站在路口边，一直看着那母子俩的身影消失在一片茶林里，这才叹了口气转回来。
潘老岩清楚他的女人为何经常和他吵闹的根由，却无法说服自己的女人。因为现实比语言更有力量。看看周围的一些大队干部，哪一个的境况不比潘老岩强?他们有的起了新瓦房，板壁装得严严实实，还用桐油油过几道。屋里铺笼帐被、红漆桌椅、温瓶陶器，样样齐全。老婆孩子，一身上下穿红戴绿。他们本人夏天穿单褂，冬天着棉袍，手上有手表，脚下有皮鞋。任何酒肉场合中，总少不了他们的份。即便是哪家社员宰只鸡鸭招待个亲友，也得请他们去做上席。一喝就是半天，出得门来，红脸咕冬，呼出的酒气，让人隔着三丈远都能闻到。
可是，我们的潘老岩，尽管在他的领地——葫芦坝大队，每年的劳动分值比其他大队的高，社员们的生活比其他大队的强，然而他当了这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如今还住在土改时分得的两间谷仓楼底下。家里的家什摆设，床上的铺盖，灶房里的锅瓢碗盏，火炕边的铁三脚，一齐加起来打个高价，总共还值不到一百元。老婆孩子，衣着单薄。到了冬天，还让孩子们光脚丫巴在雪地上跑。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其实老天爷并没有长眼。潘老岩一年三百六十天，拼着性命干活，苦巴苦挣，连喘息的空歇都赢不到，可是他的境况却始终不见有起色。而每年政府发给山区少数民族的各项救济，又得首先考虑到社员群众，还有队里的鳏寡孤独五保户，因此，从来不曾落到他自己名下。
“当你这个小米芝麻大的屁官，受苦受累又受气，肥水落到别人的田头，吃亏的事就贴到你的背上。你哪样都要带头，你带头带的一家人都快要光着屁股出门了，你不害羞我害羞。……”
“呃!唉……你吵个啥呀?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咋能不带头呢?”
“算了，共产党员能值几角几分钱?……”
这些话，潘老岩听起心烦。他只好拿起柴刀扁担上山。细细一想，却也不能都怪他的女人思想落后、心胸狭窄、缺乏远见。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他过的这些日子确实也够苦惨了。那些天堂般生活的远景描绘，在她眼里是“水中月”“镜中花”，她要的是实打实眼前的东西。她也会比较，看看周围同样是支部书记的人家，她能不抱怨自己的男人“无能耐”“没出息”?
每一次争吵之后，潘老岩便更加拼命地干活。看到丈夫劳累得身子骨架都快要散垮的样子，她又心疼起来，悄悄藏下一些好吃的东西，煮来给他吃。可是，家里的那一群“小土匪”，只要好东西一端到桌上，那七双筷子就从四面八方一齐往碗盘里翻、夹，不留半点情面。
“你们，少吃点，留点给阿爸……”他的女人忍不住吼骂起来。
孩子们停下筷子，睁着一双双小眼睛望着阿爸的脸色。
潘老岩慢慢站起来，把碗盘里的东西，全部分到孩子们的饭碗里，还一边说：“让他们吃吧!让他们吃吧!”
看着丈夫蘸着辣椒水来咽饭，她放下碗筷，再也吃不下去了。
真没办法!贫穷、多子女是孪生双子。潘老岩那体弱多病的女人，在劳动抢工分上不怎么行，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却称得起是把好手。
“岩支书，你怎么又生啦?”年轻人有时开他的玩笑说。
“哪是我生的呀，是我老婆!别样她不行，生孩子确实有本事，我有啥办法!”潘老岩自我解嘲地回答。
确实，潘老岩也曾在枕头边告诫过他的女人：“算了吧，不要再生了。”
可是她不听。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或者只生女娃不生男崽，要承受着多大的社会舆论和精神上的压力呵!她照样生了，而且表现得那样的勇敢。一胎又一胎，终于在第七胎，生下个男孩。这时，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尽管自家的身体，已经虚弱到连拿起水瓢都感到无力，但那双桔涩了的眼里，却闪射出从来不曾有过的无比幸福的神采。
现在，事情就出现在她那宝贝小幺儿身上，怎能不使她心肝欲裂呢?
她气愤地走了，背起她那小幺儿到舅舅家去了。那里有一个出名的草药医生，她把给孩子治伤的希望寄托在那草药医生身上。她走了，就像任何一个出走的女人那样，大有不再转回来跨过这道门槛的势头。她走了，惩罚也就随着降临到潘老岩的头上。屋子里乱七八糟，桌子和板凳调换了位置，猪潲瓢扣到砧板上，筷子落到灰坑里……这时，潘老岩深深感到家中缺少一个女人，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他一面忙着参加修建民办大学的房子，一面要料理家务，每天都弄得两头黑——天不亮就起来，晚上要到八点过后才吃上晚饭。实在过不下去，一个星期以后，潘老岩决定去把他的女人接回来。